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要求，为新时代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前，从世界发展进程看，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中国历史演进看，我们正处在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在这个历史特殊阶段，无论是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看，我们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作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应将新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供智力、智慧。“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作为学者，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应加大实践调研力度，使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能真正落地有效。“海外调研集萃”就是一本将社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文萃，希望它能为这一目标做出贡献，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政策的重要参照。许多学者从世界格局、技术产业、社会模式等维度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整体看，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变局”其维度和宽度将更广。
从传统意义或狭义的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维度。一是大国力量对比之变，这是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极”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没有了与之匹敌的战略对手，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实力和世界影响力一度达到顶峰，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格局。但是，美国很快就犯了一个霸权国家所习惯犯的战略错误——战略肆意扩张，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大大耗损了其软硬实力，再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实力呈相对衰落之势，“一超多强”格局也随之逐渐弱化，目前世界正在向未来一个新的战略格局演变。
二是东西方力量对比之变。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体化世界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秩序始终为西方国家所主导和控制。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进入困境，其内嵌的教条民主制度、过度福利制度和逆向人口结构发展这三大结构性问题，将使西方无法从困境中自拔并继续衰落下去。与此同时，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呈崛起之势，逐渐缩小与西方大国的实力差距，东西方力量对比将向对等、平衡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东西方力量对比历史性逆转局面，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
三是文明中心转移。伴随着经济中心从欧美向东亚转移，世界文明中心也将从欧美向东亚转移，儒家文明将从历史沉沦中实现复兴。被西方誉为“20世纪最伟大历史学家”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考察了世界上26个社会文明后，提出解决世界未来出路的结论：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出路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这是历史之变局。
以上三个维度还属于狭义层面，若从人类历史发展更宽视野、更广角度即广义层面理解，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思想、观念、人性之变。技术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人们越来越多采用线上、快捷、虚拟方式进行联系，由此导致相互关系、情感的巨大变化，如恋爱、婚姻等观念和形态的颠覆性变化，人类越来越趋向成为机器人。又如，战争形态从冷兵器、热兵器时代敌对双方的直面、可见战争，到现代的非直面、无接触战争。二是人类生存环境之变。技术飞跃发展和人类资源消耗剧增带来的环境改变，使人类生存环境堪忧。气候变化带来的南极、北冰洋冰川正在快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加快，一些岛屿居民已经或正在搬离居住岛屿。极端天气频现，高温天气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据统计，近10年是历史最热的年份，南北极冰川融化速度10年内增加6倍，大气中碳浓度持续升高且加速已超过400ppm。许多人特别是“70后”的人都会有此种感觉：三四十年来，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变。
当前，我们正经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疫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也使世界面临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如何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第一，全球化：回摆逆转还是继续深化。疫情中，人们对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存在一些悲观的看法。的确，全球化给这次疫情带来了一定负面效应，全球化下的人员自由流动、国界的开放性等因素造成或加剧了疫情的广泛传播以及疫情的“全球化”。全球化下的精细化产业分工，使一些国家在疫情中出现防疫物资短缺、断供情况。但这次疫情毕竟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事件而已，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规律，也不可能逆转历史发展方向。影响和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是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全球化时代就已经开始。前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即电子和信息革命，使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频繁、关系越来越深入，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一个利益和关系相互交织的共同体。
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到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新能源、现代生物等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最终推动实现万物互联，使人类社会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人类社会越来越形成一个利益、责任、命运的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虽可能会使全球化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摆，但不会改变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势，特别是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即将到来，全球化必将走出低谷，重新回归正途并加快发展进程。
第二，国际政治：分裂对抗还是团结合作。这次疫情对世界是一个重创，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对各国经济、社会的打击。在经历重大危机后，人们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引导世界的继续发展，这是考验各国政治智慧的重大问题。
当前，对疫情的态度和应对存在重大分歧：一种态度是疫情不分国界、种族，造成对全世界的影响，世界各国只有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才能战胜疫情，这充分体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命运格局。疫情后经济社会的恢复，也只有依靠世界的团结与协作。另一种态度和做法是：自私与对抗，不断指责他国、向对方“甩锅”，在疫情中和疫情后，仍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采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对世界和他国采取利己主义和不负责任态度。一个分裂的、对抗的世界，将最终损害自己和世界各国的利益。
第三，世界经济：闭关保护还是开放共荣。世界历史表明，每次世界出现重大危机，一些国家往往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如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是如此。这次疫情后，一些国家也会采取保护主义，采取贸易、投资、产业、金融一些限制甚至禁止措施，这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形成重大障碍。现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出现了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趋势，但不应由此导致经济的封闭和保护主义，而应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推进并适当改善全球化发展的方向、目标、方式，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建立一个联通、普惠、共荣的世界。
第四，多边体制：抵制萎缩还是共守维护。作为重要大国，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接连退出一系列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现在又决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并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重要国际组织，这对多边体制、国际合作带来严重冲击。目前，国际秩序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危机，国际社会面临失序危险。
毋庸讳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还存在许多缺陷，但总体上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存在的缺陷应随着世界格局和形势的变化得到不断调整、完善，而不应将其抛弃或另建一套。国际社会应凝聚共识，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现有国际秩序。
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加强全球治理是解决世界之困的出路。全球治理攸关全球性问题的处理与解决，攸关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与塑造，攸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在当下历史格局和形势发展特殊阶段，全球治理应发挥其特殊作用。全球治理应侧重于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把握好新时期全球治理的方向和目标。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加快国际机制改革，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加强环境保护；二是建构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平台和机制。对作为首要全球治理平台的二十国集团（G20）进行新的调整，建立“五个常任理事国”（P5）首脑峰会机制。在政治安全上，有效推进以安理会改革为中心的联合国改革，并建立安全新领域诸如网络、外空、极地等国际公约谈判机制。经济贸易上，加快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经贸机构的改革，支持并推动新的多边经贸机制的发展，将旨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化。针对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机制和能力的不足问题，应针对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也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带来重要影响：一是周边国家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上升，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中国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置于首要位置，致力于构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二是新冠肺炎疫情下，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更加重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经贸等合作力度会得到提升；三是“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中国更加重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有的放矢、重点突出，重视可持续发展、绿色建设、民生建设。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包括工程实施、供应链、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冲击，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决心和政策不会改变，而是在新格局、新形势下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更高质量的建设。
（执笔人：邹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