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资银行在华初设时期（1845—1890）

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从信用制度而言就是广设海外银行和殖民地银行（Foreign and Colonial Banks）。海外银行的活动，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殖民地时代的产物，其作用即为通过直接在殖民地当地设立分行，对“帝国”体系内部进行贸易融资。18世纪末叶，英国在印度和北美各地即已遍设银行。19世纪中期，法国在西印度群岛设有“五大殖民地银行”。但在此时，各资本主义国家角逐殖民地的重心放在北美和东南亚，海外殖民地银行还不曾侵入中国。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为了扩大其所属殖民地的势力，努力将其海外殖民地银行的触角伸向远东。

一、外资银行的进入

随着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贸易的展开，需要建立殖民地银行以融通资金，便利贸易。19世纪30年代，英国财政部批准特许建立以英国殖民地为营业范围的殖民地银行。在此背景之下，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银行很快为伦敦提供了一个密集的国际银行网络，但是1851年之前，印度是英国殖民地中少有的不能获得特许批准建立海外银行的地区之一，由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殖民地银行无法进入东方。

但是银行东来的浪潮无法阻挡，1829—1834年间，出现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许多兼营贸易融资的老牌代理行号面临困境，甚至倒闭，一批由英国侨民组织的私人英印银行开始涌现。而其中由大银行家卡基尔（W.W.Cargil）在孟买创设的，后来以“丽如银行”之名闻于中国的英印合资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相对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1842年10月，该银行开始营业。1845年4月，西印度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广州设立代理处，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6月，该行将总部迁至伦敦，更名为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1849年改为分行。1851年8月31日，该行获得了英国政府颁给的“皇家特许状”，营业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被允许在“好望角以东任何地区建立机构，经营汇兑、存款和汇划业务”。这样，它的分支机构除了香港（1845）、广州（1845）、上海（1847）、福州（1866）之外，还扩展到科伦坡、毛里求斯、墨尔本、悉尼和新西兰等地。

进入1850年代，跟随丽如银行的脚步，英商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阿加剌银行（Agra & United Service Bank Ltd.）、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India，Australia & China）相继进入中国。

汇隆银行于1845年成立，总行设在印度孟买。1851年，设分行于广州。1855年，设代理处于上海。1861年夏，“在香港、汉口、福州开展银行业务”。1865年，该行获得皇家特许状，更名为Commercial Bank Corporation of India and the East，总行移至伦敦。

阿加剌银行，1833年7月1日成立于印度阿加剌（Agra）。1854年初，在广州设立分行。1855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50年代中期，其总行从阿加剌迁往加尔各答。1857年，又从加尔各答迁往伦敦。1858年5月，上海代理处改设为分行。同年，在香港设立分行。

有利银行的前身是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成立于1853年11月，总行设在印度孟买。1854年3月15日、10月2日，由理查德·纽贝（Richard Newby）先后在广州、上海设立代理处。1857年9月15日，该行获得英国皇家特许状，并于次年改名为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 China，总行迁至伦敦正式营业。1857年，香港代理处设立。1858年7月1日，香港代理处改为分行，7月14日，上海代理处改为分行。

麦加利银行，中文名称有多种译法，即“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渣打银行”等，在香港则称渣打银行。该行于1853年12月29日获得英皇特许状，故有“皇家特许银行”之称。设立的目的，“是对澳大利亚殖民地和英属印度、中国、东方诸群岛的其他地区之间广泛和迅速发展起来的贸易，提供合法的银行活动的各种方便。”除此之外，还包含着“在直接贸易方面，对英属印度、中国、澳大利亚等国和英国之间提供到目前为止尚未充分做到的银行方面的便利。”其伦敦总行于1858年2月正式开始营业，同年8月，上海分行开业，1859年夏，香港分行开业。1863年底，该行在汉口开埠后不久即设立分行。

跨入19世纪60年代，法国的金融势力开始向远东渗透。1860年，法国财政部发布特别法令，授权巴黎贴现公司（Compotoir d'Escompte de Paris）在上海、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地建立分支机构。在法国财政当局发布特许令的当年10月23日，该行在上海开业。因为它是当时唯一的法国资本银行，在华习惯被称之为“法兰西银行”。1863年，在香港设立分行，1867—1868年又先后在天津、福州设立代理处。

二、金融风潮中外资银行的遭际

1860年至1864年间，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渐增加，长江沿岸各口，如南京、镇江、汉口、九江，外商可自由通商，北方沿海各口，如牛庄、天津、芝罘等也逐渐对外开放，中西贸易进入快速扩张时期。

在国际贸易不断拓展的同时，上海等地的棉花和地产投机值得关注。首先，从国际背景而言，1863—1864年间，美国内战，产棉区黑奴大量逃亡，英国棉织厂断绝了棉花供应，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棉业恐慌，棉纺织业资本家“不得不向别处找寻新的供给”，由此，印度孟买的棉花价格暴涨，英国资本迅速投入英印银行和与棉业相关的贸易投机之上。棉业投机热潮亦传导至上海，外国商人认为“扬子江流域，天气既是和暖，土壤又极肥沃，实是一个极好的植棉区域，因此鼓励这些地方的乡下人种植棉花，并替乡下人垫付种植的本钱。”一时之间，“沿长江各地已经是一片棉田，极目无际，而且收获的成绩很为良好”。其次，从国内背景观之，60年代初期，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大量涌入的难民需要安身之地，“地产交易便立刻异常发达，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中国的商埠虽然没有像孟买那样陷入狂热的棉业繁荣所造成的无节制的情况”，但是，棉花与地产的双重投机还是招致大量因投机而新成立的外资银行的涌入。

1860年代初期，4家资本较少、规模不大的英印银行进入上海，随即在其他通商口岸亦展开活动。按照它们进入的先后顺序，分别是1861年9月13日进入上海的汇川银行（Central Bank of Western India，成立于1860年），总行设在孟买，同年设分行于香港，随即侵入宁波、汉口、九江。利生银行（Bank of Hindustan，China ＆ Japan，Ltd.，成立于1862年），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2月1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立分行，并在汉口、宁波、九江设立代理机构。利华银行（Asiatic Banking Corporation，该行为特许银行），亦称利彰银行，总行设在伦敦，1864年8月6日进入上海，在香港设有分行。利升银行（Bank of India，成立于1828年），总行设在孟买，1864年12月6日进入上海，同年在广州、香港设立分行。

四家英印小银行和此前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利用投机的繁荣，迅速增加资本。可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伦敦和孟买金融市场的危机迅速扩散到中国，投机银行的不稳固性立时显现。1866年4月，伦敦两家开业不久的股份银行，即股份贴现公司（Joint-Stock-Discount Company）和伯纳特银行公司（Burneds Banking Company）倒闭，金融海啸即将到来。5月10日，一家最殷实的银号，其势力和信用可以与“英格兰银行相比较”的奥弗伦-格尼公司（Overend，Gurney and Co.）以负债1000多万镑的债务而停止支付，这次倒闭事件“引起全英国信用体系的崩溃”。5月9日到16日间，英格兰银行金属储备减少至不到100万镑，准备金减少400多万镑。危机具有传导性，继该公司倒闭之后，几家银行和贴现公司在其牵连之下亦随之关门。

由于通信的迟滞，一个多月后的1866年7月，上海、香港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的金融恐慌，汇川、利华、利生、利升先后停闭。不仅如此，在通商口岸开办日久，且已颇具声色的其他银行亦遭到沉重打击。5月15日，汇隆银行总行止付，东方所有分行停业。1866年6月6日，阿加剌银行停业，这对香港金融市场打击颇大，因为该行在港有大量纸币流通。而幸存下来的银行受到的影响则轻重不一，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因两家大商号的欺诈行为而受到牵连，香港分行也因殖民地最有盛名的一家商号的欺诈而有所损失。

1866年爆发在上海、香港等地的金融风潮，导源于美国内战所引起的棉花危机，在外资银行所进行的地产投机中走向狂热，最终因伦敦金融市场上的危机，牵连多家银行停闭，过度投机的在华分行亦不能幸免。风潮过后，仍在中国立足的外资银行仅剩5家，它们是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银行，以及在金融风潮中逆势而起的汇丰银行。

三、外资银行的拓展

正如前文所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长江流域增开镇江、汉口等4个口岸，华北等地沿海增开牛庄、天津等7个口岸，这为西方商人提供了广阔的贸易前景。在此背景之下，依靠洋行自身，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印度的银行所提供的信贷，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对华贸易发展的需要。创建一家以中国市场为主要营业对象的银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已经势所必行。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召开了首次有记录的会议。与其他侵入中国的英资银行不同，汇丰银行是第一家将总行设在香港，而不是英国本土伦敦或殖民地印度孟买的银行。不仅如此，汇丰银行实际上是将所有列名发起洋行的金融部合并成为专营金融业务的银行，不仅代表英国，同时还代表美国、德国和帕西商人的利益，而其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由于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几乎全是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历史的洋行，所以，汇丰银行的发起人被“认为确实能代表整个香港社会”。

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香港总行正式开业，上海分行设于3月8日，4月3日正式开业。同年，该行在福州、宁波、汉口设立代理处。1866年，在汕头设立代理处。1867年，福州改设分行，1868年，汉口改设分行。进入1870年代，汇丰银行先后在厦门（1873）、芝罘（1876）、九江（1879）、广州（1880）、北海（1880）、天津（1881）、澳门（1881）、北京（1885）、打狗（1886）等处，设立分支行或代理机构。

麦加利银行是汇丰银行的主要竞争者，它虽然早于汇丰银行进入中国，但其发展并不一帆风顺，虽然躲过了60年代中期的金融风潮，但随之而来的茶叶投机导致汉口英商洋行大批破产，以致尚未立稳脚跟的汉口分行受到牵连，最终于1875年停闭。暂时的困难未曾动摇麦加利银行的信心，它在汇丰银行进入福州之后，亦于1868年在该地设立代理机构，虽然进展并不顺利，但最终于1880年赁屋建立分行。1873年，该行还与汇丰银行同时在厦门设立分行。

丽如银行在整个1860年代实际上处于独占地位，1866年，它抢在有利和麦加利之前在福州设立分行。70年代中期，该行发展到了极盛时期，接连在汉口（1877）、厦门（1882）设立据点。1874年，丽如银行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眼中还是“十分理想的投资领域”，但转变已悄然发生，1877年，丽如银行在锡兰的贷款没有成果，且在南非投资失败。1879年，福州分行关闭。这时的丽如银行香港最大银行的地位已然被汇丰银行所取代。1883年，该行投资锡兰咖啡和毛里求斯糖业遭遇失利，股票猛跌。因亏损较大，1884年5月3日，奉总行令宣布停业清理。当年9月，在原创办人卡基尔的推动之下，新丽如银行（New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Ltd.）开始营业，总行设在伦敦，额定资本200万镑。1887年，该行在澳门和天津两地设立代理机构。

有利银行的情况有所不同，在1860年代的金融风潮中，该行受到的波及最小，在其他银行饱受打击之时，它的营业报告上仍然出现巨额红利。1866年，该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次年，在福州设立代理处，1876年、1880年分别在九江、厦门设立代理机构。转变发生在1880年代中期，1884年7月，在丽如银行倒闭的影响之下，加之有利银行大量放贷以支持洋行购买铁路股份，其后又不能收回，致使上海分行受到波及，一度发生挤兑风潮，“有持存折者、有持股票者，纷纷扰扰，约计有数千人”，幸得“同行相助，仍得如常安业。”

阿加剌银行于1867年1月7日在伦敦重新开办，该银行通过发行A股增资400万镑，改组为Agra Bank Ltd.。其成立的当年就取得了骄人业绩，“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每天都在增加。”1870年5月12日，上海分行复业。19世纪七八十年代，该行先后在福州（1875）、汉口（1880）、九江（1885）、芝罘（1887）设立分支机构。1884年以前，无论是伦敦的总行，还是各地的分行，银行的业务都能“继续保持繁荣”。

在老牌英资银行不断拓展其金融领域的同时，新的银行亦不断挤入。早在1865年，上海工部局即提议建立工部局储蓄银行（Shanghai Savings Bank），迟至1867年开始营业，其目的是为了刺激工薪阶层储蓄，因为提供8％的高利息，很快就有了52000两的存款。但是最终还是因为过高的利息率使得该银行无法负担，不得不于1868年关闭。1875年5月15日，英商德丰银行在上海黄埔滩义源洋行旧址设立分行，同年在香港设立代理处。此后又在福州（1876）、汉口（1878）、厦门（1880）三地设立代理机构。该银行成立于1863年，原名加尔各答银行公司（Calcutta Banking Corporation），1864年改名为印度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India，Ltd.），1866年总行由加尔各答迁至伦敦。但是这个银行在中国存在不到十年，由于银价下跌，饱受损失，不得不于1883年撤出上海，一度由华记洋行（Turner and Company）代理，至1892年之后则不见其活动。

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通航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起了“英国货仓分配制度的衰落”，结束了欧洲事实上完全依靠英国来获得中国茶和丝的时代。彼时中国与法国直接贸易开始增加，生丝直接运至马赛。与之相应的，在上海默默守候多年的法兰西银行开始奋起直追。至80年代，中国同法国之间的直接贸易进一步增加，生丝贸易中的60％由上海直接运至马赛，法兰西银行几乎把这项贸易的金融业务全部从伦敦转移到巴黎。为了拓展业务，该行于1868年与麦加利银行同时在福州建立分支机构。1876年，在汉口、厦门两处设立代理机构。进入1880年代，该行进一步在汉口（1887）、北京（1887）设立分行，以加强对华贸易渗透。显而易见，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法国资本在中国活动的重要支柱。然而，意外很快发生了。1889年，万国博览会开幕前夕和埃菲尔铁塔落成典礼的前几天，该行经理因参与铜的投机，惨遭失败而自杀，该行一度被迫停业清理。这次事件之后，应法国政府的要求，法国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组织了挽救行动，组成新的“巴黎国民贴现银行”（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但是，该行改组以后，面对东方银价的持续下跌，元气难以恢复，始终不能恢复其往昔局面。

19世纪7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国家政权支持银行资本向中国拓展侵略势力，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就是一例。该行设立的目的是为“扩大和便利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海外市场的商业联系”。正如其总裁赫尔曼·瓦立熙（Hermann Wallich）所写的那样，是“保护德国的海外银行业务和将德国的海外贸易从英国的居间解放出来”。1872年6月1日，德意志银行首家远东分行在上海开业。成立之后，德意志银行即积极展开活动，但是经营并不理想。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柏林总行作出决定，停闭东方的上海分行和横滨分行。1875年10月，其上海分行收歇。

德意志银行在1870年代的中国虽未能站稳脚跟，但是，随着德国的统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英德矛盾在欧洲渐渐尖锐起来，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1887年，专门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德华银行开始筹建。

除了英、法、德三国金融势力之外，俄、日金融资本开始向中国伸出触须。总行设在彼得堡的俄国对外贸易银行（Russian Bank for Foreign Trade）于1876年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与怡和洋行建立“委托代理”关系，1883年裁撤。日资东京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Tokyo）于1880年前后曾在香港、上海出现。见表1-1。

据不完全统计，1845—1890年间，外资银行在华开设16家银行，总分行、代理机构79处。以国别论，英资银行12家，总分行、代理机构68家，占比86.08％；法商银行1家，总分行、代理机构7处，占比8.86％；德商1家，占比1.27％；日商1家，分行2处，占比2.53％；俄商1家，占比1.27％。而从区域论，所有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全部设在通商口岸，或者香港殖民地。其中上海一地有16家之多，占所有分支行数的20.25％；香港次之，总计13家，占所有分支行数的16.46％；汉口第三，总计10家，占所有分支行数的12.66％；福州8家；广州、厦门各6家；九江5家；宁波、天津各3家；芝罘、澳门、北京各2家；打狗、汕头、北海各1家。这些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在华分支机构最多，前后达14家之多（详见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