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传
我想恐怕没人像我这样，加入了《新思潮》《文学界》等诸多同人杂志的撰稿人团体。我尚年轻，资历平平，楢崎勤让我写一篇自传，我想他或许是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我不喜欢谈论自己，更不想在楢崎勤那个“文学性”命题的掩饰下，暴露友人的隐私。我有今日，全靠前辈和友人的提携和帮助，菊池宽和横光利一给我的帮助尤其多，他们是我的恩人。
我二十三岁那年，菊池宽三十四岁，比我现在还年轻。那年秋天的一天，我去拜访菊池宽，他家位于小石川中富坂。我们在二楼的房间相对而坐，我突然开口道：“我有个姑娘要供养，您能否给我介绍一些翻译的工作？”菊池先生表示，可以给我介绍工作。他问我：“你和那个姑娘结婚了吗？”我本想说：“我不想马上结婚。”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菊池先生又说：“你们都住在一起了，还不算是结婚了吗？我打算出国一年，我不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将房子借给你，你可以与那姑娘同住。房租嘛，我已交过一年，每月我再给你五十元，也可以一次性给你，不过最好是让我的妻子按月寄给你。这些钱，再加上你的五十元助学金，你们两个人的吃饭问题就解决了。我已经将你的小说交给了芥川，请他推荐给杂志。这点儿事情，我不在，亦能办妥。我回来后，再帮你想想其他谋生的办法。”他的这番话使我仿佛坠入梦中，我呆呆地看着他。
我是孤儿，自幼便得到大家许多照顾，正因如此，我成了一个不会发怒的人，我也不会憎恨他人。我提出的请求，身边的人大都不会拒绝，这种幸福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很多人视我为知己，我也不曾对他人怀有恶意。在这种心境下，我的生活无苦无忧。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我的弱点，但是我不会因此自责，我认为一个人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弱点，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条件之一。菊池先生的好意，令我受宠若惊，我从未遇到过这种好事。与先生相交不深的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先生竟会对我如此亲切。
这年2月，石滨金作、酒井真人、今东光、铃木彦次郎和我，推出了《新思潮》杂志。其实，我只写过三四篇二十来页稿纸的小说，其中受到菊池先生关注的仅有《招魂祭一景》这一篇。我见菊池先生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而且我大都是与《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们一同前往先生的住处，像小学生一样拜访前辈。我之所以敢独自一人去先生家向他当面求助，正是凭借了年轻人的爱情冲动。其实，我只想得到一封先生写的介绍信，以便找到一份翻译工作。在此之前，我曾四处筹集恋爱所需的费用，压根儿没有想过在经济上求助菊池先生。我兴高采烈地从先生家里跑出来，双脚仿佛离开了地面。二十三岁的我同十六岁的小姑娘同居，这原本就不合理，为她提供住房和生活费更是天方夜谭。菊池先生只是问了一下姑娘的年龄和住处，并未苛责我。他既没有怪我行为不检点，也没有询问我们恋爱的细节。我对他充满了感激。菊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风度的人。乐于助人的人很多，但有这般风度的人却是凤毛麟角。菊池先生默默地帮助他人，又很快将自己给予他人的帮助置之脑后。在选定《文艺时代》的撰稿同人时，菊池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蜘蛛》《新时代》的撰稿同人全部添加到《文艺时代》的撰稿同人名单中。在选拔杂志的撰稿同人时，一般的人通常会根据自己的亲疏好恶来筛选候选作家，而且，他们往往会选择颇受其他同人杂志瞩目的作家，但是菊池先生却不以这种方式选择同人。
谈及婚姻时，菊池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担心你现在结了婚，将来会不堪生活的重负。”我从来不后悔，如果总是后悔：“唉！当时这样该多好。”那么往事将不堪回首，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二十三岁的男人和十六岁的姑娘结婚以后，将会面对怎样的生活。菊池先生的那句话，至今犹在我的耳际。那场恋爱在菊池先生放弃出国计划之前就结束了。我给菊池先生添了许多麻烦，事后，我却未曾告诉先生自己后来的经历。菊池先生向石滨金作等几位朋友打听过我，因而对我的事有所耳闻，但他在我面前却只字未提。
虽然我和那个姑娘口头约定过要结婚，但实际上，我没有碰过那个姑娘一根指头。“伊豆的舞女”有那个少女的影子，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如一。有人读了我的《飘零》后批评说，作者对女性身体，始终怀着少年般的憧憬，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种评价令我感到意外，也许他的评价是对的，正如众人所言，我交过许多女朋友，行为不端、心理变态。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不想成为守财奴，也看得见成名后的空虚。我所有的，只是恋情，那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然而，我又觉得自己从未像真正的恋人那样握住女人的手。也许会有女人说我撒谎，我却觉得那不是一个谎言。我不仅对自己的感情没有把握，我对人生、对现实、对文学都没有把握。我是一个可怜的幸福之人。
我从不自我陶醉，主动抛弃这种幸福，此亦谎言。我又何曾想过，在那些钟情于我的女人心里，那种恋人间的握手是否重要呢？我在撰写批评的文章时，时常使用“真实”“现实”之类的词语，然而每次我都有羞愧之感，因为我不曾主动探究或接近那种真实与现实，我总是游历在虚假的梦幻之中，醉生梦死。在我的近作中，我最喜爱的是《抒情歌》。《死尸介绍人》和《禽兽》，可以说是心术不正的作品，我想尽量写些使人厌弃的事物，可是有评论说，那也很美，这真是令人难堪。我坚信，东方的古典名著，尤其是佛经，是世界文学的巅峰。对我而言，经典不需要有宗教式的教诲，它们是以文学性的幻想赢得人们的尊崇的。十五年前，我就在构思一部题为《东方之歌》的作品，我想将它写成一部鸿鹄之歌，以自己的方式吟咏东方古典的理想。也许，我至死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只是希望读者了解我的这个愿望。受到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后，我也曾试图模仿西方近代文学的作品，却感到我的根在东方。从十五年前至今，我从未迷失过方向，这是我从未向人提起过的我独有的快乐秘诀。在伟大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中，有人修得苦果，有人临近死亡时，总算望见了遥远的东方，而我却可以凭借童心之歌，尽情地游戏于文学之中。
我不禁想起我的过去，想起恋爱时一厢情愿的我，那感情如露亦如电，然而以此为机缘，我感受到了菊池宽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刻骨难忘，铭记终生。我的生活散漫，处世天真，在那以后的数年时间里，我几乎是在菊池先生的抚养下生活的。当时，横光利一比我还穷，但他却甘于清贫，不像我这样，带着惶恐搅扰他人。菊池先生将横光先生引见给我，也是在他的家中。记得那时正是傍晚时分，我们三个人走出家门，去本乡弓町的江知胜吃牛肉火锅。不知什么缘故，横光先生几乎没动筷子，他兴致勃勃地大声讲述着自己构思的小说，大大咧咧地走到路旁的橱窗边，模仿病人贴墙倒地姿态，仿佛那玻璃橱窗便是医院病房的墙壁。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横光当时的言谈中充满了凛然正气。横光归去后，菊池先生对我说：“他是个杰出的青年，你们交朋友吧。”横光在《人间》杂志新进作家号刊出《南北》一作前，曾与宇野千代等人一同参加了短篇小说的有奖竞赛，他们的作品一同入选了《时事新报》的获奖短篇集，然而横光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辈。此后不久，他便与富泽麟太郎、古贺龙视、中山义秀等人一起，推出了一份同人杂志。富泽、古贺已是故人。当时，菊池先生正在创作《珍珠夫人》，这部作品在《妇女界》杂志连载，同时，其《父归》之类的剧作也正在一些大剧场上演。久米正雄的《萤草》，我则是在“一高
”的图书馆里借阅的，芥川龙之介的《芋粥》和宫本百合子的《贫穷的人们》，我是在中学的宿舍里拜读的。
比我低两级的中学同学中有大宅壮一和小方庸正，而我毕业后不久，他们便去了大阪府以游泳而驰名的茨木中学。小方庸正是考上状元的秀才。后来，我们与大宅等人一同创办了《新思潮》杂志。大宅日后则成为大阪高等学校的教师。大宅逝世的消息，来自帝国大学法文研究室的中岛健藏。大宅的遗作是一本译著，他翻译了吉约的《社会学的艺术观》。所谓大宅，乃近村之意。据说，普鲁斯特的译者井上究一郎，也是茨木中学的毕业生。大宅还是《中学世界》《少年世界》的著名撰稿人。听说他的各类奖章可以在屋里摆成一圈。他曾是一个叛逆儿，四年级时被迫退学，但很快考上了“三高”，真是一位人杰。上中学时，我和他没有说过话。我也曾给杂志投稿，却屡屡落选，最终只有两三首俳句被印成小号的铅字。当时给《文章世界》投稿的人很多，杂志曾让读者投票遴选出十二位优秀的撰稿人。我还模糊地记得，曾经在那本杂志上读过片冈铁兵的《少女赞美论》。
刚到“一高”时，石滨金作极力褒奖秀才之中的秀才塚越享生，说他的作品超过了他的老师田山花袋。因此《享生全集》成为我喜爱的图书之一，然而，如今已无人记得这位病弱早逝的作家。我每次重读他的作品，都有新的感动。在同一年级的中学同学中，也有一些文学少年。在家乡，一些旧友至今未弃文学之志。我也曾以其中的一人为原型，在茨木町的《京阪新报》上，连载了充满稚气的恋爱小说，还刊出了一些小品文以及和歌俳句，其年轻的主编是位文学学士，他和我这个中学生大谈莎士比亚，他似乎挺喜欢我。我学会了棒球的记分法，还为他撰写过中学棒球比赛的报道。
我的和歌好像是模仿了吉井勇的作品。那时我受到竹久梦二的装帧、长田干彦的创作以及祇园、鸭川的花柳文学影响，时常独自一人，从中学的宿舍步行去京都观赏都舞。我经由赏樱小道、木屋町、先斗町、圆山公园，一直走到东山。我往往在半夜两点之后，才精疲力竭地走到东山。我打算这样慢慢地溜达，直至天明。然而夜深人静时，寒气袭人肌肤，我开始感到心中寂寥。我总算找到一家门口有光亮的小客栈，老板亲切地与我聊天儿，并让我去客栈顶楼老板的卧室休息，不知是赏花时节的客栈没有空房，还是老板不想收中学生的房钱。像那天晚上那样迷恋床铺，我还是头一次。丰岛与志雄说过，饮酒之后阅读《浅草红团》，一定会更加有趣。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日本作家来说，那样的生活都是优雅清丽、纯净和谐的。别说耽于颓废、作奸犯科，我连放荡的勇气都没有。我无法使我的妻子幸福，我只能徒然地令其丧失对生活的热情，成为空虚、绝望的女人。有人将我的作品分类，有些是伊豆即景，有些是浅草感怀。我在伊豆的汤岛温泉逗留的时间，累计起来，差不多有三年，然而，我有关伊豆的小说，充其量不过是旅行者的印象游记而已。浅草物语也不过是观光者手记。《浅草红团》只是一篇序言，它尚未进入正文。与其说我的小说和随笔实际上多为序文，有头无尾，不如说我那些有头有尾的作品很少获得发表的机会。这篇《文学自传》恐怕也不例外。对于批评，我向来不甚介意。我将创作看成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改造社近期出版了我的小说集，就其中的主要作品而言，《水晶幻想》是未竟之作，曾分两次刊载于杂志之上，《写给父母的家书》亦未完成，分五次刊于杂志，《慰灵歌》只是序章，《禽兽》的后半部分我必须忍痛进行修改。近作《飘零》与《虹》，也都是未竟之作。新潮社出版的《花的写真》，收录了《死尸介绍人》与《温泉旅馆》二作，分别分三回、分四回进行连载，我在文中留下了许多显而易见的败笔，原因之一在于我那自由随意联想的文风。原因之二在于我的懒惰。我的起句往往缘起于绝望，即放弃了写出杰作的奢望。许多作家有这样的恶习：总是以月刊杂志的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方向，除非要出单行本，否则不会重读自己的作品。我有时连碰都不想去碰那些刊物。即便看到大加褒扬的评论，我也不会喜形于色。长达数页的关于川端康成的评论，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翻阅一下。我从来不会根据评论，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创作，这是因为我讨厌接近自己作品时的那种作呕的感觉。然而，这些借口是否真实可信，我自己也稀里糊涂，那种丢人现眼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我不曾对任何评论提出异议，这难道不是热爱自己作品的证据吗？我想，我大概是一个令批评家们感到费解的作家吧。解说自己的作品，说到底是限制了自己作品的生命，而作品的生命，作家自己也解释不清。他们对此感到惋惜，不愿意扼杀这种生命。对作家而言，作品像一切生物那样，也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谜。虽说如此，十年以来，我却写了许多月评式的批评文章，例如，我曾误读、误评了岸田国士的《纸风船》和横光利一的《无礼街》，而我却不记得自己的作品遭受过这种厄运。
作为批评家，我像游人一样，漫不经心地将我对作品浮浅的印象连缀起来。我跟着文坛流行的批评风气随波逐流，正如好奇的触角乘坐着纤弱的游览车，经过人生之门、文学之门，却过而不入。过门而不入的好处在于，我毕竟与它们有了一丝交集，然而我这种虚幻的自信，却无法向别人夸耀。就是那个中学生，怪异地徜徉于祇园之夜，且在笔记本上写下和歌之类的感怀之作。也正是这个《浅草红团》的作者，手里拿着笔记本，同样不分昼夜地漫步于浅草。我还多次在公园里走到天明，并未遇到不法之徒。碰上流浪汉，我也不搭讪。我没有进过那里的大众食堂，却四处游览，看了三十多场文艺表演，还做了笔记。不过，我坐在观众席上，无法与艺人交谈。我只在娱乐场大世界那里，看见了后台的情景。我不曾在公园周围的小客栈门口徘徊，也没进过咖啡馆，我只是和娱乐场的舞女们同坐在茶馆或年糕小豆汤的店铺之中。她们大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看起来不像浅草的艺人。实际上，舞女们只是跟在文艺部的岛村龙三等人身后，我则与岛村先生并肩而行，没有一个舞女直接与我搭过话。记忆中，我当时也未同任何一个舞女单独散过步，哪怕是在只有十分钟的三町小路上。然而，“娱乐场大世界的黄金时代”却让我怀念终生。在此之前，有“浅草歌剧的黄金时代”，那时，我正在“一高”读书。我十分欣赏歌剧女优，经常去浅草，拉上石滨金作做伴。我俩经常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在日本馆二楼看见了谷崎润一郎等人，倾慕不已。不过这次我的《浅草红团》引发了娱乐场的全盛景象，这出乎了我的意料。新闻报刊关于浅草的报道骤然升温，文人雅客和知识分子纷纷涌到娱乐场参观，简直像得了流行病一般。演艺小屋的文艺部员名单上，竟然列出了我的名字。这种滑稽的热闹烟消云散后，留下了某种浪漫的馨香。在那不到三年的时光里，无论阴晴，我都必定去浅草。佐藤八郎和武田麟太郎都比我写得深刻，他们的作品触及浅草的烟花柳巷的本质。当时甚至出现了添田哑蝉坊、石角春之助和一濑直行等人的浅草研究专著。和我一起陪同娱乐场舞女漫步浅草的则是北村秀雄、佐伯孝夫和中山善三郎。榎本健一、二村定一、竹久千惠子、梅园龙子等人，都出身于浅草娱乐场，如今在各自的行业中小有名气。眼前这些二十岁左右、正值芳龄的舞女们，人生旅程将会如何呢？我不希望她们像过去的歌剧明星那样，曝尸于十年之后的浅草，使人们怀念“娱乐场大世界的黄金时代”。
文学界的各种盛况，我都不曾错过，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人。例如，《文艺春秋》日益兴盛，在金山时代和有岛时代，杂志社就像游乐场，我们每天必到，像过节一样。那种悠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我们大都二十来岁，尽情享受着那种快乐。除了《文艺春秋》，自成一派的还有《不同调》杂志，后来改名为《近代生活》。承蒙冈田三郎等人的好意，我经常参加“十三人俱乐部”每月一次的聚会，我们聚集到新潮社的会议室，海阔天空地聊天儿，那种快乐真是无法形容。当时的同人与俱乐部成员想必还都健在，但我们却没有机会再次欢聚一堂，畅快淋漓地闲聊。曾有二十几位新进作家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我不是首倡者，却是主倡者。“文艺复兴”的呼声开始高涨时，我们便成为《文学界》的同人，其中多少有些因果关系。堀辰雄、深田久弥、永井龙男、吉村铁太郎等人的《文学》杂志，也因犬养健、横光利一两位的加盟，更趋近于日后更名的《作品》杂志的风格，伫立于以《近代生活》为主体的现代派文学之岸。我朋友众多，交友广泛，可是我无法理解文坛中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和营私舞弊。
出席“文艺恳谈会”创立大会的那天，我惊诧不已。
赴会之前，我对这个组织一无所知，所有会员我都未曾谋面。我到了会场一看，仅有十九位会员出席，都是纯文学方面的大作家，他们大都比我年长十岁以上。三十来岁的作家只有横光利一和我，而横光缺席。虽然我觉得自己应该谦恭地告辞，但当时我却并无卑下之感。我的作品看似风格不太鲜明，实际上却有悖德之嫌，我不能在内务省、文部省属下的机构任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自省意识。在此之前，我一直不假思索地加盟各种同人杂志和文学团体，且常置身于繁华的文化中心、最热闹的场所。我这样做是不是缺乏节操？是不是处世圆滑，投机取巧？其实，我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这些。或许我是个天生的蠢材，或许我随风来，随流水逝，自己亦已化作风，变成水。我常常希望化去自我，却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化去的。我主动加盟的杂志只有《文艺时代》。许多人认为，我是个温和的薄情者，表面亲切，内心冷漠。其实我是个可怜的人，我不曾对任何人怀有憎恶或敌意，尽管在某些人眼中，今日同舟的伴侣或许是昨日的敌手，可实际上，我本来就没有敌人，即便表白了恋情遭到姑娘的拒绝，第二天，我仍会若无其事地与那姑娘嬉戏。有位姑娘无视我的恋情，弃我而去，但十年之后，她却来到我的家中，我们相见时，我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气得内人哭着骂我没出息。此时我才意识到，事实确实如此，但仅此而已。那女人如今身心俱疲。我听了她的叙述，也觉得自己在她的眼中俨然是个成功者。而我心中清楚，我这个作家的头衔，不过是个虚饰而已。
例如，在迁居浅草附近的上野之前，我是住在大森的马迂，当时的情况，在广津和郎的《昭和初年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室生犀星等人的作品中，皆有不同角度的描述。当时，文人的妻子们一个个剪去长发，跳舞成风，且频频传出桃色新闻，而大森一带文人的周围，却飘浮着无形的热病似的感觉，真是热闹且有趣。我常常和宇野千代结伴而行，有人竟以为我们是恋人。我到大森之后不久，便发生了火灾事故，我离开大森，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尽管文人家庭的骚动只是受到了社会风潮的影响，但其他文人村落并无变化。我的运气好，总是能遇到节日的盛况。我迁居上野后，马上遇到了浅草节。到马迂之前，我住在热海，住在热海之前，我住在高圆寺，再往前则是汤岛。以宇野千代和已故梶井基次郎等人为代表的伊豆汤岛文学的兴盛，也有我的功劳。许多的文人陆续来到交通不便却有山中温泉的伊豆，这对当地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也给人以某种节日的感觉。也许，先前那种腼腆的反省亦不例外。我这个人天授良运，总能邂逅佳节，我三四岁时失去双亲，十六岁时失去家庭，但我的身边总有同情我的人与众多给我温暖的朋友，回想起来，对我关怀备至的女人也有许多。这一切，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开朗乐观，拥有孩子般强烈的好奇心。
初到东京，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火灾的废墟。灾后的一星期至半个月，我每天都带着开水和饼干，在火灾的废墟之上走来走去，四处观览，直到太阳把脸庞晒得黝黑。外出旅游时，我也会走遍旅游地的大街小巷，这个习惯至今不变。我喜欢的是浅草、贫民窟以及下班时分的烟草女工，而不是银座、公馆区和放学回家的女校学生，我觉得前者更具抒情性，吸引我的乃是丑陋的美。我喜欢去看江川的踩球、马戏、魔术和宣扬因果报应的说书。对浅草简陋小屋中的骗术，我也十分感兴趣。最初获得好评的《招魂节一景》，主人公便是马戏团的姑娘。我发表于《文艺春秋》创刊号上的小品文《林金花的忧郁》，写了一位名叫林金花的柔弱少女。《伊豆舞女》则描写了我在“一高”学生时代，与流浪艺人结伴而行的情景。我的创作灵感大多来自街市的气氛或风景。两三年前，我想描绘吉原的外廓、浅草深处的小客栈街以及初音町的夜市街，还有一些遥远的海上岛屿。我所向往的也是东方的亡国，而不是欧洲与美国，或许因为我是一个亡国的子民。我看到过震灾时没有尽头的灾民逃亡长队，从来没有一种景象，像灾民逃亡长队那样深深打动我的心。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无法喜欢托尔斯泰。也许因为我是孤儿，无家可归，所以我始终沉浸在哀伤的漂泊感中。我喜欢做梦，但在所有的梦中，我都是清醒的，仿佛是在睁着眼睛做梦。或许我喜欢穷街陋巷，只是我给读者的一种错觉。
与我共有这一嗜好的是石滨金作。我和石滨进“一高”后就成为密友，两人的友情之深，唯有用“同案犯”一词形容最为贴切。关于石滨，我已有许多的文字描述，不想再写什么。我们是莫逆之交，两位一体，如果我们厌恶对方，也就等同于厌恶自己。学生时代的石滨，阔气开朗，时常谈论当时的俄国文学、《白桦》《新思潮》等杂志以及菊池宽、久米正雄、芥川龙之介等同人作家。他的文学理论对于乡村出身的我，有诸多启示。铃木彦次郎时常带我和石滨去看歌舞伎或曲艺。当时，只有他一人喜欢久保田万太郎居住的下町一带，在我们几人的怂恿之下，他终于带我们去了更好的剧场。我喜欢浅草，但我是一个穷学生，还有些虚荣，看戏的时候，我喜欢坐特等座或一等座。旅游时住店，我也要求住一流的旅店。也许是我那乡村世家的血统在作怪。我家有本奇怪的家谱，据说，我是北条泰时第三十一代或三十二代末孙，三十岁以后，我反而不在乎这些排场了。我常常若无其事地游逛廉价商店或是乘坐三等火车。《文艺时代》前后，我结识了文友片冈铁兵和池谷信三郎。他们生活奢侈，非我辈之能比。横光利一等人亦有奢侈癖。在我考入“一高”前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一度兴盛。此时，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和菊池宽等人结成了同人杂志《新思潮》派，我被当成新秀作家。时值“一战”之后的文学盛世，即文坛的“黄金时代”，因而成名成家十分容易，那时的新秀作家，是今日的新秀作家不能比的。但好景不长，文学不久就坠入了堪称反动的危机之中，出现了所谓纯文学作家“饿死论”。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势头强劲，接着，大众文学兴盛起来，文人的生活日渐困窘，只有嗅闻美味佳肴香味的份儿。我那十年的青春，是在贫困的生活之中度过的，这对我的性格、作品、身体健康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东光和片冈铁兵等人，似乎还过着一贯的浮华生活，但在那十年间，其他的朋友大都生活在困苦与窘迫之中。
岸田国士、横光利一、片冈铁兵和我，曾联名加入了衣笠贞之助的“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却仅拍了一部影片，即我的小说改编的《疯狂的一页》，随后便偃旗息鼓。我从事文学以外的工作，那是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不敢遑论美术、音乐、舞蹈或其他的艺术门类。对围棋、小狗、小鸟等世间万物，我都非常喜欢，但在作品之中却难以表现，我的作品总是给人以浮浅的感觉。在小说中，我能够写明的只是小狗的好坏而已。我愚钝得可怜。我观赏了不少舞蹈与绘画，可以粗略地加以评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任何事物进行评说，这是因为我所尊崇的只是对象世界。我认定一切存在皆有其理。即便对日常琐事，我也时常心怀感伤，不懂就是不懂，我也向来尊重前辈。读者或许已经厌倦，这篇文章为何用了那么多“也”字？这个“也”字，却可以点破我的谜底。
因为我知道，铃木彦次郎、菅忠雄、片冈铁兵、十一谷义三郎、加宫贵一等，是我往昔今日的同龄挚友。今东光和犬养健久无音信，我时时怀念我与他们亲密无间的时光。我也不能忘怀许多前辈如石丸梧平、南部修太郎、丰岛与志雄和岸田国士等，他们都很关照我。我还是无名小辈时，编辑水守龟之助、加藤武雄和佐佐木茂索等人，也曾给我许多帮助。此外，《文艺时代》《近代生活》和《文学界》的同人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本文开篇我曾提到过，我亏欠最多的人是横光利一。人们只要论及横光，马上便会联想起川端。对此，我真是受宠若惊。在人们眼中，我或许是个蠢材，没有横光的友情，我便不会有今日的名望。改造社希望刊出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非常奇怪。在银座和横光一同散步时，我问他：“是你帮我说了什么好话吧？”横光果然脸红了，支支吾吾地把脸转向一旁，我也无言以对。有一次，横光突然对我说，他要在报上发个声明，他今后也要写通俗小说，以鬻文为生了。我感到奇怪，他却说出了十分朴实的理由。他说，朋友们都已如此，自己也不能高高在上地孤守着纯文学的清高，一旦引起闲话，就对不住朋友了。一些新秀作家请他加入《文学》杂志时，他却说，川端加入，我就加入。这种情况真是屡见不鲜。十年以前的某一天，我俩一同走了很远的路程，分手之时，横光邀我到他家去，我踌躇不决，因为那时天色已晚。横光却说，来吧，今晚新娘子要来，没准儿已经来了。我惊讶不已，我从未听说他近期要结婚。更加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在新娘子将要到来的晚上，默默无言地与我一同散步。在他再婚的宴席上，横光让我陪他一同去逗子市的宾馆。这可是横光的新婚旅行啊！横光就是这样对我关怀备至。那天他邀请我去他家，是担心来自伊豆的我找不到住宿的地方。那是横光第二次结婚，新娘子可能并不能使他感到新奇，但是他在新婚之日那样做，仍然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1934年5月）
（魏大海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