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思想
一、脾胃为本，补土为尊
黄穗平教授学贯古今，博采众长，勤于临证，擅于领悟，医术因而精湛。不少同道和弟子们时常会向他请教：师出哪个中医派别？他都行如下回答：“我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其实不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学术派别，但如非要划分入哪个派别的话，那么应该是脾胃派、补土派了。”确实，“脾胃为本，补土为尊”是黄教授核心学术经验与思想的高度概括，是他近40载临证经验的结晶。
黄教授“脾胃为本，补土为尊”思想的形成基础与他常年悬壶于岭南地区——尤其是与岭南政治、经济中心的“羊城”（广州）是有莫大关联的。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泛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荫渚岭、越城岭等五岭以南的地区，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区交界处，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港澳地区等，可辐射至东南亚部分国家，其中以广东地区为主体，是岭南医学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地理上，岭南处于亚热带地区，具有其独特的地域气候特征。此地域地卑土薄，气候炎热潮湿，风雨常至，正如南宋医僧释继洪在《岭南卫生方》中所述：“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又如清代名医何梦瑶在《医碥》中所论：“岭南地卑土薄，土薄则阳气易泄，人居其地，腠理汗出，气多上壅。地卑则潮湿特盛，晨夕昏雾，春夏淫雨，人多中湿。”阳气常泄则易致中州亏虚，阴湿之气常盛则易致运化受遏，脾胃俱伤，中气、元气皆损，因此会导致各类疾患。此为客观的，也就是先天的病因。除客观病因外，还有主观的、后天的病因。在岭南地区生活的百姓，由于地处湿热，无论在生活中抑或是在饮食上都普遍贪凉喜冷。在这些地区，凉茶、冷饮铺子遍布大街小巷，空调冷气常年开放于千家万户，寒凉清热之草药时时佐入菜肴汤膳之内，寒邪、湿邪渐而蕴于脾胃之中。正如《脾胃论》所言：“故夫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外，岭南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工作节奏普遍较为紧密，竞争相对激烈，消费水平普遍较高，所以生活于此的不少百姓思虑、劳倦过度，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这亦是导致损脾伤胃的情形发生的重要病因，正所谓“忧思伤脾”“劳倦则脾先病”。
正是以上主观和客观因素，岭南地区各种脾胃疾患的发病率较高，而脾胃疾患又会引发其他脏腑的各类疾患，可谓“脾胃伤则百病生”。黄教授正是在经年的临床工作中观察到以上现象，探究到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脾胃受伤引起疾病的机理，渐而领悟到“脾胃虚损，失于运化”是诸多脾胃系和非脾胃系疾病的核心病机，渐而形成了其重视后天之本——“脾胃”的固护与调治，尊崇补益脾胃中州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
黄教授称自己为“脾胃派、补土派”，还因其学术思想与开创了中医脾胃学说之先河，被称为补土派（脾胃派）的金元时期医学大家李东垣及后世的脾胃病名家如黄元御、彭子益等的学术思想是有承接关系的。他认为，李东垣及后世脾胃病名家之脾胃学术思想对他学术观念的形成影响颇大，对他本人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以及指导临床诊治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一，脾胃之气的盛衰决定了元气的强弱。
李东垣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云：“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胃虚则俱病”。此中的胃气，其实指的就是脾胃之气。脾胃之气乃元气之源，脾胃之气强盛，则元气强盛，脾胃之气虚弱，则元气亦随之虚弱。脾胃之气既伤，则元气亦不能充养，诸病、诸衰所以由此而生。故临证中要重视强盛脾胃之气，以强盛脾胃之气来增进机体之元气，从而达到养生防病、祛邪抗病的目的。
其二，脾胃内伤可致百病。
李东垣认为：“人赖天阳之气以生，而此阳气须并与脾胃；人赖地阴之气以长，而此阴气须化于脾胃；人赖阴津之奉以寿，而此阴津必源于脾胃；人赖营气之充以养，而此营气必统于脾胃。”此说明人赖以生存之气血阴阳，皆由脾胃而生，皆从脾胃而化，皆从脾胃起源，皆赖脾胃统摄。脾胃是人的生、长、寿、养之根本，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脾胃之气还协调斡旋一身之气的升降浮沉，是谓“中气”，如清代脾胃病大家黄元御所云：“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一旦脾胃之气衰败，则出现“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的各系统病变。因此，脾胃受伤、衰败，则气血阴阳化生乏源、气机升降失调，气血阴阳统摄无权，各脏诸腑气机紊乱，则外易感六淫，内可生五邪，必病矣。可以说，脾胃内伤是致全身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出现病变的最为关键的始动因素之一。
其三，倡导以升发清阳、沉降浊阴法治疗疾患。
黄教授认为，“升发清阳，沉降浊阴法”是治疗脾胃虚损导致的各类疾病的重要原则。脾胃居于人体之中土，脾气升清，胃气降浊，脾胃之气升降协调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始动环节，是调控和维持各脏腑经络气机循环往复、升降有序的枢纽；而脾胃受损，升清降浊之功能失司，清阳降而不升，浊阴升而不降，则诸病由此而生。正如《脾胃论》有云：“损伤脾胃，真气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李东垣主张以升发脾胃之清气，潜降阴浊之火的方法治疗，其中的最知名的代表方药便是补中益气汤，还有升阳益胃汤、升阳补气汤等也很具有代表性。黄穗平教授在临床中擅于活用李氏此类治法治疗吐酸、胃痞、胃缓、腹胀、便秘等慢性脾胃病，多获良效。
正是受以上脾胃派思想的影响，加之黄穗平教授在临床中的不断实践和参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脾胃为本，补土为尊的思想理论。
其一，脾失健运为脾胃病病机之核心。
黄教授认为，脾胃病缘于脾胃受损，而脾胃受损的核心病机就是“脾失健运”。脾胃健运，则其化生、吸收、运输水谷精微，调节水液代谢的生理功能可以正常发挥，而脾胃失于健运，则会出现水谷精微难生、难吸收、难运输，全身脏腑经络失于水谷精微的濡养，全身水液代谢紊乱。患者初期可见纳呆、腹胀、痞满、便溏、泄泻等；日久则面黄、体瘦、乏力虚弱、身肿。故《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一旦脾失健运的情形得不到纠正和改善，则会形成恶性循环。水谷精微化生、输布不足，缺乏水谷精微濡养，脾胃等脏腑更加虚衰；水液得不到正常运化，则聚而生痰、生湿，阻滞气机，脾胃运化功能更加受到限制。故而治疗脾胃虚衰之证，黄教授认为，要认识到脾虚失运为关键病机，治疗的重要之处在于健运脾胃，在治疗中，不但要补益脾胃，还要着重促进脾胃运化功能的改善。在临证中，黄教授治疗脾胃虚衰之证，不但以四君子汤、理中汤之辈去补益、温补脾胃，还合二陈汤、平胃散之辈以燥湿理气运脾，入木香、砂仁、厚朴、枳实、枳壳等以燥湿行气助运。黄教授认为，健运脾胃就是在处方遣药中，既要懂得“守”，又要知道“走”。“守”指的是守中土，就是通过补益之法，使得脾胃中气充沛坚固；“走”指的是通过各种手段调节、疏理、运转脾胃气机，使脾升胃降运转调畅有序，同时调节水液运化，保持脾胃中州之土燥湿合度，不旱不涝。有如此法，方能保证脾胃功能的健运，使得水谷精微化生、输布不绝，水液运化合度。
其二，“调土”为“补土”之核心。
不少医者认为，“补土法”就是益气健脾，其实不然。《素问·经脉别论》有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强调脾胃之气运化升降于全身的功能。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进一步阐释和发挥以上理论，“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这说明“脾胃”具有枢机中轴的地位及维系一身之气正常运行的作用。而后来的彭子益在《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则更精辟地总结出以下脾胃相关学说，“中气如轴，四维如轮，轴运轮行，轮运轴灵”，而“五行之病，皆运动不圆，作用分离，不能融合所致也”，表明脾胃中气的升降运转的正常与失常形成了人的生理与病理状态。所以，黄穗平教授认为，“补土法”核心是斡旋中土，扶助脾胃完成正常生理功能，推动四维（心、肺、肝、肾）气机的正常运转。而在临床中，诸多因素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无法正常发挥其枢机中轴作用：
如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湿邪阻遏气机，影响脾胃运化，导致气机不利，阴津不足，胃腑过燥，亦会导致胃肠气机和降失常，最终均致四维运转失常。
又如肝主疏泄，若肝疏泄太过，肝强脾弱，肝气横逆中土，或肝气疏泄不及，木不疏土，土壅失运，均可致脾胃不和，脾失健运。
再如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后天与先天是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的，且在水湿代谢方面，也有相互协作的关系。如先天不足，则后天亦得不到充养，功能会失调。
再如心为火，脾为土，火为土之母，母病可及子，子病亦可及母，所谓母子相连。
还如肺主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湿，在水湿代谢方面，相互协作；肺主气的宣发肃降，主治节，与脾胃对气机的调控亦具有相互协作关系。肺气不足，或肺气失于宣降、失于治节，则会影响脾对水湿和气机的调节。
所以，黄教授认为，在临证中祛除影响脾胃功能的不利因素，激发脾胃功能，恢复脾胃正常生理功能就可称之为“补土法”。将其解释为，通过“调土”以达到“补土”的目的则更为确切，“调土”乃“补土”之内涵。故而，益气健脾是补土，祛湿、化湿、渗湿是补土，调节脾胃气机是补土，疏肝柔肝调气是补土，益火温阳（温肾扶阳或温补心阳）是补土，滋养、调节肺气是补土，理气活血亦是补土。补土法看似只是涉及脾胃，实则还涉及肝、肾、心、肺等四脏。补土法可广泛应用于内伤杂病，尤其是脾胃病的治疗。
有患者曾某，男，27岁。主诉：大便不尽感5年余。
该患者大便2～3日一行，初硬后软，脐下腹部胀满不适，饱餐、饮食油腻后明显，排便、排气后减轻，口淡，口干欲饮温水，无口苦，多汗怕风，易疲倦，胃纳可，眠可，小便常，舌淡胖大有齿痕、苔薄白，脉弱。
黄教授诊察患者后，认为患者乃中气不足，脾胃升降失司，治宜补中益气以复中州升降之功能，方以补中益气汤加减：
党参15g，黄芪30g，生白术20g，柴胡10g，炙甘草10g，火麻仁30g，桔梗10g，枳实15g，厚朴15g，升麻10g。
水煎服，日1剂。
10余剂后大便如常，诸症减轻。
黄教授常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化裁以治中气不足之便秘、痞满等病。“虚者补之，损者益之”，故此方以补益脾胃为核心，并灵活运用“欲降先升”之法，黄芪、柴胡、升麻以升提中气，加枳实、厚朴等降气导滞之品，一升一降，使清浊复位，再以桔梗宣发肺气，发挥提壶揭盖之力，促进浊气下降，则脾胃之气运转恢复如常，体现了“调土”以“补土”之意。
其三，攻伐有度，补益有矩为固护脾胃之核心。
黄穗平教授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须时时固护。脾胃病涵盖“脾胃”二字，表明病证的发生与脾脏及胃腑的病变息息相关。脾脏与胃腑互为表里，互因互用。脾为脏，易犯虚证，而胃为腑，易得实疾，然这是相对而言，并不代表固护脾胃，就一定是要补脾而清胃。
胃腑之气机与大小肠腑气机相通，肠道腑实热结之证亦常与胃腑热结、气机不降相关，故而清胃泻实，甚或通降攻逐是临床常用之治疗手段。但清胃泻实等攻伐之法需慎重。因胃腑虽易罹患实证，然胃虚之证亦时有发生，且此证一得，往往病证更加复杂，从而导致疾病加重或变生他病。《脾胃论》有云：“脾不及，令人九窍不通，谓脾为死阴，受胃之阳气能上升水谷予肺，上充皮毛予四脏。今脾无所禀，不能行气于脏腑，故有此证”；又云：“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胃虚则俱病”。这都说明，《脾胃论》将胃之功能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胃气的功能，直接关系到脾之升清运化，如胃气一旦衰败，则脾为“死阴”，九窍之气机皆可能出现不通情况。故而在临床中，对于清胃泻实之法应当合理适度应用，切不可滥用、妄用、过用此法，以免损伤胃腑，败坏脾胃之气。对于一些脾胃病患者，胃腑有实热之表现，首先要明确是否有存在如脾胃气虚等虚实夹杂的情况，其次要明确在当前疾病中，实邪为主要矛盾还是正虚为主要矛盾。如存在虚实夹杂之情况，在治疗中就当考虑清补兼施，清胃与护胃安中并行；如存在以邪实为主要矛盾者，当以清胃泻实为主，辅以些许护胃安中之品；如存在以正虚为主要矛盾者，则当以补虚为主，辅以少许清胃泻实之品。切忌一见有胃实之证，就一味用寒凉攻伐药物猛清妄泻，丝毫不顾及胃之虚实变化。另外，一些中医受到西医学的影响，将胃肠炎症、消化道痛症与脾胃之实证、热证等同起来，一见到胃肠炎症，不分虚实寒热，就予以寒凉清泻攻下，这也是不可取的。殊不知，寒主收引，实寒致病者，多有急性痛症，如只知用清热法治疗，则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或导致病情加重，病情愈加复杂。
对于补脾之法，黄教授亦主张要遵法度，循规矩，不可滥补或过补，究其原因，乃是脾胃一伤，失于健运，不但有水谷精微化生不足，引发气血阴阳亏虚，亦可兼夹有内生痰湿水饮之实、运化不及饮食停滞之实、气机内阻之实、气滞血瘀之实、痰湿郁而化生为湿热之实，病机常常虚实夹杂，或虚多实少，或虚少实多，且虚实之间必有互为因果内在联系。因此，在临床上，须全面审慎辨证，不可见到虚证，眼中便只有虚证，而忽略因虚证而内生的实邪，妄以大补大益之品，图补土之功效，然脾胃本虚，又有实邪内生，超出法度的补益，会使得脾胃之虚雪上加霜，内生之邪变本加厉，犹如车轴无动力转动，又有杂物嵌顿、卡阻其间，车轴安能灵活顺畅而带动车轮的转动？故而黄教授在临证处方遣药中，从不将各类参茸虫草等补益药物堆砌其间，而在一张处方之中，纯补益药也极少超过三味，且尤为慎重运用养阴之品，唯恐滋腻碍脾胃运化，阻滞气机升降，故除补益外，多以理气、行气、燥湿、解郁、升清之品入方，喻补于通、喻补于化、喻补于运，以求补而不滞，补得其所，补之有效。
二、体用并治，升降相合
“一阴一阳谓之道也”，黄穗平教授深谙中医阴阳之道，其临证的论治之法与处方遣药也充分体现了阴阳之理。总体而言，他论治脾胃病的思想可归纳为体用并治，升降相合。
中医所谓之“体”，从中医哲学思维来诠释，即物质也，属阴；而所谓之“用”，即“功能”也，属阳。以上的认识，可以从清代大医家叶天士所提出的“肝体阴而用阳”理论中得到印证。肝体阴而用阳，其内涵是指肝体所藏之物质为血，血属阴，故称之“体阴”，而肝具有升发、疏泄，主升主动，内寄相火的功能，从功能属性分析，乃阳之象，故称之“用阳”。所以“体”者，其实指的就是“物质”，“用”者，其实指的就是“功能”。黄教授认为，诸脏腑皆有“体与用”，而脾胃损伤，最易致脾胃“体”“用”皆损，脾胃之体，乃气血阴阳，而最为关键之体为“气与阳”，脾胃之用，是谓“中气”，其协调斡旋气机升清降浊之功能，乃其运化之功能。
在临证中，可从“体”与“用”的角度以明致病机理。
体为阴，用为阳，体用互根互用，相互依存，“体”强则“用”安，“用”安则“体”强，反之，“体”伤则“用”损，“用”损则“体”亦伤。体用同伤，病机必然复杂、多变。所以脾胃病之所以复杂难治，就在于脾胃一伤，易出现体用并损之象、复杂疑难之候。具体到脾胃：体用如常，则水谷精微化源充足，中气升降协调、和谐，水谷精微可正常转输至全身各处，全身其余脏腑之体用亦能保平和无虞。如黄元御所言：“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脾胃之体损伤则脾胃或气虚或阳虚，会引发脾胃之用——中气的损伤，出现运化失司、升降失调，内生痰湿内邪，并会引发其他脏腑体与用的损伤。正如黄元御所云：“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
从“体”与“用”的角度以明治疗脾胃之机理。
从“体”与“用”的角度可明致病之机理，从“体”与“用”的角度亦可明治疗之理。
纵观黄教授的论治脾胃病，可以归纳为充养脾胃之体，恢复脾胃之用，即“体用并治”。黄教授早于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蕴含体用并治思想治疗痞满的法则：“治虚痞，补益脾胃兼疏导”“治实痞，重在疏理兼扶脾”“虚实夹杂，推崇仲景伤寒方”。他认为虚痞虽以脾胃气虚为病变基础，但以满闷不舒，闭塞不通为直接病机特点，治疗在健脾益气（即治脾胃之体）时要适当疏导（即治脾胃之用），气机通则痞满除；而实痞虽有痰气壅塞、饮食阻滞、七情失和等之分，其病机以邪实为主，但临床所见实痞者除实证之外，还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受损之象，只是虚损较轻，尚未达到脾胃虚弱的程度，所以治疗实痞除以疏理气机、化痰消积、疏肝除痞为主外（即治脾胃之用），还要适当加用顾护脾胃之品（即治脾胃之体）；此外，认为痞满虽有虚实、寒热之别，但在病变过程中，因寒热虚实可相互转化，故可出现虚实相兼、寒热错杂等复杂证型，此类情形运用张仲景之《伤寒论》中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经方或根据经方方义所创立的时方消痞丸、枳实消痞丸、枳术丸等，均体现了体用并治的奥义。
在治体方面：黄教授推崇补益脾胃之气，充养脾胃之阳。补益脾胃之气，黄教授好用补气三宝：即党参、黄芪、人参。党参、黄芪的用量一般不低于15g，尤其是黄芪，常以30g入方，而人参首选生晒参，并嘱患者则另炖，以增强补气之功。在“补气三宝”中，尤以党参最为常用。盖因党参味甘，性平，有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之功效，与人参相似，可代替人参使用，虽药力偏弱于人参，但贵在药源充足，疗效稳定，经济实惠，适合长期服用。故黄教授常以党参搭配其他健脾益气药物相须使用，如与白术、茯苓、炙甘草合而为四君子汤，或在四君子汤基础上再加黄芪以健脾益气升清。
黄教授还认为，补益脾胃之体，并非独补脾胃，补益其他脏腑亦能有健脾益胃之功效。其中补先天之气以充养后天之气的治疗方法最为常用。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乃先天之本，先天之本与后天之本相互依存，互根互用。先天之本化生后天之本，又可维护后天之本的正常生理功能，如肾气温煦脾胃中焦，可帮助中焦脾胃运化，而后天之本又能不断滋养先天之本，使得先天之本充盛不衰。如有肾气虚衰，则不能上燠脾土，犹如釜底微弱之火不能煮沸釜中之水，脾胃因此运化无权，阴寒内生，甚则阴寒太盛，冲脉不能下守，则气机时时逆于上。
因此，脾病延久损及肾，较脾胃之伤，又病深一层，仅以补益中州专剂治疗，疗效往往打了折扣。肾主命门，为釜底之火，此火一衰，则脾胃之火亦衰，黄教授针对以上病证，常在益气药的基础上，加干姜、附子、肉桂等以奏助阳补火之功，加山萸肉、怀山药等培补肾气以滋脾胃之气，犹如在釜下添柴加煤，促进火力旺盛，脾土得温热则寒祛湿化，阴散寒消，疗效较单纯补脾益气笃定更为显著。
在治用方面：黄教授运用的是如前所述的“升降相合”法则。
治用者，即治脾胃之功能。叶天士曰：“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这说明脾胃的重要功能是脾左升胃右降，斡旋一身气机的升降，统率清气的升腾、水谷精微的输布，管辖浊气的沉降、代谢废物的排泄。脾胃之用受损，中气不运，则一身清浊升降反作，清气下陷，浊阴上逆，人之病源，莫不由此而生。如黄元御所言：“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脾胃中气升降轮转失常，使得诸脏腑之气欲上者不得上，欲下者不得下，欲出者不得出，欲入者不得入，或阻塞壅滞于一处，或逆乱妄行，故而病邪内生，诸症遂发。脾胃失运牵累全身之脏腑气机正常轮转，病机又复杂多变，病情易反复发作。故治法上当治理病源，以升降相合之法，辅助脾胃之用，托举清气，顺降浊气，则清阳浊阴二气，上下周旋复常，脾胃之用可复，病源因此可除。
升降相合之法，须以升清阳之药与降浊阴之药共同应用、合理配伍，喻升于降，喻降于升，互相依托，协调统一。黄穗平教授常以党参、黄芪、柴胡、升麻为升清阳之主药。尤其参、芪二味最为常用，只因以上两药不但能补益脾胃之体，而且二药合用，尤能升举阳气。此外，二药相合，还能降“阴火”。所谓“阴火”，乃脾胃气虚，中气失运，气机抑制所产生的内伤之火，参、芪二味升举阳气，喻升于降，散发阴火。此外，参、芪二味又具有补益中气的作用，可以说既可治用，又可治体。柴胡、升麻乃所谓之“风药”，风性上行，可“从阴引阳”，促使下焦引清气上达于上焦，鼓舞升发脾胃之气，且风能胜湿，黄教授常以此两味药物与参、芪相须使用，可更好地升举阳气，健运脾气，适合治疗各类中气下陷、中气不足之证。
在升药的基础上，黄教授常配伍法半夏、陈皮、木香、砂仁、厚朴、枳实等药物以沉降气机。脾胃失于健运，内生痰湿，气机阻滞，胃气不降反逆，诸如痞、满、胀、痛、呕吐、呃逆等诸症遂而发作。唯有助脾之运、燥脾之湿、降胃之浊者可治之。黄教授最为推崇法半夏、陈皮二味，法半夏辛温性燥，善能燥湿化痰，可复脾之升清之用，且又善和胃降逆，可使上逆之浊气顺降于下，使得清阳升腾无碍。脾虚生湿，阻滞胃气顺降，陈皮既可燥湿化痰，又能理气行滞，体现痰湿除则气顺降，气顺降则痰湿消之意。
木香、砂仁两味药物，是黄教授常用之药对。脾喜燥恶湿，湿浊、痰湿内生，脾之清气难升，胃之浊气亦不降。木香、砂仁芳香，可以化湿健脾，湿浊去，则气机无所阻碍，又能理气开胃，则浊气从胃腑顺降。
厚朴、枳实两味药物，亦是黄教授常用之药对。厚朴、枳实行气散结，消痞除满，是通降腑气、浊气的要药，与升清药物黄芪、党参、柴胡、升麻配伍使用，适用于如痞满、腹胀、便秘等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之证，能显著改善相关临床症状。
曾有患者李某，女性，37岁。因“反复胃脘胀痛10余年”前来就诊。有慢性胃炎病史10余年，平素恣食生冷。曾间断在当地医院就诊，服用各类中西医药物乏效。其胃脘胀痛以餐后为主，并伴有嗳气、反酸。大便欠畅，排便乏力，便后时有不尽感，便质偏溏。食稍多即易胃脘胀痛。睡眠欠佳，入睡困难。平素容易疲劳，时有困倦感，形体消瘦。舌淡嫩有齿印，苔白微腻，脉弱。
该患者所患之病为痞满。黄教授诊察后认为患者患病日久，饮食失调，脾胃之气虚之久矣。遂以下列方药治疗：黄芪30g，党参20g，茯苓15g，白术15g，炙甘草5g，半夏15g，陈皮10g，木香10g（后下），砂仁10g（后下），厚朴15g，枳实15g，元胡15g，合欢皮15g。患者经治疗1周后，即感胃脘胀痛有明显好转，嗳气反酸亦有所减少，大便较前顺畅，排便不尽明显减少。继续以上方义连续治疗4周后患者胃脘胀痛、嗳气、反酸、大便不畅等症状基本消失，睡眠及易疲劳感亦明显改善。半年后随访患者，言平素常以此方服用调理，如今诸症状鲜发，体重亦增数千克。
黄教授认为，脾胃虚则运化失司，气机失调，诸证遂起—气滞故而胃脘痞满；气逆故而嗳气、反酸；气陷湿浊不降故而疲劳乏力、便溏、便不尽感；气虚故而排便费力、形体消瘦。是以香砂六君子汤为底方益气健脾以治脾胃之体，行气化湿以治脾胃之用。方中加入大量黄芪既可加强补中之力，又可升清以降浊，改善大便无力、不畅的症状。厚朴、枳实二味既善行气化湿消痞，又可通腑，且与黄芪一升一降，共同调节气机的升降紊乱。元胡可加强行气止痛之力，又可畅通血脉以防气机久滞影响血行之弊。合欢皮安神宁心，促进睡眠。以上均有体用并治之方意。
又有患者罗某，男性，69岁。因“反复上腹部胀痛2年”前来就诊。该患者在一家广东省知名三甲医院行胃镜检查提示慢性重度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上皮化生、轻度异型增生，极为担心害怕，慕名前来向黄教授求诊。就诊时的四诊表现：胃胀痛，程度隐隐，嗳气，无反酸，喜温喜按，乏力，舌淡红，苔薄白，脉弱。
黄教授诊察后认为，从宏观角度分析，此乃脾胃气虚所致之胃痞病，从微观角度分析，此乃局部有瘀血内阻。治当益气健脾以治脾胃之体，行气活血以治脾胃之用。方以自创验方“健脾益气化浊方”加减治疗。方药如下：
黄芪30g，党参20g，白术15g，茯苓15g，陈皮10g，厚朴15g，砂仁5g（后下），三七粉3g（冲服），炙甘草5g。
患者治疗一周后症状就得以显著改善，数周后症状基本消失，治疗后6个月后仍至之前做内镜的知名西医院复查胃镜和病理，惊喜地获知胃黏膜萎缩和肠化均有改善，已经由重度转为轻度，已无异型增生，遂继续坚持在黄教授门诊诊治，每年均复查胃镜和病理，结果均不断好转，至2016年复查，萎缩和肠化已完全消失，成功逆转，不得不佩服黄穗平教授体用并治之法的神奇疗效。
三、平调脾胃，治衡六法
吴鞠通提出了“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重要治则。这里的“中焦”，是指脾胃病，包括了外感中焦温病和内伤脾胃病，不是指脾胃两脏腑；“衡”，即秤杆，“平”与“衡”同义，引申为调平脾胃脏腑的治法与方药；“安”，平安，即中焦脾胃脏腑功能协调安和。这里的“安”，黄穗平教授认为有“以恢复中焦脾胃功能为最终目的”之意，更多的是指通过方药的调平治疗，恢复中焦脾胃功能，它强调的是治疗后脏腑功能调和的一种状态和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治中焦如衡”不可理解为“性味平和、不升不沉之药物”。陕西中医学院（现陕西中医药大学）著名温病学者刘国强教授亦撰文指出，“治中焦如衡”不是指治法上的不偏不倚、中正平和，而是纠正阴阳水火偏盛的治则，将其理解为“用药上不可失于薄亦不可失于厚；治法上不偏不倚，中正和平是不正确的”。
所以正是基于《黄帝内经》治病力主维持和谐、纠偏调衡哲学思想和理念的影响，吴鞠通运用中医象思维方法，提出了“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的著名论点，成为指导辨治外感中焦温病和内伤脾胃病的治疗总则。
由于脾胃脏腑具有多个相反相成的体用属性及功能差异，容易产生升降、纳运、燥湿、寒热、虚实失常的病机变化，所以针对脾胃病复杂病机而采用的常见治则有调整阴阳、虚实兼顾、寒热并用、升降相因、刚柔相济、气血并调、通补兼施等，这些法则均是以恢复中焦脾胃功能为最终目的，故皆可谓吴鞠通所言的“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其本质为中医正治原则，可以看成脾胃病治疗总则“治中焦如衡”下的各种细目。
黄穗平教授认为，由于脾与胃之间存在着阴阳、寒热、升降、虚实、表里、燥湿等多个属性及功能差异，所以在治疗脾胃病时宜全面考虑脾胃的体用属性不同，做到用药兼顾，即通补兼施、寒温并治、升降同调、刚柔相济，从而达到两不相害，以平为要之目的。
（一）阴阳调和如衡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生之本，本于阴阳”，脾胃亦本于阴阳。《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黄教授认为，脾胃为中焦，含中和之气，具冲和之德，以平为健。“衡”法，就是以平衡中焦阴阳为纲，燮理升降、调理湿燥、平调寒热、协调气血、调理虚实等均是实现中焦阴阳平衡的手段与方法。《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体脏腑经络及形体组织结构的内外表里之间，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人体就是阴阳对立、制约和消长中所取得的动态平衡体。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离不开正衰邪盛、气血失调、津液失常及脏腑经络功能紊乱等病机变化。其中，阴阳失调是最基本的病机，是对人体病变的高度概括，应“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因而，调整阴阳使机体平衡是最基本的治疗。
（二）寒热并治如衡
寒热并治是针对寒热错杂病机确立的治疗原则。消化系统疾病中寒热错杂证比较多见，治宜寒热平调，辛开苦降之法。辛开苦降法是在寒热并治法则指导下治疗寒热错杂证的常用治法，即用药以辛温升散和苦寒降泄为主，辛温以升散开郁，苦寒以泻热降浊，寒热互用以和其阴阳，苦辛并进以调其升降，从而体现“治中焦如衡”之法则。适用于脾胃虚弱、寒热互结于中焦，升降失常、气机阻滞所致的胃脘痞闷、闭塞不适、恶心呕逆等症。
寒热并治是张仲景针对各种寒热错杂证而创立的，其具体治法散见于《伤寒论》太阳病痞证、上热下寒证，厥阴病寒热错杂证等篇章中。寒热并治的治疗原则，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和祛邪扶正、三因制宜、调理阴阳的基本法则，是方剂配伍的精华之一。寒热并用的配伍方法适用于寒热错杂证，然又非全为寒热错杂证而设。根据寒热错杂的不同表现，应采用不同的寒热并治法。
（三）升降同调如衡
脾胃是气机升降之枢纽，脾气主升而胃气主降，脾胃气机失调多表现为脾气不升与胃气失降两方面。治疗时要顾及脾胃气机之升降，使脾胃升降协调，以达中焦平衡。临证治疗胃气上逆之证时，常在降胃气方药中配用健脾益气升提之品，使其降中有升；治疗脾不升清之证时，在健脾、运脾之中佐以理气降逆之品，使其升中有降，脾胃调和。因此，在脾胃病的治疗中，应注意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相因的关系，以达“治中焦如衡”的目的。
恢复脾胃的清升浊降常常是调节全身气机的关键。在《伤寒论》中既有陷胸汤、旋覆代赭汤等，除水饮痰浊以畅中焦气机之法；也有栀子豉汤类方、大黄黄连泻心汤等清泻无形邪热，以利脾胃升降之法；既有承气汤釜底抽薪，存其阴、防其变、保胃气之法；也有理中类温中健脾，顾其阳、救其损、扶中气之法。
（四）通补兼施如衡
高士宗《医学真传》曾指出：“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下逆者使之上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
五脏虚证每兼痰瘀为患，补益方剂多通补配伍，补益药味多通补功效兼俱，以及临床上脾虚多夹瘀，诸方面的讨论提出脏病虚证应以通补为基本治则。胃宜通补，是叶天士根据胃的生理特性提出的重要观点。六腑主传化物，以通为用，叶氏认为腑病以通为补，五脏主藏精气，五脏虚衰，法当补益为主。但实践证明，脏病虚证，每致痰瘀内阻，邪气壅滞，单纯施以补益，效果并不理想，应以通补为基本治则，方可获得满意的疗效。脏病虚证，纯虚者少，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者多，治必以通为补，通补兼施。
脾气虚弱，气不行血，可致血瘀；脾气虚弱，统摄失权，血溢脉外而成瘀；脾虚血之化源不足，血行迟缓而成瘀；脾胃病日久入络而致瘀；脾不健运聚湿生痰等。这些均为因虚致瘀、因虚成痰的病机。故脾病虚证，多表现为正气虚损、痰瘀内阻，虚实夹杂证，临证应以通补兼施为治疗原则。补中寓通的治法，主要有益气活血、养血活血、温阳活血、益气利湿、益气化痰等。把握好通与补的尺度，是“治中焦如衡”的关键。
以脾胃为本，以通立论，通补结合。临证以益气活血，扶脾助运；益气健中，以调升降；益胃润燥，刚柔相济；寒热虚实，统筹攻补；权衡五脏，先调脾胃等法灵活变通，恢复脾胃纳化与升降之能。
（五）表里疏解如衡
伤寒六经病表里同病治则，就是既有外感病变，又有脾胃基础病变时的治疗原则。在表里同病之时，患者外感证候夹杂内伤基础病变，证候较单纯外感病更为复杂。此时处理不当，会导致疾病恶变。故张仲景用了大量条文，反复强调表里先后的治疗原则。一般情况下，表里同病的治疗，应掌握表先后里的原则，但依据病证的先后缓急及正气的强弱盛衰，又有先表后里、先里后表、表里同治三种治则的灵活运用，以达“治中焦如衡”的目的。如先表后里治则：凡表里同病表证急于里证的，一般应先解表、后治里，以免表邪内陷而发生变证。如《伤寒论》第90条曰：“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在里证重于表证时，先里后表治则：凡表里同病而里证急于表证的，当先治其里证，后治其表证。可见于两种情况。其一是里虚急于表证，如《伤寒论》第91条曰：“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其二是里实证急于表证，如第124条曰：“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而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宜下之，抵当汤主之。”表里同治法：凡表里同病，单解表则里证益甚，单治里则表邪内陷时，用表里同治则兼顾表里，以达“治中焦如衡”的目的。一般又有偏重于解表，如大青龙汤，偏重于治里，如桂枝人参汤，表里并重不分孰轻孰重的，如麻黄附子甘草汤、柴胡桂枝汤。
（六）燥湿相济如衡
脾喜燥而恶湿，胃喜润而恶燥。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所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故也。”根据脾胃的喜恶之性，养胃阴不宜用苦降或苦寒下夺之品，而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化脾湿多用温燥之品，但在配方用药时不可温燥或滋腻太过，即益胃润燥与健脾燥湿兼顾，方可言“治中焦如衡”。
脾以阳气为主，胃以阴津为要；脾为中焦湿土，喜燥恶湿；胃为中焦燥土，喜润恶燥。脾升胃降，燥湿相济，共同完成胃纳、脾运的消化吸收功能，这是脾胃的生理特征。正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所云：“脾胃体用各异，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慢性胃炎患者虽不一定表现为脾胃燥湿失调，但因其病程长、影响因素繁杂，病变过程中也可转变为脾胃燥湿失调。临床表现上，既可见心烦急躁、口干咽燥、胃脘灼热、嘈杂或胀痛、大便干结难排、舌红少苔而燥、脉弦细等燥的一面，又可见到肢倦乏力、纳呆脘痞、胸闷呕恶、泛吐清水痰涎、泄泻或大便质黏难排、舌淡或淡胖有齿痕、苔白腻或厚、脉弦细或细滑等湿的一面。临床治疗上，单纯化其湿则更燥，润其燥则又助湿。《蒲辅周医疗经验》云：“脾阴虚，手足烦热，口干不欲饮，烦满，不思食。”吴澄《不居集》云：“脾热者，轻手扪之不热，重按至筋骨又不热，不轻不重在轻手重手之间，乃热在肌肉，遇夜尤甚。其症心烦，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无气以动。”在用药上注重平调其燥湿，如湿困中焦而兼见烦热、口舌生疮、口干等阴虚有热象者，在原有祛湿的基础上，适当佐以北沙参、石斛、五爪龙、莲子、麦冬、党参等，并适当增加其用量以制燥热偏盛。
总之，凡是以恢复中焦脾胃功能为最终目的的治则皆可谓吴鞠通所论及的“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体现了纠偏调衡以求和的思维对疾病治疗的指导作用。它不是指中医某一具体的治法和方药，其本质是中医正治原则，是论治脾胃病的治疗总则，不仅适用于外感中焦温病，也是辨治内伤脾胃病的重要法则之一，对于临床上常见的内伤脾胃病如慢性胃炎等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三位一体，综合防治
黄穗平教授擅用中西医治疗相结合、内外法治疗相结合及心身治疗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技术治疗脾胃病。
（一）中西医治疗相结合
在中医学中，病与证是不同的诊断概念。通过病名诊断，可以确定疾病全过程的病理特点与规律；通过辨证诊断，能确定病理特点与规律；通过辨症诊断，能确定疾病在某一阶段的病理性质。黄穗平教授认为，辨病注重从贯穿疾病始终的根本矛盾角度认识病情；辨证则主要是从病机角度认识病情。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只有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才有利于对疾病本质的全面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应当着重研究疾病类型、分化病种、建立和完善辨病体系，寻找、确定针对疾病类型及病种的治法主药，以实现辨病与辨证的结合。以病为纲，立法、专方、专药，结合寒热虚实辨证加减及对证处理，从而建立起新的诊疗体系，这已成为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病证的重要手段，是根据疾病在某一特定条件、特定阶段下的证候表现异同辨别病邪、病位、病性，以指导治疗。对疾病全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相互联系及各个阶段的特点和规律、疾病的病因病势的进退、疾病的转归等，则需要通过辨病而更加明确。黄穗平教授认为，当前医学已进入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时代，三种医学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使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辨证论治的方法已由单纯辨中医之证，发展到辨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并重的阶段。黄穗平教授主张，临证时既要掌握用中医四诊，辨中医之证，又要学会运用现代诊疗手段和技术明西医之病，要擅于取二者之长，为我所用，达到提高疗效、治疗疾病的目的。
以中西医结合辨治慢性胃炎为例，西医治疗对慢性胃炎躯体症状及生理症状改善力弱，中医经辨证论治，通过内、外法综合治疗可全面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而借助胃镜下先进诊断技术，发现胃癌前病变及胃早癌，胃癌前病变可以通过中医扶助正气、祛除瘀毒等方法阻断或逆转癌前病变，有的胃癌前病变及早癌可以行内镜下治疗（内镜黏膜切除术、内镜黏膜下层剥离术等），以清除病灶。
（二）内外法治疗相结合
中医治法分为内治和外治，但针对慢性病病程较长，病情复杂等特点，应内外治相互结合，实现慢性病给药途径多样性。如汤药和药浴结合、针药结合、冬病夏治等。药浴是指用中药煎煮取汁加水调成浴液后全身浸入或身体某些部位（如足部）浸入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即用浸渍发汗的方法来祛邪。《素问·汤液醪醴论》中说：“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这里的“鬼门”和“净府”分别指的是汗孔和膀胱，“开鬼门”和“洁净府”分别指的是发汗和利小便。除此之外，针药结合也是常见的内外同治之法。《黄帝内经》提出“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伤寒论》中张仲景亦已运用此法，“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此为表邪郁遏太过，经络凝滞不通，药力不能外达所致。以桂枝汤调和营卫，针风池、风府以祛风，两法结合，提高疗效。另外，冬病夏治中将穴位贴敷法与热熨法、涂擦法、发疱法、针刺艾灸法等外治手段结合起来，同时内服中药汤剂及丸、散、膏、丹也可借鉴用来治疗脾胃病。
（三）心身治疗相结合
心理活动在中医学里被称为情志，自古以来，中医学就很重视情志活动与人体内脏的生理病理关系。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灵枢·口问》则说：“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可见，人的情志活动与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密切相关，在疾病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情志同样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胃肠功能的调节，是包括了中枢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效应系统在内的“脑-肠轴”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有重要的胃肠道功能调节作用，脑-肠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迷走神经、骶部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到达肠管的。研究表明，强烈持久的精神刺激引起的情绪变化，能直接影响大脑皮层对皮层下中枢的控制，并通过神经体液机制的改变而扰乱胃的正常功能，引起壁细胞与G细胞受刺激而大量分泌胃酸，亦可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亢进，促使胃酸与胃蛋白酶增多，损伤胃黏膜而发生坏死、出血和糜烂，甚至溃疡。同时由于长期情绪障碍可致下丘脑功能紊乱，通过神经内分泌的作用使胃、肠黏膜血流减少，黏膜防御功能降低，黏膜缺血而发生各种病变。
脾胃疾病的情志失常，有些是因郁致病，有些是因病致郁。因郁致病者，往往是由于思虑过极以致脾气结滞，或忧愁不解以致肝气郁结，气机失畅，升降失司，脾胃纳运失常，而发生胃脘作痛、嗳气泛酸、食欲不振、胸满痞闷、肠鸣腹痛、大便溏泄等症。因病致郁者，常因不能进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造成忧愁苦闷、焦虑恐惧，情绪变化而致气机抑郁，脾胃运化失司，纳呆食少，消瘦虚弱。
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黄穗平教授认为，调畅情志要以心理疏导为主，身心交互作用，从心入手，影响身体。《内经》中的中医心理调治方法主要有祝由、情志相胜、说理开导、暗示解惑、吐纳导引等。临床常以说理开导法减轻患者的压力，加强患者对有关常识的了解，端正其对癌症的认识，让患者从观念上发生根本性改变，令其正确认识到消化系统疾病。对于有一定运动能力的人，鼓励其适当运动，尤其推荐八段锦。该功法动静结合，辨证选练功法，每天于空气新鲜的公园练功，改变了生活环境，改变了饮食起居习惯，从而恢复体质。更重要的是，群体练功，互相交流治疗经验，现身说法，可以极大地提高患者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的信心。除八段锦外，太极拳、自我放松催眠、音乐治疗等可以放松身心。鼓励那些行动方便、生活能自理的患者外出游览观光以悦身养心，这对功能性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康复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消化系统晚期肿瘤患者，应设身处地从患者的角度去感受患者的情绪，让患者感觉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被支持；并且通过细心聆听、肯定、澄清、鼓励等方式，让患者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宣泄并理顺情绪；注意维持并激发患者对自己生命和人生的希望，从而更有效地应付艰难状况，并积极规划，走完余生。
五、师古不泥，推陈出新
黄穗平教授常教导弟子们：要擅于向古代中医大家学习，要擅于从中医古籍中汲取知识，但也要师古不泥，推陈出新，因为现代人对疾病的认识是古代医家完全不能比拟的。所以，作为一名现代中医，要懂得根据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根据疾病的变化规律、患者的病情演变规律，结合现代医学的诊治手段，总结出最适宜的中医诊治技术。
黄教授中医、现代医学的功底均非常深厚，他中医诊治水平很高，西医诊治水平亦很强，既能切脉开方，又能做消化内镜诊治手术。他重视经方，亦不薄时方，凡对病证有效的方，均可信手拈来。黄教授经过长期临证实践和总结，在古代中医经典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创新的中医学理念和思想，对现代中医脾胃病的诊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简述如下：
创新理论之一：三位一体、四大法则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
古代无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相关病名，根据该类疾病的临床表现，主要属于痞满或胃痛范畴。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属于消化专科的难治性疾病，如病情得不到控制而继续进展，有可能发展成胃恶性肿瘤。黄教授有着数十年治疗此类疾患的临证经验，他主张三位一体，即“中西医治疗相结合”“内外治疗相结合”“心身治疗相结合”三位于一体的治疗策略。
中西医治疗相结合。其包括饮食与生活方式调摄、有Hp感染者，规范根除Hp、消化内镜下治疗及中医辨证论治等四个方面。
黄教授认为，中西医结合具有如下四大优势：
其一，中医长于辨证，西医精于辨病。临床诊断时可把西医辨病和中医辨证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形成“双重诊断”，既能确定相对恒定之“病”，又能明确动态变化之“证”，既重视病因及局部病理改变，又重视疾病的整体反应及动态变化。临床上“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明确后，同时明确中医证型，进而制定个体患者的治疗方案，实现“同病异治”的个体化治疗，促进临床疗效的提高。
其二，中医长于扶正（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西医长于祛邪（抗病原体感染）。西医对于抗病原体感染，尤其是抗细菌感染的能力较之中医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中医可以扶助正气，充益先天、后天之本，可以较好地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抵抗病原体感染，增强西医抗感染药物的疗效。例如慢性萎缩性胃炎根除Hp的治疗，辨证应用中药，可提高Hp根除率，而对于反复根除Hp失败的病例，应用中药调节机体免疫力，再行根除治疗，常可取得成功。
其三，中医长于宏观证候的改善；西医长于微观病灶的根除或改善。比如：部分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胀、胃痛、乏力等消化道或全身临床症状明显，且迁延反复，西医疗效欠佳，通过中医辨证论治，既能较快改善证候，又能减少复发；而对于慢性胃炎伴异型增生，西医可以通过内镜下手术将病灶进行根除。又如：中医内外治法对缓解慢性胃炎的消化不良、胃肠动力不足的证候疗效好；而西医抑制胃酸分泌、促进局部损伤黏膜愈合的疗效佳。
西医长于危重证的紧急处理；中医长于后续的调理和康复。对于危急重证的紧急治疗和抢救，西医具有较大优势，而对于后续的远期治疗及预防疾病复发，中医具有较大优势。比如：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发展成胃癌，西医的手术切除病灶治疗具有优势，而术后的机体调理，配合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促进患者各项功能的协调运作，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及抗癌能力，则需靠中医中药来调治。
因此，黄教授强调，要树立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治理念。疾病需要靠西医学及现代科学的方法确诊，而疾病的动态变化需要靠中医的辨证思维，通过树立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诊治理念指导治疗，整合不同环节按中西医各自理论优选的最佳治疗方法，要建立“祛邪”与“扶正”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所谓“祛邪”，就是清除致病因子，所谓“扶正”，就是调节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抗病能力。通过建立“祛邪”与“扶正”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发挥西医在“祛邪”及中医在“扶正”方面的各自优势，以达到治愈疾病之目的；还要采用“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治疗措施。他认为，机体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各器官相互联系和补充，共同完成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各个器官之间通过神经、体液、细胞因子等各种介质构成的网络互相交流，并进一步形成各种反馈环路，影响彼此的功能。所以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不但要治疗“局部的病变”，还要治疗因“局部病变”导致的整体功能的紊乱失调；最后，须应用短期缓解与远期调摄相结合的疾病管理模式。通过中西医结合的多层次、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治疗模式，既可迅速缓解病痛，又可长期观察治疗疾病，从而减少复发，提高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命。
内外治疗相结合。内治法包括内服中药汤剂、中成药、西药等。外治法包括各种中医外治疗法，如针灸、推拿按摩、熨敷、穴位贴敷等。在临床上，以内外治方法综合治疗，常能取得非常良好的疗效。
心身治疗相结合，包括心理疏导、运动疗法、调节心理的中药和西药治疗等。常见的心理障碍包括恐癌心理、丧失治疗信心及对特殊检查（如胃镜及病理检查）的恐惧等。加强对慢性胃炎患者的心理疏导对缓解慢性胃炎的发病、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有一定帮助。
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的中医辨证治疗，黄教授提出了四大治疗法则：
其一，“血瘀论治”法则。他认为，从现代微观辨证的方法去分析慢性胃炎，尤其是萎缩性胃炎合并胃黏膜异型增生和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病变，当属于中医学的血瘀证，用活血祛瘀法治疗既可改善痞满/胃痛证候，也可逆转癌前病变。黄教授应用活血药物，最常用三七，因该药物既能活血又能止血，是具有双向调节的理血之药，更为重要的是，三七具有补益气血的作用，民间常有“北人参、南三七”之说法，它是理血而不伤正气的中药佳品，故黄教授最喜用三七作为主要的理血药物。目前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胃黏膜异型增生和肠上皮化生等癌前疾病/病变方面，西药尚未有特效药物，中医药确有良效。黄教授经过数十年的临证，在治疗此类疾患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立了健脾益气化浊方，既能很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又能很好地改善胃黏膜萎缩、肠化等病变，黄教授认为，这与方药中应用了“三七”有莫大关联。
其二，“治虚痞，补益脾胃兼疏导”法则。黄教授认为虚痞虽以脾胃气虚为病变基础，但以满闷不舒、闭塞不通为直接病机特点，治疗在健脾益气时要适当疏导，气机通则痞满除。
其三，“治实痞，重在疏理兼扶脾”法则。黄教授认为实痞虽有痰气壅塞、饮食阻滞、七情失和等之分，其病机以邪实为主，但临床所见实痞者除实证之外，还有不同程度的脾胃受损之象，只是虚损较轻，尚未达到脾胃虚弱的程度，所以治疗实痞除以疏理气机、化痰消积、疏肝除痞为主外，还要适当加用顾护脾胃之品。
其四，“虚实夹杂，推崇仲景伤寒方”法则。黄教授认为痞满虽有虚实、寒热之别，但在病变过程中，因寒热虚实可相互转化，故可出现虚实相兼、寒热错杂等复杂证型，此类情形运用张仲景之《伤寒论》中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等经方或根据经方方义所创立的时方消痞丸、枳实消痞丸、枳术丸等，临床常能获得良效。
创新理论之二：从肝论治肠易激综合征。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与精神因素有关，以脑-肠轴生理功能紊乱为主的消化系统疾病，并被认为是慢性腹泻最常见的病因。20世纪90年代黄教授就提出了该病的基本病机为肝疏泄失常，肝脾气机失调的创新性理论。对本病治疗主张从肝论治，以调肝法治疗。黄教授当时还设计并完成了相关临床试验研究。他应用四逆散为基础方组成“调肝方”，用以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30例，结果发现，近期有效率高达93.3%，且对缓解和减轻腹痛等主要症状的效果显著。在进一步的临床实践中，黄教授逐渐形成了——调肝、安脾胃、止痛泻的治疗理论，并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发现通过上述治疗方法的药物作用可能与通过调整脑-肠轴之间的生化和神经内分泌相关。
创新理论之三：补肾扶脾胃论。
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黄教授认为，后天之本可影响先天之本，而先天之本亦可影响后天之本。脾胃与肾相互资生，相互制约。“久病不已，穷则归肾”“久病及肾”，故黄教授主张，久病不愈的患者，不但要重视后天之本——脾胃的培补，还要重视先天之本——肾的固护，所谓“五脏之真，唯肾为根”，补肾之根，可扶脾胃。他认为，胃阴之干涸，与肾阴匮乏密切相关，因肾阴乃元阴，乃阴气之源头，故胃阴不足者，须胃肾同治，常应用熟地黄、麦冬、玄参、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山萸肉等治疗；而脾阳之衰败，又与肾阳亏虚密切相关，因肾阳乃元阳，乃阳气之发源，故脾阳不足者，须脾肾同治，常以肉桂、熟附子、川杜仲、仙茅、补骨脂、淫羊藿、肉苁蓉、巴戟天等药材进行调治。此补肾扶脾胃理论，运用于久病体衰、年老体弱患者的治疗，能起到多脏腑、多证候同调治的作用，疗效常较为突出。
六、治人以治病，治脾以治人
黄教授始终认为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和精髓，这就决定了中医治病，必须着眼于“患者本人”，既要懂得整体地看待患者，又要懂得认识每位患者的个体差异性，所以治病须治人，治人以治病。作为医者，心中不可只有“病”，而无患病之“人”；不可只有西医学之“病”，而无中医学之“证”；不可只有脾胃消化系统症状，而无其他系统症状。比如治疗慢性胃炎患者，不少医生只是关注患者胃黏膜炎症严不严重，有无幽门螺杆菌感染，有无肠化生、萎缩、异型增生等，需不需要清热消炎杀菌治疗等，但对病患的自身感受、诉求不闻不问，对患者全身症状不管不顾，结果病情越治越重，症状越治越多，患者越来越没信心，越来越焦虑。黄教授认为：“医生的存在就是为了解除患者的疾苦。”他常常告诫弟子们：一个优秀的中医，要有大局观和整体观，要懂得心系患者，关爱患者，尊重患者，须谨记医生治疗的是“人”，而不是某个器官、某个组织。黄教授在临证中，不仅关注患者所患之疾病，还十分关注患者的局部及全身不适症状；不仅关注患者身体上的不适，还十分关注患者心理上的异常。他十分注重患者症状的改善，认为治疗后患者症状改善，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因为症状改善，说明辨证是正确的，用药是得当的，还能使心情随之改善，心态上对治疗更有信心，对医生更加信任。
每月的第一个周末，黄穗平教授都会乘车前往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中医院进行基层医疗帮扶工作。经过长达4小时的颠簸到达龙川后，他立刻投入诊疗工作中。不论在广东省中医院还是在基层医院，作为国家中医重点专科脾胃病科的带头人，广东省名中医黄穗平教授的诊室门口总是排满了患者，不少患者远道慕名而来，但黄教授对每一位前来的患者总是求必应，为他们加号诊治，不厌其烦地为他们细心诊治疾病，还总是对患者嘘寒问暖。在脾胃病专科，不少慢性萎缩性胃炎、功能性胃肠病的患者合并有精神心理上的压力和负担，有的甚至已经患有精神心理疾患。黄教授十分重视运用医者的语言、态度等无形的“药物”，润物细无声地解除患者的负担和压力，消除患者的“心病”。正是黄教授的“治病治人”的学术思想和医疗实践，患者们对黄教授都非常信任，不少患者说，只要见到了黄教授，病痛就好了一半！
黄教授还常对弟子们说，要获得好的疗效，须从整体出发进行治疗，眼中不但要有“病”，还得有患者这个“人”，而要想治好“人”，可以通过对脾胃的调治来实现。脾胃者，后天之本也，《素问·平人气象论》曰：“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生命功能的维持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张仲景云：“四季脾旺不受邪”，说明只有脾胃功能正常，人的机体才不易受到病邪的侵扰。脾胃的盛衰，与疾病的预防，各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都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脾胃实质上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多种功能的有机组合体，其间包括消化、代谢、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等，这些功能相辅相成、互相协作、维持机体各个脏腑器官功能的协调统一。脾胃一病，不但可涉及机体生理方面的紊乱和异常，也会涉及心理方面的紊乱和异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调理脾胃就是于整体上调节人机体包括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各项功能，以达到脾胃调和，机体阴平阳秘的理想状态。
如何使得脾胃达到调和状态，黄教授有其独到见解。
保持脾胃之土不燥不湿。脾胃属土，乃后天之本，乃万物之母，脾土喜燥恶湿，胃土喜润恶燥，说明脾体性属阴，胃体性属阳，属阴则求阳，属阳则求阴，阴阳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可保证脾胃中州之土不燥不湿，则土气平和，可滋养全身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千万经络。如中州之土过涝或过旱，均不能正常发挥其生理功能，则全身各脏腑经络的功能亦会受到影响。所以，祛脾之湿、润胃之燥，让脾胃中州土气平和，为处方遣药的关键。黄教授善运用芳香化湿、理气燥湿之品如砂仁、木香、藿香、厚朴、陈皮等祛除脾之湿，运用清润而不滋腻之品如太子参、沙参、白芍、炙甘草等滋养胃之阴。此外，肝木可疏土，对脾胃之土保持燥湿平衡作用甚大，临证中须重视肝木之气调畅。肾为先天之本，万物之源，与脾土互根互用。黄教授认为，久病者多伤及肾，故临证中还须重视肾气的调治，使其可助脾土以运化水湿，可滋胃土以纳降食物。
保持脾胃气机阴升阳降。
黄元御有云：阴中有阳，则水温而精盈，阳中有阴，则气清而神旺。脾胃者，即阴阳也，脾胃阴升阳降调和，则阳中有阴，阴中含阳，万物平和。无论是生理功能还是心理功能的正常发挥都有赖于脾胃升降之功能。若中气虚衰，脾胃升降窒，则牵累全身之脏腑气机正常上下轮转，影响全身之脏腑生理功能的运作。气机运转郁滞，易致胃不和，胃不和则卧不安，卧不安久之则又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且五脏调节七情，脾胃虚弱，失于运化，机体失养，阴阳二气不调和，又易生情志之患，故治疗情志心理疾病不独从肝论治，从脾胃论治亦是重要法则。黄穗平教授在临证中，重视保持脾胃气机阴升阳降，其意就在于能使一身之气流周转流畅，一身之脏腑功能协调统一，以促使精秘而神安。至于维持脾胃阴升阳降之法，如前所述，黄教授多从脾胃论治，采取体用同治，升降相合之法，健运脾胃，调理脾胃气机，确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症状，取得好的疗效。此外，对于合并有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症状或疾患的患者，黄教授还常应用诸如合欢皮等性平和，既能解郁，又能安神之品，以助脾胃阴阳调和。
综上，黄穗平教授以“脾胃为本，补土为尊”为其医疗思想，以“体用并治，升降相合”“平调脾胃，治衡六法”“三位一体、综合防治”为其医疗大法，以“治人以治病，治脾以治人”为其医疗理念，以“师古不泥，推陈出新”为其医疗发展目标，潜心国医，临证不辍，活人无数。同时，黄教授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将他的医学思想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们，吾辈弟子应该将老师的学术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