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助力国家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实现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不仅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目标，更是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参与大国竞争具有全局意义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加快科技创新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目标

近年来，党和政府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位置，高度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写入党代会报告。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方针下，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自此，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有关科技创新的核心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基于对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做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在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历史上，首次将科技创新专章部署，放在规划任务的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纲要提出的目标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创新能力还要“显著提升”，到2035年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重大突破”。

加快科技创新同样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无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还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都离不开科技创新。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利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有利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目前，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创新已成为影响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围绕人工智能、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我国必须通过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突出关键核心技术，立足国际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形成依靠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这既符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开拓新机遇。

尽管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但我国科技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基础科学研究短板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1467亿元，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的比例仅为6%，远低于发达国家15%的平均水平；2019年基础研究人员人均经费指数同比下降了4.7%，2020年同比数据仅反弹至0.9%，反映了我国目前对基础创新的激励力度相当不足。二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原始创新能力较弱。科技人才是引领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国内仍缺乏顶尖人才和团队，特别是缺乏能够心无旁骛、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队伍和人才。三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在出席“2020凤凰网财经峰会”并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仅为30%，发达国家在60%~70%。转化率低的重要原因是缺乏投资，因为风险太高而被业内称为“死亡之谷”。企业在研发创新初期需要种子资金、天使资金给予支持，尤其是在成果转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更需要资金支持。

二、科技创新是大国之间竞争的核心领域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启蒙和救亡的斗争史。从“睁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五四运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不息地探索着以科技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从“两弹一星”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我国科技体制不断完善，全民的科学意识和知识水平不断提升，科技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下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越发体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美国在面向未来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时，都在不断强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封锁和人才交流限制，并迫使科创企业对供应链进行布局调整，试图在中美之间实现实质性的技术脱钩。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盛行，西方社会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分裂态势，国内矛盾不断激化使得西方政府愈加将矛盾向外转移，不断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技能力提出质疑。

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正在打造一个多边的应对方式，建立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以及日本的“联合阵线”，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强大的反制力量。拜登政府上台后，以“保护美国供应链”为名，在2021年2月25日签署了长达250页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对半导体制造与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锂电池）、关键矿产与原材料（稀土）、药品与原料药进行100天审查，将“科技遏华”的主打路线摆上台面。国际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科技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已然失效。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科技创新对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作用重大。未来，一国只要拥有更加强大的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就能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游攀升。

无论是应对当下美国挑起的科技竞争，还是立足自身长远发展，打造一个符合科学规律、体现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体系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虽然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整体水平已有较大提升，个别领域甚至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发生，既有我国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的历史原因，也有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系统性、机制性问题。

一是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认识科技的能力差、观点偏颇。二是过于从功利的角度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地位低，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则导致科技在产业研发链上的地位不高。国家支持科研具有间歇性特征，难以一以贯之，市场又很难自发解决科技产业链上的所有问题，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三是资本和科技是条块分割的，我国既缺乏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又缺乏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模式和机制，在基础研究领域尤为突出。科技界固然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界亦难辞其咎。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失去社会目标，资本不为科技服务，只为自己服务，盲目性日益扩大，脱实向虚的趋势明显。这种“资本第一、科技第二”的现象，是由早期市场化对科技的排斥和排挤造成的，是一种去科技的退化过程。这些弊端导致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官僚化、行政化、寻租化特征明显，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机制不顺问题亟待解决。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危与机从来都是并存的，发现问题正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而我们有了科技崛起的条件，正是我们坚定信心、迎接挑战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在2020年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并提出了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一系列要求。由于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必须在把握整体性的同时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环节，提纲挈领、以点带面地推动体系的优化。

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金融是科技重要的支撑力量，是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催化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涌现了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等一批高科创企业，可以说相对完善的资本运行机制是美国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

三、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抓手

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对加强科技创新的体系建设具有重大作用。目前，国内各方面都在高度关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问题，它不仅深刻关系到我们如何实现国家科技创新的战略，也将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如何实现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结合的问题由来已久，但在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实力水平大幅度提升和发展之后，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一个如何建立更完善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国家科技创新，进而使科技和资本更好地结合的新问题。这个问题突出表现为：我国虽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工业体系相对完整，但是科技创新在其中的支撑作用还不够完善，还不是一个完全在科技创新体系支撑下快速增长的经济。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本上是运用国外的成熟技术，包括从矿业、冶金到机械制造、机电产品各方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和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总的来讲，目前我国在以科技创新支撑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和问题。

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目前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仍处于相对初级的起步阶段，推动科技发展创新的主要动力仍是财政资金。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不够紧密，甚至有相互脱离的倾向。以我国政府近年大力推动的半导体发展政策为例，半导体大基金的投资目标大多以支持拓展成熟技术、扩大现有产能为主，资金极少进入上游基础研发领域。资本的逐利性寻求稳定、高效、低风险的短期回报，与生命周期更长且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相悖。

其实，具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也曾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客观现实。即使是美国，也是通过财政资金与市场化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到科技创新领域，我国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是推动我国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互动的重要借鉴。我国科技创新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在于如何正确引导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特别是参与基础研究方向的投资，实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