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欧洲
第1章 威尼斯商人
所有的咒语都失去了效力
迷人的魅惑世界亦就此消逝
只留下了数千只圆环
威尼斯周围有118座纵横交错的岛屿，这些岛屿构成了天然的御敌屏障。整个威尼斯城被运河所环绕，各种防御工事和民宅也都建在水中的木桩和石头上，城里潮湿、阴暗的修道院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狭窄的街巷之间穿梭往来。在马可·波罗看来，除了那些雄伟的拜占庭式大教堂和一些小教堂，威尼斯城中的大多数建筑物看上去似乎都是从水中拔地而起的。
马可·波罗时代的威尼斯正处在“黑夜走向黎明”的过渡时期，老百姓愚昧、迷信、保守而且不守礼法。城内街巷错综复杂，即便是世居威尼斯的人，也时常会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死巷中迷失方向。昏暗幽深的巷道中时时会传来密谋造反的声音，烛光摇曳的窗前不时飘出暧昧的调笑声。每到傍晚时分，运河上水汽升腾犹如密密的蛛网，给整个城市平添了许多寂寥，临河的街道上挂着的灯笼，在夜幕中如影如幻。从运河中蹿出来的老鼠穿梭在码头和街道之间，它们不仅会啃噬城中极易受到破坏的各种建筑物的根基，也给这个城市传播着各种疫病。
威尼斯城内地形复杂，宛若迷宫，有些街道和廊桥非常狭窄，仅能容一人通行。大运河穿城而过，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城外不远处就是烟波浩渺的亚得里亚海。
每年冬天，威尼斯都要举办嘉年华（也就是四月封斋期前的狂欢节）。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一年一度的嘉年华是人们尽情狂欢的日子。就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也甚嚣尘上，歹徒会借机使用诸如投毒、勒死等卑劣手段伤害无辜，并趁乱逃脱责罚。
虽然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但13世纪的威尼斯人始终怀有坚定的信念。笃信宗教的威尼斯人相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地球表面完全是平的，而且宇宙万物的产生比罗马帝国的创建还要早4484年。他们还相信，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有通往天堂和地狱的入口。
威尼斯人将一天分成了多个祈祷时段：午夜时分进行晨祷，三小时后唱赞美诗，破晓之时再行晨祷，早晨九点进行第三次祷告，正午做午间祈祷，日落时分进行晚祷，睡觉前再做一次祷告，通常他们在下午不安排祈祷活动。在那个基督教至上的年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炼金术和占星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炼金术主要是从一些基础金属中提炼黄金，而占星术则与天文学息息相关。
人们将风、水、动物作为动力。在彼时的西欧，煤已经是一种重要能源，而纸币和印刷术则是200年后才出现的。造船业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人们把尚存在很多未知风险的船运业看作交通运输方面的一大创举。
在欧洲人看来，旅行是一种耗时又危险的行为。那些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更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曾成功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冒险家纷纷对外宣布自身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当时徒步旅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天8～10英里，如果条件有利的话，也可以达到15～20英里。因为迷信，所以旅行者不敢走夜路，到了晚上就只能投宿在虱蚤遍布的简陋客栈里，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更是常有的事。一般情况下，乘坐马车从巴黎到威尼斯至少需要三周的时间。
然而在面积不算大但经济繁荣的威尼斯，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当时的威尼斯已逐渐进入一个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商业活动限制日渐减少的蓬勃发展时期。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旅游业亦不例外，所以几乎所有的威尼斯人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旅行家或是商人。罗马时代的欧洲曾一度四分五裂，动荡不安，但目前政权已经集中在一些像威尼斯这样拥有治国有方的统治者和精良的军事装备的城邦共和国手中。各城邦共和国的商业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艺术、技术、探险及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发展。指南针、钟表、风车、水车这些对欧洲经济的稳步发展起重大作用的东西一一出现，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也是在此时创建的。正是在上述各个领域的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上，威尼斯共和国开始在欧洲崛起。
通往东方财富的门户
处处充满机遇与诱惑的水城威尼斯是13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一个凭借贸易而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城邦国家。强大的威尼斯海军屡次击退来犯的热那亚人和阿拉伯人的进攻，从而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与其他城邦共和国不同，威尼斯没有坚实的城墙和城门，而这些在威尼斯也是没必要的，因为那些随处可见的湖泊和沼泽便是威尼斯抵御外侵的天然屏障。
作为通往东方财富的门户，威尼斯产生了一批精明的商人贵族阶层，这其中就包括有过多次东方之旅经历的波罗家族。他们曾多次到过东方，尤其是君士坦丁堡，找寻珠宝、丝绸和香料。
被大小岛屿和劲敌团团包围的威尼斯人的互助意识非常强。史学家约翰·尤利乌斯·诺维奇说：“威尼斯人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团结与合作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人们面对国家危难的时刻，也会在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有所表现。有钱的威尼斯贵族商人彼此熟识且相互信任，而在其他城市，只有家庭成员之间才会如此。”
威尼斯人以其高效、务实的商业经营理念和能力而享誉欧洲。诺维奇说：“在交易所内，任何生意都能在几小时内完成，哪怕是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可能要历时多年，甚至存在很大风险的生意也不例外。商人们的合作方式灵活多样：既有个人之间的合作，也有因为需要资助大型商船或跨洲的驼队而只能在颇具实力的大商号之间的合作。但无论采取哪种合作方式，双方的合作都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而且这种信任不容亵渎。”
威尼斯人几乎个个经商，就连寡妇也会积极投身商业活动，而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也经常自诩为商人。虽然经商存在很大的风险，但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始终对那些喜欢冒险、勇于付出甚至是没有头脑的人充满着诱惑。在威尼斯，财富的聚敛和散失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往往仅凭一次成功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就有可能带来万贯家财。
威尼斯商人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来应对日常生活和跨国贸易中出现的突发事件。由于当时各国没有统一的标准汇率，所以不同的流通货币给交易带来诸多不便。比如，拜占庭王国在使用拜占庭币，阿拉伯国家以银币作为流通货币，而佛罗伦萨人则使用金币。为了解决货币不统一的问题，威尼斯人想出了用黄金和白银与某种货币的兑换比例决定其价值的方法，以此来解决货币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杜绝换算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货币贬值问题，有些精明的商人还会直接用宝石、珍珠进行交易。
为了满足复杂的对外贸易需要，威尼斯建立了当时西欧最先进的银行体系，欧洲大陆最早的存款银行就出现在威尼斯。1156年，威尼斯共和国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提供公共贷款的国家，后来他们还制定了欧洲第一部银行法来规范新兴的银行业。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使威尼斯商业在欧洲遥遥领先。
为了满足商人们与东方的贸易往来，威尼斯沿袭了罗马人制定各种合约的习俗。他们制订了严格的海上借贷和贸易条例来规范船主和商人之间的权责关系，1253年，威尼斯出现了委托保险业务。在威尼斯方言中，“贸易协议”等同于“商业投资”，它指的是一种买卖双方普遍适用的贸易规则，但暂时还不具有现代意义上贸易协议的法律效力。也许在我们今天看来，十二三世纪人们制定的那些合约尚显稚嫩，但商人们要求进行准确经济核算的愿望是具有前瞻性的，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开始萌芽了。
威尼斯人认为地球是平的，而整个世界则是由天然形成或人为划定的疆界与国界连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世界是从陆地和海上延伸出来的、由没有边界的商路和贸易机遇所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为了找寻珍贵的香料、珠宝和纺织品，威尼斯商人借助商船和驼队，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通过在非洲、中东和西欧开辟的复杂商路，他们将矿石、盐、蜡、药品、樟脑、阿拉伯树胶、没药、檀香木、肉桂、豆蔻、葡萄、无花果、石榴、织物（尤其是丝织品）、兽皮、武器、象牙、羊毛、鹦鹉的羽毛、珍珠、铁、铜、沙金、黄金、白银及亚洲的奴隶，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威尼斯。
一些外国商船甚至把从君士坦丁堡、希腊和埃及遭到破坏的神庙和建筑物上拆下的大理石柱、柱基、石板和石块也运到了威尼斯。但运回的这些珍贵的古代文明的遗迹并没有被重视，只是被随意堆放在威尼斯各个码头，或者散落在圣·马可广场的某个角落，要么干脆被用作了某位公爵或者有钱人豪宅的建筑石材。
莎士比亚曾借用《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的话来评论种类繁多的商品：“贸易和丰厚的利润成就了所有的国家。”当时，“威尼斯贸易”几乎成了“全球化”的代名词，而在那个时代，“全球化”仅仅是一个刚刚催生的理念。为了扩大贸易范围，威尼斯人打破种族和宗教分歧与各个国家的商人进行贸易，他们先后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希腊人甚至与蒙古鞑靼人建立了合作关系。由于马可·波罗的原因，虽然波罗家族不是首批到达亚洲的威尼斯商人，但他们在威尼斯的知名度却是最高的。
威尼斯城的守护神
无论走到哪里，威尼斯人独特的口音和方言很快便能表明其身份。和其他罗曼斯语一样，威尼斯语也是以拉丁语为基础的，还引入了其他语言的词汇、句法及发音，如德语、西班牙语和克罗地亚语，甚至还融入了一些法语。同时，威尼斯语中的一些典型词汇也被引入英语中。
贡多拉是一个源自威尼斯语的词汇。尽管人们何时便开始使用这种纤长、优雅的黑色航行工具无从考据，但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贡多拉被用来泛指在运河上行驶的各种大型航船、小划艇及平底船等不同船只。
威尼斯人所使用的“军工厂”一词来自阿拉伯语中的“作坊”，主要是指制造和储备武器的地方，在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它主要指威尼斯的造船中心。在造船中心，工匠们熟练地操作着早期的流水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用事先加工好的龙骨、桅杆等标准化预制件制造出一艘船来。一位名叫佩罗·塔富尔的西班牙人曾这样描述过战船下水的过程：“一只被小船拖着的战船映入我们的眼帘，只看见所有物品都通过窗口运送并从各处集中在了一起，有船上专用的绳索、食物、各种武器，还有投石器和迫击炮等物品。当船行驶到街道尽头时，水手们便带着做好的船桨纷纷登船，就这样，一只装备齐全的战船便完成了。”
塔富尔估算了一下，工匠们在六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十只战船的装配，也就是说，完成一只战船差不多仅需三十六分钟。威尼斯人从制造船的龙骨到完成船上的所有装备的速度是其他欧洲国家的船厂所无法企及的。船体本身是黑色的，但船长可以给它涂上自己想要的其他颜色。
在一定程度上，威尼斯人赤诚的公民意识和宿命论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在这点上威尼斯神话功不可没。马可的同名者，圣·马可是威尼斯城的守护神。公元828年，一伙威尼斯商人经过密谋特地将圣·马可的圣体从亚历山大墓地抢回，并转交给了威尼斯总督。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解，商人们声称是为了保护圣·马可的圣体不受穆斯林的破坏。为此，他们还杜撰出一个故事：
当年，圣·马可乘坐的船在亚得里亚海域遇到了暴风雨，搁浅在威尼斯总督府所在地。后来，一位天使出现在圣·马可的梦中告诉他：“就在此安身吧！”天使的这句话一语双关，既暗示圣·马可最终能躲过这场劫难，也暗示着他本该属于威尼斯。在基督教史上，这恐怕是最著名的一次圣物盗窃事件了。
从此以后，圣·马可的圣体就一直存放在威尼斯总督府里。在威尼斯，只有总督府才可以称作“宫殿”，其他任何人的住宅都只能称作“家”。所以人们至今都把波罗家族的房子称为“波罗之家”。
威尼斯实行集权统治，其统治集团由150名商人贵族组成，也就是说，不足威尼斯总人口1%的贵族操控着全城99%的人的命运，不过偶尔也会有个别普通家族冲破重重阻碍而跻身贵族之列。到1297年止，集权统治在威尼斯成为历史。威尼斯议会开始允许中产阶级建立行会来扩大贸易，同时负责培训工人和工匠，扶持贫民，甚至还要为雇佣者提供医疗服务保障。当时波罗家族为了取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可能也加入了一个或几个行会。虽然他们是威尼斯城的成功商人，但绝对算不上是统治阶层，要不是马可·波罗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迹和他的自我吹嘘与宣传，波罗家族在威尼斯恐怕也不会那么有名。
“总督”是威尼斯语，也是一个威尼斯独有的概念。这个词最早源自拉丁文的“统治者”，最初的威尼斯总督是由拜占庭国王任命的军事指挥官。但战乱不断的威尼斯不仅需要军事首领，还需要有自己的政治领袖。因此，长期以来“总督”在威尼斯被赋予了一种地方特色。
总督与圣人之间需要维系一种紧密的联系。威尼斯人信奉万神殿里的圣·马可，他们认为，圣·马可为威尼斯带来了庇护和福祉，所以总督在任期间必须肩负起保护圣物的重任，而且总督的世俗权力与圣·马可的宗教权威的结合不仅能决定威尼斯人的命运，也能决定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命运。
威尼斯总督是一个神秘人物，通常公众很难一睹其容。威尼斯人深信，总督还维系着威尼斯和大海之间神秘的“婚姻关系”。在每年春天举行的仪式上，总督都要将一枚金戒指抛进亚得里亚海，来重申和巩固他们之间的“联姻”。
“耶稣升天节”是威尼斯最重要的节日，每一位新任总督的身份只有在这天举行的仪式上才能得到确认。这一节日是为了纪念公元1000年，威尼斯人在总督的带领下成功占领达尔马提亚这件事。自此以后，包括总督、普通公民和教士在内的所有威尼斯人都要祈求神灵保佑亚得里亚海并记住这一事件。威尼斯人生性喜欢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展示自己色彩斑斓的服饰，到了耶稣升天日更是如此。
仪式开始时，威尼斯官员们手捧祈福的圣水、盐和橄榄枝登上护航舰开始起航，总督乘坐的豪华指挥舰也会在途中加入进来，一起驶向利多岛。牧师们吟唱着赞美诗，主教向上帝祷告：“主啊！请允许我们驶入大海吧！”
后来，这一仪式渐渐演变成为专为总督和亚得里亚海举行的一场象征性的婚礼仪式，所以整个仪式的准备过程也就更加精心了。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特地送给威尼斯总督一枚戒指，并宣布：“这枚戒指代表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拥有亚得里亚海永远的统治权。”在欢快的鼓乐声中，总督从座位上站起来，奋力将教皇赠送的戒指投进了亚得里亚海，大声说道：“海啊！但愿我们的结合能确保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参加完弥撒，总督会举办盛大的宴会来款待教士和贵宾，圣·马可广场上也要举行为期八天的庆祝活动。在此期间，还会举行欧洲贸易博览会，展出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整个威尼斯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就连教会也会参加这些庆典活动。
1268年，马可14岁那年，总督洛伦佐·提埃坡罗的就职仪式盛况空前。新任总督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所有的敌对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以期寻求彼此间的支持与信任。当就职仪式接近尾声时，威尼斯舰队司令指挥着舰队从总督府前驶过，来自周围岛屿的各种船只紧随其后，一路上所有人均为新任总督和共和国祷告：“愿圣·马可保佑！”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在运河上破浪前进，场面很是壮观。
海上游行结束后，庆祝活动会转移到陆地。威尼斯城里所有行会成员四人一排，身着代表各自行会的服装在威尼斯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要从新任总督及总督夫人面前经过。
水手们身着白色的、配有耀眼的红色星星的服装；毛皮商人身披用貂皮做装饰的斗篷；
纺织工人们佩戴着用各种橄榄枝做成的花环；
工匠们穿着金色或紫色的衣服；
缝制棉被的匠人们穿着用鸢尾装饰的斗篷，头上戴着珠子串起来的饰品；
鞋匠、理发匠和吹制玻璃器皿的工匠们身穿饰有毛皮的大红色的披风。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向世人显示威尼斯的财富与奢华。
在豪华庆典的背后，威尼斯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是很悲惨的。威尼斯妇女被认为是二等公民，一直以来被当作男人们的附属品。奴隶买卖随处可见，女奴不仅在身体上受到虐待，而且常常会遭到男主人的性侵犯。一些社会习俗也阻碍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当时威尼斯流行着对准丈夫们的一个忠告：“女人们羸弱的身体决定了她们不具备任何正确的判断力，所以丈夫绝对不能接受妻子的任何建议。”
拥有众多私生子和奴隶的波罗家族却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得稳定而安宁。在威尼斯这个丑闻充斥的城市里，他们家很少有流言蜚语传出。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
圣·马可的圣体被运回威尼斯还不到200年，威尼斯共和国就开始了征服亚得里亚海和周边地区的霸业。
威尼斯舰队首先与法国诺曼底人发生了战事，由罗伯特·吉斯卡尔指挥的法国舰队一度扬言要阻断威尼斯通向地中海的通道。双方舰队在亚得里亚海域的激烈交战中，威尼斯舰队因受阻而无法入港，被迫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浮岛来抵挡敌舰。当敌舰靠近时，威尼斯水兵乘坐小船，靠投掷木头来袭击对方的战船。不过诺曼底人最终还是占领了都拉斯。就在威尼斯舰队在海上与敌人激战的同时，商人们也没闲着，他们的商船徜徉在地中海上寻找着每一个商机。也许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贸易战”和军事战争绝不可能在同一时间进行，而在威尼斯，贸易和战争几乎就是同义词。威尼斯共和国常年战事不断，似乎与战争有不解之缘。他们时而会发动一场游击战，时而与对手打起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时而又要与顽敌展开激战，当然在这些战争中威尼斯也并非总处于上风，但威尼斯民众对军队寄予厚望，期望他们能为促进威尼斯的贸易繁荣而英勇作战。
威尼斯人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是任何一个城邦共和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不但威尼斯商人在欧洲家喻户晓，而且素以作战勇猛和冷酷而闻名的威尼斯海军也常令敌人闻风丧胆。马可·波罗很善于把握机会，让自己拥有了和平时期的商人和战时的舰长两种身份。
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联合欧洲其他军事力量成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暂时的胜利并不能让基督教国家高枕无忧。因为罗马教会一直在伺机通过与伊斯兰教、蒙古鞑靼人、希腊正教甚至自身内部间的斗争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宗教信仰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险象环生、战乱不断的时代。
十字军远征的最初目的很简单：为基督教徒争取去位于耶路撒冷的耶稣圣墓朝圣的权利。从公元8世纪起，朝圣者们就已经开始了朝圣，但到了公元1009年，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开罗穆斯林统治者哈基姆发起了对圣墓的破坏，使得情况发生了突变：在耶路撒冷，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随时会惨遭迫害，城中的基督教区因被高墙阻隔而无法通行。五年不到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教堂不是被焚毁就是被洗劫一空。
一系列暴力事件使基督徒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愿望更加强烈。于是，为了从穆斯林统治者手里夺回圣地，教会发动了八次十字军远征。最初十字军东征是为了打击迅速发展壮大的伊斯兰教，但他们自己却在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军事掠夺战中遭受重创。到了第四次东征时（1202～1204），一些欧洲世俗领袖权力和影响力的扩大使得教皇失去了对这场宗教战争的掌控。后来，一些君主甚至招募了自己的十字军。
第四次东征的主要原因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想取得对穆斯林军队的控制权。他们想得到威尼斯的支持后，然后取道埃及一举攻占耶路撒冷。
一直以来，威尼斯人恪守其商业信条始终与十字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这次威尼斯执政者们却觉得可以利用这场战争大发横财。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收益的战争，而且这一看法很快得到了威尼斯大众的理解和支持。经过八天的谈判，威尼斯最终同意派出一支由骑士、武士、步兵组成的三万五千人的军队，以及四千五百匹战马和一些特别装备的战船，当然威尼斯同意出兵是以获取高额回报为条件的。十字军的法国统帅们一直想联合强大的威尼斯海上力量，为此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由于之前谈妥的费用没能兑现，所以威尼斯援军驻扎在现在的利多始终按兵不动，士兵们成天百无聊赖，不是赌博就是嫖娼。
看到法国人根本无法如期兑现他们的承诺时，威尼斯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可以免除对方的债务，但条件是让十字军帮助他们攻下位于亚得里亚海之滨的叛乱城市扎拉。法国人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很快双方便协力攻下了扎拉，事后还均分了战利品。这次成功的“合作”使十字军东征从最初的宗教战争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带有商业性质的战争。
得到威尼斯军事援助的十字军信心倍增，随即开始向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挺进。君士坦丁堡是以公元4世纪罗马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命名的，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虽然这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城市，但东正教占了主导地位，极度的富庶使得君士坦丁堡历来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令君士坦丁堡引以为耀的并不是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各种珍贵的艺术品以及随处可见的文物古迹。这里的建筑既传承了以拱门、圆柱为特点的罗马建筑理念，又兼具各种东方建筑元素。君士坦丁堡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是威尼斯人口的十倍多。
1204年4月，十字军开始了蓄谋已久的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他们在城里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疯狂抢掠、破坏和杀戮，包括平民、教士、妇女、儿童在内的所有人都倒在了血泊中。当十字军的暴行告一段落后，他们又冲进教堂，砸坏祭坛，大肆抢夺圣物。醉酒的士兵把抢来的圣衣盖在马背上，一个喝醉酒的妓女站在大主教的座椅上边唱边跳，古墓和古代雕塑不是被砸毁，就是被盗。后来，君士坦丁堡人只能设法将城内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手稿和宗教用品秘密运送到了偏僻的乡村、小镇和修道院等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而事实上，即便在十字军撤离君士坦丁堡之后，抢掠行为依然持续了数年。
威尼斯人非常善于趁火打劫。他们从君士坦丁堡抢到了许多精美的宗教用品、雕塑及价值不菲的宝石。威尼斯人用来装点圣·马可教堂门面的四匹铜马是他们从君士坦丁堡抢夺的所有赃物中最上乘的物品。
众多优秀的玻璃制品艺人、银匠、金匠、画家、雕刻家也被带回了威尼斯。匠人们很快便开始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威尼斯谋生，并逐渐安定了下来。
教皇英诺森三世坦言，当得知君士坦丁堡遭到抢掠的消息和十字军打着基督教国家的旗号所犯下的暴行后，他感到非常震惊。同时当得知这些暴徒已经事先被赦免了时，他意识到这些顽固不化的对手早已不把他这个教皇放在眼里了。除了下令将大量的十字军驱逐出基督教会外，他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君士坦丁堡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向罗马教堂。
东正教无法原谅威尼斯人在这次劫难中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君士坦丁堡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荣耀。攻克君士坦丁堡打破了各国军事力量势均力敌的局面，威尼斯人从此控制了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虽然君士坦丁堡后来逐渐又恢复了其商业中心的地位，并且成为让马可·波罗和其他商人通向东方的门户，但它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凝聚力和光彩。希腊人、威尼斯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主要人口，较之其他城市，这个城市受到关注的不再是它昔日的辉煌而是频繁发生的战乱。
相比之下，威尼斯在世人眼中则是一个由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治理的安定、统一的国家。
尽管马可·波罗的祖先们在威尼斯拥有显赫的地位，但并算不上是最富有或最有声望的家族。在威尼斯，只有出了数位总督和威尼斯舰队司令的芝诺、奎尔尼斯和丹多洛家族才能算是权势家族。在等级森严的威尼斯，尽管波罗家族家境殷实且受人尊敬，但他们的社会地位远不及上述三大权势家族。
对波罗家族的起源存在诸多说法。一般人们认为，波罗家族是1033年从希贝尼克的达尔马提亚移居至威尼斯的，希贝尼克一直被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所统治，后来可能并入了罗马帝国；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可·波罗出生在库尔佐拉，也就是他后来被热那亚人俘获的那个岛屿；第三种说法认为，波罗家族在上述两种可能性存在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威尼斯了。不管马可的身世如何，他亲历了日渐衰败的古代文明和萌芽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波罗”这个名字出自拉丁语，早在公元971年就频繁出现在威尼斯城市档案中。记录显示，曾有个叫多梅尼科·波罗的商人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禁止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其他几位记录在册的波罗氏，有人拥有土地和盐矿，甚至还有人担任过威尼斯法官。由此可以推测，马可·波罗的祖先们就生活在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
波罗家族的贸易目的地一直延伸至君士坦丁堡。1168年的拜占庭帝国正处在鼎盛时期，当时的资料显示，与马可·波罗同名的马可的叔祖在君士坦丁堡拥有一艘自己凑钱装备的战船，他的这一做法与小马可在库尔佐拉之战中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威尼斯，波罗家族的其他成员为争得财富和荣誉一直努力奔忙着。马可·波罗的祖父、圣菲利斯教区的安德烈亚·波罗有三个儿子，其中包括马费奥和马可的父亲尼科洛，当时他们已经是威尼斯的贵族阶层了。据威尼斯档案记载，年轻的马可也是一位贵族，而且他本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贵族头衔，因为这一头衔可以在他所到之处给他带来地位和荣誉。马可认为，“威尼斯贵族”这一头衔不仅是他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而且有助于他免遭窃贼的洗劫和无赖的纠缠。无论身处何地，也无论接待他的主人之前多么陌生或是让人生畏，马可总会设法让对方明白：他是一位威尼斯贵族，应该得到与他贵族身份相符的款待。
波罗兄弟踏往东方的征程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本来在威尼斯经营着一份生意兴隆的家族产业，但1253年，兄弟俩决定离家，踏上了去东方寻求发展的征程。可尼科洛临行前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身怀六甲，就在他走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了。
马可出生时，他的父亲和叔叔正在君士坦丁堡。1204年那场大劫掠之后，受威尼斯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昔日的繁华已成了过眼烟云，以当时的条件来看，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贸易中心之间的旅途是相当危险的。往来其间的基本上是威尼斯的商船，所有乘客除了自带行李箱、被褥、水和干粮外，还得做好随时参加战斗的心理准备，一旦商船与沿途袭击他们的敌人发生冲突，船上的所有乘客就得加入到战斗的队伍中。
因此，即便是一次称得上顺利的航行，也让人难以忍受，潮湿拥挤的船上随处可见腐烂的食物和人的粪便，臭气熏天。波罗兄弟和船上所有乘客，成天不得不与蟑螂、虱子、老鼠为伍，而失眠、晕船更令他们苦不堪言。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煎熬了一两个月后，波罗兄弟俩终于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此后，他们没有急于开始新的艰苦旅程，而是在这里待了六年。六年间，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为自己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此时，君士坦丁堡正陷入无尽的债务纠纷之中。最后一位拉丁国王鲍德温二世被迫将一些价值连城的圣器卖给了威尼斯，以此来偿还债务和勉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王位。事态甚至严重到，他用据说是耶稣圣物的荆棘之冠向威尼斯银行家做了贷款抵押，而且还主动让自己的儿子做人质。就在法国国王路易斯九世准备援助鲍德温时，佩利奥洛格斯王朝的迈克尔八世联合热那亚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再次沦陷后，动荡不安的政局多次引发了生活在这里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希腊人的骚乱。
尼科洛和马费奥兄弟俩决定离开这座多事之城，前往索耳得亚（即苏达克城），位于黑海之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索耳得亚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顺便提一下，波罗时代的人们对“黑海”这一名称还比较陌生，当时人们只把它称作“海”。）波罗兄弟在索耳得亚并没有多大名气，说明当时他们的生意规模并不大。
波罗兄弟最渴望的就是回到威尼斯的家中，但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无论是陆地上横行霸道的窃贼，还是海上贪婪无耻的海盗都成了波罗兄弟短期内无法返回威尼斯的障碍。
而前往东方的所有商路和航线情况就要好很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蒙古人已经攻占了大部分亚洲大陆，并且占领了欧洲一些重要地区，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达多瑙河东岸。（蒙古人也被欧洲人称作鞑靼人，但事实上，鞑靼只是蒙古帝国的部落之一。早期俄罗斯人把蒙古人和其他东方的入侵者全部称为鞑靼人，后来欧洲人仿效俄罗斯人也把蒙古人称作鞑靼人。）
当时欧洲人一直认为，蒙古人就是恶魔的子孙，是世界上最野蛮、最邪恶、最不遵守法纪的民族。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发布训令，号召基督教国家团结起来防范蒙古人：“耳畔不绝响起的马蹄声，警示我们绝不能再掉以轻心，战斗的号角宣告一场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战争即将来临。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业已证明，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中突然冒出来的野蛮的鞑靼人，必使天下大乱。”
然而，就在教皇公开向外界宣称蒙古人带来的威胁之际，蒙古人却突然改变了他们一贯的对外政策。野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无限扩张帝国疆域的政策，而他的孙子忽必烈汗则一改祖父的做法，施行了相对平和的统治策略。威尼斯史学家阿尔维斯·索尔西如此评价忽必烈汗：“他是一个追求集权统治的君主，但绝不暴戾野蛮，他善于汲取他人之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不断地寻求有效手段来稳固政权，为了达到目的，他更多的是采取宗教施压的办法，而不是单纯依靠暴力手段。”
忽必烈汗手中最有利的武器不是利剑长矛，也不是枪炮毒药，而是与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事实上，为了能够在自己缔造的世界新秩序中生存，蒙古人非常需要来自欧洲、波斯、阿拉伯的商品和技术。为此，他们开辟了很多商路，并为19世纪后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丝绸之路”不仅是为东西方输送诸如宝石、织物、香料、贵重金属、武器等货物的要道，而且也是输送数不清的佛教僧侣、基督教传教士和来自各地的商人的通道。
为了确保东西方贸易和宗教文化交流的顺畅，忽必烈汗在蒙古帝国疆域内实行高压集权政策，索尔西认为，蒙古帝国的和平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上的和平”。但正是因为有忽必烈汗的专制统治，“丝绸之路”才成为一条非常安全的商路，往来其间的人声称“妇女可以头顶金托盘无所顾忌地走在这条路上”。对于像波罗兄弟这样的商人们来说，就算深入亚洲和蒙古帝国腹地，人身和财产安全也完全有保障。
蒙古帝国的“丝绸之路”和威尼斯的商船使世界变成了“坦途”。在一个没有阻碍，能够相互交流的世界里，贸易往来及宗教、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尼科洛和马费奥沿着“丝绸之路”北端向东进入到蒙古帝国腹地。
在途经今天的伊拉克的时候，马可说，父亲和叔叔来到了别尔哥汗的王国。别尔哥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也是蒙古帝国各部落中最有文化、最开明的一位君主，有人称他为西汗。别尔哥盛情款待了波罗兄弟，马可说：“兄弟俩给别尔哥汗献上从君士坦丁堡带去的珠宝，这让别尔哥龙颜大悦。为了不让出手大方的客人觉得自己吝啬，他赐给兄弟俩两倍于他们礼物的珠宝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两位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在蒙古帝国找到了一处临时避风港。
兄弟俩用带去的珠宝、银币和织物与其他商人做生意，由此掘到了他们在蒙古帝国的第一桶金。他们就像在经营一个流动售货摊，任何有钱可赚的货品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马可在书中经常提到父亲和叔叔经营着各种织物，比如，棉布、锦缎，当然还有丝绸。不难想象，兄弟俩与穆斯林、犹太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商人做着各种生意，当时热那亚商人比威尼斯商人在亚洲更有名，但波罗兄弟俩的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兄弟俩偶尔还做奴隶交易，后来还把一个阿拉伯奴隶带回了威尼斯。
虽然蒙古人热情好客，但一年后兄弟俩还是想回家了，但恰在此时，别尔哥和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孙子旭烈兀发动了一场内战。马可说：“经过一番激烈血腥的厮杀，旭烈兀大获全胜。这场内战导致以前所有可以安全通行的商路从此不再有保障，波罗兄弟俩无法从原路返回威尼斯了。这时有人告诉他们，顺着别尔哥汗王国的边界走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最佳路线，兄弟俩听取了这一建议，但沿途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曾途经一片有十七天路程的沙漠，在沙漠中赶路的十七天里，除了住在帐篷里的蒙古人和他们的牲畜，兄弟俩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城市和建筑物的踪影。”
兄弟俩在旅程中慢慢熟悉了圆形的蒙古包和经发酵酿制的马奶酒，起初他们根本不习惯这种浓烈而且有股特殊酸味的马奶，后来勉强能喝点的时候，给他们敬酒的蒙古人就会使劲揪着他们的耳朵，强行让他们把酒咽下去。后来兄弟俩还慢慢适应了蒙古人很少洗澡的生活习惯，当然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也不经常洗澡，但蒙古人生性不喜欢水，再加上成天和马、牛、羊等牲畜在一起，所以身上常会发出一股味道，这让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西方人很反感。不过，波罗兄弟很快克服了这种反感心理，开始与他们的主人融洽相处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与蒙古人沟通和交流，这点远比能喝下马奶酒更有意义。
后来，波罗兄弟来到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城，这里是东西方商人的必经之地，从9世纪到13世纪期间，有多个帝国曾在此定都。布哈拉商人主要经营丝绸、瓷器、香料、象牙和丝毯，兄弟俩发现住在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但布哈拉以外的地区却动荡不安，部落之间不断的冲突使得“丝绸之路”的部分路段根本无法通行，波罗兄弟这才意识到想短期内回家已经不可能了。马可对此只做了简单评述，“兄弟俩无法再继续赶路，只好在这里住了三年”。这次延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在布哈拉滞留期间，尼科洛和马费奥邂逅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重要人物”，此人便是旭烈兀派去拜谒蒙古最高首领忽必烈汗的大使。如果波罗兄弟能够说服这位大使，那么他很可能会给兄弟俩指引一条通往蒙古帝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