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风险无处不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以及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伴随的风险让我们感受到了脆弱。作为个人，我们发现自己可能会被重大意外事件突然袭击，而全球化、技术和医疗进步可以减轻巨大风险的传统印象被颠覆。世界各国面临各种动荡，从新冠疫情，到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食品短缺，以及日益严重的气候威胁……
当然与此同时，快速的新冠疫苗开发等成就也让我们有理由对医学和技术的力量保持信心。可是怎么看待社会的脆弱性呢？我们的社会是会很快恢复正常，还是会留下永久的疤痕？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能否在未来克服类似的冲击？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
从投资组合风险到保障风险，再到疫情风险，我们时刻需要同风险打交道。传统上我们采用风险管理的办法，测算采取某种行动时面临的风险大小，并评估自己能否承受。
本书认为我们应该改变思维模式，把韧性概念放到核心位置。这个术语意指反弹恢复的能力，而不同于稳健性（robustness）的概念，后者是指抵御的能力。在某些时候，稳健性并不是最佳出路。这就像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描述的，韧性是指有能力经受住风暴并恢复元气。
橡树极具稳健性，高大挺拔，在寻常的大风里显得坚不可摧。与之相比，芦苇则是柔韧的，微风也会使之弯腰。可是当强风暴袭来时，芦苇却高声宣告：“我将弯而不折。”
这一说法包含了韧性的本质。当风暴过去后，芦苇将回到原状，完全恢复。坚固的橡树可以承受强风，但在风暴过于猛烈时，它将被折断。而橡树一旦倒下，就不可能再复原，缺乏韧性使它难以重建。始终处于摇摆运动中的芦苇虽然看似脆弱，却远比橡树更具韧性。
本书主张把重点放在韧性管理上。我们可以适应调整但能恢复的风险，承担这类风险通常是值得的，因为这往往对社会有益。创业行为从本质上讲就是冒险，许多初创企业会失败。但如果企业家们能快速恢复，继续追求下一个梦想，他们的创造力最终会催生成功的独角兽项目，支持社会的经济增长。
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具备韧性承受力的风险与不具备韧性承受力的风险。对于可能把我们带入陷阱、难以反弹、留下长期负面效应的风险，应区别对待。如果缺乏韧性，落入陷阱的成本太高，风险规避或许是更可取的策略。
在现实操作中，韧性管理意味着发扬促进韧性的因素，抑制破坏韧性的因素。
韧性可以通过替代性来提升，例如能够应用于不同行业的学习技能，这类技能不容易受某个行业下滑的影响，便于劳动者转移到其他行业。多样性也是促进韧性的因素，借用大自然的一个类比，由单一树种组成的森林更容易受特定病虫害的影响，而多树种组成的森林则更为强韧。
一方面，在生产层面，我们的社会试图按照“追求时效”（just in time）原则来管理生产体系，也就是说，把流量最大化、存量最小化作为全球价值链追求的目标。相比而言，韧性的概念引领我们重视“以防万一”（just in case）的方式，它将赋予我们在遭受冲击后快速恢复的能力。为此，我们必须优先考虑韧性，把保留冗余当作优点，而非罪过。安全缓冲是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吸收冲击力。韧性思维方式提供了成本分析测算的一种新方法。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避免落入陷阱等进退不得的情形。负面反馈循环属于更糟糕的现象，形势的螺旋式发展会导致失控，毁坏韧性。社会是由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没有人能真正独行。我们如何对其他人的行为做出响应，同样影响着韧性。人们的共同行为彼此强化，形成反馈循环，就可能破坏系统稳定和韧性。例如，当有人开始囤积卫生纸时，其他人看到后也如法炮制，结果将造成卫生纸短缺。
为提升韧性，人类社会需要组织起来。可以采取集中设计的组织形式，例如制定宪法；也可以采取分散化的自发组织形式，例如社会规范。没有人明说，泳池边上其他人放了毛巾的椅子，你不能坐，但社会对此心照不宣。尽管没有任何集中组织者对此负责，但如果你把别人放好的毛巾拿走并坐上去，肯定会被众人鄙夷。集中设计与自发秩序都是社会契约的组成部分，均可以用来提升韧性。
本书认为，韧性可以成为指引后疫情时代社会设计的指南。韧性这一普遍原则能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让社会做好准备，增强团结，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冲击。全书将借助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考察医疗卫生与社会契约问题。
对社会进步来说，保证个人自由至关重要，让他们能够去梦想、尝试、谋略、规划，也包括遭遇失败。在我看来，这种自由对于保证人类的尊严同样必不可少。然而，人们不应该在跌入贫困之后被套牢，而应该拥有恢复的能力，能够在吸取失败的教训之后再做尝试。个人破产保护制度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所以，社会应该鼓励尝试与好奇，同时增强个人的韧性，而非屏蔽一切失败的可能。
社会契约的执行
本书将探讨有韧性的社会契约该如何执行的问题，无论是通过政府行动还是社会规范。威权政府利用强制力来限制外部性，而开放社会的政府必须更多借助劝诫的力量。由于疫情，钟摆可能偏向增加政府干预，导致个人自由受限制。社会规范是执行社会契约、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另一种手段，属于自发秩序，由民众自己执行。例如在日本，即使没有政府的压力，国民也普遍遵从佩戴口罩与保持社交距离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会在社会上招来污名。
对于社会上分散的各种信息，市场发挥着重要的汇聚作用。例如当很多人喜欢某种产品时，他们就会增加对该产品的需求，推动其价格上涨，给企业发出增加供给的信号。
上述所有因素——社会规范、政府指令与市场机制——都可以在社会契约的执行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社会契约的执行能对冲击做出灵活反应，则社会与社会契约将更具韧性。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我们需要对社会规范、政府指令与市场机制等手段的组合做出调整，而这些调整要求有细致的洞察力。过分的灵活度可能反受其累，因为人们需要有清晰一致的社会框架作为基础，以便在制定未来的预案和规划时至少有一定把握。
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弄清楚当冲击如浪潮般涌来时（就像本次疫情），人们的行为会如何改变。危机管理需要信息。为理解新的情况，还需要开展实验。精准的沟通同样重要，部分源于它对人们的行为有巨大影响力。不过如我们所见，在疫情期间传递关于公共卫生指引的真实信息其实颇具挑战，包括很难让人们理解未实际发生的反事实情形，例如在不采取某些公共卫生措施时估计会出现的新冠死亡人数。
最后，对危机的任何韧性应对措施都会涉及对新常态的构想。本书旨在帮助读者们思考未来：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
长期作用因素与矛盾关系
从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学的视角看，我们应该接受波动存在的现实，同时培养恢复的能力，即韧性。换句话说，为实现长期增长，我们需要欢迎并灵活适应颠覆性技术进步。看似有些矛盾的是，用这种柔韧方法来应对冲击比维持现状的风险更小，因为后者可能会造成长期停滞。
与近期疫情类似的冲击可能会在冲击后的复苏阶段触发两种长期因素发挥作用。一方面，新冠疫情推动了若干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这些新技术可以增强韧性，给应对未来的冲击带来更强的调整能力。
另一方面，长期的疤痕效应可能会削弱韧性。丢掉工作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技能，难以返回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内部的扰动可能留下人力资本创伤。最后，企业可能背上过重的债务，如果债务负担拖累企业的投资，经济将长期受损。
为保持韧性，我们必须避免金融市场发生灾难。金融市场在2020年和2021年早期保持了韧性。在2020年3月的初期恐慌后，中央银行的干预迅速消除了市场上的尾部风险，稳定了资产价格，形成锯齿状的下跌-反弹走势。随着各国中央银行控制了负面结果蔓延的风险，企业因为利率下调而获益，获得了急需的流动资金。此类场景在未来可能使经济更具韧性，但也可能造成中期的金融不稳定。
公共债务在危机期间通常会大增，新冠疫情期间正是如此。疫情造成了比2008年还要严重得多的根本性冲击，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在目前避免了大萧条那样的后果。不过，人们对债务可持续性与长期经济表现仍有担心。只有政府债务在长期可以持续，社会才具有韧性，否则将面临相当的通胀风险或者债务过重带来的通缩风险。就目前而言，由于低利率与政府债券的安全资产属性，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仍可承受。但是，对容易遭遇利率飙升的其他国家来说，利息负担有可能急剧增加。因此关键在于，需要警惕债务市场的此类潜在负面波动。
还有种风险是，通胀可能在中期表现出锯齿状的走势。2020年，被压抑的需求降低了通胀率，但通胀的力量可能在将来释放出来。为提升韧性，各国中央银行必须对通缩陷阱和通胀陷阱持续保持警觉。好比有强劲制动的高速赛车，独立的中央银行可以在经济陷入衰退时刺激复苏，也可以在经济快速增长时踩刹车收紧政策。只是在任何时候，如果收紧的货币政策会增加政府的偿债成本，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就可能发生利益冲突。
只有当社会具有公平性，且不平等受到制约时，社会契约才具有韧性。至少就美国而言，新冠疫情暴露了不平等给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危害。族裔不平等变得更加突出，医疗服务不平等同样凸显，让不同社群迎来不同的命运。新冠疫情好比一台X光机，揭示了各个国家在表面之下暗藏的挑战。
全球韧性
最后，本书将探讨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升韧性。新冠疫情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需要全球韧性。我们再次看到一种传染病如何飞速地蔓延到整个世界。病毒从动物宿主传染到人身上或许让人感到惊异，但其实很常见，它几乎每周都在发生。动物源性病毒发生人传人的情形则罕见得多。因此，禁止活物交易市场、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和改进对疾病暴发的早期响应，乃是提升全球韧性的关键所在。此类干预还有助于侦测新冠病毒的变异，例如2020年后期在英格兰西南部与南非发现的变种，以及2021年春天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种。
由此涉及关于国际秩序的更广泛议题。与过去的卫生危机应对以及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相似，全人类在近期遇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然而自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合作的议题一直没有被提到优先位置上。在我写作本书时，许多国家依然在单方面地采取保证疫苗供应的行动。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尤为艰巨，既要保持韧性，又要逃离贫困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应对冲击的政策空间更为受限，例如疫情危机中的封锁措施引发了饥荒，以及因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被耽误而导致的潜在死亡。另外，发展中国家的财政空间也较小，这限制了它们培育社会韧性的能力。假如爆发另一场危机，紧张的公共资金将没有余力来提供更多的刺激。
展望未来，国际关系将在后新冠世界的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与中国的暗中角力可能在多个领域造成影响，包括数字化、网络安全、势力范围与国际贸易等。与此同时，欧洲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是与美国更紧密地站在一起，还是在中美之间保持更为独立的身份。新冠疫情还突显了深度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的脆弱之处。在未来，供应链可能需要更加多元化，以增强韧性，哪怕会为此付出略高的成本。
最后同样关键的是，气候变化与环境可持续议题也离不开韧性原则。我们将遇到冲击和挫折，但我们仍必须靠创新来减少排放。否则，社会将被推向不可逆转的危险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又译“引爆点”），使我们愈加脆弱。一次普通冲击或意外事件都可能把我们推到无法回头的边缘，或者持续恶化的状态。
许多因素都可能造成冲击，疫情仅是其中之一。新冠危机充分表明，不做好风险应对准备可能导致全球性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对缺乏韧性来迎接未知情形的某些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重视本书的主要议题。当下一场不曾预料的危机袭来时，例如大规模互联网瘫痪、网络攻击、生物工程实验事故、某种超级病菌、灾难性气候事件，如果社会契约的设计能让我们在受创之后迅速反弹，全人类都将因此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