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探索中国传统礼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路径

今天，华夏传播研究已成为中国传播学者传承创新的重要领域。法国媒介学者德布雷的“焦虑”令人印象深刻：法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应该从过去历史中提取什么东西才能够面对未来”？中国其实也面临着与法国类似的问题——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过去，那么如今如何传承过去并面对未来？在此意义上，华夏传播研究正联结着历史、当下与未来，就像川流不息的长江或黄河，既来自远方，又流经现在、奔向未来。

人类要追根问祖，学术要寻根探源。没有历史记忆的学术是没有未来的。深陷西方中心主义和话语霸权主义漩涡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要想面对当下、走向未来，就必须通过学术寻根，正本清源，强根固体，强化历史记忆，联结、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文化基因、学术传统和现实营养的传播学。2017年，我应邀为《华夏传播研究》创刊号撰写贺词：“华夏传播研究不应执拗于内，而应内外兼容；不要执意于古，而要古今贯通。”意在表明：华夏传播研究既是立足中国本土、历史的学问，也是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的研究。

过去是现在的镜子，现在是未来的影子。扎根历史、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是华夏传播研究的基本追求。我们引进、借鉴、移植西方传播学，并不意味着中国缺乏对本土传播现象和问题的思考、分析和阐释。其实，中国五千年丰富的巨量的传统文化典籍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印迹和过程，汇集了人类在传播活动中的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保存了许多关于说服、辩论、写作、阅听、宣传等具体传播活动的专门思考和论述，从而为中国传播学界进行学术寻根、传承、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珍贵的宝藏。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宽容、平和、开放、交流、兼收并蓄，而不是隔阂、封闭、斗争和对抗。西方传播学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学术环境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得益于“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人文传统，也离不开中国传播学者给它浇水施肥、修枝剪叶、松土除虫，使其不仅适应了中国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而且也得到了逐步改变和优化，从而不再等同于过去。

但是，中国传播学要获得深刻而根本性的改变和发展，我认为既要遵循“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引进方针，还要坚持“寻根、植根、创育、创新”的学术导向。同时，要努力做到“三向结合”，即“纵向”追根溯源，深挖中国文化之基因和传播思想之脉络；“横向”无边无际，审视世界各国传播研究之特色、历史和潮流；“竖向”顶天立地，上接传播理论之“天气”，下接传播实践之“地气”，让传播学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创育、创新并融汇于中国的学术氛围。

强大中国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我认为是它拥有一种能够贯穿历史、联通文明的强大基因，即强大的华夏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最重要的特征是其从亲代文化到子代文化相似的复制能力，强大的文化基因可以保证文化遗传的稳定性、经久性和完整性。华夏文化的基因和内核是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是在近现代文化研究的积累中提炼出来的，并在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比较、交流、互动和对话的过程中寻找、探索差异和特色。只有具有强大基因的、自信的、开放性的文化主体，才是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文化主体，也才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全球文化进行平等、友好、公平地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华夏传播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丰硕成果，如今亟待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深化交流互动和提升学术层次，防止学术研究的“狭窄化”和“内卷化”。所谓“狭窄化”，指将华夏传播研究仅仅理解为面向历史的传播研究；所谓“内卷化”，指华夏传播研究形成既有范式之后便画地为牢、自我重复，无法转化为一种面向现实、未来和世界的学术状态。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在《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一文中提出了传播学本土化的七种路径，即寻根主义；反向的学术探寻与追溯、验证主义；重新验证西方的研究发现、融合主义；将西方学术融入中国文化、问题主义；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改良主义；改良旧理论优化老办法、创新主义；建构和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认为本土传播学研究应该努力将本土化与多元化、全球化的矛盾关系置于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和谐协调、恰到好处的张力状态，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线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历史、现实与未来贯穿，全球化、亚洲化与本土化兼顾，一方面要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多元化和文化本土化提供理论的支持，为传播全球化与学术本土化的共进共演采取积极行动，另一方面要为本土文化与传统文明在解决各种全球性重大传播问题时及时提供对策和智慧，从而共同促进中国传播学与世界传播学的发展与繁荣。

张兵娟教授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一员女将、一朵中原“金花”。我在“中国主张：传播理论本土化的径路”“亚洲主张：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视界”“中国礼文化与华夏传播”“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等学术研讨会上听到她关于华夏传播研究的真知灼见和精彩演讲，也在许多学术刊物上读到她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特别是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方面的深入思考、缜密论述。如今，她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已经顺利结题、即将出版。《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一书聚焦中国礼文化传播这一核心议题，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对礼的崇圣传统、传播制度、家族伦理、教化传播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对中国礼文化的起源、发展脉络及传播特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中国礼文化传播的价值原则及传播诉求进行了阐释和论证。同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带领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实地考察孔庙、书院、宗族、牌坊等礼制建筑的历史文化遗存，探讨这些礼文化实物作为媒介的传播功能及传播机制；并结合传播实践，探讨了礼文化器物媒介（如玉器）和当代文化仪式及电视与新媒体生产的文本（如电视春晚、阅兵仪式、微信红包等）的传播过程和历史脉络。全书结构完整，论证严密，语言简洁，资料翔实，体现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是华夏传播研究或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荀子·修身》云：“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立，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礼文化是华夏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中国礼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多彩，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贯穿人的一生。从“孔孟之道”“荀子之理”到“五讲四美”“八荣八耻”以及现代礼仪，中国礼文化的形成脉络清晰、完整有序，不仅成为中华儿女品德言行的重要指导，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对中华民族形成文化认同、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塑造国家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从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礼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废除，烦琐的部分需要优化，只有适应当代社会需要的优秀礼仪才能得以传承。不必强制人们学习和传播传统礼文化，而只能通过增强礼文化的吸引力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学习和传播；也不要试图全面复兴传统礼文化，特别是那些烦琐的落后的传统礼文化更不应该复兴，更不能因为要复兴和提倡传统礼文化而反对当代礼仪和国际礼仪。我们需要寻找和探索中国传统礼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需要建构一种继承中国礼文化优秀传统和优质基因、融入当代礼仪和国际礼仪、符合各种社会规范和时代潮流的新型礼文化，求同存异，寻找跨国、跨民族礼文化的最大的通约性和共通性，并进行现代性、国际性话语转换，从而将整合后的新型中国礼文化传播转化为国际性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向全世界传播。

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

202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