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故事与译事

一

2018年春，我译完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Out Of Africa全书后，为中文书名纠结良久。Out of Africa的字面意思是“在非洲之外”，就作者的创作实际而言，是“在非洲之外（丹麦）”回首往事，从作品的内容来说，也是“失非洲”“忆非洲”或“非洲梦回”，是身在非洲之外而心却仍系非洲，因而从根本上展现的恰恰是一个“走不出的非洲”。但由于《走出非洲》之名已经在一代代读者中深入人心，特别是通过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而几乎变得家喻户晓，思虑再三，我决定沿用旧名，也算是致敬经典，并在译后记中对此做了说明。

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我两次走进非洲，也到访过肯尼亚，虽无暇前往保存完好的迪内森故居参观瞻仰，但在公务之余，我有幸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仰望清澈寂寥的夜空，并观察各色人等熙来攘往，常常不自觉地脑补迪内森描写过的画面，耳边仿佛还萦回着作家的不舍追问：“如果我会吟唱非洲之歌，吟唱长颈鹿，以及照在它背上的非洲新月，吟唱田地中的耕犁，以及咖啡采摘工那汗涔涔的脸庞，那么，非洲是否也会为我吟唱？草原上的空气是否会因为我身上的色彩而颤栗？孩子们是否会发明一个带有我名字的游戏？圆月是否会在碎石路上投下像我一样的影子？恩贡山上的鹰是否会找寻我的踪影？”我吹着迪内森吹过的风，不禁暗暗感慨自己与非洲的交浅缘深。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11月初，我收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宋玲女士的邀约，问我是否有兴趣“重返非洲”，翻译新科诺奖得主的小说。基于多年的合作经历，她深知这对我而言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于是，我接受了《天堂》的译事，这部作品源于作家1990年的一次东非之旅所激发的灵感，于1994年出版后入围布克奖。就这样，我得以再次走进非洲，走进古尔纳笔下那个全然不同于我既有印象和想象的非洲。

二

《天堂》首先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小故事，是其亲身经历和亲耳听闻的故事，正如开篇所言：“先说那个男孩。”十二岁那年，斯瓦希里男孩优素福离开父母，跟随阿齐兹叔叔乘火车前往海滨城市。阿齐兹叔叔是一位富有的阿拉伯商人，此前带领商队前往内陆做生意时，常常在优素福父亲经营的小店歇脚，并在优素福家里用餐。他每次出现总是穿着飘逸的薄棉长袍，戴着绣花小帽，身上散发出一股香气，一副友善、从容、儒雅的样子，每次到来还都会给优素福一枚硬币，所以优素福对他的来访总是充满期待。这次突然离家令优素福感到惶恐不安，他对此行的目的、期限和前景一无所知，但还是服从了大人们的安排。抵达阿齐兹叔叔家后，优素福成为其店铺的一名帮手。店铺伙计哈利勒年长他几岁，一边好奇地打探他的旧生活，一边热情地指导他的新生活。他们朝夕相处，白天在店里工作，夜晚则睡在主屋前的露台上。哈利勒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他工作技能和人情世故，并给他讲述各种故事。哈利勒告诉他，阿齐兹叔叔不是他的“叔叔”，而是“老爷”；优素福与哈利勒一样，都是因为父亲欠了债而被抵押给阿齐兹叔叔，成为他的免费劳工，直到他们的父亲能偿还债务——而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在对被遗弃的恐惧和迷茫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优素福渐渐长大，并跟随商队前往内陆，深入腹地，了解了人性的复杂和丑陋，目睹了生之苦难和死无尊严。与此同时，由于相貌英俊，他受到许多人各怀心思的关注，不仅受到男人、女人的捉弄骚扰，还几度成为人质，甚至险些成为迷信献祭的对象。而阿齐兹叔叔的太太祖莱卡对他更是贪慕已久，多次提出非分要求，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倒打一耙。优素福五六年来的生活一直是被设计、被交易、被摆布、被需要，他始终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到这时，他得知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搬走不知所终，而他心仪的姑娘——哈利勒的妹妹阿明娜——则已成为阿齐兹叔叔的妻子。他不愿再寄人篱下忍辱偷生，但思来想去，却发现根本无处可去。两难之时，一位德国军官率领本地士兵来抓人充军，士兵们在院子周围留下了垃圾和大小便，在他们离开后，优素福看着抢食粪便的狗，仿佛看到了自己，就在那一瞬间，他终于听从内心的声音，拔腿朝渐渐远去的队伍奔去——他毫无“政治正确”的概念，只是终于自己做主，奔向不可能更糟的未来。

《天堂》显然更是一个关于大环境的大故事。坦桑尼亚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早在公元前就与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等地有贸易往来，后来相继经历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大批迁入。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入侵，1886年，坦噶尼喀内陆被划归德国势力范围；1890年，桑给巴尔沦为英国“保护地”，1917年11月，英军占领坦噶尼喀全境。《天堂》所呈现的就是一幅殖民阴影笼罩下的画卷。优素福八岁时，父母之所以从南方搬到一个名叫卡瓦的小镇经营一家旅店，就是因为德国人在修建一条通往内陆高原的铁路线，并把卡瓦设为一个站点，使小镇迅速繁华起来。但随着殖民者的不断深入，小镇的繁华昙花一现，旅店的生意每况愈下，优素福的父亲渐渐债台高筑，终至将儿子抵押给商人而酿成家庭悲剧。十二岁那年，优素福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首次见到两个欧洲人，而在到达阿齐兹叔叔家之后以及随商队在内陆四处辗转的过程中，他听到许多关于欧洲人的传说，比如他们身穿金属衣，可以吃铁，他们的唾沫有毒，可以死而复生等等，也目睹了欧洲人的明火执仗耀武扬威：公然霸占原住民的土地，掠夺当地的资源，抢走商人的货物等。殖民者的到来改变了坦桑尼亚的社会形态，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成为常态，宗教矛盾、文化冲突和部落相残也随处可见。小说透过优素福未经世事而不加滤镜的视角，将其个人的小故事嵌于社会动荡与变迁的大故事之中，增加了作品的张力和厚度。

《天堂》当然还是一个关于“天堂”乐园的故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具有很深的渊源，《古兰经》和《圣经》中都有神创世界、天堂和地狱、旷野漂泊等故事，两者还有许多相同的人物，只是因为语言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名字。两者描述的天堂都是一座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四条河流，常年绿树成荫，花果飘香，园中人无忧无虑，尽享快乐。但由于魔鬼的诱惑，人违背了神的旨意而受到惩罚，于是失去了乐园。古尔纳的《天堂》显然贯穿着一条伊甸园及其失落的主线。暂且不提优素福、乞丐穆罕默德、哈利勒等所承受的失去家园之痛，仅仅从目录上看，乐园得而复失的题旨就清晰可见：“有围墙的花园”是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所在，里面的水池、渠道、树木、花果就是仿照传说中的天堂而布局；“山乡小镇”“内陆之旅”“火焰门”喻示着旷野漂泊和试炼；“心心念念的树林”是将乐园进一步具象化；“血块”点明了神造人的初始，因为《古兰经》中多次提到真主用血块造人，说明所有人都源于相同的血脉，原本没有高下贵贱之分，但现实社会却等级森严，人对同类的歧视、剥削和压迫无处不在，就在与花园一墙之隔的深闺大院里，还关着一个曾经被丈夫利用的疯女人和一个代父抵债而嫁为人妇的穷姑娘——阿齐兹叔叔娶阿明娜为妻，虽然打着基于契约公平交易的幌子，却无法掩盖其通过阴毒手段强占弱女的实质，所以他的家表面上像天堂，实际却早已被玷污和败坏，无异于人间地狱。

三

对译者本人而言，翻译《天堂》首先自然是一件“译事”，但在从阅读理解到落笔表达的过程中，我常常有卡顿之感，究其缘由，除了自身的本领恐慌之外，还与作家的语言选择以及部分人物的临时角色密切相关。我发现，原作本身已经经过了作家的“首度翻译”和部分人物的“二度翻译”，我所承接的译事不过是“三度翻译”，因此，在阅读原作时感受到翻译腔，或者本译作存在翻译腔，恐怕都是在所难免。

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1968年以难民身份前往英国，1976年获得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肯特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入职肯特大学，主要从事英语和后殖民文学教学与研究，直至退休。古尔纳从二十一岁开始写作，虽然母语为斯瓦希里语，却一直以英语为写作语言，并大多关注难民主题，但第四部小说《天堂》却“重返非洲”，聚焦于殖民时期的东非——一个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并存的社会。由于作品中的人物不仅包含说斯瓦希里语的当地人，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索马里人、欧洲人以及偏远部落的原住民等，他们的语言各不相同，作家一方面用英语讲述故园旧事，另一方面希望真实再现彼时的声音情状，于是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斯瓦希里语、阿拉伯语词汇，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家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语言的转换（翻译），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作家而言，《天堂》的创作本身也是一件“译事”。

与此同时，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分属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大部分人因教育所限，对“外语”一窍不通，需要依赖“翻译”来实现跨语言沟通。在原文中，translate和translated共出现24次，translation和translations出现4次，translator出现1次，这几个数字足以说明翻译在故事中的分量。从情节上看，不管是在日常交流、正式拜访还是商务谈判中，都常常需要“翻译”作为中介来达成任务的实现，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译事”的参与者或见证者，也就是说，部分“故事”本身就是“译事”。但实际上，那些临时充当翻译角色者，不过是少数脑子灵活的人因生活所迫而“习得”了部分外语技能，并不能完全胜任译员的职责。他们由于能力所限或私心作祟，常常吃力不讨好，受到交流双方的怀疑和批评。不管是恩尤恩多的报复性误译，还是哈利勒的刻意省译，或者阿明娜的好心增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却毕竟有违译者的使命，他们的勉力应付不仅表明沟通的艰辛和意义的难以抵达，在深层次上也象征天堂的难以企及，并揭开了地狱的真相。

综上，巴别塔之后的人类会走向何方？这应该是古尔纳通过《天堂》所发的忧思和拷问吧！

译者

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