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催化：1898—1915年的家庭伦理观念

“儒家就是以礼教代宗教，以礼教为宗教。”[1]由于儒家思想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礼教也就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政治、法律、教育、道德、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等，无一不受到礼教的影响”[2]。而其影响的始基，则是中国的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从正面来说，是由族长家长推到天子国君，天子国君的家长化”，“从反面来说，是由天子国君推到家长，家长的天子化、国君化。如家人以家长比国君，故称为‘家君’，死后称为‘先君’、‘府君’、‘先府君’。妻妾以夫比国君，故称为‘夫君’、‘夫主’。妾称夫的妻为‘女君’。庶子称嫡母为‘君母’”[3]。因而，中国君、父、夫与君同属于统治者的君者系列，而臣、子、妻妾则同属于被统治者的臣系列：“君、父、夫三者，俨然有大君、中君、小君之别，但三者都同是君，君都是统治其范围内的主人。而另一方面呢？臣是君的奴隶，子是父的奴隶，妻妾是夫的奴隶。”[4]为便于统治，历代政治家、文人或多或少都对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进行过疏解、阐发。其中，先秦儒家有三正说、三顺说[5]；到董仲舒，则改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君纲’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政治伦理要求，是旨归；‘父纲’‘夫纲’作为封建家庭的伦理规范，是基点。‘三纲’说只有卑者、下者对尊者、上者敬顺的份，却无需尊者、上者对卑者、下者负有任何道德责任，不仅完全排除了父对子、夫对妻的伦理责任，使先秦儒家家庭伦理中的‘父慈’和‘夫义’精神荡然无存，而且第一次明确地以‘纲’的形式固定了父子夫妻之伦，成为封建社会从家庭到社会奴役弱者的精神枷锁”[6]；到朱熹，则以理学观点论证三纲五常与天理、人性之间的关系，“理”是“天下公共之理”（《语类》卷九十四），三纲五常与理合为一体，从而也就成为普遍性的宇宙之理，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至上性。至此，“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7]。可见，传统儒家在宗法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家庭伦理思想，不断向历史的深渊中滑行，最终成了桎梏人与社会的枷锁。

在中国礼教思想史上，礼教的反抗从来都与礼教的推行并存。但相对而言，在礼教成型然后变本加厉的时代，礼教仅仅受到了包括阮籍、嵇康、颜之推、李贽、黄宗羲等在内的少数士人的怀疑，到了甲午—戊戌时期，以三纲为中心的规范伦理，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持续批判中受到更为剧烈的冲击。这些晚清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三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解剖，为现代家庭伦理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背景和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