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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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有一种思念,刻骨铭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即使生命的火光即将熄灭,仍然挥之不去,无穷无尽……

敬爱的恩来伯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五年。多年来,他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的生活,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记忆。随着时光流逝,往昔与伯伯相处时的印象,反而愈加清晰地呈现在记忆之河中,让我时常产生一种把它用文字记述下来的冲动,留给自己,也留给世人一份永久的纪念。于是,就有了这本不算回忆录的回忆录:《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说它不算回忆录,是指本书既非我的个人自传,亦非关于恩来伯伯的全面传述,只是从一个侄辈的视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近距离观察这位世纪伟人时摄入脑海的印象片段。

这些片段当然不足以概括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但因所述事实和细节许多都是我个人亲历,按照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的话说,这些事实和细节大多未见于党史、军史等史料,所以弥足珍贵,非常值得记录下来。能得到专门机构的行家这样的评价,则我平生所愿足矣。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伯父周恩来,在同辈兄弟中大排行第七。他们兄弟十四人,除恩来伯父、恩寿伯父(排序十)和我父亲恩霔(排序十四,最小),其余大多在解放前病故,无缘得见。按照周家传统,我们侄儿女辈无论出自哪家,均尊称恩来伯伯为七伯,邓颖超伯母为七妈,无一例外。因循此例,我在本书行文中一般使用“七伯”“七妈”敬称恩来伯伯与邓颖超伯母,这既是对两位光荣前辈的敬重,也是对历史本原的尊重。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七伯在上海继续领导地下斗争时曾住我家避险,但我见到七伯、七妈,却是迟至1946年的事。当时,七伯、七妈正在南京、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紧张激烈的艰苦谈判,百忙之中,仍抽出宝贵的时间,先后三次看望我,并像对待成年人一样与我交谈,激励我“要自强自立,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这句看似寻常的励志之言,对于一个十四岁的懵懂少年来说,有如醍醐灌顶,不啻长夜行走时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的整个人生。如今,年近九旬的我,回望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那一刻,应是起始点、分水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七伯的那一番教诲,就不会有我戎马生涯七十二载的今天。何况不仅是人生起点,我的就学、参军、入党、恋爱婚姻、工作和经受政治运动的考验等,也无不蒙受他的关爱和教诲。所以,写这本书,既是我对这位伟人有关行迹的记述,更是对在精神上于我有养育之恩的七伯、七妈的一份感恩之情。本书在述及恩来伯伯的光辉行迹时,会不可避免地提到我个人的一些成长经历,盖因其中的许多事情原本就与七伯、七妈的关怀分不开,所以这部分内容与其说是夫子自况,不如说是对前辈的感念。

1998年,在恩来伯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任总策划,我夫人邓在军任总导演,用三年时间,主持拍摄了十二集电视艺术片《百年恩来》。近四百位各界人士向我们深情倾诉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敬仰和思念之情。其中有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国将领、科学家、艺术家等各界人士和多国政要。他们的特殊身份,与周总理亲密交往的切身经历,发自肺腑的真切感言和亲笔题词,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自身灵魂受到深刻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人间,所留下的录音、录像和文字成为纪念周总理的绝世珍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第一手材料。我在回忆自身经历和感受的同时,恰当地加以引用,既可免除遗珠之憾,又能收到益彰之效,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增强其厚重感。这应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周恩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我党百年,恩来百年。此时此刻缅怀恩来伯伯,更深切地感受他崇高的道德情操和他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待。习近平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谨以此书纪念两位敬爱的长辈,同时把它奉献给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份催人上进的励志读物。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敬请读后给予指正。

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