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书主要研究1898—1927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问题。之所以将研究的上下限分别锁定为1898年、1927年，是基于以下考虑。
学者张灏曾提出过“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69]而其缘由，则是这一时段内，“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的突破性巨变，体现于“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与“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而“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es）。”[70]从其梳理的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知识阶层、文化取向危机及新的思想论域的变化等来看，1895年被视为转型时代的开端的确可以成立。在《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中，张灏认为戊戌维新有广狭二义：狭义上，该概念指向1898年的政治改革，即俗谓的“百日维新”；广义上，该概念指涉的是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其在政治史上引进了空前的政治危机，而且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代[71]。张灏将两文中的时间上限都指向了1895年：这一年是广义的戊戌维新的起点，也是思想史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代的起点。蔡尚思也曾指出：“中国近代史上的新思想运动或者也是一种新文化运动，这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说，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72]既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各是一个阶段，那么，他所言的戊戌变法当然也就是一个“广义”而非“狭义”上的一个概念，而其上限则会延伸至1895年。相对而言，思想史界更多地将1895年确定为起点，而文学研究界则更倾向于将巨变的开端确定为百日维新思潮发生的1898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历史的近代阶段。与历史密切相关的文学研究，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使用“近代”“现代”与“当代”的断代方法。严家炎先生曾指出，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因这种划分而取得过一定进展，但其“分割过碎，造成视野窄小褊狭，限制了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与文学本身的实际未必吻合。“如小说的发展，在鸦片战争前后变化并不显著，真正给小说带来重大影响的，倒是上世纪末兴起的维新思潮。”“虽然中国现代小说的真正建立要到五四时代才提上日程，但它的孕育、准备过程却无疑开始于戊戌变法以后。”[73]1898年的小说之于鸦片战争前后、五四时代的特殊意义，由此得到了特别重视。陈平原曾指出：“戊戌变法在把康、梁等维新志士推上政治舞台的同时，也把‘新小说’推上文学舞台。”[74]因此，“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75]显然，陈平原看到了1898年对于“新小说”的重要价值，看到了它作为“小说界革命”前奏的重要价值。时萌曾将1840—1919年的八十年分为前六十年和后二十年，称前六十年为“传统小说延续期”，而称1900—1919年这20年中的头十年为“新小说勃兴期”。“从习用的概念说，这一时期作品可称之为‘晚清小说’”，他认为“晚清小说，是近代小说发展史中的菁华所在。”[76]他言辞间的“晚清小说”的上限虽指明为1900年，其论述以1902年及其以后为重点，但仍涉及了1898年。时萌认为，晚清小说乃是时代与社会的镜子：“有不少小说的主题和倾向都表现为新兴的社会思想力量的活跃，如宣扬破除迷信的，鼓吹妇女解放的，反对吸鸦片的，输入西洋科学文化的。这些小说都表现出向封建宗法礼教进攻的凌厉姿态。而小说反映的另一方面是，巍巍矗立几千年的旧道德大厦，已被啃咬得遍体鳞伤，正在腐烂崩析。新的社会思想奋发飞扬，旧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这在晚清小说中反映得颇为明显的。”[77]很明显，“向封建宗法礼教进攻”“旧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的起始年头，可以认定为1898年。而在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中，“晚清”大概指的是1900年前后至1911年间；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中，“晚清”指的是1901—1911年；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晚清”主要指向的19世纪90年代末至1911年。在具体论述中，1898年均屡屡被提及，而其前的1895年、1896年、1897年，也多在论者观察范围之内。我们知道，1897年是天津《国闻报》创刊的年头，发表于该报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充分强调了小说的价值和作用，是我们追溯中国现代小说建构的源头时不可回避的一篇重要文献；1898年，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清议报》，大力倡导将政治之议论寄之于小说，认为每当一本小说问世，“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78]此后至1916年，关于小说的议论日渐增多，“第一阶段（1897—1906）主要从‘社会上小说之势力’，推及‘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第二阶段（1907—1911）涉及‘文学上小说之价值’，对小说界革命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探讨；第三阶段（1912—1916）开始研究‘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减少前期那种泛论中外信口雌黄的毛病”[79]。可见，1898年是这一切转变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之开端。当然，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会根据需要，将其前几年的相关思想与文学史实纳入考察范围，以体现论述的周延性。
如果说1898年是中国现代伦理革命的开端，那么，1927年左右中国的伦理革命，已开始由重视家庭伦理转而追求革命伦理，而现代小说的转型也基本完成。陈平原先生在论及20世纪中国学术范式更新问题时曾将1927年作为下限，理由是：“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另一方面，随着舆论一律、党化教育的推行，晚清开创的众声喧哗、思想多元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党派与主义之争，20世纪中国学术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80]这一判断无疑具有合理性。其实，将之延伸至小说的家庭伦理转换问题，也无不可：1927年正是五四落潮而新革命、新阶段轰轰烈烈地开始之际，也是反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家庭伦理变革不再成为思想文化界集体关注的重心之始。
为更好地研究1898—1927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问题，笔者将研究内容确定为两大部分：戊戌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前（1898—1915）的伦理变革观念、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多样形态与初步转型；新文化运动至北伐战争期间（1915—1927）的伦理革命观念、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繁复话语与进一步转型。通过这样的系统梳理，本书试图回答的是：中国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如何在戊戌、五四两个时代的先驱们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现代转型。论述的基本框架包括绪论、结语及主体部分的六章。在主体部分的第一、第四章中，我们将分别梳理1898—1915年间的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家庭伦理观念，论述这些观念与民族国家话语、民主共和话语之间的关联。在第二、第三章中，分别研究1898—1915年小说的父子伦理、两性伦理问题；在第五、第六章中，分别研究1915—1927年小说的父子伦理、两性伦理问题。在研究父子、夫妇伦理观念变革，父子、两性伦理的小说呈现时，我们注重对比式解读，以体察中国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在戊戌、五四两个阶段之间怎样实现了开创与承续、守正与新变。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现象学的整体性的观照方法，以建立在大量原始文献、文学文本上的实证研究为基本特色，运用各种现代思想成果如伦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熔微观切片式探究与宏观跳跃式把握于一炉，注重个案分析与类型分析相结合，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地对戊戌至五四小说家庭伦理叙事问题作深入、细致、系统的稽考与总结，力求客观呈现中国家庭伦理观念嬗变及其与文学表达间相互生成、共同向现代转型的历史面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没有运用叙事学的方法，因为笔者理解中的“伦理叙事”是主题学范畴的概念，更多指向的是作者或叙述者通过小说文本叙述出来的伦理故事、传达出的伦理思想及伦理判断，而“叙事伦理”偏向叙事学，是“作为伦理的叙事”，需要“研究叙述故事和虚构人物的伦理后果，以及这一过程中把叙述者、听众、证人和读者结合到一块的相互作用”[81]，侧重于研究叙事立场、叙事原则、叙事策略等。
与此相关，本书突破了单从伦理学、社会学或思想史等视域观照中国伦理观念现代转型的局限，而以此期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小说的家庭伦理叙事的嬗变为切入口，在文本解读中客观重现当时思想文化与文学场景，理性论析当时小说如何参与了伦理转型，伦理转型特有的繁复又施加给小说怎样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进行更生动、翔实的研究。在具体行文过程中，本书没有将晚清改良派的新小说、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五四时期各社团与流派的小说等单独以章或节的方式进行呈现，而是以论述1898—1915年、1915—1927年的父子、两性伦理为核心，打通新旧、派别之间的藩篱，更多地关注这些不同类型文本中类型化的观念及其表述。
此外，在研究过程中，本书注重重返历史现场，对影响现代思想、文化进程的重要伦理—文学事件进行详细考辨，对重要文学文本进行深入论析，从而部分呈现出过渡时期中国家庭伦理转型的芜杂情态。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现代化的艰难掘进，相应小说文本的复杂言说，思想文化界屡屡兴起的讨论乃至讨伐，小说家们的犹疑、挣扎，小说文本中伦理观念的新旧杂糅等，一方面表明传统家庭伦理的现代反思应该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则表明，当时家庭伦理观念的提倡者与家庭伦理变革的实践者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距离、家庭伦理观念变革的提倡与整个社会力量的整体变迁之间存在不可小觑的距离、家庭伦理实践的男性主体与女性主体之间、不同的男性与不同的女性之间亦存在不容忽略的距离。这种提倡的“应然”与实践的“实然”之间的差距，恰好为本书更深入地理解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型之艰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图景。
刘纳曾提醒我们说：“作为社会转型和信仰转折时期的‘清末民初’已经成为过去，但它向后来的中国人昭示着对历史和文化做出不同解释与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在选择的过程中，谁也难免被历史与自身的局限所困扰。‘清末民初’那代人的选择已经成为近现代中国人文化经验的组成部分，历史一页页地翻过去，人们仍需要从那代人的选择中获得启示和汲取教训。”[82]这段用于解释为何清末民初会成为学术研究热点所在的论述，如果将下限移至1927年，其实也一样妥帖。因此，现在仍需要回眸晚清至五四的历史以看清我们在20世纪所走过的路，仍需要回眸此期的人们多样化的选择，理解他们的迷惘、挣扎与痛苦，以便明确我们当下所应努力思考与深度掘进的方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笔者尝试着由此重返1898—1927年家庭伦理面向现代的艰难转型的历史现场。
[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2]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3] 任剑涛：《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4]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4页。
[5] 周立民：《“家”与“街头”——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6] 赵兴勤：《绪论》，《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7] 赵兴勤：《绪论》，《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8]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9页。
[9] 赵兴勤：《导语》，《古代小说与伦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0] 叶立文：《五四小说的伦理叙事》，《小说评论》2010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该处“叙事”的英文有误，应为narrate。
[11] [美]卢苇菁：《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1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13] 赵立勤：《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4] 参见赵立勤《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第二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9页。
[15] 参见赵立勤《古代小说与传统伦理》第四至第六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6] 以话本小说为例，明末清初的这些伦理关系，都因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相应地出现了迥异于此前的失范特征。在这种传统伦理道德失范的状况下，明末清初的话本小说家常采取劝善态度来进行文学书写，这无疑体现出他们受理学思想影响之深。参见杨宗红《理学视域下明末清初话本小说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 《〈官场现形记〉叙》，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18] 梁启超：《论公德》，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9] 罗辀重：《〈月月小说〉叙》，《月月小说》1906年第3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
[20] 我佛山人：《〈两晋演义〉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21] 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22] 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1906年第1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需要指出的是，原稿中“艳情小说一种”后为句号，似不妥，故改为逗号，以与下文相接。
[23] 马兵：《伦理嬗变与文学表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4] 王锟：《孔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62页。
[25] 刘纳：《民国初年小说的劝世倾向》，《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6] 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27]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90—91页。
[28] 陶秋英：《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49页。
[29] 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53页。这是阳翰笙1943年5月10日午后在家忽然又想起的“一个从前曾经在我脑中浮现过的好题材”（第152页）。他说：“如果多做准备，能从各种人物性格的发展上、变化上，乃至复杂性上去多用功夫，我想有可能创造出好几个典型来呢！”（第153页）。他本计划当年把这一剧作完成，但终因太忙而未能成功。
[30] 刘海鸥：《从传统到启蒙：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近代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31] 新月书店1928年版。
[32] 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33] 蔡尚思：《伦理革命》，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34] 北新书局1933年版。
[35] 潘光旦：《序》，《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1928年版，第1页。
[36]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7] 中华书局2000年版。
[38]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40] 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4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3]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5]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第1卷作者为李长莉，第二卷作者为闵杰，第三卷作者为罗检秋。
[46] 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4年。
[47] 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05年。
[4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9] 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0] 人文书店1935年版。
[51] 博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08年。
[52]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3] 博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1年。
[54] 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0年。
[55] 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
[56]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5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0]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1]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2] 《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3]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4]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6]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7] 陈少华：《阉割、篡弑与理想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68] 黄修己：《序》，陈少华《阉割、篡弑与理想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69]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70]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其中的英译discoures应为discourse。
[71] 参见《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72] 蔡尚思：《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73]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总序》，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74] 陈平原：《前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75]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6] 参见时萌《导言二》，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一》，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3页。
[77] 时萌：《导言二》，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一》，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6页。
[78]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
[79] 陈平原：《前言》，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80]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81]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82] 刘纳：《“清末民初”何以成为学术热点》，《从五四走来——刘纳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