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过去的近20年里，笔者对现代经济学思维和方法展开了系统审视，并由此形成了六大批判：数理逻辑批判、流行范式批判、研究定向批判、理论硬核批判、普适性批判和纯粹市场批判。进而，这六大批判大致对应了四套丛书的基本主题：数理逻辑批判和流行范式批判是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逻辑关系的反思，研究定向批判和理论硬核批判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尤其是人性假设这一硬核的反思，普适性批判是对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探索，纯粹市场批判则是对社会秩序扩展性的审视。其中，本丛书起步最早、跨度也最长，其他著作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这套丛书中分离出来的。因此，导言部分在介绍本书的研究架构和主要内容的同时，也对丛书的研究架构和重心做一简要说明。
一 丛书的研究架构和重心
为构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学说体系，经济理论必须一方面来自人伦日用，另一方面又超越经验而上升到超验层次。显然，这就对理论的逻辑前提和逻辑关系提出这样两点要求：（1）经济行为主体不能还原为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而是应该与人性发展保持历史的、逻辑的一致。（2）经济行为逻辑不能等同于物理或数的形式逻辑，而是要考虑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的行为逻辑。同时，通过对逻辑关系和逻辑前提这两大维度的审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两点事实：（1）越是早期的经济理论，逻辑关系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2）越是数理化程度高的经济理论，逻辑前提出错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所有经济理论都是在特定时空下提出的，其假设前提往往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现实问题意识就要求注重对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反思。有鉴于此，本丛书努力跳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中反思和审问既有理论，进而重新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的现实不相关性”命题，尤其集中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理论硬核——经济人假设。
（一）本丛书的内容框架
任何学科都需要首先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而衍生出相应的研究方法。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根本上就在“人”。事实上，休谟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希望借以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直捣这些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们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了”。[1]进而，奥地利学派甚至将经济学等同于人类行为学，并集中探究人类计划以及源自这些计划的行为。
有鉴于此，经济学的根本议题就在于探究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机理，考察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互动方式，探析行为互动所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这又需要转向社会制度的研究，通过完善游戏规则以及增进社会信任和伦理认同来引导社会行动，促使人们采取与社会整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方式。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本丛书致力于考察真实世界中的人性，从具体的人伦日用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显然，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来说，“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体现出更为合理的人性假设，从而也就构成了本丛书的核心术语；正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现实社会中人们何以无法合作、如何才能合作以及社会合作的形态等，由此对整个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进行反思。
第一，社会科学理论所基于的假设前提往往会因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个人知识结构而滋生出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缺陷。具体而言，（1）每个时代和社会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和环境，因而社会科学理论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社会性。（2）每个人的认知往往都会受制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因而社会科学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就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修正。相应地，理论发展首先要根据社会历史环境变化对其假设前提尤其是核心假设进行完善。本丛书基于现实问题意识来引发对经济学体系所根基的经济人假设进行解剖。
第二，核心假设的确定和修正并非先验或臆想的，而应该遵循一些基本要求。这包括两大具体方面：（1）充分借鉴奥卡姆剃刀原则，将原来过多的假设条件逐渐删去，从而使得相关理论能够经受得起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检验。（2）社会科学在应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时尤其需要注意假设抽象化的限度，防止理论与现实发生明显背离，无限度的抽象实际上也会使理论丧失经受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特性。相应地，对人类行为的合理抽象应该兼顾嵌入在人性中的双重内容。本丛书基于这一原则来修正经济学的人性假设。
第三，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体现了人性中的动物性本能，而没有反映人类特有的亲社会性；进而，它只是体现了孤立状态下的工具理性，而没有反映社会关系中的交往理性。相应地，经济人分析范式主要适用于工程学领域，适用于分析孤立的个体行为，而难以解释和解决社会合作行为。相反，通过契合基于动物性的本能诉求和基于亲社会性的手段选择，就可以获得“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这是对人性所做的更为合理而可行的抽象。本丛书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解析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互动。
第四，经济人假设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在人类社会中往往会内化为人的偏好以及凝结成社会规范，由此而孕育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和文明。其中，根基于工具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与强烈的个人主义文化相通，由此导向物质文明的偏盛和武力争夺的兴起；相反，嵌入价值理性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将带来浓郁的集体主义文化，由此孕育出对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的关注。显然，这两大取向充分体现在中、西方社会中，从而形塑出特质相异的两大文明。本丛书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探究文明的合作性本质及其异变。
实际上，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研究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但使用的却是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方法。问题是：人的理性及其行为本身是否具有结构性？进而可以做这样的延伸思考：经济结构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发达国家经济是否存在结构性？结构性是否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会有何差异？理性经济人能否为结构经济夯实微观基础？显然，这一方面需要借鉴社会学中的结构主义分析，需要从市场结构、人口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来探究人的行为，由此深入个体意识和主体间意义背后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入辨识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内涵和特征，而不能设定一个先验的假设并由此做抽象的推导而获得对社会的论断。根本上说，社会经济现象是人类行为及其互动所衍生的，经济学也就必须关注“人”，必须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方式。
这套丛书指出，现实世界中的人类理性包含了三大内容：认知力、意志力和亲社会性。显然，这三大内容在不同个体身上的量度和比重往往存在很大差异，由此就决定了人类的个体理性呈现出结构性，进而导致人类的行为方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序性，由此塑造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进而，通过对真实世界中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探索和梳理，本书还提炼出了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由此也就可以确立对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类行为的分析框架。这种人性观和行为机理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1）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此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经济现象，因而也就应该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微观行为基础；（2）它也与亚里士多德、斯密等西方大哲的认知相通，并且已经为目前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验所证实，因而也就可以为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优化和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
最后，要指出的是，任何流派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流派，之所以有其自成一体或者更为完善的学说体系，根本上就在于它采用了不同于其他或以往的新的哲学思维，进而确立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出发点。相应地，新结构经济学要为结构分析夯实逻辑基础、进而构建具有学理性的学术体系，也就需要有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分析框架。显然，基于人性结构（有限理性）和权力结构（人际相异性）的结合并由此展开具体问题的剖析，我们就可以揭示出所有现实社会经济的结构性，不仅包括新结构经济学集中剖析的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可以剖析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结构问题；不仅可以揭示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因，而且可以甄别各类结构形成的不同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结构经济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和推广，也就应该将人性及其行为方式的结构性纳入研究框架，这就如庞巴维克将门格尔的边际思维拓展到时间上而形成迂回生产说、并由此大大推进了奥地利学派一样。
（二）本丛书的研究重心
本丛书侧重于从假设前提尤其是作为行为基础的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它从具体的人伦日用中提炼人类行为的一般机理：“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进而以此来对真实世界中的行为互动以及相应的规范进行深入考察。这些研究内容分别体现在本丛书的不同专题中，这里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关注“人”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定向批判》。本书主要目的在于确立经济学科的本质特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由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进行审视。为此，本书展开了对经济学说史的系统梳理，并由此考察经济学科的演变轨迹及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一方面，集中于经济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演化轨迹：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以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化均衡和异质化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另一方面，致力于对经济学应然面目的揭示，由此来深刻辨识经济学理论的抽象性特性：是具有限度的抽象，并且要逐渐回归具体；进而，致力于沟通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对应性，由此来推动经济学的合理化发展以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
第二，《经济分析的行为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硬核批判》。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真实世界中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由此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进行审视。为此，本书对经济人假设的形成和确立做了系统的学说史梳理，考察了其在经济学中确立起支配地位的演化过程和历史背景，剖析了其主要特征以及经济人模型化分析的内在缺陷。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沿袭主要根基于自然主义和工程学思维，由此却混同了人处理自然物的工具模式和与社会互动的行为模式；究其原因，真实世界中的社会互动所依据的主要是交往理性而非工具理性，具有强烈的亲社会性而不是经济人的无伦理性。相应地，通过剖析社会互动的行为特征及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理性内涵，就可以提出更为合理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由此替代“经济人”而作为经济学的硬核。
第三，《协作的策略：“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博弈思维》。本书主要目的是探寻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互动行为及其策略思维，由此来推动合作博弈的发展。其实，现代博弈论面临两大问题：（1）在社会实践中如何避免低收益水平的囚徒困境？（2）在理论上如何解释社会现实往往要比推理结论更优的现象？但主流的非合作博弈迄今为止并没有有效解决这一点，由此就带来博弈论研究的转向——寻求协作的策略。要从理论上加以逻辑分析，根本上涉及对现实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理解，也涉及对人类理性内涵的理解。一般地，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就在于，他能够考虑长期利益而抑制短期私欲，因而认知力和意志力就成为人类理性的重要特征；同时，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类个体不仅关注自身也会关注社会和他人利益，因而亲社会性也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特征。正是基于由“认知力+意志力+亲社会性”构成的人类理性，人们在日常社会中更倾向于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显然，按照这一行为机理，人们在采取策略行为时往往会纳入他人利益的考虑，这不仅体现了人类互动行为中的交往合理性要求，而且也有助于促进个体行为协调和社会互惠合作，从而就为协作策略提供了思维基础。
第四，《合作的文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与社会规范》。本书主要目的在于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探寻人类文明和社会规范的根本特性。一般地，“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和沉淀逐步孕育出为社会成员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社会伦理的不断沉积和凝化又会在更大地域乃至世界范围内被接受而最终孕育出人类文明，因而伦理道德和人类文明都内含了人类认同和合作倾向。正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逻辑，本书挖掘了应然伦理的根本特点，进而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被实施的广度和深度中认识伦理的实然形态；同时，本书又剖析了人类文明所内含的合作性本质，并对文明的现实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考察。事实上，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本书系统剖析作为应然的规范伦理和作为实然的元伦理，通过引入伦理的内生性考虑将两者沟通起来；由此，就可以更深刻地把握文明的实质，更清晰地界定文明的起源：人类文明根源于社会伦理的扩展，亲社会性以及生成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则是人类文明的微观基础，因而人类文明从本质上说就具有合作性。
二 本书的研究结构和内容
巴克豪斯说，方法论的讨论提供了一条批判主流经济学的途径。[2]本书也尝试通过梳理经济学说史及其方法论的演变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展开系统的批判性审视。事实上，自维科开始，学术界就已经认识到，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必须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相适应，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之间又呈现出共同演化关系。为此，在讨论经济学的方法论时，我们首先必须清楚地了解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显然，从本体论和目的论上讲，经济学科的根本关注在“人”，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实质上就体现出了伦理关系。正因如此，经济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包含了伦理学内容。同时，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也再次涵盖了社会生活领域，再次涉及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内容。
当前的问题在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随着内容拓展或转换而做适应性的转换：它依旧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工程学内容的思维，依旧将人与人割裂开来进行封闭分析，从而就引发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基于这种情形，也就产生了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两大反思：（1）经济学所研究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同于自然世界的特征，因而不能简单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2）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经从狭隘的“经济领域”拓展到无所不包的“非经济领域”，因而不能再沿用传统的工程学方法和自然主义思维。有鉴于此，本书系统地梳理了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演化和拓展，由此来确定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进而反思迄今为止依旧占主流地位的工程学研究思维，最后引出对“经济人”现代经济学硬核的审视和修正。
（一）本书的研究起因
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相应方法演变经过这样三大阶段。首先，早期经济学起源于道德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等密切相关，并集中探究财富创造、社会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改革等公共领域的问题，从而采取了一种基于知识契合的现实主义研究路线。鲍尔丁在美国经济学协会81届年会上的主席致辞中就指出：即使在我的学生时代，经济学仍然是剑桥大学文学士荣誉学位的道德伦理学科的一部分，因而从其起源看，经济学也应该属于道德科学。[3]其次，自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以降，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导的研究内容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社会结构问题转向为个人效用问题，尤其集中研究市场交换和相应的消费选择；相应地，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改变：越来越形式化和抽象化，甚至导致了经济学学科名称的改变——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化。最后，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推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又有了更大范围的拓展：重新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世界纳入了经济分析领域；但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却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依然固守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并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基础。
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科的根本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及其变动规律，而社会经济现象又是人类互动行为所衍生出的结果；相应地，合理的经济学研究思维就体现为，人类如何进行理性行为并以此获得更好的社会生活。那么，究竟何种行为是理性的呢？迄今为止，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概念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特质，它根基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并对应于人有效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问题是，人处理和控制自然物的逻辑与人与其他人或社会相处时的逻辑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前者是基于工具理性的数理逻辑，后者则是基于交往理性的行为逻辑。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工具理性主要适用于人对自然物的控制和利用，进而也较为适用于分析孤立状况下的个体行为，但是，它并不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进而也就不适用于分析相互影响的社会互动行为。
同时，本体论也表明，经济学科的根本研究目的是探索经济规律以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尤其是要关注当下弱势者的福利提升问题；相应地，经济学科的研究就不仅涉及人处理和控制自然的工程学内容，更是涉及人与他人和社会相处的伦理学内容。这有两点解释：（1）所谓经济规律，根本上源自人类为追求其理想和需求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必然涉及社会、心理、伦理、文化、历史、法律、政治等诸因素。（2）所谓社会福利，根本上涉及人类的社会性需求而非生理性需求，而社会性需求则直接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性以及社会关系。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偏重关注工程学这单一内容，而这也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一个世纪，不仅人们积极实现的主要目标主要是物质需求和经济福利，而且人们实现此类目标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也主要是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本。
基于上述分析就不难发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实践和现实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脱节：（1）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关键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具有能动性而不可以任意摆布，从而也就不可再随意运用人处理物质资本的工具理性。（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需求的层次，而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也就不再使用单向度的个体理性。事实上，当前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相应的经济学议题也越来越广泛。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思维却明显滞后于现实需要：它仍旧把研究视野集中在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或者简单地将资源配置的工具理性拓展到社会关系之中，进而形成了采用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工具合理化并不一定会导向社会发展的合理化，更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学科发展的合理化。
事实上，正是在方法论工具主义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处理自然物时体现出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工具理性思维拓展到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分析上；结果，不仅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社会现实，而且还会得出一系列逆人伦和反社会的结论。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就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而这种均衡就是以抽象而先验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正如鲍尔斯指出的：“关于瓦尔拉斯范式的这种描绘是一种漫画似的讽刺，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顶级院校博士项目的经济学课程中，这已成为一种共识。随着一组新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出现和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证据表明，瓦尔拉斯模型存在缺陷，经济学教学和实践的范式正在发生改变。经济参与人不再单纯与自然或是其他环境参数打交道，而是有策略地与其他经济参与人交往。”[4]正因如此，自2000年起，一场源于法国并很快波及全世界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post-autistic economics）改革运动就爆发了，该运动把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我向思考的”（autistic thinking）。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也没有兴趣与他人进行交流，而只是做离群索居的和自我封闭的思索，从而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体操的游戏之中。
总之，随着人们的福利追求从经济福利转向其他社会福利，甚至提高经济福利所使用的资源也从传统的土地资本、物质资本等自然性资源转向现代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社会性资源，资源配置也就不再是借助自然主义的工具理性进行排列组合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人的主动性以及如何促进各类劳动的协调问题。这样，伴随着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扩展，现代经济学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方法论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没有做如此相应的转变，导致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失去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的能力，乃至经济学研究也蜕变为无关社会现实的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这也正是经济学理论危机的症结所在。由此还带来一个问题：如果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与现实关注的研究对象相脱节，那么，目前这种经济学研究取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实现研究方法的转换？显然，这些都是值得现代经济学人深思的根本性问题，本书也致力于此做一探究。
（二）本书的内容结构
本书集中通过对经济学说史的梳理来探究经济学科的演变轨迹及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从而挖掘经济学科的本质特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为此，本书包含了两大部分内容，并分成5篇加以阐述。这里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部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目的的演变轨迹及其历史背景作一梳理，并探讨经济学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为此，本部分分3篇展开分析。
第一篇“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及其争论”，集中考察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新转向及其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学说史上有关研究对象之争的梳理，分析主流经济学集中于研究物质财富的原因，并解析其未来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经济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又着重阐释了马歇尔、西斯蒙第和凡勃伦等人的经济学思想，从而挖掘出经济学内在的人本主义倾向。首先，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之父，因而这里着重剖析马歇尔是如何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两者间又存在什么不同？其次，西斯蒙第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他率先对古典经济学的偏误性发展倾向做了批判，因而这里分析他的思想也有明显的意义。最后，凡勃伦是将经济学嵌入社会学和心理学进行研究的核心人物，他结合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历史主义而开创了演化主义的分析路线，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值得重新挖掘。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很多学者对“人”的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马克思，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仍然是重要经济学流派，但这方面内容将以其他专著的形式另做系统阐述。
第二篇“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转向”，通过分析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的人本关注倾向，来说明经济学所关注的人类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进而更清楚地洞悉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新转向。其实，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现象，研究目的则是通过对影响社会经济现象诸因素和结果的剖析来探询更好地增进人们福祉的途径。因此，经济学最终关注的是人类需求的满足以及人类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物质生产仅仅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相应地，经济学根本上应该关注人类的多样化需求及其发展变化，这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何以兴起的原因，这也是经济学今后发展的根本方向。除了介绍主流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和发展动向外，本篇还着重介绍和分析了霍布森、黄有光和森等人的福利思想；其中，霍布森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对经济学的人本主义取向有重要影响；黄有光和森则是当前福利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们分别从快乐和自由两方面扩展了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
第三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内容及走向”，进一步从本体论上剖析了经济学科的本质特性，从而更全面地审视了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目的，并对经济学科的未来演变做了前瞻性展望。一方面，本篇揭示了经济学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以及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这一根本目的，并从中挖掘了经济学研究所包含的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大内容。另一方面，本篇又全面分析了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和知识，并剖析了随着主流经济学对物质财富研究的偏重而导致伦理学内容遭受到不应有忽视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本篇还通过考察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转化系统地剖析了经济学科的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转向的学术逻辑和时代背景，从而对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两大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展开深入的比较；尤其是，通过对其互补性的挖掘来寻求两者之间的沟通，并由此剖析中国经济学的应有特性及其发展方向。
第二部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经济学所研究的方法之演变轨迹及其历史背景做一梳理，探讨经济学各种相对方法的沟通性和互补性，并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探究经济学合理化发展的路径。因此，本部分分两篇展开分析。
第四篇“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及其演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做了梳理，进而对经济学说史上有关方法论之争做了系统剖析，并着重挖掘这些方法论之间的互补性。首先，从认知起点上比较了原子主义个体分析和集体主义整体分析：原子主义个体分析认为，社会现象必须由单个的人类行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结果来解释，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纯理论都可由个人行为以及该行为所依赖的特定条件或范围演绎而来；集体主义整体分析则强调，个人是社会演进的产物，从而关注的是个体行为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考察社会整体力量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其次，从认知逻辑上比较了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演绎分析更体现出形而上学的色彩，往往存在一些先天的假设或者抽象的定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又称先天主义和理性主义；归纳法则更注重经验，往往要从历史中收集资料，并从中得出一般的规律，又称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再次，从认知目标上比较了动态演化分析和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演化分析往往要考虑较长时段的变动过程，因而往往和历史归纳法联系在一起；均衡分析往往要撇开其他扰动因素分析一个时点的特征，因而更多地带有演绎分析的色彩。最后，从认知层次比较了功能型分析和因果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强调经济学的应用性，因果性分析则深入到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和本质。
第五篇“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缺陷做了深挖，特别剖析了主流经济学所凸显出的形式主义特征：核心假设的过度抽象化和研究范式的过度数量化。首先，对经济学人假设的成因及其过度形式化的内在机理展开深入剖析和反思；其次，基于经济危机这一背景来探究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过度数量化取向及其问题；再次，从六大维度系统地剖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表现及其根源；最后，探索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摆脱危机而发展的基本途径和路向。事实上，与将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方面相适应，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人主义的理性分析方法，这促发了数学模型化的发展倾向，并强化了经济人的模型化分析。但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大大拓宽，它不仅研究商品生产、消费和交换等传统的经济行为，而且还涉及教育、偏好、信仰、政治、心理等非经济领域；显然，在这些领域，人类行为就不再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而更主要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既然如此，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适用吗？如果不适用，那么经济学应如何发展呢？这些是本篇所要阐述的主题。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稀缺资源的配置当作中心议题，并寻求如何使自然资源最大化地为人类所利用的途径；正是在狭隘的研究内容基础之上，主流经济学提出并确立了“经济人”这一核心假设。问题恰恰在于，同质化的经济人假设撇开了对“人”的讨论，这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也主要适用于自然资源的配置或者孤立个体的行为等问题。由此就带来这样的问题：经济学难道仅仅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吗？明显的事实是，当前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传统局限于人与物间关系的私人领域拓展到基于人与人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处理的客体也从物质资源的配置转向了社会资源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协调。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还适用吗？显然，通过对经济学本质特性的剖析，可以更好地认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而，通过剖析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就可以明显看出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之间所暴露出的越来越大的裂痕。
同时，当前经济学界有关研究对象之争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学是否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涉及主观的价值判断？这就关涉经济学科的研究目的。通过对经济学科的研究目的和内容之考辨，我们就可以，（1）更清楚地认识经济学科对人的关注，认识到经济学所包含的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大内容；（2）更清楚地洞悉主流经济学集中于物质财富研究的原因；剖析伦理学内容遭受不应有忽视的历史背景；（3）从本体论角度对经济学的现状进行反思：既然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人”，要考察基于具体社会关系下的人之行为，从而也就不能局限于抽象的原子人如何最佳利用或配置自然物这一层面。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与时代相脱节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打造更为合理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呢？显然，这就需要综合考察经济学科的应然面貌和实然现状，不仅要剖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形成背景、研究特点以及发展偏误，而且要认识现代经济学回归其本质的内在要求和方向。
最后，要构建适于现实行为分析的统一框架，还需要将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分支有机契合起来，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的偏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而且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和共进性。显然，广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面，研究社会关系中的具体行为，从而积极推崇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以及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现代主流经济学则集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层面，研究高度抽象下的一般行为，从而极力倡导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以及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当然，尽管两者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显著差异，但不仅研究对象是互补的，两者合起来才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完整内容，而且研究方法也是兼容的，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促进。正因如此，如何实现这些经济学分支在知识和思维上的契合也就是推动经济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途径。
有鉴于此，本书致力于挖掘嵌入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人本主义因子，由此来辨识经济学研究的实质及其内容范畴，进而来审视主流经济学偏离具体现实生活的行为分析框架；其中，又系统梳理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特质及其演化轨迹，进而对各种相对立方法论思维进行了沟通，由此来构建出一个更为合理而有效的经济研究范式。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也得出了如下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1）从本体论上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对影响经济现象诸因素和结果的分析来探寻增进社会福祉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经济福利的主要途径，从而需要关注人类需求满足和自身发展这一根本问题。这意味着，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绝不应局限在抽象的物理世界上，而应该更为广泛地关注真实的“人”；相应地，这就不仅导致了人本主义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而且也为经济学的今后发展确立了根本方向。
（2）提高经济福利有两大基本途径：其一，在既定的资源情况下如何最大化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即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其二，在使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促进财富或资源的数量增加问题，即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同时，由于人类需求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在实现福利增进的主要途径选择上也存在明显不同，这就导致了经济学主流取向的演变。
（3）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这两大方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筑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需要充分契合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否则，根本无法理解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也无法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局限于工程学内容，偏重于数理训练而疏忽于逻辑思辨，由此就造成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4）一切社会事物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经济学科本质上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进而集中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和行为选择，最终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重新拓宽，又出现了经济学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趋势。
（5）从经济学的认知起点来看，理论研究可分成两条路径：一是抽象同质的原子主义个体分析，二是具体异质的集体主义整体分析。一般地，越是将经济学研究对象集中于新古典传统领域，这些学人就越固守个人主义的研究路径；越是关注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以及从事交叉学科研究，这些学者就越倾向于采取整体主义的研究路径。现代经济学主要继承了个人主义分析思路，这就造成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分裂。
（6）从经济学的认知逻辑来看，理论研究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归纳主义的，二是演绎主义的。一般地，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人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那些社会科学出身且具有渊博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然而，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出现分裂之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并最终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事实相脱节，从而就引起了一些非主流经济学人的批判。
（7）从经济学的认知目标来看，理论研究存在这样两条路径：一是动态演化分析，它基于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二是静态均衡分析，它基于同质性个体假设的基础之上。显然，静态均衡分析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它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是，当将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用于分析变动而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就会遇到非常严峻的适用性问题。
（8）从经济学的认知层次来看，经济学研究也开始派生出了两种基本路径：一是功能性分析的，它偏重经济学的应用性；二是因果性分析的，它关注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显然，自古典经济学后期以降，主流经济学就越来越偏重于功能性分析，并日益畸化为形式主义；相应地，尽管它提供了一些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或功能联系，却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作用机理，从而在应用上就会犯工具主义谬误。
（9）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缺陷集中体现在核心假设的过度抽象化上。基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行为的自利最大化相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构建出一个不断蚕食其他领域的经济人分析框架。问题是，经济人分析范式主要适用于诸如生产、消费等关涉物质资源配置的领域，这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领域；相反，一旦将它拓展到生活行为等其他非经济领域时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它缺乏对人际社会性的考虑。
（10）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缺陷还表现在研究范式的过度数量化上。嵌入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是这样一系列研究方法论：行为预设上的原子个体主义→推理逻辑上的抽象演绎主义→设定目标上的静态均衡主义→认知层次上的实用功能主义，由此也就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然而，正是囿于这种数理化的形式追求，主流经济学人往往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社会经济问题都变得熟视无睹。
（11）现代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还从这样几方面得以反映：研究内容上，排挤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狭隘化；前提假设上，抽象为原子经济人而撇开了对真实人性的探讨；意识形态上，崇尚单一的个人主义而窒息了思维多元化；工具运用上，滥用数理逻辑而越来越偏离社会现实；知识结构上，强调统一的专业训练而忽视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知识多样性。
（12）针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过度抽象化和形式化的特性，就必须对假设进行放宽，抽象假设必须与历史演化保持逻辑的一致。相应地，基于“经具体到抽象，抽象再回到具体”的研究思维，我们就必须充分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来推动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其中的关键就是，契合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的人性研究来修正进而完善经济学科中的人性假设，这也是接下来几本书继续探究的主题。
[1] 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页。
[2] 巴克豪斯：《导言：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 Boulding K.E.，Economics as a Moral Scie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9，No.1，1969，pp.1-12.
[4] 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江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