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会记住许多事

一个包子放在面前，有资格对它的馅、它的皮、它出锅的火候说三道四的人，起码要超过三十五岁才行。

吃包子是要有心情的。刚刚参加工作的两三年，我是单位附近胡同里一家包子铺的食客。那时候，肚里没油水，又是单身，行为古怪，无处打牙祭，饭量大得可耻。那也得吃饱、吃得快乐，怎么办，便寻到了那个叫“老汤包子铺”的好吃处。

包子和单身男人实在是贴心贴胃了。牛肉萝卜，猪肉芹菜，厚皮儿，嫩馅儿，馨香不腻，沁人心脾，一样来四个，才两块钱，桌角的酱油醋，门口铁锅里的鸡蛋甩袖汤，全免费；要是赶上心情甚好，比如主管领导随便夸了那么一嘴，比如读了一篇上好的小说，比如和心仪的女同事单独在电梯里升降了一分钟，那就外加一碗小米粥、一碟咸芥菜丝、一杯本地小烧，四块钱了——有点儿奢侈了。

光棍汉的生活怎么可以这么铺张呢。

那个包子铺是一对中年夫妇经营着，男的小个，总是斜着眼神瞅着你进来，然后用油腻腻的手接过零钱，扔进门后的布袋子里；女的很干练，永远系着一个蓝花围裙，在后厨的面案上揉面、揪剂子、包馅。他们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速滑运动员一样，给小屋子里的三四张桌子上包子、盛粥、递餐巾纸，白白净净，像是小铺里最水嫩的一个包子。

傍晚时分，顺着胡同昏暗的灯光，走进小铺，速滑运动员望一眼案台上大笸箩，瞅瞅我，浅浅一笑，牛肉猪肉的都凉了，今天就来几个素馅的吧，刚出锅——

冒着热气的韭菜鸡蛋包子端上来了，上尖的一大盘，拿一个想咬，烫手，放下，再拿一个，还是烫，旁边是咯咯咯的一串笑声。热气腾腾的包子，让孤苦异乡的人感慨万千！

我愿意吃的，除了母亲做的手擀面，就是大姐的包子，肥肉丁白菜馅的那种。大姐是长姐，我是排行最小的弟弟，每到假期，大姐总要把我接到他们在县城里的家，小住几日。

换洗掉我一身泥巴土的衣服和鞋，大姐转过身问我，馋什么了，说，姐给做去。

我不好意思说，我觉得我都十岁了，十岁的人了还娇里娇气地说自己馋什么吃，多不像话。

大姐看我低头错脚，不吱声，仔细猜了一下说，包包子行么，白菜肉的，嗯？

我直愣愣地瞅着大姐，脑袋已经被自己折腾得有些晕头转向了（是听见包子饿的，还是兴奋呢）。我单知道大姐快成诸葛亮了，太厉害了，一猜就猜到我的心里去了，真是神啦。

大姐家住在一个大锅炉房二楼的一间小阁楼里。姐夫是知青，返城后被分配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白天黑天就一个事儿，烧锅炉，大姐在车间当捡字员。大姐是我们家第一个在城里工厂上班的人，许多年以后，无论我当记者，还是在机关工作，回家后父亲总要问我，你们厂里还那么忙么？

姐夫在小阁楼的过道里为大姐搭了个简易厨房，双头的煤气灶，啪一拧，可以炒菜，可以蒸包子，不像家里的大灶台，成年到辈子掀不出个包子来，天天馒头大粥，抱柴续豆秸，拖拖落落，烟熏火燎。

大姐把长头发高高地束起头，系上粉色碎花的围裙，一边哼着“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一边和我说，你写完两页作业，咱就开饭了。

我趴在小桌子上咬着铅笔根儿。我没心思写作业，我的心思在包子上，我在想，这个假期要是能多放几个月该有多好，我可以天天吃包子，我调着样儿吃，反正大姐神机妙算，会猜到我心里想吃什么馅的。

大姐在过道里喊，看一眼挂钟，大针指到“6”了么？我瞅都没瞅，过了，过了，都快到“7”啦！

——启锅了，去喊你姐夫，吃饭了。

一直以来，无论大小，再热的包子，我都愿意用手捏着或者捧着吃，我觉得这是对包子的一份敬意。

一个人对吃的都没有敬意，他还会敬畏什么呢。

我在小馆子里看过很多吃早餐的人，漫不经心地用筷子夹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又放下，再去夹油条。他不配吃包子，就像我不配吃基围虾一样。

包子出锅了，冉冉升腾的白色雾霭，雾霭里有一张为你辛劳的温暖的脸，你看不清她鼻尖上的水珠，也看不清她鬓角的白发，但你能感觉到，有一双温情的目光穿过氤氲弥漫，久久注视着你，看着你吃。

在县里的一所中学读书时，我十四岁，正是干吃不长个子的时候。我的学校灰突突的，上课的教室、住宿的寝室都毫无生色，只有那个雪白墙面的食堂是亮堂堂的，令人向往。

食堂的丁大婶，有一双菩萨一样宁静的眼睛。听说她的丈夫曾是学校的音乐老师，是全县唯一一个会拉小提琴的老师，兢兢业业了二十年，但并不受重视（一个小县城的学校为什么要看重一个音乐老师呢）。一年冬天，女生寝室突然着火，围观有许多老师，没有人靠前，他冲进去了，结果和电视纪实片演的一样，最后几个学生得救了，他晕倒在里面，没出来。

学校反复研究，决定把丁大婶安置在食堂做饭。丁大婶是一个细心的人，她发现我总是拿着从家里带来的硬馒头烤饼来食堂，打一份寡淡的萝卜丝汤，找个僻静的座位，把馒头或饼泡在汤里，吃下去。

有一次，食堂里的学生很少，丁大婶来到我身后，悄悄和我说，孩子，你要是还有馒头，都拿过来，大婶每顿饭顺便给你热两个，小小年纪，总这样吃，胃就完了。

那是食堂晚饭快要结束的时间，几个同学猫一样转着圈在抢一个足球。晚霞挥洒在我对面的窗户上，像一面金色的镜子，我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一个满怀忧伤而又激动不已的孩子。

一个中午，我照例拿着饭盒去食堂。在打饭窗口里，丁大婶笑呵呵地对我说，今天不吃硬馒头了，今天吃包子，韭菜馅的，算大婶请，说着在我的饭盒子里夹满了热乎乎的大包子。我差不多连续吃了一个月的馒头就汤，看到汤里面了吧唧的馒头，我心想，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窝囊了。

端着丁大婶递过来的包子，我没有多想，坐下就吃起来。当时我很年轻，阅历太浅了，都没来得及想一想那些包子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丁大婶中午的份饭呢，如果不是，万一被那个暴脾气的食堂主管知道了，丁大婶如何解释呢，她会不会被扣工钱，或者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差事呢。

包子在手，整个世界就在我手里。我捧着饭盒子吃起来。天可怜见，一个包子还没吃完，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了——虾皮，韭菜鸡蛋馅里放了虾皮！

春天的雨后，母亲在小园里割下一把韭菜，唤我去鸡窝里摸两个蛋来，我知道，又能吃到包子了。母亲绝不会在馅里放虾皮。邻居来家里尝一个后总是要说，抓一把虾皮扔里就鲜灵多了；父亲从地里骂骂咧咧回来，也要大吼，要死了，不放一把虾皮。母亲就软软地替我遮掩，没了，虾皮子没有了，下次要放点儿的。

下一次，母亲断然还是不会放的。

只是因为，我不愿意吃，或者严肃一些说，我天生吃不了虾皮。我的确无法忍受包子馅里的虾皮。这东西和韭菜鸡蛋混在一起，变熟以后，散发着一种非常荒诞的味道，我说不清这个味道是腥，是膻，还是别的什么令我难以抵抗的奸诈，这个味道和虾皮一起，紧紧地粘贴在我的上腭上，在我的嘴里、肚子里，以及我的心里，几天几夜不肯散去，让我伤心。

当年我真的很年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意外情况，即使在吃的方面我有超乎寻常的智慧，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了。我只知道我不能把手里吃了一半的包子放下。这不是普通的包子，这是天底下最热乎的包子。丁大婶在窗口笑呵呵地望着我，像望着自己的孩子放学回来吃她最拿手的饭菜。

那个深夜，整个校园静得像婴儿的梦。操场后面的一棵大槐树下，我把手指伸进嘴里，我的喉咙发出受伤野兽一样痛苦的呻吟，冰冷的泪水和黏稠的口水掺杂一起，无限美好的青春时代在一塌糊涂的吃相上，草草落幕。那个深夜，我很难过，这些难过和饥饿、和青春、和理想，没有丝毫关系——我只为那一饭盒包子，独自难过。

一个人迟早会对自己所钟爱的吃食开始一份深深的怀念。三十五岁，六十五岁，也可能是八十岁，他无意中走进一条街，一个胡同，看见一个低矮的店铺，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顾兮盼兮，若有所思。无论年轮几何，无论尚能饭否，我希望自己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曾经温暖过我肠胃，爱抚过我灵魂的高贵的包子。

许多年过去，我没有离开这个城市。携家带口几次搬来搬去，鬼使神差，始终都没有远离那个“老汤包子铺”。偶尔出差回来，或工作到很晚，我总要拐进那条胡同，店铺的灯还亮着，屋子里很安静，我推门走进去，墙角的电视里播着缠绵的宫廷戏。

当年的速滑运动员坐在桌边做十字绣，《清明上河图》，还是《百福图》，看不太清楚。桌子旁边，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包子，眼睛瞥着宫廷，手里划着歪歪扭扭的字。见有人来，不耐烦地说，包子全没了，明天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