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变命运

后来招工回到城里，进入成都铁路局的基建分局，在砖瓦厂做砖，住在容纳二三十人的大工棚里，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当工人们都睡了，我还在灯下读书，一般都要读到十一二点才上床睡觉。但是工友们非常理解，在大工棚一起住好几个月，没有一个工友说我亮灯到那么晚，影响了他们睡觉。工棚没有桌子，他们还用废木料帮我做了一个桌子，虽然非常粗糙，但是在上边读书画画，则完全足够了。很可能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民众史观和下层视角，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时读书没有目的和方向，反正就是简单地认为，年轻时代，总应该读一些书的。那个时候，开始读马列和鲁迅的著作，因为那些书是最容易找到的。记得有一次半夜还在读书的时候，厂长来到工棚视察，看见我正在读《反杜林论》，表扬了一番。其实，当时到底读懂了多少，对我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是否有影响，现在也不得而知。不过，开卷有益一直是我信奉的准则，从我少年时代直至今天，只要不是在做其他事情，手上总是有一本书。“文革”中，买东西经常是要排长队，如果被父母派去排队，总是要带本书去的。用“手不释卷”来形容我与书的关系，应该还是贴切的。

1975年，无非就是因为毛泽东对《水浒传》做了几句评语：“《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评《水浒》的高潮。《水浒》当时我已经读得滚瓜烂熟，加上在砖瓦厂里也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厂里就要我来讲《水浒》。没有想到，中学时代的阅读竟然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我过去不善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但是参加评《水浒》的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锻炼了我在大场合讲话的能力，对我以后以教师为职业也应该有直接的影响。

1977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便开始了认真地准备高考。但是，在快要考试之前，我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决定放弃已经准备许久的高考。按照我父母的说法，自学也是可以成才的。做出那个决定，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记得我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成都市图书馆借书。那时候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这是一个可以自学的便宜条件。我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次所借的书，全部和人类起源有关。当时为什么要把那些书作为“自学成才”的开端，已经完全记不得了，只能说明我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满怀兴趣。至于为什么我父母说服我放弃那次高考以及为什么我改变主意在1978年参加了高考，那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交代，这里就不啰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