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

受访者档案：

女，“80后”，绥化师专小学教育专业2003届毕业生。其父左手残疾，六岁后随父亲去加格达奇学书法，初中时险因贫困辍学，去逊克寻亲后才得以继续学业。书法在其职业道路上屡建奇功。2018年受派前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做汉语教师，2020年回国。与丈夫育有一子。

学书法不是我的选择，是爸爸的选择，后来的事我们都始料不及。

我六岁才记事，身边只有爸爸，我问过他：“我怎么没有妈妈？”

爸爸没好气地说：“死了！”

“爷爷奶奶呢？”

“都死了！”

爸爸的左手少了四根手指，只剩下大拇指，他天天教我写字，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写，写不好字就打。

他还带我从逊克坐火车去哈尔滨，找到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跟人家说我要拜师学艺，这让他们很为难。加格达奇的朱宏老师正好去书协办事，爸爸跟他聊得很投机。

回到逊克后，爸爸把用得着的东西装进破旧的电动三轮车，他带着我直奔500公里外的加格达奇。我们没钱住店，晚上睡在三轮车上，幸好天气不冷。

到了加格达奇，爸爸找地方挖了地窨子，我们住进去。我没有户口，只能进第六小学读书，一边上课一边跟朱宏老师学书法。爸爸到外面找活干，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他很少跟我好好说话，不是吼叫就是打骂，但他从未放弃过我，放弃过书法。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春节前夕，爸爸让我到百货大楼门前写春联去卖，我去了。加格达奇的冬天经常零下四十多摄氏度，清扫过的路面上还有残雪，每个人都穿得很厚实，脚步匆匆。等我在门前铺开摊子，很多人过来围观，都说：“这小姑娘字写得不错！”

有人问：“你的对联卖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

这个人说：“没买春联的赶紧买吧，别让小姑娘找零钱了。”

买春联的叔叔阿姨把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有2元、5元、10元的，还有50元的。

我在加格达奇一下出名了，朱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帮我的人很多，其中，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部长陈士果帮我把户口落到加格达奇，行署教育局督学冯宝臣帮着把我转到育才小学，那是加格达奇条件最好的小学。我家也从地窨子搬到租来的房子里，残联的人安排爸爸给一家单位看大门。

收入稳定后，爸爸在单位院里养兔子想增加收入，人家辞了他。爸爸又去找残联，四处干零活。有一天晚上，我挨了打跑出去，跑到好朋友家门口，冷得实在受不了，敲了两下门。同学妈妈出来了，把我拉进屋。她什么都没问，直接说：“只要你爸爸愿意，你可以随时过来住，阿姨欢迎你！”我跟好朋友睡在一起。

爸爸再打我，我就去她家。每次回到家，爸爸都像没事人似的，也不问我跑哪儿去了。他的坏脾气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电闪雷鸣。

在育才中学，我遇到了恩师韩雪梅，她是我的班主任。学校收学杂费，爸爸很少给我。

韩老师问：“你爸爸又说没钱？”

我低下头。

爸爸不给的钱，韩老师都替我垫付。每天中午，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出去吃饭，都带着我。

1996年8月末，快开学了，爸爸的坏脾气再次发作，这次他吼的是：“别上学了！”

我说：“我要上学！”

他继续吼：“我没钱！你爱找谁找谁去！”

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还能找谁呢？爸爸说妈妈死了，妈妈的亲戚应该还在逊克。爸爸说起逊克，提过税务局有一位姓马的。爸爸当年在逊克卖烤地瓜，对方经常帮他。我决定去找这个人，他可能认识妈妈的亲戚。

我上了加格达奇始发的一趟火车。男乘务员让我补票，我说明情况，他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车、在哪儿住宿，还给了我食物和路费。

逊克税务局姓马的那个好心人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妻子的娘家在姥姥家的那个村，他们直接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见到我，又惊又喜，给我讲了爸爸从不提及的那些事。

原来爸爸是河北人，家庭成分不好，“文革”的时候挨批斗，家里死了好几口人，他一个人逃出来，逃到黑龙江逊克县农村。姥爷当时是生产队队长，看他有木匠手艺，把妈妈嫁给了他。

结婚以后，妈妈不会做饭，经常挨打，怀孕以后还挨打，姥姥看这样不行，就把妈妈接回了娘家。在这之前，爸爸干木匠活，左手四根手指不小心让电锯截掉了。他认为姥姥嫌弃他手残疾了，其实，姥姥是嫌他脾气太坏。

我出生以后被扔到路边，姥姥希望有人捡走。可能我太瘦了，到了晚上还没人捡，姥姥就把我抱了回来。

我27个月的时候，这个村庄突然被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包围了，他们举着火把来抢我。爸爸站在那群人中间喊：“要是不交出我的孩子，我们要放火烧掉整个村子！”

我被爸爸抢走，他已经是该少数民族首领妹妹的丈夫，我跟着爸爸白天在树林里放马，晚上住在他们的定居点。到我上学的年纪，爸爸要带我离开，当地族人用刀挑断他的右臂筋腱才放行。他的妻子经常喝大酒耍酒疯，我们离开后，她冻死在树林里。

爸爸把我抢走后，妈妈改嫁给外村的残疾人，又生了两个女儿。她住的房子很破，先给了我200元钱，还要给我买线衣线裤，听说我没钱上学，又给了我100元，那可能是她所有的积蓄。看到妈妈活着，好像全世界都温暖起来。

姥姥、姨和舅舅都拿钱给我，我一共带回来800元。我还带回来一张字条，舅舅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可惜我弄丢了。

9月初回到加格达奇，我直奔学校。下课时间教室乱哄哄的，韩老师在教室后面，我大声喊：“老师！我回来了！”

韩老师惊讶得张开嘴巴，张开双手奔过来搂住我，搂得紧紧的。她哭了，哭着跟我说：“你跑哪儿去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知道我多惦记吗？”

惦记，我以前不懂这个词，韩老师的泪水和拥抱让我瞬间懂了，我哭着说：“老师，对不起！”

我跟韩老师去了办公室，跟她讲了寻亲经历。她帮我办了存折，上学费用有了着落。我想早点儿挣钱，韩老师说以后我可以考中师。

上学以后排队，我一直占据第一排。韩老师经常从家里带来苹果，叫我到办公室吃，她说：“你将来要当老师呢，必须长点个儿才行。”有一次，她带我去她家，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乳白色液体，喝起来很甜，那是我第一次喝奶粉。

我考上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体检的时候量身高，我离规定身高还有距离。那个负责人特别好，大声喊道：“合格，下一位。”

我们初中毕业后，韩老师离开加格达奇，跟爱人一起调到上海，最疼我的人走了。

中师那三年特别不容易，我天天去市场批发干豆腐卷，晚上挨个寝室敲门售卖。虽然学校不允许这样，但宿管老师从来不管。

听说我们这届毕业生国家不再包分配，准备考大学的，学校另外编班专门辅导，我进了这个大学班。省级三好学生考大学可以加10分，但公布的名单里没我，我去教务处问老师：“为什么没我？我是学生干部，论工作论成绩，我啥都不比他们差！”

老师说：“因为你成绩好，不加分也可以考上大学。”

2000年，我差三分没考上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了绥化师专。我们的专业是小学教育，每年学费7000元。我想找陈士果部长帮忙，区委门卫室的人说他几年前就去世了。听说区委宣传部有个基金会，专门资助上不起大学的学生。我去那里问，工作人员说，考上绥化师专，也就资助二三百元钱。

我给当时的行署专员王忠林写信，讲了我的遭遇。他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专员特批了一万元。我想当面表达感谢，秘书说：“不用了，专员让你好好上学。”

大学三年，我经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你干吗来了。”我确实需要钱，但我上大学肯定不是为了打工赚钱，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获得了首届国家奖学金。学校免除我一年的学费，余下的学费用奖学金和专员特批的那笔钱缴齐了。

那三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书法老师王鸿庆。王老师已经退休，他办的书法班收费。大概听说我写字不错，王老师让我去一趟，我过去写了几个字。

王老师说：“你写的字笔法不对。”

我不服气：“我六岁就学书法，哪能不对呢？”

他说：“你跟我学书法吧。”

我说：“我没钱。”

他说：“我不收你的学费。”

我成了王老师的学生，书法班晚上上课，我有空就去。王老师是书法大家，我不光跟他学颜体、学隶书，还跟他学做人。

那三年我还长个儿了，长到现在的高度。

2002年底，我跟同学到哈尔滨参加招聘会。某中学在招聘会上做宣传，专门招聘各专业本科生。

我问：“你们招聘书法老师吗？”

负责人问：“你会书法？”

我把获奖证书和书法作品照片拿出来，他马上让我填表报名参加面试，说：“我们正准备招一个书法老师。”

面试成功，只是备胎。我想去南方找工作，看看外面的世界，但2003年的春天，“非典”来了。

中学这边多次打电话让我签约，我只好来这边，同事跟我说：“你来这儿真不容易，学校为了你逐级请示，光是打印文件就忙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全市直属学校当年进了54个毕业生，我是唯一的专科生。

我在学校教书法，也教语文，常常想起韩老师和王老师，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教育学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最开始，每本作文我都批改，发现抄袭现象很普遍，第二次我就问：“谁的作文是自己写的？”

只有几个学生举手。

我说：“好，把你们的作文交上来。其他同学回去自己写，我不批改抄袭作品，明天上课把自己写的作文交上来。”

这所中学的学生普遍不用功，有个学生考入重点高中后特别感谢我，说他也抄袭过，是我教会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心中的想法。

我教学生书法，自己也在不断提升。我的书法作品两次入选全省书法展，2008年我加入了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书法不仅让我和别人有所区分，还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和底气。

有年冬天，我监考期末考试。有个男生坐在窗台边，把小纸条搁在窗帘后面。我发现以后将卷子收上来，把他撵出考场。

学生家长很快就来了，男家长指着我问：“你说我家孩子作弊？”

我说：“是。”

他继续问：“你第几年工作啊？”

我说：“这和第几年工作有关系吗？你可以把孩子叫过来问问。”

不等我说完，他挥拳就打，我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倒在地上了。走廊地面湿滑，我的白棉服瞬间变色，拉扯中帽子掉了，衣服也破了。

我说：“你怎么随便打人呢？找校长去！”

他说：“我有的是钱！找校长也能摆平！”

我们找到副校长，副校长不让我进去说话，我只能在外面等。家长在里面说够了，副校长把家长放走，想息事宁人。

我说：“我不同意！我要住院！”

我先去派出所报案，报完案才去住院。

女家长来了跟我哭穷，说家里没钱，她老公给煤窑老板开车，没有文化，别跟他一般见识。

对这样的人，我没有同情心。我三天两头给派出所打电话，问调查处理结果。五个月后，他终于被处罚，拘留三天。

他从拘留所出来，我打电话让他拿住院费和赔偿费，他说：“我都拘留了，谁还给你钱？”

我说：“不给钱，我就起诉你！”

这件事后来庭外和解，打我的家长赔我住院费三千多元。

有个煤窑老板的儿子追过我，给我送来很多水果和鲜奶。他说：“我妈让我找个老师，说对教育下一代有好处。”

我说：“你妈说得对，但我不是你的菜，你也不合我胃口。”

第二次，他让手下人进来送吃的，跟收发室大爷说，他是我男朋友。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到收发室拿走那堆破东西，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

我嫁的这个人跟我一样穷，也是老师，结婚的时候，家里没拿一分钱。我们先凑钱给我爸爸买了住房，把他接过来，再借钱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这些年，我专程看望过王忠林，见到失联多年的韩老师，回绥化拜会过王老师。他们都不需要我做什么，但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善良有了结果，善良可以沿续。

2016年9月，我家有件大事，就是贷款买了车。卖车的人帮忙把车开到楼下，我总得尝试开，战战兢兢上了几次路就学会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发现，“人到中年万事休”只是借口，没什么学不会的，就看你是不是想学。

两个月后，学校传达了省教育厅转发的“汉办”（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我决定报考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师，我想看看更大的世界，也想走出国门传播中国书法。爱人非常支持我。

初审通过后的考试包括心理测试、英语口语、综合能力面试和才艺展示。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英语口语，中师不学英语，大学英语学一年，属于哑巴英语。

当时，我儿子在英语学校跟着外教学英语，听说外教的女儿来了。我提出免费教她学书法，经常跟这个孩子和家长交流，我的口语提高很快。剩下的就是背单词、练听力，晚上11点前从没睡过。

2017年，我顺利通过“汉办”考试。才艺展示，我展示的当然是书法。现场的老师和同学都记住了我，他们直接叫我“书法家”。

2018年3月，我被派到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那所中学是智利时任女总统巴切莱特的母校。

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出身国内名校，但我没有压力，我把每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在智利举办的“汉语桥”大赛中，我的四个学生进了决赛。

听说有些人身处异乡太孤独得了抑郁症，起初我也孤独，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别忘了你干吗来了。”智利的通用语言是西班牙语，我必须学西班牙语，必须跟更多的当地人交流。我出去找语言学校，有个校长听说我是中国人，擅长书法，他请我在那里上书法课，这样，我的西班牙语课、后面我儿子的西班牙语课和文化课补习就都免费了。

2019年10月1日，我打开电视，让学生看中国的国庆直播，我用西班牙语做现场翻译。当然了，翻译各种新式武器我得现查词典。

在圣地亚哥工作的两年非常充实。假期去了智利很多地方，交了一些当地朋友，我推开一扇扇看世界的窗子，这些窗子也成为我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

在圣地亚哥我遭遇过四次抢劫，第一次被抢的是金项链。那是在中国贸易区，人很多，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脖子上的项链已经没了。我当时很镇定，用西班牙语说：“假的！我那条项链是假的！”周围人“哄”的一声全笑了。

随后我问当地的朋友：“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抢劫？”

他们说：“你戴项链出门，那就是让人抢的呀。我们从来不戴贵重东西出去，那是一种很高贵的权利。”戴项链的自由在那里已经变成特权。

有一段时间，圣地亚哥的空气里都有催泪弹的味道，大规模游行、地铁纵火、半夜枪击不断发生，出行和睡眠的自由也没了。回国以后，我特别珍惜这些原来想当然的自由。

2020年1月，听说爸爸身体不好，我提交了申请报告，提前两个月回国。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爸爸抱着我大哭说：“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得的是糖尿病，三次住院，都是我爱人照顾。

我去智利前爸爸身体还好，他跟我说：“我培养你学书法，肯定不是光为了让你当老师。但没想到，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传播书法，我真为你骄傲！”

回国之后，我每天照顾爸爸。五个月后，爸爸死于心衰，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最近经常想：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书法不仅改写了我的个人命运，还帮我打开了通往全世界的大门。爸爸用他残缺的手，拼尽全力，把我托举到他看不见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