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新思维

过去我常常觉得记者采访我的过程特别好笑，他们会核对一下采访时间，然后把麦克风举到我面前，对我说：“我们还有30分钟的时间。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变学校目前的不良状况呢？”

刚开始的那几次采访，我会思考大约30秒的时间来决定近百件事情中，我们到底应该先做哪一件。后来，我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改变学校目前的不良状况需要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果断采取行动的人，一个能够打破繁文缛节、反对不断膨胀的官僚主义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拥有基本常识，永远把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不在乎自己政治地位的人。虽然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师，但我坚信，自己算是一个好老师，非常关心如何改善国家公共教育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学校管理不当、漏洞百出，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弃过图新。当然，革新需要资金，但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常规做法，即使投入世界上所有的资金都将无济于事。在我看来，要想管理好一所学校，关键不在于教孩子如何去做事情，而在于学校是否为自己的学生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性。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按孩子的年龄差异划分不同年级，再把他们平均分配到各个班级，然后要求他们以完全一样的进度学习、进步，并在孩子们违反那些不够人性化的制度时惩罚他们，这样管理学校的话，教育成本确实更低、教育形式也更简单。

我们不强求学校要取得多大的成功。利用测试的形式对老师和学生进行考核，也许在某次特定的测试中，他们会得到较高的分数，但测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不是老师和学生出问题了，而是学校出问题了。

该怎么做，我们心知肚明。许多学校以及家庭学校教育项目等一再证明，如果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服务于学生而不仅仅是监督管理他们，学生就会学业有成，即使那些屡屡不及格的学生也会取得优异的成绩。

如果我们可以坦诚地接受那些成功学校的办学理念，我们就能够改善学校的管理模式：相信所有的孩子都能学好；尊重个体差异，对学习风格迥异的孩子实施因材施教；孩子情绪不稳定或教室光线不足，又或孩子营养不良，都会导致那些所谓的“学习障碍”等问题。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尊严，理应得到大家的尊重。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采纳成功学校在这些方面的好的做法，而是仅仅复制了他们的后勤工作和管理模式。我们引进了同样的设施，复制了他们的课程体系以及评估方法。把几所小型学校（在那里，老师会关注每个学生的需求）合并成庞大的、毫无人情味的综合类学校，孩子们则成了一个个没有名字的数字代码。这样，我们的问题再一次聚焦于行政管理问题而非教育模式问题。我们忽略了拼图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却对我们为什么拼不出正确的图像一直迷惑不解。

我曾遇到过一些好老师，他们为我的生活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不断鼓励我为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努力，这个梦想能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蓬勃发展，离不开那些好老师对我的人生的塑造。在当了9年的记者之后，我决定去追寻一个截然不同的梦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改善我们的学校，我希望将老师给我的爱和希望传递出去。幸运的是，学校安排我去教一批他们觉得“无可救药”的学生。这些所谓“无可救药”的学生欣然接受这些爱和希望的礼物，尽管他们的生活一贫如洗、不时遭受他人的虐待及暴力行为，使得他们成为统计数据中的不良青年，但他们最终用自己的成功报答了我。那些学生激励着我在《我的熊孩子们不想做家庭作业》这本书里讲述他们的故事，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电影《非常教师》（又名《危险游戏》）。

自《我的熊孩子们不想做家庭作业》1992年首次出版以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家长、老师和学生的信件和电子邮件，在信中他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挫折、成功以及梦想（和往常一样，为了保护学生的尊严和隐私，文中所述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因此，这本书是写给那些仍然相信我们能够拯救学校的学生、家长和老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