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公治之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同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要我为这本书的中译本写点什么。我感到应当为之，一方面是因为李普塞特是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学家，在政治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人》是一本流行国际政治学界的著作，是当代政治学发展中一本学术上受到推崇的著作。在各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中，《政治人》一书都要被列为必读的书目。根据美国一家机构做的统计，李普塞特曾经是美国政治学者中被引用得最多的学者，这就足以看出他在政治学界的影响。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当代政治学的状况。

我是见过李普塞特的，但是不敢说他就认识我。1985年7月，国际政治学会（IPSA）在巴黎举行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前往，我有幸成为这个规模很小的代表团的一分子，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报告。会议期间，美国政治学会有意与中国政治学者们交流一次，以叙旧为目的，因为前不久美国政治学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政治系统论的提出者戴维·伊斯顿为团长。那天，美国政治学会在会场附近（巴黎政治学院）的一家法国餐馆订了席位，请了我们与会的几位中国学者去。我记得有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云坤教授等人。进入餐馆的时候，看见几名美国学者正在等我们，经介绍，我知道其中一位高大而略有点粗壮的人就是李普塞特。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天谈得很轻松和愉快，大家最后分手时拍了照片留念。我的印象是李普塞特平易近人，为人谦虚，有大家风度。我当时是毛头小伙子，对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他对我所提的问题，回答得具体而认真。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似乎没有机会再见面。我曾到他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去过几回，也没有见过他。这两年，我们系一直想请他来讲学，他来信说是有兴趣的，也向往中国，但是就是不能脱身，无法成行，看来只好等待将来的哪一天了。

关于李普塞特的经历和身世，所知不多。原来邀请他来的时候，他曾寄来一份个人情况简介，不过也只有一页纸，不像有些学者，名气不大，但自我介绍厚厚一叠。这里根据一些材料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著述。他于1922年3月18日出生在纽约，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美国著名的学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等学校任教，在哈佛大学任乔治·D.马克汉政府和社会学讲座教授。1975年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任卡洛林·G.芒罗政治学讲座教授、社会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自1978年以来参与《公共舆论》杂志的编辑。主攻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

由于李普塞特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在国际学术界和美国的学术界遐迩闻名，他参加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团体，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他是美国全国科学院的成员、美国哲学学会成员、全国教育学院成员、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成员，1974—1978年出任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副主席。他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会员，并于1975—1976年担任社会与经济科学部主任。他还是芬兰科学院和西班牙政治研究院的外籍会员。他曾担任过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曾是世界公共舆论研究学会的主席、国际政治学会的副主席，1979—1980年出任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1981—1982年出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1984—1985年担任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

李普塞特得过很多奖。《政治人》得过普利策奖，《非理性的政治》得过缪尔达尔奖。他得到社会科学研究会、古根海默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的资助，研究行为科学。

李普塞特单独撰写、合作撰写的著作和书籍20余部。他的著作被翻译成18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另外，他还编辑了20本书，发表过300多篇学术论文。

李普塞特在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方面也是很活跃的，曾参加过美国国外奖学金委员会，任全国人文科学捐款委员会顾问，参加全国人文学院、美国犹太人委员会。1977—1981年，任美国促进中东和平委员会主席等。

《政治人》一书的特色在于打开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是把政治学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继往开来，现代化了。这种方法就是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他的书的副标题叫“政治的社会基础”。李普塞特在本书的开始引用了西方政治研究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的几段名言，不仅因为他相信它们是至理名言，对人类政治现象的分析和观察鞭辟入里，效力经久不灭，更因为这是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亚氏的话正确性如何，还可以深究，但渗透着一种精神，就是对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解释，要到一定的社会中去探究根源，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确立恰当的解释。亚氏开创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李普塞特引用他的话是想表明，他本人所做的研究是一种有传统基础、推陈出新的尝试，也就是他在《序言》中所表白的：“从社会学一词首次用于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时起，政治过程和政治制度的分析，就是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把全书分析的主要问题确定为“作为社会系统之特征的民主”。这个规定鲜明地表明了他分析政治问题的方法论，从社会的角度来解剖政治的构成和演变。他设计了全书的基本的论题：（1）在社会和组织中实施民主的必要条件；（2）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因素；（3）支持或威胁民主制度的价值和运动的根源。这些论题，与他在前面引用的亚氏的语录十分吻合。

李普塞特把他的方法论称为“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是当代政治学的一支主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长足的进展。李普塞特可以说是为政治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的人物。他相信政治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而研究促进民主的条件又有一个重点，这就是社会形成分歧和共识的根源，因为这两个方面是社会政治运作的基本条件。分歧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统一，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就构成威胁。共识有利于社会政治的协调发展，但是社会往往不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分歧如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共识如何形成，是政治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久有传统，在政治研究史上也不乏前人。近代西方社会以降，社会的广阔视角开始步入政治学研究领域。起点大约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社会革故鼎新，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级分化加速，分歧加深，危机加剧，人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可以说，当时许多政治学家和思想家对政治问题的分析均基于社会景观。如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学家让·布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和法国的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对政治的推理均沉入社会层面。19世纪，社会学方法大显身手，形成“社会学世界观”取代“法学世界观”的趋势。孔德、斯宾塞被认为是奠基现代社会学的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蒲鲁东、米尔、托克维尔等人均在这个透视点下考察政治问题。在20世纪，政治社会学异军突起，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都独霸一方。其中佼佼者不乏其人，如社会系统理论的提出人塔尔科特·帕森斯、马克斯·韦伯、米歇尔斯、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赫伯特·马尔库塞、阿尔杜塞等人，尽管他们的理论不尽相同，但在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和演化有几个显著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方法论的推陈出新。可以说，当代政治学的发展以方法论的更新为中轴，方法论的探索主导着当代政治学，或者现代以来的政治学的发展。《政治人》就是以方法论的特殊性而引人注目的。把这个方法集中到一句话，就是本文的标题：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

《政治人》的命题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用李普塞特自己的话来讲是：“本书关心的是，使民主秩序得以存在的条件明确起来，这或许反映我的一种过于理性主义的信念：更充分地理解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各种条件，可能有助于人们在尚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地方建立和发展它。虽然我们断定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假设——民主与一种向中产阶级伸展的阶级结构有关——仍然是成立的，但是这并不鼓励政治上的乐观主义，因为它意味着政治活动主要应按保障经济发展来取向。”与这个问题相关的领域众多，主要的有：政治民主研究、政治参与研究、政治运动研究、民间组织的内部分析、社会一体化结构研究。为了说明他给自己规定的命题，《政治人》一书广泛涉及了这些领域。《政治人》一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内容有十个方面：（1）经济发展与民主；（2）社会冲突；（3）工人阶级和集权主义；（4）法西斯主义；（5）选举行为研究；（6）阶级和政党关系研究；（7）美国的知识分子；（8）民间机构的政治；（9）意识形态的终结；（10）补充。他十分强调所有这些方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单独地考察。在篇幅有限的这份序言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介绍上述全部的内容，这里择其要端作一评论。

（1）经济发展与民主。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现代政治学的研究均肯定民主政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备必要的条件。一般的理论相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李普塞特基本上同意这种论点。他在自己的论述中，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这个论点。他统计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国民收入、教育机构、医疗发展、通讯发展、大众媒介发展的有关指数，然后得出结论：民主政治要求较高的财富积累、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李普塞特运用这个分析框架比较了众多的国家，有欧洲的国家、美洲的国家、非洲的国家和亚洲的国家。他还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或者是阶层冲突的问题。他比较后表示：人均财富的低水平足以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社会基础的不满情绪和积累。但是这一结论又不是绝对的：如果人们看不到变革的可能性，这种稳定的贫困会导致保守主义。李普塞特论述的潜在对象是“二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从某种角度讲是为人们认识这些运动的发展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当然也可以成为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基础。李普塞特这里采用的分析方法和设计的指标，对政治学研究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联有作用，为人所津津乐道。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察觉李普塞特价值观上的局限性：他设立的民主政治的坐标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切分析均以此作为判断标准。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不能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蓝本，今天已经是一个不辩自明的道理。关于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联的论点，后来受到很多批评。

（2）社会冲突。除经济发展之外，民主的稳定性还决定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是当代政治学研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有效性指政治体系能够有效地完成其基本功能，合法性指人们对一种政治体系的信仰程度。他提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合法性危机往往发生于两种情况下，一是现有体制结构在社会变革中受到挑战，二是成长的社会团体在提出政治要求时不能进入政治体系。从这个角度观之，西方社会在近代以来主要遇到的问题是：教会和各种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承认下层阶级特别是工人的“公民身份”，在国民收入分配上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为合法性和有效性找到了新的结构。有效性与合法性密切相关，在有效性发生问题时，其合法性也会削弱。合法性的危机也会影响其有效性。这个课题是当代众多的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难题，当然西方国家的发展起步要早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初级一点。但是，如果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化解了这个难题，那就是太理想化了。《政治人》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答复。

（3）工人阶级和集权主义。这是《政治人》中最容易引起争论的部分。这里研究的是权力关系与工人阶级，或者说，社会权力与社会下层人们的关系。一个社会下层阶级的基本状况是，教育水平低，对各种政治或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低，阅读少，职业封闭，经济上不稳定和权力主义的家庭模式，等等。他的基本结论是：下层阶级相对更富有权力主义的倾向，极端主义的运动比温和的民主运动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下层阶级一旦被缺乏民主的组织吸引，就会亲近这种组织，而这种组织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会倾向于离开。在经济问题上，下层阶级比较“开明”，即比较左，愿意采纳激进的措施，而在非经济领域中，较富裕的阶层较为“开明”，支持公民自由和国际主义等。下层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支持远不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他提出的命题是：接受民主的准则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安全感，一个人的经验和安全感越少，他越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越不可能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支持宽容的基本原则。下层阶级的权力主义倾向还来自下层阶级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能从童年起就面对处罚，缺乏爱，环境中充满紧张和敌视。实际上这里还是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只是具体化了。这个分析是带有偏见的，主要的分析背景是20世纪以来的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分析基于大量的资料，但其中夹杂着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抗药性”。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4）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曾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机器前所未有地开动，枪林弹雨之中，成千上万生灵涂炭，大片美好河山被破坏，人类文明遭受到严峻挑战。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会发生法西斯主义这样残暴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这么多现代文明国家会卷进血流成河的厮杀？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当和平终于来临时，人们没有忘记过去的噩梦，许多人仍然在探讨这个问题。《政治人》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支持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既反对大企业也反对大工会的中产阶级运动的论点，称之为一种“中产阶级的极端主义”。他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法国的布热德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逐个进行了分析，以说明他的论点。他认为，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体现了左、中、右三个领域，它们的政治倾向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政治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略嫌简单化，虽然李普塞特在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成分上花了不少笔墨，但是对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把握显得浅淡和简单。

（5）选举行为研究。当代政治学开发的一个市场最大的研究领域，就是对选举或投票行为的研究。《政治人》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深度。《政治人》确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假说：在政治生活中，一个社会统治集团企图引进的社会或组织的变革越大，领导层就越可能渴望甚至需要其公民或成员高水平的参与。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参加政治性选举。《政治人》清理了影响投票行为的因素，如政府的政策、接近信息的程度、群体的压力、交叉压力等。《政治人》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即选举是“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李普塞特强调，政党不论怎样，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在现代社会中，政党的作用是“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影响人们选举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阶级地位、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工作性质、政党组织、工作条件、意识形态、传统观念、社区格局、世代传递、年龄结构、心理爱好、宗教信仰、种族成分、经济地位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分析人们的选举行为时均不能偏废。

（6）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十分重要。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日益上升。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经常对社会发展提出批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对现存社会提出批评；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提出挑战，批评得太过分了。李普塞特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他提出，美国的知识分子有左翼的传统，其实也是美国意义上的“左”，而非欧洲意义上的“左”，即美国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美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根源在哪里？李普塞特认为美国独有的特性，就是美国的国家和历史，其中最紧要的是两个因素，一是《独立宣言》体现的平等主义的信条，二是知识分子觉得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如欧洲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地位低下的一个群体。从实际上说，原因还有美国知识分子缺乏与政治权力的接触，他们的收入明显低于商业经理和专业人员。对知识分子的分析，实际上从一个角度刻画了美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政治人》之所以抓住知识分子做文章，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工会中的政治过程。现代政治的发展日益使人们明确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个社会民主政治的过程和民主政治的生活，不仅要依靠一定的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规范，而且要看这个社会各种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权力运作。只有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在民主程序下运行，社会的民主政治才具备充分的条件。李普塞特着力研究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工会的考察上。他认为，研究这些民间机构可以使人们对全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有更多了解。他对工会的分析得出一些有启发的结论：如认为美国工会像任何大型组织一样，必然会导致官僚结构，这既是内部的需要，也是外部的需要。在资方和社会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工会往往变得集中化了。美国工会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集中的组织，重要的是美国工会领导层慢慢控制了管理的权力，控制了沟通的权力，也控制了“政治技巧”，如领导人的地位、领导人的生活方式、会员的参与、时间的限制、领导的继承、领导人的品格、会员的价值体系等。通过对工会的分析，李普塞特得出几个核心观点：社会大型组织结构有产生官僚行为模式的内在要求；大型组织的结构使领导层拥有极大的权力和优势；寡头集团控制大型组织的难度在于组织成员参与的程度；大型组织民主的基本前提是领导层有没有轮换的可能性。民主要求的基本条件，大多数美国工会在大多数时间不能满足，但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讲，工会又有利于维护民主政治，因为它集中和管理着相当多的人的利益，使他们能有组织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8）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一些人士提出来的观念。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引起了激烈争论，同意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构成西方理论界和思想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论题。1955年9月，150位人士在意大利的米兰召开会议，讨论“自由的未来”，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各方，左、中、右都有，可以说是“群雄云集”。这次会议提出了颇有点哗众取宠的论点——“意识形态的终结”。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微弱，工业革命引起的基本矛盾和冲突已经大体解决。对于这个问题，李普塞特当时有一点同意的倾向性，但是没有一面倒。他在这本书中就提出，在西方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正在终结，而与经济发展和一定政治制度之所处的水平和存在的问题有关的意识形态冲突仍将存在，“其持续的时间远不是我们的寿命可企及”。后来这个论点受到多方面的批判，“新左派”尤其首先发难。在“新补”的篇章中，李普塞特又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从恩格斯、曼海姆等谈起，历数加缪、以赛亚·伯林、斯图亚特·休斯、泰奥多尔·阿尔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博托莫尔、肯尼思·凯尼斯顿、小施莱辛格、雷蒙·阿隆、赖特·米尔斯、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丹尼尔·贝尔等人的观点，旁征博引。在这里，李普塞特再次强调了他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意义，是指：“一统制革命信条与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运动的狂热感情的联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运动反对者与反革命信条的联系——正在衰落。”而不是“一统制政治概念体系的终结，乌托邦思想的终结，阶级冲突的终结，以及它们与不同阶级或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之代表所拥护的政治立场的相互关系的终结。”从这点上说，李普塞特虽然多少有点修正他的立场，但是他对政治冲突和阶级冲突的确定是明确的。当时，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事实上，世界上意识形态的斗争从未终结过。“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口号今天看来站不住，即便是李普塞特这样部分接受这个论点的人，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

《政治人》一书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每个方面李普塞特均作出了独到的分析，往往别出心裁，这使他这本书得到西方政治学界高度评价。他的基本点是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视为“政治人”，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生活在政治关联中的。另一方面，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又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与错综复杂、斑驳陆离的社会生活水乳交融，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选择均是社会条件总体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政治性和政治的社会性”。《政治人》的独特性之一就是在当代政治学五光十色的方法论中，坚持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来研究和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当代政治学领域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如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政治控制论、政治心理学、计算机模拟、多变量分析等，令人目不暇接。但是李普塞特似乎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方法。同时他又采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政治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数据性，从大量的统计数字中得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和结论，而不是空洞地谈论政治。这是《政治人》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

讲到政治研究的方法，应该谈一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普塞特对马克思理论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一名学者，他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理论的合理性。他在书中写道：马克思“对冲突的原因有许多远见卓识”。同时，他也表明他“接收了”“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指“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假设，而不承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也有人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就认为，《政治人》的出发点是“一个非教条的马克思的参照系”。他的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受到马克思方法的启示，他也不回避这一点。所以他曾受右翼的冷嘲热讽。在“二战”后冷战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形势下，他能这样做实属不易。但是，他同时又打了折扣，而且是一个关键的折扣。所谓“非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掏走了马克思主义中至关重要的灵魂。质言之，他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须当注意的。

在基本政治态度上，作为一个在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下思维的学者，特别是在“二战”后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他的思想和价值选择又不能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他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理解在很多方面是不全面的，或者说依然没有摆脱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许多问题上都反射出他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

受上述局限性的影响，他的方法论也非十全十美。李普塞特力图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就是他认为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马克思的方法中引申出来的观点：“政治制度的不同及其内部冲突必须根据制度的社会阶级结构加以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的分析也尽量在这个向度下进行，每每总是把一个对象与社会的不同阶级或者阶层联系起来。然而，真正考量起来，还是有些火候不够。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社会阶级，形式分析较多，实证分析较多，而不追根寻源，浅尝辄止。马克思的观点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李普塞特的问题所在是离开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的最重要的坐标系是朦胧的。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政治人》一书的论题今天看来有些“老化”，因为这本书出版于1959年。当时这些课题是新鲜的和热门的。时过多年以后来看，论题自然不能切合今天的政治精神和政治认识。从方法上来说，虽然是当时的独特方法，但在社会科学新方法层出不穷的时代里，显得有些“古老”。从概念框架上来说，也有人批评他使用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概念时没有统一的界定，前后不一致。至于书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和表格，人们对统计方法也有非议，对抽样的设计也有怀疑，在此不论。

最主要的问题可能在两个方面：一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西方文化优越的意识，主要体现在确定参照系时的选择上；二是整个分析对历史和文化的“忽略”，比较多地分析集中在对统计数字和文字资料的解释和发挥，集中在共时性的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上，不太注意历时性的材料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的发展证明，历史和文化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任何对社会政治现象的深入研究都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尽管如此，《政治人》是一部学术上有研究价值的政治学著作，以上几点，可作为阅读评价时的参考。

政治学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年代。中国古代有着十分丰富的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方面的材料，西方古代也有浩瀚的政治研究的典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即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意义上的政治研究，却不能说有非常长久的历史。19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在美国开始萌生，并得到快速发展。政治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相关。20世纪是人类政治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格局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进行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推进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社会的政治也在蓬勃的发展进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作科学和合理的分析。移译国外学者的学术著作，使我们能够借用邻壁之光，更好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1993年3月1日于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