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5岁出门远行

我尝试紧闭双眼，屏住呼吸，同时握紧手里那把铁锹，狠狠地一铲。

炉灰松动了，炉火一闪，手背的皮肤被烧得发紧。我努力睁眼，眯成一条极细的缝，勉强看准了铁桶的位置，眼疾手快地把炉灰铲进去。噗的一声，滚烫的炉灰翻腾起来，我的眼睛登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烧。我的鼻腔里吸入了大量煤灰，呼吸也乱了。我只好硬起头皮，横竖又是一铲下去：噗、噗、噗……

炉灰越是被铲走，炉火就烧得越旺，好像能烧透我的一层脸皮。我没办法继续憋气了，鼻腔又堵塞，只好急促地张口，囫囵吃了不少灰进嘴里。直到我铲出来满满两桶炉灰。

我拎起两个铁桶往外走，倒进垃圾桶，又回来趴在炉子跟前儿，试图把剩余的边角也清理干净。我能感觉到吸满了煤灰的黑色汗水在往眼睛里流，蜇得生疼。

眯缝着眼睛，我用余光瞄了一眼老板，他看起来很满意。

我被留了下来。

在监利县城里的一个小餐馆打杂，这算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对此很感激。那年我16岁。

1974年腊月十八，我出生在湖北监利县的农村。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们住的是“壁子屋”。长江两岸多生芦苇，人们将芦苇的梗捆起来，一根一根捆扎成草房子，就成了我们说的壁子屋。壁子屋的成本很低，只不过大风刮来了会摇摇欲坠，一把火来了顷刻间被烧成灰，下雨天则会四处漏雨，漏得没有地方落脚。

不知道为什么，在村里经常会听到有人去世的事情。我常常听大人说这个人吊颈死了，那个人喝农药死了。这也导致我小时候很怕鬼，天一黑就要赶紧睡觉。我们的壁子屋上有个大洞，大得一头牛都能随意走进来，一直没有补起来。夜里，鸡鸣声、狗吠声、农田里呼呼的风声都会放肆地闯进屋子里。闭上眼睛之后，我的胸口会因为这些格外清晰的响动而怦怦直跳，我害怕会有死去的鬼魂把我捉走。

我在8岁时住上了砖头房。那些砖头是父亲用河里的稀泥巴一块一块烧出来的，烧了三年多，烧成了两万多块砖。父亲又亲手把这些砖头垒成了我们的新房。父亲是富农的儿子，也曾因此被绑起来游街，在村里总是挨欺负。一家人住进这间砖头房后，父亲似乎在村里终于抬起了头。

我已经上小学了，从新家去学校要走两公里泥巴路。晴天和夏天是最好的，因为雨天我经常摔得浑身淌泥巴，而冬天我没有袜子。除了语文和数学课本，我还有一本哥哥姐姐们用过的旧字典。他们传给我用时，字典里很多页已经遗失了。

当时，我不明白的是，父母每日早出晚归地劳作，家里却并不是总有足够的食物。记忆中，过年之前母亲经常会去跟舅舅借米，等到第二年有了收成再还回去，这样我们才能挨过这个年。

有一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动静。我以为是鬼，吓得惊醒过来，从被子里偷偷地探出头。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门外悄悄走进来，原来是母亲。那是半夜三四点，屋外下着鹅毛大雪，风声呼啸如鬼哭。母亲背后是一片幽深的黑夜，为她照明的似乎唯有雪片儿。她卷着衣袖和裤脚，手腕和脚踝裸露在外，手里还拎着一个蛇皮袋子。

我吃了一惊，心想：她半夜三更在做什么呢？

她小心翼翼地将蛇皮袋放在桌上，有东西从袋口窸窸窣窣地掉出来。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几棵菜薹。我忽然意识到，母亲去田地里偷了一袋菜回来。

母亲接着把她卷起来的裤脚放下来，坚硬的雪块也跟着掉落，摔在地上噼啪作响。雪块砸在地上发出的那种细响，过了很多年我都无法忘怀。那是母亲在地里奔跑时卷进去的雪。

大概是在那个冬夜，我第一次萌生了一种想要离开的愿望。父亲种了一辈子地，累驼了背，家里却常常没有饭吃。母亲除了去借，被逼无奈还学会了去偷。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雪夜，有人冻死在外面都很难被发现。她只敢选在这样的夜晚去偷，这其实不是怯懦，而是作为母亲的勇敢。只不过她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太轻，把菜薹看得贵重罢了。

我拒绝重复这样扭曲的命运。

小学毕业后，我又跟着一个远房舅舅读了两年书。舅舅是“文革”后被平反释放出来的，他确实有些文化，奈何我和“文化”这东西“井水不犯河水”。《三字经》《百家姓》和《弟子规》，这些学问在当时都很难帮助我吃上饭。我想学一门有用的手艺。

15岁那年，借着一个表哥的关系，我终于得以离开我的村庄，在县城里当上了汽修学徒。那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短期内我也很难实现靠当汽修工谋生。6个月后，我决定转战到餐馆，至少在餐馆我总能填饱肚子。

白天我在汽修店，晚上我就偷偷溜出去在街上游荡。很快，我看准了一家刚开业的餐馆，里面人来人往，生意很火爆。我壮着胆子走进去，问老板“这里需不需要人做事”。

老板问：“你会做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说自己什么都会。

老板一刻不停地忙活，顺手指着餐馆的炉子大声说：“那先把炉灰都扒掉。”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我从来没有扒过炉灰，不过这事儿并不难，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干。我把炉灰扒得干干净净，顺利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是想学一门能够让自己吃上饭的手艺。只不过我没有想到这门手艺会是扒炉灰。

我非常勤快，什么事都愿意干，手脚从不歇着，老板也因此很喜欢我。可惜半年之后，他的生意就倒闭了，我并没有拿到一分工钱。

17岁那年，我开始琢磨自己单干。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夜市摆摊儿。我在街上随便找了块空地，四处借来了两张桌子、几个凳子。夜里，我把各种调料都一一摆出来，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卤菜摆出来，看起来像模像样了。这时，黑夜里忽然冲出来几个陌生人，他们没有和我说什么，到我的摊子上就狠狠地砸，把碗筷、桌凳、瓶瓶罐罐的调料和卤菜都砸得稀巴烂。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站在路边，抑制不住地哭号起来。

我的动静引来了附近的过客，大家渐渐围过来，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叫了警察。许多人为我愤愤不平，可怜我还是个孩子。

众怒难犯，他们最后赔偿了150块。后来我才知道，这块地是他们曾经摆过消夜摊的，他们以为我要来抢地盘。我的第一次“创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街头游荡，无所事事地混饭吃。我什么也不敢做了，感到这个城市可怕极了。有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公平，有时候又觉得一定是自己非常愚蠢，是我把社会想得太单纯，把生活想得太简单。

如果活下去真有这么简单，能让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轻易吃上饭，谁还会选择弯着腰日夜种地？谁会选择在雪地里偷菜？谁会选择吊颈？谁会喝下一瓶农药？

夜晚变得像我儿时那样充满未知的危险，黑暗中似乎随时会有怪物冲出来，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我从未见过的獠牙，刺穿我，折断我，三两下就把我撕成碎片。

我一度被自己生长在其中的县城夺走了勇气，可是几个月后，我又带着一股无名的怒气，壮着胆子跑到了更加陌生的武汉。

那年，我17岁，孤身一人，手中空空如也。

我在武汉的江边漫无目的地走，沿江走了七八公里，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可是再迷茫，我也确信一点，我决不回头。

深夜，我走进路旁的一家医院。里面静极了，偶尔有护士走动，灯光也昏暗。我找了一张长椅躺下，蜷缩起来，闭上双眼。药水的气味缓缓钻进鼻端，让白天发生的一切变得模糊而遥远，我在那种气味里酣然入睡。后来，我在武汉生活了整整6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医院的椅子成了我时常光顾的睡处。这里可以为我遮风挡雨。一觉醒来，我会变得生龙活虎，精力充沛，什么也难不倒我。

第二天，我又找到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档次高一些，我走进去就像一个流浪汉。

我立刻被人喝住：“你干什么你！”他以为我要乞讨。

我说：“你们这里需要人做事吗？我什么都会做。”

这时我又听到了一句很熟悉的话，那人说：“那快把炉子灰都扒出去。”

我的这门手艺是值得信赖的。我果然被留下了，工钱是一个月180块。我在这家餐馆做了半年，回家过年之前，老板把工资都给我了，甚至多给了几十块。他说我一个人做事顶几个人，还叮嘱我过完年要早点回来帮忙。

年还没有过完，我就回到了武汉，但我并没有回到餐馆。那时刚刚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打工。我发现武汉街头什么生意都很红火，而我手里也终于有了一点小钱。

我在人和街看准了一家店铺，打算搭老板店里的墙角做包子卖。仅仅一个小角落，租金一个月是300块。我从家里带了米、面粉、油、锅，还请了母亲来帮我卖包子。那时候没有蒸笼，也没有任何机器，几乎无需成本，包子、馒头都卖两毛一个。

我计划一年能赚1 000块就好了，结果那一年我赚了两万多。

在1992年，两万是个异常惊人的数字，这个数字轰动了整个村子。很多老乡听说我在武汉做生意赚了钱，也开始大批大批地跑来武汉做包子。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做了一年多生意，连床都没有睡过一次。白天我在案板上揉面，晚上就在案板旁边睡觉。总是晚上九十点睡下，半夜一两点起床。母亲则每夜睡在一张椅子上，歪着头，仰着脸。

那时候，大哥已经患上了肝病，并因此欠了债。这种病治不好，只能花很多钱让病情稳定。大哥来武汉求医时，我在医院见过他，他的面容十分憔悴。那一年我挣的钱基本上都给了大哥，自己留了两三千块。

二哥在农村种地、喂牛和喂猪。他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负担太重了。我又把二哥叫到武汉，把我的小店让给他，教他做包子，并安排母亲帮他售卖。

就这样，我19岁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的一个最为声势浩大的现象就是农民进城——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最初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向乡镇转移，后来则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自发性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新中国农民进城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关于农民自由迁徙权、自由择业权等众多进城权利的制度变动史。

——《农民进城——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农民工》，蔡志海，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