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理论视野
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
程 洁(1)
城市民俗学是一门在全球化时代的风浪中涌现出来的新实学。它将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原动力的民俗，与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发挥着世界性作用的城市结合起来，揭示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面。面对城市民俗文化的差异性现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城市民俗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等原因，城市民俗圈理论及其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的构建和完善也应当被给予高度重视。
一、城市民俗圈理论的相关问题
（一）城市民俗圈理论的提出
“圈”和“层”的研究早已有之。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奥地利学者W.施密特踵其后，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格雷布纳和施密特的学派又合称为文化圈学派。文化圈理论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接受，美国历史学派博厄斯的文化区、文化带主张又影响了一批人类学者。文化圈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西方学者还很早就针对城市内部地域结构设计了一些模型，这是城市圈研究的探索。比如伯吉斯（Ernest W．Burgess）的同心圆带模型、霍伊特（H．Hoyt）的扇形模型及哈里斯（Chauncey Harris）和乌尔曼（Edward Ullman）的多核模型(2)，等等。
民俗圈是对文化分布的另一种划分方法。民俗圈不同于行政区划，它是特定的文化空间。通常说的“因土成俗”“人以群分”，本身就展现了文化分化的逻辑，不同民俗圈的不同文化表象，成为族群社区成员区分你我他所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北京学者乌丙安，上海学者陈勤建、郑土有，关陇民俗研究者王知三等都曾提及民俗文化圈。明确以理论来建构民俗圈的是陈华文：“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它因为家庭或家族制度的形成、因为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行政区划或语言（方言）的不同，而使民俗文化事项在各自的家庭或家族、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以及相同的行政区域或相同的语言（方言）中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内容、互相独立传承、具有不同的解释系统和施行的族群。……换句话说，民俗文化是在相对的族群中以相对的内容和方式独立地存在。顺便应该提到的是，这儿的‘圈’并不是种绝对对称的圆圈，而是一种相对范围的区域，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地域、空间范围的区域。”(3)应当说，这个定义还是比较具体的。
尽管陈华文有自觉建构的努力，但是，陈的民俗文化圈更适合相对简单的乡村社会，对多元异质的城市民俗文化而言，显得稍许有些空泛。总的来说，目前城市民俗圈的理论建构还十分薄弱。“都市文化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文，对它的关注与研究则有助于人类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4)城市民俗文化的差异性现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城市民俗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等一些原因，都使得城市民俗圈理论与城市文化分层的研究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城市民俗圈形成原因
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史。芒福德（L. Mumford）在论述城市时指出，“它的表现形式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去概括”，就民俗学的角度而言，城市具有集中性、地域性、层次性以及多元异质性等显著特征。近代化、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日趋完善，使得城市民俗文化随之形成。又由于形成民俗的要素以及地缘集团、血缘集团、职缘集团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城市民俗文化圈。下面我们将化繁为简，从时、空二维展开对城市民俗圈形成的讨论，因为，城市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时间纵轴上的连续性及每一时段空间上的合用性。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皆是时空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空间维度来看，首先，乡村城市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5)，城市以其绝对强势和辐射力，长久以来，不断向周边、郊区，乃至乡村腹地渗透，这是一个动态的地域空间过程，带来的是城乡空间范围的变化。“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n）把城市化过程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域扩散过程。”(6)然而，在景观快速城市化之下，乡村族群文化心理并未同步城市化，相对传承稳定的传统民俗的变化则更是滞后一步，这是城市民俗差别化，并由此形成不同圈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移民文化的大量汇聚。城市从形成之日起，就是多个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地缘广泛交织，“如巴黎有华人区、意大利区和阿拉伯区。以美国纽约为例，一代又一代移民在纽约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使纽约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城内有华人区、意大利区、波多黎各区。”(7)上海也是著名的移民城市，“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为广帮，次则宁、绍，次则苏帮，最次则本帮。”(8)各地移民携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城市人的角色在街头相遇，“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求生存与发展往往形成一些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如上海的外来移民中，江苏人多分布在北半部的闸北、普陀、江宁等区，浙江人多分布在城市的南半部，而广东人则主要居住在四川路和南京西路一带。外地人口的区域分布又自然影响到不同地域民俗在城市里的空间分布。”(9)在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基本的城市族群类型——本地族群和移民族群。像北京、上海，作为历史和当代的国际性大都市，其族群版图更是呈现多元丛生的局面。相应地，它们就拥有更多风格各异的民俗文化圈。
从时间维度来看，民俗源于社会生活的积淀，最终是时间的产物。虽然民俗具有传承性，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内容还是会有一些差异。中国城市的几次大发展，是城市民俗形成发展的契机，比如盛唐、辛亥革命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城市民俗发展的关键阶段。可见，时间不仅在一定的长度上孕育出相应的城市民俗圈子，而且在一定的节点上，催化出不同的民俗圈。清末民初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典型，开埠之后，华洋杂处，存在着三个特色不同的民俗圈：租界的西洋民俗圈、华界的老城厢民俗圈，以及郊区的传统乡村民俗圈。“新”与“旧”围绕着时间这个圆心，划起了各自的民俗辐射区域。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又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在一路来碰头，显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0)时间维度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翼。
（三）城市民俗圈的特征
第一，一座城市的同一个民俗圈具有相对的文化共性。这是因为，民俗具有模式化、类型化的根本属性，它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地域或族群社区的共同意愿，甚至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传承。所以说，城市民俗圈是集体性的、族群性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广泛性，这些构成了相对的文化共性。
第二，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复杂的统一体，这决定了即使是同一民俗圈中的文化也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以西安市回民民俗圈为例，“从城市的角度看，西安回民区是一个完整的族群社区，而如果从内部进行现察，就会发现存其整体结构之后实际是一种更为多样化的教坊街区组合：各教坊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教义或宗教仪式上，也反映在社区建筑上。有意思的是，回民区的东区以格底木教派为主，该派在恪守伊斯兰教义的同时也接受了许多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清真寺以传统形式者居多，新建住宅中亦有不少保持传统室内装饰风格，还有一些做成仿古式样；而西区相对以依赫瓦尼教派为多，其五个清真寺中的两个在重建中已将原先古典形式改为中国-阿拉伯混合形式，新建住宅多以满足实用需求为主，并不企图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有少数富裕家庭则在建筑上以使用穆斯林喜好的绿色和尖券为其身分象征。”(11)城市民俗圈的多层次性，构成城市文化的张力与活力，是城市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每一个民俗圈都不是封闭的，不仅其内部可以继续细分为若干亚圈，而且民俗圈之间又可能是相互交叉，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旦大学郑土有博士在《冲突·并存·交融·创新：上海民俗的形成与特点》一文中分析道：“现时上海民俗如果从构成因素分析是由土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外地民俗、西方民俗三部分组成的。但实际上，在上海民俗的形成过程中，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共时的融汇、历时的沉淀。”(12)这里所谓“共时的融汇、历时的沉淀”，就体现了民俗圈之间的互渗性。
第四，多元复杂性。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马尔认为：“城市是一些纵横交错、布局密集的空间，是按照虽不成文但人人均需严格遵守的一套一定之规部署的，这些反映在城市生活各个层次上的规定，决定了文化的复杂性。”(13)这既是城市文化的特点，也是城市民俗圈的特点。近年，传统小聚居的居住模式随着商品房的普及被打散，不同民俗的主体，高度异质化的人口在空间分布上更加驳杂。有调查表明：“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城市化已从向城市中心集聚为主的初期阶段过渡到以分散为主的郊区城市化阶段。”(14)城市民俗的多元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散化使得城市民俗圈的特征更趋复杂。此外，城市民俗圈的空间范围随社会发展，在不同时代还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这些都充分表明城市民俗圈的多元性、复杂性。
二、城市民俗圈与城市文化分层关系
（一）城市民俗圈中文化分层的存在
虽然城市的同一个民俗圈具有相对的文化共性，但是，由于民俗圈还具有多层次性、多元复杂性等特点，因此，现实中的同一民俗圈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层次分明，由若干亚文化层组合而成。
老北京有句俗话：“东富西贵，南贫北贱。”西城，紫气东来，官宦达人聚集；东城，商贾云集，吞吐万象之地。上海同样如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沪上谈的大多是‘上只角’、‘下只角’：即以现在的淮海路为中心形成的豪华的西区，以闸北、南市区为中心形成贫穷的东区。两‘角’的房租可以差三四倍以上。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区别还反映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中。‘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这无疑是鲁迅先生对‘下只角’的写照。……因而这里人口密度高、成分杂、居住条件恶劣、是非多。而在西区那些寂静而优雅的高级弄堂里，除了有三五个男孩在那里玩耍外，很少有人在此停步。偶尔有三两个人聚在一起低声谈话则大多为某家的‘娘姨’（保姆）或‘大师傅’（厨师）。假如哪一扇门忽然开了在迎宾或送客，甚至有些不寻常的活动时，人们也只是装成漫不经心地遥望着，不会去围观。这样的自然而成形成了旧上海的格。”(15)“东富”、“西贵”体现的是京城民俗圈之下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上只角”、“下只角”则反映出海派民俗中两种典型的具有差异的文化层的存在。
（二）城市民俗圈与城市文化分层的关系
1．城市文化分层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如果将文化层视作城市文化结构的基本单位，城市民俗圈则是这种文化结构的一种类型。正是一个个基本结构单位组成了文化类型，即城市民俗圈就是由一些更为具体的亚文化层以不同的排列方式组合而成。上述西安回民民俗圈中，东区的格底木教派和西区的依赫瓦尼教派，尽管教义、宗教仪式、建筑风格等有差别，但同属于穆斯林文化，有着独特的族性。然而，穆斯林文化与其特殊的族性特征不是单一的，因此，缺少任何一个亚文化层，都少了一股力量，都无法构筑起一片完整的回族族群社区。又如，上海徐汇民俗文化圈，它因浓郁的历史文化特色与现代商业文明而卓然于上海城市副中心之林。然而，这个民俗圈的构成，是由老徐汇人/新徐汇人、金领/白领/蓝领、复兴路—衡山路休闲文化/龙华传统文化/徐家汇商业文化等若干亚文化层共同塑造而成的，城市文化分层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重要基础。
2．城市民俗圈又反过来强化了城市文化层的文化认同
民俗具有类型化、模式化特征，它在本质上决定了人的文化归属。从民俗圈与文化分层关系的逻辑推断表明，以民俗为依据的文化分层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重要基础，这一民俗圈以其相对的文化共性，亦会反过来强化、熏染归属于它的文化层的文化认同。调查表明，同样是城市中的回族，九江市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回族社区。其文化界限不明显、居住格局比较分散、族群同化程度较高、族群开放程度较高，所以相对于‘典型回族’来说，九江市回族的传统习俗的表现形式弱化、族群归属感相对不强……”(16)这个例子非常突出地反映出，在文化多元的城市中，城市民俗圈对于其下亚文化层的文化凝聚与认同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九江市回族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民俗文化圈，导致文化界限不明显，族群同化程度高，开放程度高，回族传统习俗弱化，族群归属感不强。
（三）当下城市文化的分层
由于城市民俗圈的多元性、复杂性，城市文化分层自然也并非易事，城市文化层同样是多元复杂的，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一些不同的文化层。例如，由不同文化特征、文化取向构成不同势位的文化层，如高势位文化、低势位文化；由居住空间和时间不同形成的不同族群构成的各文化层，如市区老居民文化、市区新居民文化及市郊原住民文化；由不同行政区划造成的不同文化层，如上海的徐汇文化、静安文化、杨浦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层甚至还可以继续析出更小的文化层，比如市区老居民文化层中，可能包括先锋派、保守派以及中间派。徐汇民俗文化圈也必然包括高势位文化、低势位文化，或者老徐汇人、新徐汇人等。在诸多的文化分层之中，不同势位的文化最显而易见，故，下面以此为标准，大体将当下城市文化分为：中心时尚文化、边缘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原乡文化，以进一步探究城市文化层的一些特点。
中心时尚文化层，一般发生于城市建成区域，即指城市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具备的地区。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城市建成区不止一个，但基本相连成片，构成更广义的城市中心区域，以住家和工作等形式，积聚了城市中的精英分子和资深的城市人。这个区域中城市文化积淀深厚，各种信息荟萃，传播迅捷，是时尚文化的引领，迥异于乡村文化。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通过对“时尚”的研究发现，时尚是一种对下层阶级不断发明模仿与追逐上层阶级的行为模式。“示异”与“示同”构成消费的两种动力，“示异”是上层阶级的消费动力，为的是在消费模式上拉开与普通阶层的距离；“示同”是中下层阶级的消费动力，为的是消除与上层阶级的距离。消除的手段就是对上层的消费模式进行模仿，二者结合，构成时尚。(17)因此也可以这样说，中心时尚文化是一种“示异”的文化，它的日常生活习俗处于引领的地位，具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是一种强势能文化。
城市原乡文化层，基本发生在范围较大的城市郊区，这里仍是乡村腹地，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这个圈层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生态的传统民俗”，比如上海的金山、松江等地，还较多地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征。城市是在乡村聚落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更大的聚落，因此必然与生俱来就裹挟着原乡文化基因。布迪厄曾以“区隔”理论强调社会阶级的场域与位置，它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借助“区隔”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乡村社会、今天的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依然是很低的。他们处在被区隔的社会关系中的低层。这个“结构中的秩序”，主要是指市场化、城市化的系统。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分化，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竞争一开始就被约束在不同等级的跑道上。文化资本的缺乏（技术资格、教育背景、品味），与经济资本缺乏一样，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位。(18)是故，与近在咫尺的城市文化相比，这一圈层的文化很明显属于弱势能文化，不掌握文化话语权。然而，在城市的扩张过程中，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文化层的影响，城市文明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乡村追随者，传统的文化心理掀起涟漪，不同程度地向城市文化“示同”。
边缘城市文化层，主要发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转城区域，它既容纳了由农业人口转变来的新城市人口，外来移民转变而来的新城市人，也包括了部分从老城厢迁移过来的老城市人。从民俗变迁的角度推测，这个边缘城市文化区域发生的变化既有其自身历时性的变迁，又可能包含有共时性的冲突与融合；既有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的回放，又有与商业文明结合的再生。正如上海城市民俗专家蔡丰明所说，“现存于上海城市中的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却是一种再生态的文化现象，它们已经与原来的现实生活场景相脱离，已经被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复制、再创与加工改造。它们的文化内涵中，固然还保持着一定成分的传统民俗文化原貌，但同时也融入了某些代表现代都市人的文化情趣与文化理念。因此，较为客观地说，至今仍存的上海城市传统民俗文化空间，实际上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原创文化类型，而是一种经过复制、重塑与改造过的再生文化形态。”(19)可以说，边缘城市文化层介于中心时尚文化层与城市原乡文化层之间，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文化。
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建构起以城市民俗圈为依归的分析考察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民俗圈和文化层的研究，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制定传承和改善民俗文化的方案，保存城市记忆，突显城市个性，塑造城市精神，升华城市品质。有利于更合理地对社会经济文化进行定位、规划和布局，有利于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城市文化生态，解决社会失范引发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良性整合与城市合理有序地发展。还利于更综合、更系统地去认识和把握城市化及其本质，把握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相应的民俗文化圈建设不仅能够满足民众和谐温馨的人际交往需要，而且有利于提升区域空间的文化含量，丰富城市文化元素，提高城市在区域中文化能见度，从而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
(1) 程洁（1978— ），女，安徽省绩溪县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主任编辑，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古代文学研究。本文原发表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2) 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57—360页。
(3) 陈华文：陈华文《论民俗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4) 张杰：《都市文化研究与全球化时代的新实学》，《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5日。
(5) 帕克等著，宋俊岭等译：《城市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6) 姜斌等：《快速城市化下城市文化空间分异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5期。
(7) 殷京生：《试论城市文化的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8)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8页。
(9) 朱爱东：《城市民俗的多元化特征》，《民俗研究》2000年第4期。
(10) 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4卷5号。
(11) 董卫：《城市族群社区及其现代转型——以西安回民区更新为例》，《规划师》2000年第6期。
(12) 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三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14页。
(13) 转引自殷京生：《试论城市文化的特征》，《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4) 姜斌等：《快速城市化下城市文化空间分异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5期。
(15) 语嫣：《这个城市的秘密：地倾西南》，《国际金融报》2003年1月24日。
(16) 应超，田敏：《试论城市散杂居回族的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以九江市回族为例》，《理论月刊》2008年第3期。
(17) 王宁：《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18) 扈海鹂：《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的提问》，《唯实》2009年第7期。
(19) 蔡丰明：《上海城市传统民俗文化空间》，《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