前言
卡伦·霍妮（1885—1952）是20世纪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却也是被低估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她在世时颇负盛名，但作品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1967年，她的早期论文集《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出版，她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最近几年，她才开始得到应有的关注。
霍妮一生中的公开事迹已经在两本传记中得到了详尽的介绍，一本是杰克·鲁宾斯（Jack Rubins）的《精神分析的温柔叛逆》（Gentle Rebel of Psychoanalysis，1978），另一本是苏珊·奎因（Susan Quinn）的《她自己的思想》（A Mind of Her Own，1987）。在本书中，我会将重点放在霍妮的内心故事上，并将其与她的思想演变联系起来。霍妮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她发表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试图在弗洛伊德理论的框架内修改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正统观念。然而，在第二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末，她出版了两本书，直接驳斥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前提，提议用文化和人际关系来取代弗洛伊德要求的生物取向。第三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她提出了成熟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为了应对心理需求受挫所产生的焦虑情绪会摒弃真实感受，发展防御策略。我认为，霍妮的成熟理论对心理学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人格研究方面，这些成就理应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虽然这本书的传记成分很高，但它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我把卡伦·霍妮的个人经历、多种冲突和思想演变汇集在一起，从而探索她的内心斗争是如何激励其写作，同时在其著作中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的。霍妮的个人问题促使她开始寻求自我理解，这些记录先是出现在她的日记中，随后是她的精神分析著作中。这种探索在她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自传性文章中最为明显，还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她提出了新的精神分析范式。这种探索最终使她对人类行为拥有独到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她的成熟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在我为成年霍妮描绘的画像中，其成熟理论中的个人因素是十分显著的，但该理论的价值其实是独立于其创造者的，所以，我介绍这一理论时不会引用传记资料。虽然成熟理论尚未获得恰当的评价，但其中许多概念已经被吸收到心理学思想中，并对临床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卡伦·霍妮的闺名是卡伦·丹尼尔逊（Karen Danielsen），1885年，她出生在德国汉堡郊区，先后在弗赖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医学。1909年，她与奥斯卡·霍妮（Oskar Horney）结婚。1910年，跟随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进入精神分析领域，并于1920年成为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始成员。1926年，她与奥斯卡分居。1932年，她移民美国，应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之邀成为新成立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长。1934年，她搬到纽约，成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成员。1941年，她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一直担任所长，直至1952年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15年里，她出版了五本主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1939）、《自我分析》（Self-Analysis，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1950）。她去世后，又有两本书出版问世，一本是《女性心理学》（1967），另一本是《最后的演讲》（Final Lectures，1987）。1980年，由她女儿玛丽安·埃卡德特（Marianne Eckardt）编辑的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Adolescent Diaries）出版。
尽管霍妮因其对弗洛伊德思想的驳斥被精神分析学界所排斥，但她在世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的书非常畅销，她的研究所蓬勃发展，她的文章频见于报纸和杂志，而且她不论作为演讲者，还是精神分析师都大受追捧。她和其他新弗洛伊德派学者被许多人视为对正统弗洛伊德理论的主要挑战。
霍妮去世后，她的作品在教科书和历史记载中占有大量篇幅，她被当作一个重要人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这并不是说她被遗忘了。她的书在原版多次印刷后，又以平装本重新发行，销量超过50万册。有的作品仍在再版中。她创立的研究所还在培训精神分析学家，她的思想影响了精神分析的进程，她的理论也被其他学科所采用。但是她得到的认可与她做出的贡献并不相称。用现在的一位作家描述她自己的情况的话来说，霍妮的工作“缺乏文化存在感：没有人必须知道它或思考它才会显得不那么无知；没有人会因为忽视它而被追究责任”。
尽管情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就霍妮的贡献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独特的部分来说，这一情况仍然存在。
人们重拾对霍妮的兴趣始于《女性心理学》的出版。这些早期的文章对弗洛伊德关于阴茎嫉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当时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争议，后期又被刻意无视，因为弗洛伊德和他忠实的追随者试图消除这些文章所引起的争议。霍妮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文章在那个时代过于超前，但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霍妮是第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尽管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在《母性的再生》（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中援引霍妮主要是为了反驳，但她在《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Feminism and Psychoanalytic，1989）中却对霍妮赞誉有加，泽尼亚·奥德斯·弗利格尔（Zenia Odes Fliegel，1973，1982，1986）和玛西亚·韦斯特科特（Marcia Westkott，1986）的著作以及苏珊·奎因的传记都引用了这段评价：
讽刺的是，霍妮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放弃了女性心理学的话题，开始发展一种她认为是性别中立的理论（见韦斯特科特书中持不同意见者的部分）。她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两性发生的心理防御和冲突上，同时认识到文化会诱发男性的某些心理防御，而另一些心理防御则在女性身上出现得更为频繁。在她关于女性心理学的文章中，她强调了文化对性别概念的影响，在一篇未发表的题为“女性对行动的恐惧”（“Woman’s Fear of Action”，1935，见附录二）的论文中，她明确表示，她放弃女性心理学的原因之一是她无法将真正的“女性”特质与文化诱导的行为和性别认同区分开来。此外，她认为对女性的定义是父权社会的政治策略，目的是将女性排除在男性主导的活动领域之外。
对霍妮的女性心理学思想的重新关注，虽然本身是值得欢迎的，但却有可能将她与她的早期思想捆绑在一起，而掩盖了她后期工作的重要性。这也是苏珊·奎因传记的一个影响。奎因非常欣赏霍妮早期的文章，并仔细地讨论了这些文章，但她显然对霍妮那些与女性主义思想无关的思想并无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奎因的传记进行评价的人们也都跟随她的脚步，对霍妮后期的主要著作或偶有提及，或只字不提。
在霍妮思想的第二阶段，她在女性心理学的文章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和受干扰的人际关系是神经症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而非生物学。作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和《精神分析新法》（1939）的作者，霍妮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学派”（the Cultural School）中的新弗洛伊德派成员，该学派还包括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和亚伯拉罕·卡迪纳（Abraham Kardiner）。《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许多人得以认识霍妮的作品。这本著作让临床医生更为强烈地意识到了精神障碍中的文化因素，并启发人们从精神分析角度进行文化研究。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让霍妮在学界声名鹊起，《精神分析新法》却让她在古典精神分析家的圈子里声名狼藉，因为这本书对弗洛伊德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书中虽然对弗洛伊德的天才和贡献表示敬意，但也驳斥了精神分析的许多基本前提。霍妮的第一本书让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们感到不舒服；第二本书则引发了同事们的怨恨，迫使霍妮辞职离开。多年来，许多圈子仍然对霍妮评价不高，其背后便隐藏着这份愤怒。
霍妮在她的前两本书中，提出了关于神经症的起源和结构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环境中的不利条件，特别是不利的家庭环境，会造成一种基本的焦虑，针对这种焦虑，儿童会发展出一系列自暴自弃和相互冲突的防御策略。儿童的性发育只是这幅图景的一小部分；性困难是性格问题的结果，而非成因。
在这两本书中，霍妮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修正也许是她对当下而不是过去的强调。她要求把重点放在当前的而非过去的防御和内心冲突上，她还根据行为在当前防御系统中的功能来对其进行阐释。过往经历造就的性格结构，无须参考婴儿时期的起源，也能够得以理解。霍妮将成年人的行为看作过去的演变产物，而不是早期的某些情结或关系的重复。霍妮对当下的强调使得正统的精神分析家们几乎不可能接受她的思想。
霍妮的第三本书《自我分析》（1942）详细阐述了精神分析过程如何在她的新范式中产生作用，还包含了她发表的唯一的扩展案例，即患者“克莱尔”（Clare）的案例。这本书在精神分析业内并不受欢迎，他们对于霍妮对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的乐观评估持怀疑态度；但这本书不仅读者众多，还助力催生了伦敦的自我分析研究所。
《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对基本焦虑的防御措施的描述更为全面，并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类方式。《自我分析》只是简单地罗列了十种神经症倾向。成熟理论则将防御措施分为人际关系和心理内部两大类。《我们的内心冲突》侧重于人际关系：走向他人、反对他人、远离他人（顺从、攻击和疏离），并且探索了心理内部的防御。相关内容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在这本书里，霍妮描述了她所谓的“骄傲系统”（the pride system）：人们通过生成一系列自己的理想化形象来应对一无是处和天生缺陷的感觉，从而产生神经症的骄傲、神经症的要求、暴君式的“应该”和自我憎恨。这种神经症的投射其实就是寻求荣耀，试图实现我们的理想化形象。这个注定会失败的过程，加剧了我们试图缓解的自我憎恨。这就是霍妮思想中突出的“恶性循环”之一。
人们通常认为，霍妮提出的是一种文化制约论，该理论只适用于她那个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和《精神分析新法》对文化的强调无疑会造成这种印象，但她的理论经过演化，包含了从古至今许多社会（包括东方和西方）都存在的防御手段。人类的攻击、逃避和顺从其实是动物王国中的基本防御机制——厮斗、逃跑和服从的复杂版本。正是因为这些策略源自本能，所以我们发现它们有如此多的表现形式。霍妮的理论在文学批评、传记和文化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已经表明了其适用性（见附录一）。
但是，如果霍妮的成熟理论有这样的包容性、解释力和适用性，为什么没有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我想在不深入探究社会学思想的前提下，提出一些我的个人想法。
首先，在霍妮从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辞职以示抗议后，许多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家将她视为一个攻击他们的英雄弗洛伊德的自以为是的女人（他们认为她的动机可能是阴茎嫉妒和对父亲未化解的怨恨），企图推翻他们的专业实践和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对霍妮的轻视态度自此形成，并持续影响着大众对其作品的接受度。奎因写道：“一次会议上，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听说我正在撰写霍妮的传记，就戏谑地问道：‘她值一本书？’”奎恩发现，“因为霍妮是作为一个叛逆者离开精神分析机构的，在某些圈子里仍然流传着这样的流言，即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霍妮缺乏文化存在感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作品过于清晰易懂。1980年，埃德加·莱文森（Edgar Levenson）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评论她的《青春期日记》时指出，她的“观点，一旦被采纳，就显得理所当然。阅读弗洛伊德，人们会想，谁能想得到呢？阅读霍妮，人们会想，‘是的，当然如此’”。1981年1月18日，我致信《纽约时报书评》回击，以示我的愤慨：“霍妮与弗洛伊德不同，她的观点似乎是简单的常识，是任何人都可能想到的东西。然而，在霍妮之前，根本没有人想到。人们在阅读她的文章时往往会想，‘是的，当然如此’，然后忘记了他们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清晰易懂在1981年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在今天，在拉康、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清晰易懂几乎是致命的。
诚然，霍妮的清晰易懂有一定的局限性。她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诗歌或神话的成分，不像弗洛伊德、荣格和拉康的著作那样充满了神秘晦涩的术语，也没有标榜只有大师才拥有的秘密知识的光环。她的作品没有为了解释晦涩难懂或不可言喻的事物提供精心设计的类比或神话系统。她的作品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学到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婴儿和无意识经验的高度创造性假设。霍妮也探讨了无意识的动机和冲突，但她让这些动机和冲突很容易被有意识地理解。许多人觉得难以置信，这样一个可以理解的理论其实是很有深度的，当然，有一些深度是霍妮不曾探索的。
她的作品所解释的奥秘是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奥秘的那种现象，是普通行为之谜，是常见的人类神经症。霍妮的成熟理论使日常生活中的熟悉的精神病理学变得陌生，使我们能够认识并理解它。我还想补充的是，成熟理论也能够解释极端行为，如伊阿古、李尔王、拉斯柯尔尼科夫或《呼啸山庄》中的凯茜和希斯克利夫。正如露丝玛丽·迪内奇（Rosemary Dinnage）所说，霍妮的理论“缺少某种维度”（1987），但每个理论都是如此。霍妮的理论并非包罗万象，也没有假装能够包罗万象，但解释了很多东西。
人们对霍妮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内心的抗拒。她告诉了我们太多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无法反驳但又不想知道。大多数其他的精神分析理论有更大的可辩驳性。霍妮一边告诉我们，健康是有可能的，一边又让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神经症，这是一种威胁性的组合。事实上，她提出的成长前景让她的见解更具挑战性：她希望我们尝试改变，但不允许我们像弗洛伊德理论那样用悲观主义自我安慰。对她来说，神经症是普遍存在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治愈的。这样的希望可能是鼓舞人心的，但也可能是压抑的，滋生自我批评的。有时我们更容易相信，文明注定让我们感到不满足。
霍妮的成熟理论在文化上缺乏存在感的最重要原因也许是，它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是以当前存在的防御和内在冲突为基础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一直被对其起源的强调所支配，而一个专注于当前的理论家必然会被甩到一边。精神分析学试图通过尽可能远地回溯到恋母情结前期以取得进展。那些习惯从起源角度思考人类动机的精神分析学家，很难满足于霍妮的结构性解释。
霍妮的思想从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其实是她移居美国的结果，她在美国受到了新知识的影响，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和患者群体，她渐渐意识到弗洛伊德的理论源于一个性压抑的社会，这一根源对其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仔细阅读霍妮在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尽管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她最感兴趣的问题始终未变。她竭力求解的仍然是她在论述女性心理学的文章中关注的那些问题，从早期出版的霍妮传记中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其实是她自己身上的问题。在她的日记中，在她与卡尔·亚伯拉罕的精神分析中，在她论述女性心理学的文章中，甚至在她所有的精神分析著作中，卡伦·霍妮都在努力理解自己，试图从自身的困难中解脱出来。她的思想不断演变，不仅是因为外部的影响，也是因为她早先为理解自己而做出的努力已经失败，她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寻求自我理解。
杰克·鲁宾斯和苏珊·奎因以及他们之前的哈罗德·凯尔曼（Harold Kelman，1971）都曾指出过霍妮的生活和著作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展开详细的探讨。鲁宾斯只接触到了少部分霍妮青少年时期的日记，这部分内容让我们看到了她的痛苦和内心冲突，正是这些痛苦和内心冲突激发了她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孕育了她后期的见解。奎因引用这些日记，主要是为了重建其青春期和婚姻初期的事件。如果没有鲁宾斯和奎因的作品，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因为只有完备的生平记录在先，才能再集中研究霍妮其人和其思想之间的关系。不过，我对霍妮的生平也做了大量的补充，因为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此前无人知晓的资料。
杰克·鲁宾斯的工作对我的帮助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在筹备传记时，曾与一百多人通信和面谈，其中大部分人现已过世，他还收集和委托他人撰写霍妮回忆录。苏珊·奎因接触到了这些材料，现在这些材料被集中在耶鲁大学的卡伦·霍妮文献中。当我着手研究时，我没有想到这些材料会如此丰富，因为其中很多东西鲁宾斯和奎因并没有在书中使用。虽然鲁宾斯声称要“毫无保留地”展示他的研究对象，但他本人是霍妮学派的精神分析家，难免希望保护其导师形象。他的访谈记录显示，霍妮不仅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有魅力的、帮助过很多人的人，也是一个无情的、好胜的人，偶尔会有破坏性的行为，而且常常充满了矛盾。她很难与他人相处融洽，她的性行为不加节制，而且常常违背职业道德。比起鲁宾斯，奎因披露了更多关于霍妮的负面事件，但她还是留下了大量未使用的材料，我将在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我的做法不是为了引起轰动，而是因为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看到霍妮的挣扎和洞察力之间的联系。我自己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采访，但如果没有鲁宾斯的采访，有很多关于霍妮的故事将永远尘封下去。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还包括玛丽安·埃卡德特和雷娜特·帕特森（Renate Patterson）未发表的作品，她们二人是霍妮现仍健在的女儿，还有一部分出于历史目的而录制的与霍妮同时代人的录音和录像。霍妮的传记作者往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霍妮是一个非常拘谨的人，她很少向别人讲述她的感受和经历。玛丽安和雷娜特都说，她们对自己的母亲了解甚少。霍妮在13岁至26岁间所写的日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内心世界，她晚年唯一留存的个人文件是她在1945年至1951年间写给大女儿布丽吉特（Brigitte）的50封信，后者留在德国从事电影事业。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霍妮与布丽吉特的关系最为亲密，这些最近才被发现的信件让我们看到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我们可能会问：这些材料能否详尽刻画卡伦·霍妮的个性和经历，是否足以揭示它们如何影响她的思想？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些信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霍妮的精神分析著作是多么具有自我揭示性。这个极其孤僻的人不断地书写着自己，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坦承给任何能察觉到这点的人。霍妮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分析自己，但据雷娜特说，她从未与他人分享过她的见解。然而，雷娜特断言，“她没法永远压抑这些见解，无法把这些见解完全留给自己”；她的书就是她“隐秘的自传”。
当我重读霍妮的著作时，我发现《自我分析》中的克莱尔和日记中的卡伦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霍妮的自我揭示。克莱尔的故事包含了卡伦的童年，这段故事让我们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待卡伦日记中描绘的母女关系。我们从《自我分析》和日记中逐渐了解了霍妮之后，那些论述女性心理学的文章的自传性质便清晰起来，她后期撰写的著作也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掌握了大量关于卡伦·霍妮的成长、自我认知和冲突的资料。她的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不仅是因为其思想价值，而且还因为其所讲述的人性故事，让我们了解了这个异常复杂的人的个性和对自我理解的追求。我们可以通过详细回溯霍妮的探索之路，从而理解她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掺杂的主观成分，不少传记都提及过这个问题，还有两本传记将重点放在了这个问题上，即罗伯特·斯托罗楼（Robert Stolorow）和乔治·阿特伍德（George Atwood）的《云中的面孔：人格理论中的主观性》（Faces in a Cloud：Subjectivity in Personality，1979）和哈维·明德斯（Harvey Mindess）的《心理学缔造者：个人因素》（Makes of Psychology：The Personal Factor，1988）。这个问题还揭示了创作过程中的诸多方面，特别是情感痛苦和洞察力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克莱尔与卡伦·霍妮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引人猜测的话题。精神分析学家哈罗德·凯尔曼与霍妮相熟，他的结论是，尽管“克莱尔是许多人的综合体……但她确实揭示了许多霍妮自身的性格问题，从完成《精神分析新法》到完成《自我分析》期间，霍妮一直在与之痛苦地斗争的问题。她后来的作品表明，这种斗争一直持续着，不仅有她自己的斗争，还有她遇到的有类似问题的患者的斗争”。鲁宾斯将克莱尔描述为一个“半虚构患者”，还用一些细节证明霍妮“可能部分地在讲述自己”。他在介绍卡伦与母亲和哥哥的关系时借鉴了克莱尔的故事，但没有指出引用来源，也没有评估克莱尔故事的自传程度。
苏珊·奎因完全没有从自传的角度考虑过克莱尔案例，因此她有时会对霍妮与家人的关系做出误导性的描述。尽管她把《自我分析》描述为霍妮“最涉及她自身情况的书”之一，但她默默摒弃了鲁宾斯从克莱尔的故事中得出的关于卡伦家庭状况的描述。鲁宾斯写道，卡伦“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被需要”，感觉“从她有记忆起就觉得……她的哥哥得到的待遇与她不同”，而奎因则声称，“如果在另一个家庭中，她可能是在她哥哥的阴影下成长的……但在丹尼尔逊家，卡伦似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同样的重视”。我将在下文中证明，鲁宾斯是正确的。
在重构霍妮寻求自我理解的过程中，我将先展示少女卡伦在其日记和《自我分析》中的形象，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她进行精神分析之前。霍妮觉得写日记的过程，就是进行自我探索的过程，但我认为她逐渐发现，尽管她诚实地记录了她有关他人和自己的体验，但她并没有深入“意识层面之下”，也没有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至少没有达到她日后认可的程度。
霍妮的日记揭示了她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解决的困难，并向我们展示了她为理解这些困难所做的最初努力。到了后期，这些困难成为她与卡尔·亚伯拉罕进行精神分析的一个辅助手段。在后来的著作中，她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反复审视她的日记中所揭示的家庭经历和心理问题。霍妮论述女性心理学的文章和《自我分析》是其作品中带有最明显的自传特征的，但在后来的著作中，哪怕是她最后的两本著作中，书中的她仍然是相当容易辨认的。不过，随着她对神经症结构的新范式和防御分类法的发展，她的洞察力吸取了更多的来源，也有了更广泛的适用性。
苏珊·奎因的传记披露了霍妮对男人的强迫性需求，这种需求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尽头，一些读者对医生难以自医感到失望，认为这一披露对霍妮的地位构成了威胁。我认为霍妮遇到的种种困难，包括性方面的困难，是她洞察力的源泉，并不会削弱她作品的价值。雷娜特指出，她母亲“童年时期的家庭问题、深度抑郁和神经症倾向，皆使她因祸得福。若非如此，她怎么能发展出她的理论？怎么能深刻地理解人性？”我深以为然。霍妮的洞察力来自她为减轻自己以及患者的痛苦所做的努力。如果她的痛苦没有那么强烈，她的洞察力就不会那么深刻。詹姆斯·希尔曼（James Hillman）敦促我们阅读艺术家的传记，因为这些传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创伤。我将尝试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卡伦·霍妮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创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