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

鲁迅一生，有几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交往、友情终身不渝的朋友。

这张照片上的许寿裳、陈仪、邵明之就是这样的挚友。在异国他乡，乡情更形浓厚。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研究界只关注其中的一个——许寿裳，对其他两位却不大提起，以致人们很不熟悉，有一些图书，竟将照片上另外两个人混淆。

着重表彰许寿裳当然是应该的。许寿裳同鲁迅不但是同乡，还是弘文学院同学。毕业后，他们在人生各个阶段都有交往，从事的工作性质也相近，还曾多次共事，关系自然更亲密。

许寿裳（1882—1948），字季茀，又作季黻、季巿，号上遂，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回国，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46年赴台湾，先后任省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进入住宅的盗贼刺杀身亡。

鲁迅和许寿裳留学回国后，同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地共事多年，互相提携。许寿裳后来总结他们一生的交往说：“自一九〇二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在南昌（一九一七年冬至一九二〇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一九二七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1)

许广平与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间，常见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曾描述道：“他们谈话的范围也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研讨，从欧美名著以及东洋近作，无不包罗。而彼此人事的接触，见闻的交换，可歌可泣，可喜可怒，都无遮瞒，尽量倾吐。这样的友谊，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2)鲁迅弃医从文后，同许寿裳等人一起筹办杂志，从事著译活动。许寿裳回国后，向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推荐鲁迅，促成鲁迅获得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辛亥革命后不久，当鲁迅困居家乡，一筹莫展时，许寿裳又向蔡元培推荐，聘请鲁迅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在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许寿裳因与校长不和而被停职，鲁迅和其他教师一起罢教抗议；鲁迅在教育部被免职，许寿裳也以辞职给予声援；鲁迅到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当教授和教务长，积极为许寿裳谋职；鲁迅到上海之初，没有工作，许寿裳请求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鲁迅为特约撰述员，每月薪金300元，使鲁迅一家的生活从容了许多；鲁迅在上海多次帮助许寿裳家人求医问药。

在北京教育部共事期间，鲁迅还曾应许寿裳之请为其子许世瑛“开蒙”。据许寿裳回忆：“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选一位品学兼优的作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了两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的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研究古典文学，许寿裳又带儿子到上海，拜会“启蒙老师”，请求指导。鲁迅为世瑛开列了参考书目，并做了详细说明。(3)

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文章，提供了大量鲁迅生平史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鲁迅。其中很多细节描述，读来十分亲切。如许寿裳对青年鲁迅的描述是：“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之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着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鲁迅剪了辫子，兴高采烈，第一个去见的就是许寿裳。许寿裳还回忆说：当时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绝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这种由于爱好而读书，丝毫没有名利之念”(4)。

许寿裳叙述的一个情节对人们认识鲁迅青年时期的思想状态很有参考价值：

1902年我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预备日语。……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亲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连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可择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便觉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惟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们两人聚谈每每忘了时刻。(5)

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了《鲁迅先生纪念集》，收录许寿裳三篇文章，加上他撰写的《鲁迅年谱》，是所有入选者中篇数最多的。他悼念鲁迅的诗句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奋：

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6)

1940年10月19日，许寿裳写下这样一段话：“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7)

照片上前面坐着的两位，邵明之和陈仪，与鲁迅的交情也很深。许广平说：

鲁迅自己就很以有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为慰。……其他如早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搞银行事业的蒋抑卮先生、搞渔业的邵明之先生、搞军事政治的陈仪先生，都是各在其职务方面自行工作，但对于鲁迅所作所为，每当晤面，则表同意……(8)

但《鲁迅回忆录》出版时，有关两人的段落被删除了——自然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邵明之（1877—1942），名文熔，字铭之（鲁迅日记中有时作明之），绍兴陶堰人，早年自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攻读土木工程。1903年1月，邵明之与鲁迅、陈仪、许寿裳、经亨颐等二十多名绍兴籍留日同学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号召故乡人民吸纳新知，争取进步。邵明之与鲁迅交往甚密，曾经互取绰号。北海道多熊，邵明之面圆而黑，且多胡须，鲁迅称他“熊爷”(9)；鲁迅性格沉静，观察敏锐，见解深刻，语言辛辣，好像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邵明之听鲁迅谈话，呼为“毒奇”。鲁迅对此雅号微笑首肯。(10)

因为是绍兴同乡，鲁迅曾与邵明之相约，假期结束一起返校。周作人就是跟随鲁迅、邵明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因此，周作人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不少趣事。如在日本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居住时，“忽然的来了新客，……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姊嫁给了陈公猛，即陈公侠的老兄。二姊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11)。可见，绍兴乡亲时常走动，关系相当密切。

邵明之归国后，在浙江都督兼铁路总办汤寿潜手下担任工程师，钱江大桥的一段铁路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后来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1915年创办“华丰盐垦公司”，此后又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许广平曾说，邵明之是鲁迅“生死不渝的至友”(12)。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在《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邵力子乃邵明之的本家。在《鲁迅全集》编纂中，邵明之率领家人共同抄录《嵇康集》等，承担了不少繁重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邵明之一家迁到上海霞飞坊，与许广平和周建人为邻。

陈仪（1883—1950），幼名毅，改名仪，字公侠，一字公洽，号退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民国陆军二级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省长。陈仪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后就读浙江求是书院。1902年到日本留学，其间参加光复会；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1909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1917年陈仪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期间，受到日本教官的赏识，教官把女儿古月好子嫁给他（好子随陈仪回中国后改名陈月芳）。

陈仪1920年回国经商。1925年孙传芳主政浙江，委任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后转任第一军司令、浙江省省长。1926年，陈仪投向北伐中的国民革命军，担任第十九路军军长。不久因部队倒戈下台，赴欧洲考察，回国后被蒋介石委以兵工署署长之职，后转任军政部次长。1934年福建事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主持福建军政。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台湾博览会”。曾经留日多年、熟悉日本情况的陈仪，奉命到台参观。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中国大陆多年战乱下停滞不前的状况对比，令陈仪深思。1937年，陈仪主持出版《台湾考察报告》，建议福建学习台湾，发展经济。1943年，美、英、中三国元首举行开罗会议，声明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1944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调查委员会对日本对台湾侵占时期的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各方面做出颇为详细的调查，写出长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书。陈仪随后提出《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获政府批准。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29日委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后又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0月24日，陈仪在美军将领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台北，次日陈仪代表同盟国的中华民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

1947年5月11日，陈仪改任国民政府顾问。5月16日，陈仪的长官公署撤销，改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任主席。1948年8月6日，经汤恩伯推荐，陈仪被蒋介石委任为浙江省主席。1949年元月，陈仪见局势不利，欲投奔中国共产党，并尝试策反京沪杭警备军总司令汤恩伯投共，汤将此事呈报蒋介石。陈仪在1949年年初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务，并被软禁。1950年4月，陈仪被押解到台湾囚禁。1950年5月，台湾军事法庭判处陈仪死刑，6月18日在台北市马场町执行枪决。

周作人1950年在《亦报》发表的回忆短文中，有三篇写到陈仪。一篇题为《许陈邵蔡》，谈及鲁迅在东京时的交友说：“有些完全乡谊关系的朋友，大概可以许季茀、陈公侠、邵明之、蔡谷清为例，其实此外也没有什么人了。”另一篇《陈仪与鲁迅》中说，陈仪“与鲁迅许寿裳等人是老朋友，大概是同办《浙江潮》时期的干部，私交也很不错。……对于公侠，虽是文武不同行，却没有什么隔阂，公侠在成城学校毕业，要进联队学习的时候，曾有一张军装照相，送给鲁迅。背后题曰，‘索士兄座右　弟毅拜赠　丙午仲夏’。计时为一九〇六年……”。“索士”是鲁迅当时的别号。第三篇为《陈仪的下场》，也讲到“东京时期生活细节”，如“陈仪与同乡的文科学生却还谈得来，许寿裳等人在公寓临时请客，煨起一只鸡两块火腿来的时候，那带长刀的客总是来的”。(13)“带长刀的客”即当时的士官生陈仪。鲁迅1912年至1930年的日记中，关于陈仪的记载共18处。1914年，陈仪寓居北京细瓦厂期间，跟鲁迅来往比较频繁。1928年2月，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上下册由上海北新书局出齐。鲁迅收到样书后，即寄赠给陈仪。1928年陈仪赴德国考察，特意购买了一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的《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赠给鲁迅。现存的鲁迅藏书中有该书上下册，封面有铅笔字“送鲁迅”。

1933年夏，鲁迅的弟子、作家许钦文以“窝藏共党”“组织共党”罪被关进位于杭州钱塘门的“军人监狱”。鲁迅致信许寿裳，商请托陈仪设法营救。鲁迅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会想起他这位军界老朋友，甚至曾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14)据陈仪的女儿回忆：鲁迅逝世时，陈仪正在福建省主席任上，接到许广平的电报，万分悲痛。他认为，鲁迅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损失，因此，他致电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国葬，未被采纳。《鲁迅全集》出版时，陈仪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并要求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以激励后进。

陈仪一直将《鲁迅全集》放在书橱中的显著位置，不时拿出来翻阅。他被软禁于衢州时还在阅读鲁迅的《阿Q正传》和茅盾的《蚀》等新文学作品。(15)鲁迅去世之后，陈仪个人捐赠了1000元，又与郁达夫共同募集了554元，共计1554元，托许寿裳汇寄给许广平，作为“鲁迅纪念文学奖金”。(16)

陈仪有见识、善谋划、敢作为。他在福建主政长达七年，继而主持台湾军政两年，推行改革，一时福建政坛和社会气象一新。

1930年7月13日，许寿裳把他们在东京拍摄的这帧四人合影翻拍赠送鲁迅。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载：“季巿及诗英来，并赠复制卅年前照相一枚，为明之、公侠、季巿及我四人，时在东京。”

---

(1)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的交谊》。

(2) 许广平《我所尊敬的许寿裳先生》，载1948年3月20日《人世间》第2卷第4期。

(3) 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全集》第8卷。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

(5)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6) 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北：台北文化协进会1947年版。

(7) 《许寿裳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8)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9)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往日本》，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73年版。

(10)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

(1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徐锡麟事件》。

(12) 许广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收入《亡友鲁迅印象记》。

(13) 《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24页之《陈仪与鲁迅》，第293页之《陈仪的下场》，第491页之《许陈邵蔡》。

(14) 曹聚仁《鲁迅评传·他的师友》，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年版，第311页。

(15) 陈文瑛《陈仪与鲁迅、郁达夫的交往》，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6期。

(16) 许寿裳1937年4月15日致许广平函，《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