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约翰·凯里

戈尔丁一向认为《继承者》是他最好的小说，许多批评家也欣然认同。他的作品曾被拒绝多年，《继承者》是在他文学事业有起色时，一度以极快的速度写就的。1954年2月，费伯与费伯出版社最终同意出版《蝇王》（于当年9月17日出版），他的编辑查尔斯·蒙特斯急切地想知道下一本书的内容。10月17日，戈尔丁回信说他的新小说已写了“将近四分之一”。小说内容是关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他“进展神速”。

上一部小说写的是一群流落荒岛的小男孩，而这部新作的主题一直被认为是不按常理出牌，蒙特斯也曾如此认为。不过两部作品的确存在关联。两者都是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两者都提出阐释这些关系的新方法。两者都描述了杀害无辜。《蝇王》中那些变得凶残野蛮的男孩反映了戈尔丁对于原罪和堕落的关注，因此，他的下一部小说去探讨堕落何时发生的，再自然不过。多年后，他向一些印度学生谈起时，解释说他的尼安德特人（小说中的“人们”）没有堕落，因为，不像那些“新人”（智人），他们无法思考，他们只能想象：“思想即堕落。”

这部手稿的末尾处一条笔记洋洋得意地记录道：“初稿完成于11月11日下午1∶15，共29天。”1954年的11月11日是一个星期四，具体时间——一点一刻——提醒我们，戈尔丁是在索尔兹伯里的霍兹霍斯主教中学当老师时利用午餐、休息和假期时间创作了这部小说，以及所有他早期的四部小说。初稿是写在一本绿色的硬皮霍兹霍斯主教中学的练习本上，用的是老师的那种红色圆珠笔。

一如往常，戈尔丁的妻子安提供了帮助，或至少给出建议。手稿中的批注写道：“安认为洛克的跌落太过不可思议。人们会无法理解。我没有清楚说明洛克闻到了那个老妪带来的东西，”而且“安说，珐应该说‘我们在海边很幸运。我们能够用贝壳喝水’”。这印证了戈尔丁11月31日所写的那封信不实，他在信中解释说他无法把手稿寄给蒙特斯，因为他的书写“甚至连我妻子”都难以辨认。显然，他将《继承者》递交给蒙特斯审读之前，想要争取时间重新思考。他承诺圣诞节期间把稿子打出来，然后寄去。“我已经学会了在打字机上创作，大有助益。”他补充道。

的确是大有助益。他一边打字，一边全面重写了小说，手稿与打字稿两者之间的诸多不同之处改变了《继承者》的内涵。在手稿末尾，他记下了为了重写小说需要牢记之事。首先就是：“‘新人’必须是受到环境和他们自己的本性所迫才去毁灭人们。因此，人们必须依靠那条唯一的前进线路生存……他们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大海？），也必须前往某个地方。”重写的文本中，“新人”的确是来自大海——洛克在他们的独木舟上闻到了盐味——他们要前往群山另一边的狩猎场。

戈尔丁提到，在重写的文本中地貌也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新主题：“我开始想到一座峡谷谷口有一处宏伟的瀑布。峡谷的远处是一条小河，接着是个巨大的湖泊，四周有森林和平原环绕。”书中的地理情况令他担心，他补充了一条笔记：“我必须去请教詹姆逊关于峡谷泄出的外瀑布问题。另一边的陆地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吗？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在英格兰南部。”约翰·詹姆逊是霍兹霍斯主教中学的地理课老师，戈尔丁对请教结果显然很满意。重写的文本中，那个瀑布的确是从一个峡谷流出，逆流而上、河道渐宽，逐渐形成一个湖。戈尔丁这段对于森林的描写是基于马尔堡附近的萨弗纳克森林的记忆，年幼时他父母曾带他去那里散步——因此他需要核实书中的地貌与史前的英格兰南部相符。

那片瀑布至关重要，他在手稿末尾记录道：“核心象征就是那片瀑布，时间流，坠落，热力学第二定律。它必须栩栩如生。”这符合他告诉那位加拿大评论家弗吉尼亚·泰格尔的话——他说，他把初稿当成一部反驳19世纪进步主义的作品来写，而重写的文本则相反，强调的是那种进化的生命力，以驱使“新人”以一种胜于尼安德特人所拥有的“更高层次的活力”向上而行。他们有能力拖曳独木舟经过瀑布，逆流而上，则象征了这种生命力。戈尔丁提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他一段谈叶芝的文章中得到阐释。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我们宇宙论中的魔鬼，它表明了万事万物都在走下坡路，最终会像一个没上发条的时钟一般停止运转。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条定律的局部矛盾……当生命拒绝屈服于一种总体活力下降的趋势，而是再度上紧发条，那么我们就应该欢欣鼓舞。

水从高处到低处流过瀑布，就是第二定律的一个例证。可是“新人”无惧激流并且由“一种新的热情、新的视野”驱使向前进发，正是这条定律的局部矛盾。这就仿佛第一稿的《继承者》是由那个笃信宗教的戈尔丁写的，他为天真无辜的尼安德特人的毁灭而哀悼，而那些由他那位科学家父亲所做的修订——他的父亲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拥趸——似乎应该会支持拥有高级智慧的“新人”。

1955年2月15日，心存歉意的戈尔丁将打字稿寄给了蒙特斯。“远远还没完结——实际上几乎还没开头”。蒙特斯应该只是把它当成“一小块轮廓模糊的大理石、粗砂岩或是油灰”，如果他能接受“粗粗翻一遍”，那么他的批评将“弥足珍贵”。这些自贬似乎言过其实。可它们反映了戈尔丁对于写作习惯性的紧张情绪。回信中，蒙特斯安慰他，他很喜欢《继承者》：它应该一字不改地出版。

他的第一反应是焦虑，他立刻回复说他“有点惊讶地发现《继承者》已经完成”。他想知道，一个专家会怎么评价他对尼安德特人的描述。“我压根儿没为这本书做过任何研究，”他提醒说，“只是将自己了解的东西琢磨一番。”出书前是不是应该请教某些“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食古不化的科学家”？蒙特斯坚定地回复说，这本书不需要专家。“如果有人要提建议，那肯定是错误的那类建议。”

鉴于戈尔丁脆弱的自信心，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不过他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无知。自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痴迷考古，曾经组织过学校考古社团，长期在当地进行挖掘工作。索尔兹伯里史前的地貌资源丰富，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自己如何常常想象在乡间漫步时迎面遇上一个尼安德特人。他写这部小说的速度说明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主题。尼安德特人真正的模样过去（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但他清楚这些争锋相对的理论。他告诉蒙特斯，H. G.威尔斯认为他们都是具有食人习性的猩猩似的怪物，他总觉得这点“令人捧腹”，他颇具嘲讽意味地引用了威尔斯的陈述作为他小说的题献。

他自己对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考古证据。他笔下的尼安德特人没有手工制品或是容器，而那些“新人”有项链、绘画、酒囊和陶土罐。发明容器（袋子、篮子）是进化过程的重要一步，因为采猎者可以用它带回并储存食物。那个最聪明的尼安德特人，珐，看到那个老妪在一只鹿胃里煮肉汤，并用一根棍子蘸了蘸，伸进马尔的嘴里，差点就想到了容器的主意，她有了一个装满海水的海贝的想象。这正是安认为应该解释的事，尽管戈尔丁没有采纳她的建议。珐想象粮食生长在梯田上时，还差点发明了农业。

尼安德特人是采猎者，可戈尔丁笔下的却有所不同。他们采集森林中的水果，不过，因为他们感觉到杀戮是“邪恶的”，便心怀愧疚地从那些大型食肉动物捕杀的猎物中获取生肉。他们那混合了手势、舞蹈和一种心灵感应的语言，是戈尔丁的另一大创新——在古生物学家中，尼安德特人能够说话这一点并没有形成共识。那些“新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的萨满，马朗，是个男性，不过戈尔丁赋予了他的尼安德特人一种宗教（崇拜一位母系女神，欧阿），而这是他与公认的看法最大的分歧所在。他知道，从没有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宗教线索；也没找到过任何暗示来世信仰的尼安德特人的陪葬品。他让他的尼安德特人崇拜“冰姬”，并将肉和水置于埋葬处献祭来世，以此避开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而这些都没有让考古学家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他的尼安德特人对于“新人”的仰慕，几乎达到爱意，也许是他自己的想法，抑或是他可能知道有考古证据支撑这个观点。在西欧，尼安德特人与智人携手共存了数千年，有时候还分享同一片居住地，有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模仿过人类文化的某些方面，比如在身体上画赭色彩绘，这被当作是表达仰慕之情。

小说中的“新人”抢走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婴儿，留下一丝希望——即我们身上也许残存了一些尼安德特人的痕迹。这是戈尔丁的猜测，不过近期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测序后，结果发现人类DNA中的百分之四来自尼安德特人，表明了两种人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杂交。

然而，《继承者》的伟大之处并不是在于戈尔丁想象尼安德特人可能是什么样，而是在于他塑造的用来表达他们的语言。他接受了巨大的风格上的挑战，即从一个尼安德特人的视角看一切。借助这起初让人大惑不解的语言，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生命的内部，他的种种感官，尤其是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但无法将感觉投入一串思绪之中。这个生命的意识是一系列隐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鲜活的。错综复杂的语言策略强迫我们分享一种意识的奇妙经历——还有其怜悯和不幸——这种意识大胆无畏、温和无害、充满爱意、观察入微，对任何事都无法理喻。然而在文风上，戈尔丁取得了极富诗意的成就，阐释了T. S.艾略特的见解，即现代诗人必须间接，“以迫使，如果必要的话，错位的语言融入他的意思”。

《继承者》出版于1955年9月16日，评论家们立刻就发现了其中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在亚瑟·库斯勒看来，这本书就是“如同石化森林般的英语小说界中的一场地震”。半个世纪后，无论你读过多少遍，它依然令人警醒、恍然大悟，如不毛之地，令人刻骨铭心且独一无二。

（宋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