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与战时中国货币稳定

宋佩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近代在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汇丰银行于金融危机时刻提供流动性，弥补官方金融监管效力的不足，承担“银行的银行”之职责，从而尽可能地化解金融风险。但随着英国在华政治权力的下降，其影响力随之减弱。自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国民政府实行外汇汇兑本位，法币自身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稳定与否。而要保证法币汇率稳定，需要具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在自有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国际援助必不可少。在抗战全面爆发最初的几年中，只有英国，通过汇丰等银行运作平准基金，维持中国货币稳定。战时英国以及相应机构对于中国法币稳定的参与，直接影响财经、政局等重要领域，多年来已有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以汇丰银行为个案，就其与中国货币稳定之间的关系做一动态探究，藉以揭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围绕中国货币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和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复杂性。

一、汇丰银行对法币的暗中维持

法币政策实施之后，对货币政策成功与否的检验方法是国民政府是否具有保持公开市场汇率接近官方汇率的能力。1935年年底、1936年5月，金融市场有零星投机，12月，西安事变造成政治动荡，国民政府都通过冷静的、精心策划的市场运作实现了汇率稳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融市场在资本逃避的冲击下，形势异常严峻。如果外商银行继续供给投机与逃避的外汇购买，或者继续接受民众的新存款，金融市场就不可能达到安定局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安定华资银钱业的基础上，谋求外商银行的合作。8月15日，财政部授意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拟定三项办法，致函外商银行公会希其遵行，即（1）拒绝新开本国存户及中国老存户增加存款；（2）所有银行客户外汇应予限止，中国存户外汇更应注意；（3）所有投机性质外汇概予拒绝。外商银行公会集会予以协商，8月17日，“认为可以遵办以资互助”。

面对日益严重的投机与逃资，在自身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与英国、美国多次秘密谈判。美国通过从中国购买白银的方式，向中方提供美元外汇。而在英方看来，中国货币稳定是其铁路投资或任何其他投资，以及成功促进英国贸易利益的必要前提。作为货币贷款的条件，英方希望能够确保中央银行改革在英国银行顾问帮助下迅速进行，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能够得以维持，并恢复招聘外籍人员。早在1937年7月30日、8月3日，时在英国访问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同汇丰银行代表协商借款事宜。双方议定，汇丰银行在伦敦为中国政府发行2000万英镑债票，贷款所得款项用于维持中国法币汇率和整理中国国内债券；英方向中国中央银行派出一名顾问；中方以关余作为偿付本息的担保，在贷款期限内，海关管理制度维持不变。汇丰银行对于债票发行尚有诸多前提条件，比如，得英方财政部之许可，关税担保是否充足，四国银团障碍尚须消除，伦敦市场容纳中国债券之能力等。双方未及订立正式协定，中日战事即全面爆发，由此，汇丰银行对维持中国法币汇率产生了犹豫。1938年1月5日，英国财政部次长李滋罗斯（Fredrick W．Leith-Ross）明确告诉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英方无法履行原汇丰银行对华2000万英镑草约，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担保，汇丰银行方面不会提供贷款。

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成立，该行发行不兑现纸币，套换法币，调取外汇，上海刮起严重购汇风潮，每日向中央银行购汇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对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率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3月11日，国民政府颁布《外汇请核办法》，规定中外银行因正当用途需用外汇，得向中央银行申请，经核准后按官价售给，以此防范敌伪套取外汇。根据上项办法，上海所有商业性外汇审核及供应，均须由当时在汉口的中央银行总行或在香港的通讯处办理。

在官价外汇审核的最初几个星期，国民政府为谋求外商银行的合作，尤其是对执外汇交易牛耳的汇丰银行，予以尽力供给。但是在第一周申请额公布之后，汇丰银行就认为如果继续执行国民政府官方汇率，那么以中央银行所核准的申请，数额不足以应付一般合法需要。该行总经理格雷朋（V．M．Grayburn）通知中央银行席德懋，表示不能再在维持汇率方面予以合作，并将自行挂牌经营外汇业务，但许诺在未来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3月22日，外商银行“将去年夏天与中央银行所订之绅士协定，暂时予以取消”，“对于中国法币价值，暂时不再予以维持”。

自外汇施行统制后，必需品输入所需外汇，由中央银行按照法定价格供给，对土货输出所得外汇，依法向中国、交通两行结售，而奢侈品、消耗品的输入，则不予供给法定外汇，于是经营奢侈品、消耗品的商人，因无法申请官价外汇，乃转向外商银行购买，而一般进口商和投机商的购汇要求亦难以得到中央银行核准，乃纷纷向市场求购，外商银行遂以汇丰银行挂牌为标准，自行开价买卖外汇，由此上海租界的外汇黑市得以蓬勃发展。

随着中日战事的推进，金融市场抛出法币，购入外汇的压力日增，因外汇供不应求，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的一年间，法币汇率从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贬低45％。在自有外汇储备不敷应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得寄希望于国际援助。1938年初起，国民政府迭次商请汇丰银行、英国政府，出面帮助维持法币汇率。对于英方而言，它是上海最大的工业和商业投资者，因此中国货币制度的稳定对英国在沪经贸利益至关重要。而在国民政府看来，黑市汇率的下跌，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币本身价值的暴跌，但对人心稳定有较大负面影响。

1938年5月，财政部训令中国银行总驻港处，“责成中、中、交等行与外商银行共同稳定汇市，缩小黑市场之活动范围，以资控制”。其办法是，由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合作，提供一定数量的平准基金，暗中维持上海外汇市场。外汇平准基金是一种平准外汇价格的基金，设立的目的是使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稳定于某种水平，短期内不发生过大变化。通常的运作方式为：当市场外汇需要过盛，汇率趋向紧缩时，银行利用平准基金大量收进法币，抛出外汇，汇率藉此不至过渡紧缩。如市场汇率趋向放长时，银行亦利用平准基金大量抛出法币，收回外汇，使汇率不至过分放长。

1938年6月，汇率贬值速度超过物价上涨速度，汇率处于不正常的低落状态，在金融市场通过买卖外汇方式以平准法币汇率的时机已经成熟。当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贻提出平准外汇黑市的措施时，汇丰银行同意与中国银行合作，两家银行各提供基金50万镑，合计100万镑，遇汇市紧缩，法币汇价跌至8便士以下时，即出售外汇，以增加市场外汇供给，如遇外汇持续上涨，则予以回购，以补充基金的外汇头寸。汇丰银行执行经理埃德蒙斯顿（D．C．Edmondston）就该银行提供的50万镑基金的安全问题咨询过贝祖贻，他得到的回答是“这项头寸一定会得到保障”，显而易见，汇丰银行最初提供的平准基金是在中国银行担保之下予以运用的。因为基金是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合作提供，因此财政部同意基金的运作由这两家银行全权负责，但实际管理这项基金的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A．S．Henchman），贝祖贻和中央银行英籍顾问罗杰士（C．Rogers）则主要负责监督。

6月14日，维持工作开始进行，在此前的几天，汇率达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因此第一批外汇出售后，市况步松。6月20日，甚至冲出了9便士关外，美金也一度逼近19元。7月，汇市尤见好转，由于汇丰银行极力倾塞，具有实力的扒风已呈静止状态，而商业性结款也达至饱和，是以汇丰银行稍有售出，即获补进机会。然而7月底，九江陷落和随即而来的张鼓峰事件对市场有所刺激，汇丰所悬汇价一缩再缩，英汇降至7.875便士，美汇跌至16.125元。直至8月18日，埃德蒙斯顿向格雷朋通报了事态发展：“亨奇曼再次抓住了空头”。在维持政策最初的两个月中，由国民政府授权亨奇曼出售的外汇高达170万英镑，最终通过暗中维持，汇率站在了8.25便士的高度，市场呈现稳定态势。10月21日、25日，广州、汉口相继陷落，汇市却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尽管汇率已跌至8便士，亨奇曼仍回购100万英镑的外汇头寸。1939年3月初，津帮投机商购吸英美两汇甚多，国民政府被迫出售80万英镑，以稳定法币汇率。3月17日汇率持续走弱，100万镑的基金已被汇丰银行代表中国银行予以出售。为避免日常转账带来的不便，按照分批转账方式的偿付程序，这笔款项得以支付给汇丰银行。

与中国银行共同暗中维持上海黑市的协定，为了避免日方的干涉，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亨奇曼为了掩饰干预政策，有时会通过麦加利银行在市场上予以运作。事实上这种暗中平准方式，已成为市场上心照不宣的秘密。《银行周报》有报道云：“两周以前，尝接港讯，谓当局于币制将有新的实施，其细情则未详，旋有微露其秘者，谓汇价缩至八便士七五时，当局将于公开市场，用间接方式，出售外汇，藉以维持”。

暗中维持政策从1938年6月至1939年4月结束，只以100万英镑的小额基金，在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暗中合作之下得以尝试，事实证明该项政策在最初实施阶段是积极而有效的。虽经历广州失陷、武汉撤退，10个月间，汇率始终稳定在8便士与8便士半之间。从运作的结果来看，用以稳定黑市所消耗的外汇头寸在汇市稳定时仍能全数收回，这增强了英方信心，不仅促成了随后中英平准基金合同的签订，并为其运用提供了范式。而更为重要的是，暗中稳定黑市外汇的政策，使得外汇稳定的表象掩盖了战争惨烈进行的事实，从而增强了沦陷区对于法币的信心。

二、汇丰银行与中英平准基金的运作

中英银行联合暗中维持上海汇市，使得汇率不至跌幅过大，英国在华利益得到尽量保护，这是英国决定对华援助的重要前提。1938年底至1939年初，宋子文、郭泰祺和罗杰士等人开展对英求援外交。是年年底，在英国商界对稳定英镑与法币比值的迫切要求之外，美国还于12月15日公布对华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英国政府态度渐趋积极。

但英国国内对平准基金借款仍颇多分歧。1939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宣布，因中国多数海关已遭日本劫夺，中国决定暂时停付以关税为担保的债赔各款。英国政府由此对中国债务信用产生疑虑，他们向中方提出，要以承认1938年英日协定作为提供平准基金的前提条件。2月7日，英国财政部、外交部会商罗杰士提出的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的备忘录，李滋罗斯建议在末尾加上“确保恢复偿还中国外债”。罗杰士不赞成将两者联系起来。他指出，这样做对中国没有实质性帮助，而且日本很可能因为英国援助中国而拒绝履行英日海关协定。英格兰银行的观点是，平准基金借款将使英国政府面临巨大金融风险，“到目前为止，无需对中国货币援助采取进一步行动。”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其目标在于抵制英国在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增防。这一行为刺激了英方。2月22日，英内阁同意批准财政大臣提交的平准基金借款备忘录，并授权财政大臣就未决问题达成和解。比如，贷款的数额，汇丰和麦加利银行承担的风险，以及中国政府可能支付中国外债的还本付息比例等。英国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磋商后，制定计划大纲，并在细节问题上，与英国有关银行（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进行讨论。

3月3日，郭泰祺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V．Halifax），称日本计划于3月10日在华北实施的经济和金融措施（即在华北禁止法币流通）对中国货币将产生极其恶劣影响。如果英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平准基金，并及时宣布这一消息，可能会对市场起到安抚作用。与此同时，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Craigie）分别向华中振兴公司总经理园田三郎以及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児玉谦次解释英国支持中国货币的计划。园田对该计划表现出极大热情，児玉亦不反对该声明，他并认为如果中国货币崩溃，日方目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取而代之，但他们都认为，日本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反应肯定是糟糕的。

在没有遭到日方强烈反对之下，1939年3月10日，汇丰、麦加利、中国、交通四行在“中国国币平准基金合同”上签字，基金总额1000万镑，中英各半。英方由汇丰银行承担300万英镑，麦加利银行承担200万英镑。中方由中国银行承担325万英镑，交通银行承担175万英镑。该基金在香港、上海两地外汇市场专供买卖中国国币及作他项必要运用，以期遏制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凡以该基金所有英金款项购进之中国国币，悉以中国法币存账，存于港、沪汇丰或麦加利银行，或分存该两银行，登入华币账户。凡为基金出售华币所得镑款，应全数存入英金账户。英资银行对基金的认款由英国财政部担保清还。在管理方面，该基金委托一委员会负责管理，于香港集会。委员会由5人组成，上述4家银行各出1名代表，另由中国政府委派1名英籍人士。委员会须按月将工作情形及基金状况向英国财政部报告，每半年将所采策略、运用基金情形及英财部所欲知有关基金之其他事项作报告。而该委员会之职务，为决定按日处理基金之最善策略，随时向汇丰、麦加利两行发给训令，就港、沪两地外汇市场上，运用基金之范围及性质等连带事项，予以指示。

4月10日，中英平准基金香港会议开始运作，平准会由主席罗杰士，汇丰银行亨奇曼，麦加利银行汤玛斯（W．H．Evans Thomas），中国银行贝祖贻，交通银行唐寿民组成。对于外汇市场的维持则由暗中转为公开，其特征是对外汇黑市转向无限制供给，其基准价仍为英汇8.25便士。

未能尽快调整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8.25便士基准的维持成为基金难以承受之重。4月27日，基金总计售出154.2万镑，头寸紧张已经初现。5月3日，基金总计售出377万镑。及至5月10日，伪“华兴商业银行”在沪开业，汇市形势更趋紧张。次日，1000万镑基金即消耗泰半，当月底，消耗达总额的2/3。因基金耗损至巨，6月7日，平准会致电汇丰、麦加利银行，限制出售外汇，因事出仓促，上海金融市场顿时陷入恐慌，汇率小幅回落至7.5便士。8日，汇率跌至6.687 5便士，基金只余311.1万镑。外汇市场的剧烈变动令金融界措手不及，他们对平准会骤然抽回支持，事先未有通知表示不满，其中美商银行反应尤甚。美方抗议汇丰银行作为平准基金成员银行，在停止维持政策下达前，自己在市场回购外汇。为此，亨奇曼辩解道：“在6月7日停止维持命令下达之前，汇丰银行的确曾做小额补进，但是仅仅是准备这一天必须要购买外汇的商人需要而已，补进绝没有进入汇丰银行外汇平准基金账户。”

放弃维持是平准会政策的一大转变，即一改无限制供应黑市而为随行就市，使汇率在市场震荡中自行寻觅新的适当基准。6月10日，当平准会再次介入汇市，汇率收于6.5便士。此后，平准会在6.5便士和6.25便士之间维持平衡。然而在6月13日，日方突然封锁天津外国租界，上海市场立刻陷入恐慌，民众担心存于中国租界华资银行的资产安全，于是造成汇市及银行业的双重危机。21日，平准会只余37万英镑可供支配。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22日颁布新的《安定上海金融办法》，以限制提存。23日，华资各银行银根紧缩，引发外汇抛售。而汇丰银行代表平准会居于购户地位，汇率出现短期回升。

尽管限制提存成功地阻止了法币流入外汇市场，但严重的漏洞仍然存在，即提取的现金可能存入外商银行，造成资本逃避。为此，宋子文再次寻求上海外商银行的合作，以重启1937年“君子协定”原则。而在英方看来，平准基金最大威胁不是日方破坏，也不是外商银行，而是华资银行。罗杰士向孔祥熙转达了格雷朋对中方的不满，他们认为平准机密遭到了未经授权的泄露，这威胁了平准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亨奇曼和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霍普金斯（H．C．Hopkins）还认为：最近的限制措施并没有导致外商银行获得大量存款。实际的情况是，自1937年首次实施外汇限制以来，中国存户在许多情况下以几个不同的名字在华资银行开设账户，为提存提供便利。

7月上半月，外汇市场在《新安定金融办法》的运作下，大致稳定在英汇6.5625便士，美汇12.78125元的水平。但是，随着大批华北地名券运至上海，市场再度紧张。7月14日，基金遭到投机者猛烈而有组织的攻击，投机者几乎完全通过美商运通、花旗银行运作，15、16日，这两家银行在41.2万镑基金总售出额中占19.6万英镑。18日，平准会通知亨奇曼：基金不以6便士5625价格出售，同时中国银行也不希望再继续抛售，随后市场再次寻找新的汇价基准。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意外改变了平准会运作的紧张局面。英国向德国宣战后，英镑对美元汇率下跌，法币对英镑汇率上升。接着，香港和马来亚施行外汇管制，资金开始回流上海。9月1日，汇丰、麦加利两行出面扒吸。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平准会回购100万镑。10月中旬，回购200万镑。至该年年底，回购420万镑。虽然基金赢得了喘息机会，但通货膨胀加速的基本面并未改变，1940年4月起，平准基金再度下降，及至5月1日，只余17.8万镑。5月2日，汇丰、麦加利两行均不照4.125便士的行市供给外汇，汇率跌至英汇3.125便士，美汇4.5美元。直至5月8日，平准会才出面维持。5月23日，平准会英镑资产净值回升至131.5万英镑。7月，基金回至200万英镑。而7、8月间汇市几次趋紧，平准会仍在上海市场暗中吞吐。9月间，美国和英国均有贷款提供，有利因素增加，平准基金未动用头寸，渐次将汇率暂时稳定下来，其活动亦渐趋停滞。9月至1941年7月末冻结资金止，因各种因素交织起作用，汇率变动没有规律可循，平准会在市场上的运作痕迹不甚明显。

中英平准基金运作的两年中，三次放弃维持，情势几度危急，中方反复向英美法等国提出增加新的认款。早在1939年5月，在中英平准基金面临强大压力时，为维持法币信用，郭泰祺和罗杰士即分别向英国政府请求提供新的平准基金。7月，在形势最为紧迫之时，郭泰祺呼吁英国政府对货币平准基金予以更大援助。8月21日，国民政府提交备忘录，请求英国追加基金，支持中国法币。英国国内对于追加认款的态度较为消极，延宕至1940年4月6日，格雷朋同意出资60万英镑，并请求麦加利银行出资40万英镑。对此，罗杰士通过英格兰银行向麦加利银行提出这一建议。面对法币汇率连连下挫，麦加利银行信心受到极大打击，拒绝提供新的借款，汇丰银行只能单独提供100万英镑的追加认款。

1940年7月6日，中央银行代表钟秉锋、中国银行代表贝祖诒、交通银行代表李道南和汇丰银行代表格雷朋，在香港正式签署设立乙种平准基金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各行对平准基金认摊额分别为：中央银行300万美元，中国银行60万英镑，交通银行200万美元，汇丰银行100万英镑；协定委托1939年成立的平准基金委员会管理乙种平准基金，具体由汇丰、中国银行以及中国政府经英国政府同意的代表共3人组成乙种基金管理委员会；乙种基金英镑资产存于香港汇丰银行，美元资产存于香港中国银行，以基金之英镑或美元购入之中国法币，存入香港或上海汇丰银行。与1939年平准基金不同，在乙种平准基金协定中，为汇丰银行投资提供担保的是中国银行，而不是英国财政部。汇丰银行不满足于此，格雷朋借口在当年5月3日致蒋介石函中有“英方部分由财部及中国银行担保”的承诺，要求财政部提供书面担保。8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致函汇丰银行，“所有原合同订明应由中国银行负责向汇丰银行缴还本息一节，并准由本部备函加以保证。”

中英平准基金运用的目的，在于通过维持上海外汇市场，一方面维护法币信用，一方面间接减少汇价对于后方物价的压力。从实际效果来看，自中英平准基金会成立始，至1941年归并中英美三国平准基金委员会止，中间因应付市场环境，三度放弃，待汇率跌于较合理水平后再予维持。中英平准基金为数既为有限，处境又极艰难，原不能奢望其绝对或永久维持汇价不变，但因基金运用，使战时人心不致过度恐慌，汇价跌落速度不致太快，法币信用不致完全动摇，也算中英平准基金运用的成果。而汇丰银行在中英平准基金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前暗中维持相比较，业已发生变化。汇丰银行先后提供两次平准基金借款，并在平准会派驻代表，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执行平准会指令，为支持中国汇率的稳定上做出了很大努力，该基金的运作方式也符合外汇银行典型的货币兑换原则，其中汇丰银行是这一机制运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根据平准基金协定，汇丰银行除遵照平准会训示外，并不得对于基金之运用有所置措，未尝不是对该行日常业务的限制。

三、汇丰银行对法币稳定作用的弱化

1939年成立的中英平准基金，在一年半时间里，为了维持汇率，抛售外汇，基金减少至200万镑。中国有关银行尽了最大努力，又在内部筹集了300万英镑，使资金总数达到500万英镑。平准政策减缓了汇率下跌速度，但并不足以抑制商品价格和生活费用持续上升所显示的通货膨胀趋势，更多的基金援助尤为必要。中国自桐油借款起，就希望美国援手以维持法币信用，但是美国政府以有违“中立”为由加以拒绝。直至1940年秋，轴心三国同盟宣告成立，远东局势异常危急，10月，日本公开承认汪伪政权，美国对向中国提供平准基金借款的态度才渐趋积极。

美国态度的变化，促进了英国对于平准基金的追加认款。1940年10月15日，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政府表示，宋子文希望与英国谈判以获得更多的英镑贷款，用于加强平准基金。10月29日，郭泰祺向英方提交备忘录，请英国政府再提供500万镑，从而将基金恢复到原来的1000万镑。中国政府认为拟议增加的平准基金确实是英国对华援助的最简单有效方式。此外，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2 5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以所建议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援助，将表明英美奉行相同或平行的政策，并将对英美合作产生有利影响。此时，英美合作迹象十分明显，英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保持与美国同步。在此情势之下，12月，英国松口，以“平衡基金及信贷各500万镑”借给中国1000万镑。

1941年初，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开幕。1月13日至1月16日，中英平准基金销售总额为126万英镑，其中1月16日即达79万英镑。宋子文请求美英尽早发表声明，以抵消该行设立所造成的影响。经过多方商议，4月1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与英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在华盛顿签署《中英新平准基金协定》和《中美平准基金协定》。1939年平准基金协定的直接签署者，汇丰、麦加利与中国、交通四家银行，都没有参加1941年平准基金协定。4月22日，格雷朋被告知新设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中，汇丰银行没有代表。他立刻建议将汇丰银行所存法币、英镑基金余额和平准基金记录交给英国驻远东财政顾问霍伯器（Edmund L．Hall-Patch）或其他英国官员。鉴于除了汇丰银行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机构能够独自担任平准基金数百万张票据的托管人，霍伯器向亨奇曼解释所了解的情况，请他安抚格雷朋，并补充说，无论有什么新的安排，都会要求汇丰银行保留对基金的托管。鉴于《中英新平准基金协定》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与英国财政部签订，已另行成立条款。又因为英方银行与华方银行加入该协定，以配合原协定所建立基金（1939年基金）之运用。4月28日，四行签署了对1939年协定的补充协定，共五条。该补充协定确认，1939年基金及其资产，由根据1941年新成立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所产生的委员会管理、统制及运用之，所有账目亦由委员会统制，依照委员会指示进行管理。该条款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影响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根据原协议规定收取利息的权利。1941年英国财政部对新平准基金认款 500万镑，数额偏少且从未动用的乙种基金已经没有继续存在必要。经汇丰银行与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代表会商，4月24日，上述四家银行代表在香港正式签署中止1940年乙种平准基金协定的合约。

为了统一管理，中英美三方组成平准基金委员会，总会设在重庆，另设香港、上海办事处。8月18日，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正式运作。其平准政策是由中外银行对所需外汇向平准基金委员会申请，供应从事合法贸易的进口商。格雷朋对实行审核制表示遗憾，并声称，上海工业将被剥夺原材料，普通民众是受害者。由于进口需要融资，又由于平准会采用审核制，手续繁琐，于是上海出现外汇“黑市”，除汇丰银行因平准基金条款的限制之外，所有外商银行都在1941年8月开始经营黑市外汇买卖。国民政府通过各家银行的母国当局向它们施加压力，但实际的情况是，至8月31日，汇丰银行是唯一一家没有在黑市鼓荡的外商银行。

显而易见，与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的组织和理念不同，1941年中英新平准基金协议是在英国财政部与中国政府、中央银行之间签署的政府间协议，而不是银行间协议，此外，国民政府财政当局一贯主张放弃上海自由市场，取而代之为外汇管制政策，所有外汇交易都需许可。稳定中国货币的领导权由英国转向美国，汇丰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应声下降，在具体操作层面，汇丰银行因为合同限制，被要求与基金会进行紧密合作，但它已不能成为外汇市场的领袖银行，更不直接参与平准工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总行为日军控制，同时其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分行也被日方接管。日本从英、美等国银行所攫取的财产数额非常巨大，接收清算耗时较长，从1942年1月7日起至1943年2月1日方告结束。在日资银行对所谓“敌性”银行进行清理的过程中，横滨正金银行仅从汇丰、麦加利两行攫取中英美平准基金会基金即有法币4.7亿元。其中，1939年中英平准基金存于上海汇丰银行法币99 092 847.92元，香港汇丰银行法币30 225 000元，1941年中英美平准基金存于上海汇丰银行法币128 184 879.51元，沪港两地汇丰银行总计存有平准基金法币257 502 727.43元。

在汇丰银行香港、上海等地总分行相继陷于敌手之后，1942年1月23日，霍伯器致电孔祥熙，转达英国财政部请求，“自沪港外国银行停开后，滇缅路之输出入以及外国对华汇款均感困难”，英国财政部与汇丰、麦加利两银行商议，“在昆明或重庆筹设分行，以供同盟国之军事需要”。12月12日，汇丰银行默里（W．C．Murray）申请筹建汇丰银行重庆分行。1943年1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给汇丰银行颁发外银字第一号营业执照，3月1日，汇丰银行重庆分行在川盐银行大楼正式营业。该分行开业一年多，“业务主要是给英国政府军事和文官代表们开立存户，存款总共八百万元，外汇业务实际上等于零”，“经手了一、二笔小额进口项目，但没有一笔出口”。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迁至重庆，中国金融中心移至西南地区，处于国民政府的统制之下，外汇管理委员会完全控制了外汇供给，平准基金会作用骤然下降。1942年初，中止平准基金运作的动议已经产生。至1943年3月底，中英美平准基金延长一年亦已到期。此时，英国还认为平准基金会的存在有助于加强英美两国在货币事务方面的长期合作，但至是年11月，美国财政部正式表示结束中英美平准基金，而蒋介石与孔祥熙自身也无意继续延长基金。12月1日，平准基金委员会结束业务。12月10日，国民政府正式要求英国财政部发出通知，终止1941年协议，并要求尽快清算平准基金会。1944年2月24日，英国财政部正式通知终止1941年协议，但没有就1939年协议作出任何决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在上海和香港没收了属于1939基金的法币，最终导致无法清算1939年基金。经过多方协商之后，对于该会所存款项无法处理，英格兰银行建议由关系四行分别提请董事会通过授权各该行，按照规定办法代为办理。1944年3月3日，英国正式终止平准基金合同。

基金合同终止后，面临的问题就是汇丰、麦加利两行认款的清偿问题。对于1939年平准基金，中方提出非正式建议，即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包括一名中国银行家、一名英国银行家和财务顾问，执行1939年基金的清盘工作。英国财政部对此表示同意。在此期间，孔祥熙提议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包括英国大使和财政参赞，“就1939年基金中目前需要注意的事项作出安排”。英国财政部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基金相关各方，即中英银行，连同为后者提供担保的财政部，在最终清算中应有适当代表。及至1945年3月8日，英国财政大臣根据相关规定决定：（1）立即支付1944年10月1日到期的利息；（2）支付从1944年10月1日起至英国财政部偿还英国银行认购款之日止的利息，付款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向伦敦的英国银行支付。在英方两次所提供的平准基金借款各500万英镑中，1939年汇丰与麦加利银行的500万镑实际动用额为2 746 640英镑7先令，余存英格兰银行者计2 253 359英镑13先令。至1945年3月12日，汇丰、麦加利银行对1939年平准基金的认款已由英国财政部付清，所动用部分按2.75％年利息率，于1941年10月，先由中国银行垫付利息196 240镑14先令，交通银行垫付105 668镑1先令4便士。因平准基金未清算，中交两行续垫利息至1943年4月1日，以后由中央银行拨付。而最后一期所欠利息，即自1943年10月1日至1944年3月22日止，共计65 771镑4先令7便士的利息，亦于1945年4月向英方付清。

结语

法币政策实施后，中国货币的稳定需要通过其汇价来表达，而汇价变动则是由市场对于外汇的供需关系来决定。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国民政府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已经撤退，因租界的存在，上海金融市场各派势力呈现多元镜像。在这一特殊场阈，汇丰银行除经营一般商业性银行业务之外，还应国民政府请求，在法币外汇储备和汇价维持方面采取合作与支持的政策。这当然与其在中国的利益有很大关系。抗战前夕，英国在华投资大约为3亿英镑，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作为英国在华势力代表的汇丰银行不得不采取稳定中国货币市场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对汇丰银行而言，并不愿意单独承担相应的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不仅如此，汇丰银行作为市场参与者，其本身具有“经济人”特性，期待其为公共利益而限制其“私利性”，显然也不现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总行和其他重要分行相继陷于敌手，与之相应的，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已不复头等重要的地位。令人深思的是，战时国际关系与国内形势交织变化的过程中，当英国对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妥协之际，因上海特殊状况，国民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处于缺位状态，汇丰银行在金融市场中再次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而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在其传统运营区域的地位却陡然下降，这固然是战争所造成的重大变化，但这也是国民政府持续加强金融统制的必然结果。

（原文刊载于《晋阳学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