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诗社”
在薄伽丘（1313—1375）的《十日谈》中，十位贵族青年男女逃离了黑死病流行的佛罗伦萨，躲避到乡下别墅，在那里讲述丰富多彩的故事，消磨永昼，瘟疫遂成为一百个爱情故事的叙事框架。同样，建安的诗文和故事也被一场瘟疫笼罩着，有一个相当黑暗的语境。范晔（398—445）在《后汉书》中对这场瘟疫的记述不过寥寥数字：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4)
《太平御览》保存了曹植对疫情的描述与理解：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5)
医药史学者韩嵩（Marta Hanson）指出，曹植强调了“社会与经济因素：贫富差距导致住宅、饮食、衣物、床具等生活条件的差距，使贫穷人家（在疫情中）受害最大”。(6)曹植的观察当然具有合理性，因为人口密集、居住空间狭小、卫生条件差，这些社会下层生活环境的特征，是传播疾疫的罪魁祸首。但他急于反驳“愚民”的迷信行为、宣扬一己的科学观念，淡化了217年的瘟疫对社会精英层的影响。
在曹丕的《与吴质书》中，我们看到了一番全然不同的景象：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7)
对于曹丕来说，217年初到218年初是重要的一年。在那一年，他终于被父亲正式立为太子，多年来和曹植的明争暗斗以胜利结束；但在同一年，他失去了五位亲密的友人，最早的是217年初在征吴北归途中病逝的王粲，最后去世的是218年初死于瘟疫的徐幹。这次瘟疫对曹丕的影响非同小可。王沈（？—266）在《魏书》中说：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8)
曹丕在《与王朗书》中先是化用了《淮南子》“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9)接下来又暗用了《左传》的“三不朽”概念。(10)“立言”可以不朽，恰恰在对前人篇籍的引用中得到了证实。
好友的英年早逝和对“不朽”的欲望，促使曹丕广泛传播自己的诗文。他曾命人用昂贵的丝帛把《典论》等作品抄写了一份寄给孙权，又抄写一部纸本寄给东吴名臣张昭（156—236）。(11)但这次瘟疫对中国文学史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创造出了“建安七子”。如果说《典论·论文》是标举出七子并奠定其盛名的一份广为传播的公开文件，那么曹丕写给吴质的那些充满怀旧情绪的书信——尤其是218年初的《与吴质书》，更是进一步把对七子的讨论和对死亡与无常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典论·论文》中评论七子的部分，最早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有所引用。(12)裴氏引文比《文选》要早一个多世纪，其原文如下：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幹、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粲长于辞赋。幹时有逸气，然非粲匹也。(13)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猨》《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
《三国志》此处的正文并未提及孔融，裴松之注保留了有关孔融的部分也许是为了忠于曹丕原作中“七子”的表述。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有“作者七人”的说法，(14)当时的语境是在谈论隐者，虽然这里的“作者”并非指文学作者，(15)但孔子话语的权威性为“七”这个数字增添了特殊的文化光环，当早期中古的读者读到曹丕的“斯七人者”，也想必会联想到“作者”的另一含义。
实际上，曹丕很可能知道曹植的《与杨德祖书》。(16)这封书信被收入《文选》，不太可能是只为杨修而写的私人书信，至少信中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于曹丕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信的开篇评价了“今世作者”，这里的“作者”毫无疑问指创作文学的“作者”：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17)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18)
曹植列举的六位“作者”包括了曹丕“七子”中的五子，第六位是杨修。既然曹植此封书信是和自己的诗赋一起寄给杨修的，他似乎是在暗示着一个“作者七人”的群体，而自己就是第七位。但信的总体语气显示出一种随意挥洒的傲慢，他在上述引文之后马上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这里的“数子”似也包括杨修在内，随后又嘲笑了陈琳不擅辞赋。
曹丕对七子的评价，其实触及不少在曹植书信中出现的意象符号，比如说作者文学能力上的优点和缺点，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资格；他甚至也用到了车马和千里的比喻。但曹丕深思熟虑，把曹植提到的每一点都加以扩大深入。曹植认为除《春秋》之外，“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并没有解释原因；曹丕则认为，作者“鲜能备善”是因为“文非一体”。曹植认为只有优秀的作家才有资格评价他人，“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曹丕则认为只有君子才能评判他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最大的区别是：曹丕俨然以孔子自处，超乎“作者”之上对他们加以评论；曹植则隐然把自己定位为“七子”中的一员。(19)
活跃于东汉末年的作者确实不少。《三国志·魏书》中王粲等人的传记说：
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釆，而不在此七人之例。(20)
也许会有人说，曹丕对诸人的评价很有可能不仅根据他的文学品味，也与各位作者的政治立场有关，至少我们确知丁仪（？—220）、丁廙（？—219）兄弟是支持曹植的。但是繁钦（？—218）、路粹（？—214）、荀纬（182—223）都和曹丕有亲密的关系，更不用说“以文才为文帝所善”的吴质了。(21)由此可见，除了政治立场、个人友谊和文学才华，“七子”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的英年早逝，而这也是曹氏兄弟对当代文人的论述的另一重要区别：曹植只讨论在世作者，(22)而曹丕却在评判已逝之人，这样一来，既能做到盖棺论定，也能使他们加入《典论·论文》逸文中提到的屈原、贾谊、司马相如、马融之列，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换言之，曹丕在创造一个文学经典，而且十分成功。(23)
至此，我们应思考一下《典论·论文》深刻的创新性。《典论》属于子书传统，探讨思想、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问题。而在现存子书中，没有一部像《典论·论文》那样详细地评论构成了后来狭义“文学”的短小作品。王充（27—约97）《论衡·案书》是值得注意的先例，但通过比较，我们既能注意到修辞之相似，也能更清楚地看到曹丕的新颖之处，或者说从后代的角度来看，他的进步性：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善［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24)
为纠正时人盲目好古、鄙薄今世之风，王充提出“古今一也”，认为今之文不亚于古之文。他虽然也在此提到了长于“赋颂记奏”的作者，但仍以长篇论著为主。他的比较判断（“某某不能过也”）在曹丕七子论中也有出现，但和王充不同，曹丕关注的是短小的文体，例如王粲的赋或者陈琳、阮瑀的记奏。《典论·论文》被誉为中国最早的文体论，列举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体裁。(25)这些短小体裁正好构成了古代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有别于子、史、经的长篇论著。
直至3世纪，对社会精英阶层成员来说，一个最重要的言说和构建自我的形式，莫过于分章节分主题逐一探讨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并结以自序的子书。(26)曹丕的《典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是这样的作品。但变化开始在3世纪出现。在“七子”中，其实唯有徐幹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子”，因为他撰写了一部子书：《中论》。《中论》有一篇不知作者姓名的序言，恰恰把《中论》定义为诗赋等短小文学体裁的对立面：
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27)
“辞人美丽之文”出自扬雄《法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28)为了强调徐幹的独特性和严肃性，这位佚名作者不得不把《中论》与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对立起来，而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正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赞赏的。(29)
序言作者对子书的定义（“辞人美丽之文”的反面）不是随意之举。值得注意的是，从3世纪初期开始，子书越来越频繁地与葛洪（283—363）所谓的包括诗赋在内的“细碎小文”加以对举。(30)最终我们会看到，作者的文集（或称别集）将逐渐代替子书，成为自我构建的最为重要的形式。曹丕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列举“七子”，编定他们的作品，成为首次谈到文集之修撰的编者。
在《与吴质书》中，问候之后，曹丕写道：(31)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通过这段感伤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在曹丕对亡友怀念的中心，是具备了诗歌、音乐与饮酒的欢宴。这些欢乐的聚会定义了作为文学时代的建安，而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回忆和缺失的形式出现的。曹丕声称，他在欢乐消失之前都还根本“不自知乐”。
曹丕把亡友作品合编为一集还是各自编为别集已未可知，但无论何种情况，这都是一个纪念性的举动。在讨论中国古典传统中文学作为“独特话语场域”的兴起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别集的后设性，“要到作者去世才完整”。(32)曹丕创造“七子”与他对七子文集的编撰是不可分离的，这两者也都必须是作者去世之后的构建，文集标志了作者的全息存在，不再成长变化，而是被凝固、被完整地体现在他留下的作品中。
曹丕《典论·论文》开篇云：(33)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凡人必死之“身”，只有“寄”于翰墨之中才能成为永恒的存在，作者的“意”和“气”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在上述引文之前，曹丕做出了他著名的论断：“文以气为主。”他认为“气”是内在于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品质：“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可以移子弟。”对《典论·论文》的乐观解读是，一个作者的文集完全可以完美地等同于这个作者的身体，保证作者在死后的永生。
217年的大瘟疫是“七子”得以不朽的契机和前提。曹丕很多文化事业都是在瘟疫之后开始的，这并非偶然。如果《典论》一书的撰写可能在瘟疫之前已经开始，那么《文选》所收录的《论文》，末句云“融等已逝”，无疑是疫情过去之后完成的。另一重要项目是曹丕于220年称帝后下令编撰的《皇览》，此书“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类书。(34)
在编辑整理已有资料这方面，《皇览》与吕不韦（？—公元前235）的《吕览》（《吕氏春秋》）、刘向的《淮南子》及《说苑》可以说有着相似之处。但《吕览》和《淮南子》都是统合性的著作，就连《说苑》也包含了刘向自己的评论和创造。相比之下，类书仅仅罗列和呈现已有的资料，并不加入编撰者本人的整合或意见。对早先文本的态度从《吕览》到《皇览》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旨在对知识进行整合，而后者却保存原文，为的是有助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类书在3世纪初期和文集编撰以及七子作为接近后起意义的文学作者的建构同时出现，并非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曹丕在218年3月17日的《与吴质书》中，用一系列否定句式肯定七子的价值，他们无与伦比、不可代替、一去不返：
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然吾与足下不及见也。(35)
一连串焦虑重重的“未及”“不逮”“不及”，把过去、现在、未来熔于一炉，曹丕自己处于“逝者”和“来者”之间的位置，既动摇不定而又模糊。
接下来，曹丕叙写了非常个人化的担忧：
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乃通夕不瞑，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观瞻，何时易邪？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36)
如上所述，瘟疫和曹丕被立为太子发生在同一年。据说曹丕得知自己被立为太子之后欣喜若狂地拥抱了身旁的大臣。(37)就算确有此事，他的喜悦也是转瞬即逝的，伴随权力而来的是责任的重担。(38)他以汉光武帝自比深具政治意义，虽然他声称自己的德行“不及”光武帝。(39)再者，三十岁也是孔子所称的“而立”之年。曹丕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和太子身份的重任，他写给吴质的信既感伤“七子”英年早逝，也是在哀悼自己无忧无虑青年时代的结束。
一个时代就这样以宣告终结而诞生了。曹丕的信，标志着定义了“建安”的时刻：从一开始，“建安”就是一个从哀悼与缅怀之中创造出来的浪漫化的时代。虽然这封信和《典论·论文》都评价了“七子”，但书信是一份更能见证私人情感的文件。正如李安琪所言，曹丕“娴熟地运用了书信这一文体的对话性潜能，这一潜能允许不同话题松散地衔接甚至交叉出现，思想的舒缓节奏模仿了对话的你来我往，也允许作者为论证注入某种戏剧性或赋予个人的情感关怀”。(40)
有意思的是，这封书信现存的最早版本——亦即《三国志》引用的版本——删除了那些散漫的个人抒写，只留下了对七子优劣的严肃评价，和《典论·论文》更为接近。但裴松之注提供了那些被删除的文字：“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41)在裴松之保留的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一条关于刘桢诗歌的评语：“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42)《三国志》对此评语的删落是颇耐人寻味的。一种可能是《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对五言诗不屑一顾：五言诗在当时不算高雅诗体，虽然曹氏家族对之深深爱好，并且也在洛阳有所流行，但蜀地出身的陈寿未必有同样的品味。然而到了5世纪，五言诗已成为高尚文体，而曹丕的书信则除了历史文件之外，也被时人作为“美辞”看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