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后的声音

因为上述的理由，我去植月村观音寺。每个月的工资是两日元左右，吃住都在观音寺，所以，并没有什么开销。我跟着植月小学的校长大土井诚之助学习，先生是个非常用功的人，而且也很亲切地指导我。

当时，在学生中有一位叫作河村银三郎的孩子，经常来庙里玩，还时不时住宿。我跟这个少年很要好。后来我进冈山师范学校时，他在冈山中学读书。

在小学校我负责一二年级的教学。在高年级学生中，比我水平高的大有人在，我在心里窃以为耻。但是，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都很质朴，没有责怪我，也没有对我怎么样。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大土井老师的亲切关照。

我在教学方面绝对没有吊儿郎当过，但是，直到最后我也未能找到一个彻底的好方法来教学生。尽管如此，我当时的愿望就是做个小学老师。

山寺里的生活非常单调。负责伙食的是位老人，是个人品不好不坏的乡下人。他所操办的伙食不好也不坏。老僧像是返老还童了，精力旺盛，四处活动。每月一次的观音缘日那天，他会召集很多男女和孩子在客殿里宣讲佛法。

我至今都还记得，在这个客殿里挂着一块带有警示意味的匾额。匾额上画着一位产妇，她正要杀死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在她的背后有一面镜子，镜中妇人的脸上长出了两只犄角，面目狰狞。

当时，在庙里有一个名叫俊城的小和尚。无论怎样教，他都记不住。可是，这个小和尚后来被尊为德僧，还不远万里去印度、斯里兰卡游学，穷究佛教蕴奥后回国，在神奈川的一座寺庙做大和尚。

当时，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反对吃牛肉，记得我甚至还写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写论文的起因如下：以前在乡下，一次去拜访住在山上的石仓十三时，与滨里理介和志元久次郎等诸友聚在一起吃牛肉。我拒绝吃牛肉，他们差点就要强行灌我了，真是非常遗憾。我乃农民出身，自己也从事农业活动。在耕作时，牛是唯一必不可少的工具。农家对自己饲养的牛，完全是当作家里的一员来爱护。我跟在牛屁股后面干活，并靠它来挣钱谋生。这些记忆都还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根本没有心思吃牛肉。

我记得有一次去拜访大土井先生时，他招待我吃饭。先生住在植月北边3公里远的村子里。他的弟弟常年做货郎，每年也会到我们村里来。

植月村观音寺在一个小山丘上，视野开阔，在当地算是风景最好的地方。每天红日东升，隔着田井村的稻田，仰望金灿灿的天空时，会生出难以言表的惬意。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轮转，每每会平添一种雅趣。那真是个好地方。

我在那里工作期间，时常听人说起该郡的郡长安达清风。他是鸟取藩的人，明治维新时奔走于国事，和当时的仁人志士一起活动，他是汤岛圣堂出身的汉学家，因此也是个勤王家。此人来这里做郡长是有大抱负的。在那个郡俗称“日本原”的广阔无边的原野上，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他声称为了国家的利益，要开垦这片荒原。甫一上任，他就着手原野的开垦事业。首先，他把郡公所设在这片荒野上，把自己的家也修建在郡公所的附近。他开设了汉学私塾，延聘津山藩的儒者中村先生，召集学生来接受其熏陶。后来，他又在这里修建了寺庙，还开辟了牛马交易市场，为振兴当地费尽了心机。有一天，我曾和大土井先生一道去参观该开垦事业。那是一望无际的广袤原野。我在先生和老僧的劝说下，进了安达郡长所经营的汉学私塾。那是在我来植月一年后的事，即是在明治十二年（1879年）的初秋。当时，这所私塾仅有30名学生。我在那时才第一次开始了真正的学生生活。学生中有来自鸟取或东京等地的，从东京来的是铃木录三郎，学生基本上都是士族子弟。我因为是农民的孩子，所以刚开始时多少会受欺负。但是，我在老师面前接受了入学考试，被编入第二级，也就避免了被人数最多的三级生欺负的命运。

学生们学习都很用功，但是，还没有谁像我一样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学习的。我来这里读书是为将来考师范学校做准备的。

在这个学校，我第一次学到了轮流讲解这种读书方式。当着老师的面，阅读《汉书》的评注，并理解了它的意思。出人意料的是，我头一次尝到了汉学的乐趣。尤其是研读《十八史略》，觉得非常有趣。小时候我原本在本山寺的本坊听过大村绫雄先生的讲义，所以在我独自研究《十八史略》时，就更加理解了此书的内容。

那原野比我老家冷多了。冬天雪下得很大，但雪天的校园生活也是一种乐趣。

安达氏很喜欢学生，他家里有四五个童工，他们全都在这所私塾里学习。郡长对自己的书法颇有些自满，他把自己做的诗写出来送给学生。我们这些学生总会被他叫去磨墨，那砚台特别大。记得我也曾经得到过他写的字，暑假带回家去，我叔叔见了很想要，于是我就给他了。

安达郡长的生活非常洋气，出门时总是身着洋装，脚穿皮鞋，骑着马到处视察。但是，他到了别人家里也绝不脱鞋，穿着鞋在草席上走来走去。我还在观音寺的时候，有一次他来视察小学校。在寺庙休息时，他穿着鞋就进了客殿。我当时在心里觉得，就算是郡长，也不能穿着鞋在铺了席子的屋里走，那实在是无礼至极。

明治十三年（1880年）的夏天，我回到了故乡羽出木，见到了久违的老母，她身体还硬朗，也见到了老家的朋友，心里非常激动。在盂兰盆节期间的某个傍晚，按照惯例要去参拜氏神，我和家本、横部等人合计，把各种氏神庙装饰一新，让村民们高兴了一把。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与村民们一道尽情地跳盂兰盆舞了。那时，跳盂兰盆舞不受限制，所以会有些不雅观的表演。但是，对纯朴的村民来说，再没有比这一天更快乐的了。

整个夏天，我总是和老朋友聚在一起，过得很快活。但是，我也觉察到和这些老友不像过去那样亲密了。暑假在家里，我和母亲一起讲些老故事以及外地的奇闻异事，简直是快乐极了。我给母亲讲了自己这两年来的各种经历，她听得很高兴。

暑假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日本原的汉学塾。因为冈山师范学校的招生工作快要开始了，我打算报考。

给我们烧饭的老头是安达氏的鸟取同乡。这个老头非常顽固，随意估摸着给学生打饭。老头给的这点饭，有些学生根本不够吃，打饭时经常会有争吵。每到饭点，老头就会对学生大讲吃饭过量的坏处，总不肯答应我们的要求。但除此以外，老头还是个好人，会给我们做些非常好吃的副食品。

有一件事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有人发明了在冬天把雪装进茶碗里拌白糖吃，于是我们常这么干。把脚搭在火炉边上，一边读着书，感到有些口渴时就用白糖拌雪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味。师范学校总共只有17名应考的学生，结果考上了15人，仅有2名落榜。我是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的。考第三名，于我实属意外。我真正立志向学其实也就3年时间，其中有2年时间还是一边在小学当助教一边学习。换言之，我走的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再说，最近这一年我在汉学塾里只研究汉籍，不曾学过算术、作文、地理、历史等知识。

当时的师范学校程度并不高，这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学习很单纯，学生主要是通过汉学得到锻炼的。

我带着顺利考上师范的喜悦回到家乡。首先为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母亲和哥哥。我能走到这一步，完全是靠了兄长的帮助。我私下了解到，为了让我上学，家兄让出了一些财产，作出了牺牲。但是，村里的人只知道哥哥是为他自己败光了家产，并不知道哥哥把钱用在我身上了。我常常感谢哥哥为了我所作出的牺牲。

师范学校是官立教育机构，我们作为贷款生，上学不用缴学费。所以，规则也就相当严格。对那些以前养成了不按时作息的人来说，会感到非常不自在。无论是睡觉、起床、吃饭、休息还是学习，都必须按照规则严格遵守时间，规范起居行动。所以，在刚开始的那阵子，大家都感到非常困难。那时还没有电灯，只能用煤油灯来学习。尤其感到不自由的是夜里8点之后严禁说话，10点钟就要就寝。

按照以往的习惯，我认为学习就是读书，而读书就要发声朗读，几乎没有默读过。但是，8点以后一句话都不准讲，讲了就要挨罚，这完全是无视法律的要求。10点钟以后点灯学习也是违反规则的，有人躲进衣柜里学习，这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是，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时，晚上10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这个习惯，那时才发现10点钟睡觉也没有什么不好。

再就是外出，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回来就要挨罚，下次就会被禁止外出，所以外出玩耍总是惴惴不安的。当时，有钟表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出门在外总担心这事，就像是背着包袱在走路。

尽管如此，在某个时期总有不少人因为搞错时间或大声说话违规遭到处罚。刚进校不久时，我也因为在8点钟后大声朗读的缘故，被宿舍管理员抓住猛训了一顿。但因为是初犯，倒是没有受到处分。

有个叫久保田的动物学老师，因为一次考试时学生耍滑头，所以后来他曾突然安排考试难为我们。他平素是一位非常亲切的老师，但正如温和的人会放很臭的屁一样，他用考试这一招把我们治得服服帖帖的。

藤田老师是教汉学的，非常亲切，口碑也很好。后来，这位老师调到闲谷的一所学校去了。有位姓森的数学老师，是个非常热心的年轻人，他总是出一些很难的题目为难学生。平野老师教我们绘画，他这个人话很少。

说起来学业并不难，只要认真学习谁都能掌握。在师范学校的宿舍里流传着各种老故事。有些严厉的宿舍管理员会在深夜闯进学生宿舍，用捂被子等手段来惩罚学生；食堂的饭菜太难吃了，学生起来罢课；等等。都是些有趣的老故事。这些逸闻渐渐地在学生中流传开来。无论是哪一届学生，都觉得如果不整点事，那自己这一届学生就矮了半截，于是会弄出类似的事来。

曾经盛行抗议伙食的游行活动。我们读书时也搞过一次。某天早餐时，高年级的学生通知我们要举行罢课游行。于是，学生们就不慌不忙地拼命大吃起来，食堂把所有的饭菜都端了出来。但是，两百八九十个学生（含中学生），每人若都超量多吃一碗饭，那会是个了不得的数字。学生就告知食堂方，说是饭菜不够吃。管伙食的人说会再做，请大家稍等。学生们说吃不饱饭就没法上课，纷纷跑到操场上。学生们在操场上运动个把小时，借此来消食。饭做好了，大家又开吃。像这样，几乎玩了半天。据说，曾经有过让食堂重做两次饭的事，我们那时只让食堂重做了一次。伙食由此得到改善，吃得很好了。监厨的老师碍于众怒难犯，一味地保持沉默，放任学生去闹，也不会处分谁。

在我们的同级生里，有个很装腔作势的男生。而且，此人还经常偷东西，后来经过多方调查后将其开除。我们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因为我们讨厌相互猜忌，所以就全力调查，努力要把那位惯偷赶走。

我在读书期间非常用功，因为过度用功曾患过夜盲症。有一年夏天，我突然在澡堂里昏倒了。还有一次，我因为喝了人造橘子水而引起剧烈的腹泻。那时，是来自长州藩萩市城下町的旧藩士吉见甚吾照顾我，他是我的朋友，我至今仍忘不了他的亲切。吉见后来进了大阪的川口商船学校，成了一名轮船驾驶员。去美国之后，我们还通过一次信，那之后就完全断了音信。我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但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果。在当时的朋友中，先我一步去了东京的是一个叫作渡边益见的广岛人。我另外还有一些合得来的朋友，但现在都断了音信，不知道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明治十四年（1881年）暑假，我回了趟老家，那是我在故乡生活的最后一年。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一年后就做了级长。但是，那时的我已经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学老师，我下决心一定要去东京闯荡。

我的朋友渡边益见在这年的春天去了东京，我也下决心要去东京。放假时，一回到家里我马上就与哥哥商量，求他帮我筹集付给师范学校的30多日元以及赴京的盘缠费等，哥哥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这事定下来后，我去植月村观音寺拜访了老师和大土井先生。与他们告别后，又去了津山的多闻寺，拜访那里的老僧并管他借钱，他磨磨蹭蹭的并不爽快。我总算筹到了13日元，于是又返回家里。我开始整理行李，筹划去东京的事宜。可那时母亲已经抱病卧床，身体状况并不乐观。长期以来，母亲被品行不端的哥哥的事弄得身心疲惫。她并不担心我，但担心我去东京后再也不能见面了，颇伤离别。母亲费尽心思，倾全力为我做了好几套衣服，还给了我一点钱。把羸弱的母亲托付给向来品行不端的哥哥，我实在是忐忑不安。但那时的我潜心向学，渴望做个有大出息的人。过去一两年来的学习经历，让我对学问燃起了希望，我坚信别人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所以，像箭一般的热望把我对母亲的挂念变成次要的事情了。此外，我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二儿子，没有别的出人头地的路子。从师范学校毕业做个小学教员，这已经满足不了我当时的野心。

话虽这么说，但我并不是带着钱去东京的。下定了决心要勤学苦读，我有些不安。当然，我不能让母亲完全放心，也不因为母亲很相信我，就毫不担忧自己的前途。

我们兄弟俩在村里和别人有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在这些村民里了此一生，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因为自幼失去了父亲，在村里受到了继子般的歧视。这的确也是让我远走他乡谋生的一大原因。母亲当然清楚这事，我去东京，她一定是感到很寂寞，但她还是很支持我。

临出发的那天早上，母亲早早地坚持着爬起来，抱病为我张罗出门的准备。临走时，母亲送我到门口，流着眼泪说道：“就在这里告别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好好学习，混出个名堂来。你不要担心我什么。”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话，这也是我们的永别。时隔16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故里时，母亲已经是一块石碑下的人了。但是，离家时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但我想大干一场，想要努力学习以出人头地。所以，离开故乡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尽管如此，我把母亲托付给哥哥而远走他乡，对母亲来说过于残酷，她太可怜了。

哥哥送我到村外一个叫弓削的地方，那里离我家大概有3公里。我哭着对哥哥说：“你不用再说什么了，要照顾好妈妈，多些耐心！”哥哥哭着答应了我。那已是距今32年前的事了。

冈山离家有40公里。途中，我顺便去一个叫甲部的老亲戚家告辞。其时，已上了年纪的姨妈对我说：“你母亲打年轻时起就吃尽了苦头，把你们拉扯大，你别出远门了，就在附近忍耐一下不行吗？”她半带谴责地劝告我。但我进京心切，又是不惜一切要奋斗的时候，对这朴素的忠告竟无言以答。

到了冈山，我去了趟冈山师范学校，缴清了半季的伙食费。学校同意我退学。我跟朋友们道别后，在冈山坐船到了儿岛湾，再乘坐往来于神户与门司间的汽船，向神户出发。那时候山阴铁道线还没有影子，到神户后只看到了连接大阪和神户的阪神铁道。

我忘了讲在冈山时的一次亲身经历，现补记于此。在之前一个学期末时，我和朋友一道在冈山市区散步，突然听到了一个奇妙的声音。那是从胡同里的一间平房中传出来的。我们驻足静听，听见有人在招呼我们进去。被好奇心所驱使，我们进屋一看，见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里面有两三个西洋人在兴致勃勃地聊天。这是如今冈山教会的前身。进去后一打听才知道，那三个西洋人分别是佩特夫妇和克利博士。我们之所以接受他们的邀请进了屋，是因为师范学校的森老师就跟着佩特在积极地研读圣经。当天在传教的牧师是一个叫作金森通伦的人。他非常热心地在解释教义，我听了非常感动。

那之后，我还跟两三个校友一道拜访过位于城山的佩特的家。他端出茶水、面包和点心来招待我们。茶我们喝了，面包和点心带走了，回家的路上觉得有臭味，就扔掉了。我在那里听到手风琴的演奏声时，有种异样的感觉。但是，我回老家后从没有对人说起自己去耶稣教会拜访西洋人并受到了招待这些话。

如果我长期住在冈山，一定是早早就成了耶稣信徒。倘若是那样，我一定会走上一条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离开冈山的当天，没有什么事干，一直等到晚上开船也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去中岛看戏。中村福助正好来了，演的是宫本左门离家出走的那出戏。当我看到他怀着讨伐敌人的坚定决心离开家的场面时，联想到自己今天离开故乡，去到遥远的都城，那是一个没有朋友的陌生地方。所以，这部戏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心。我也要像他一样，要有坚忍不拔的决心，忍耐任何困难，必须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神户时，我在轮船旅馆等了一天的船。因为有一天的空闲时间，所以就去市里闲逛，还参观了在凑川的楠木正成遗迹。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火车的实物，非常震惊。昨天才第一次乘坐汽船，但也只是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散发出汽油味儿而已，和帆船相比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只有火车和在画里看到的大不一样，所以我很吃惊。

开船铁定是在晚上，我是被宿舍的小伙计带上船的。当然是下等船舱，在堆积的货物上铺上竹席，人就躺在上面，根本就直不起身来。我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船。到了纪州海面时，船摇晃得厉害，我和其他人一样晕船厉害。船过远州滩时，听说可以看见富士山了，我也强打精神爬到甲板上去，看了眼庄严的富士山。但是，因为头重脚轻，又赶紧回去躺下了。

在下等船客中，有一个年轻人同我聊得来，他从对马来，说是要参加教导团。这位男子是位天主教徒，说话时总是拿着本《圣经》。我虽说已经出了门，但在东京会怎么样呢？我非常忐忑，所以我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讲些什么。后来，我在东京散步时曾见过他一次，只同他打了个招呼，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轮船平安抵达横滨码头。我和那位对马来的男子一道，在轮船旅社吃了午饭。这位男子说到岸后首先得吃豆腐，这样才不会得脚气。这是他母亲告诉他的，我也很赞成这个说法，决定买来吃。于是，就让人做了汤豆腐。可是在结账的时候，这位男子说他得向教导团汇报，我还记得他结账的方式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