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理论总结与升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32]在对外开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开放发展不断融合，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

（一）邓小平对国际阶级矛盾的分析以及时代主题的战略新判断

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和判断，就成为分析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最核心和最突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问常新的时代命题。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按照实力不断争夺世界市场的规律下，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爆发。但无休止的战争也并不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妥协和休战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垄断资本的需要，这就要看条件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重大课题呼唤中国共产党继续回答面临的拷问。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战略眼光，及时洞察世界和战大势的走向。

一是对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可能性的战略判断。

一方面，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33]

二是重新界定当今时代特征与主题。

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扬弃了以往将所处时代定位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基本特征的观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新观点。1985年3月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4]这为我国战略中心转移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客观依据。

（二）“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最早提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点的是1982年1月中共中央负责人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35]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个观点正式表述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36]在整个80年代期间，邓小平做出的许多论述都在不断深化对这个理论观点的认识。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可以总结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个理论观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第一，开放本身就是世界性问题，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

邓小平敏锐指出，开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有各国都开放，世界市场才能扩大，否则“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37]可见，当时国际阶级关系和国际阶级矛盾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开放？世界上谁赞成开放，谁反对开放？这就是划分敌、我、友的主要标准。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38]他还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为出发点，而是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形势来开展这些工作。

第二，坚持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统一。

在明确强调扩大开放的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不变。1982年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事情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9]这个方针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多次阐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这个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毫不动摇的建设理念。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同时强调坚持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不变、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立场不变、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不变。邓小平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战略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坚持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找到了战略方向。

第三，“两个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对立统一。

从邓小平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看，主要应当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而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也都融入了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尽管当时还存在苏联东欧的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的内部市场，但这个市场事实上已经十分萎缩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当时提出的“两个市场”的理论含义，是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和经济制度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来划分的市场；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市场，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统一的国外市场，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外市场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存在两种制度不同的内部和外部市场，但绝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难以割裂的；它们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各自的力量此消彼长，并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三）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命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开放型经济”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的一个专有名称，它没有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它经历了从党的工作理念到理论观点、最后成为内涵丰富的经济范畴的发展过程。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40]那时，这个概念是若干工作任务的集合体，并非就是理论观点，但是已经有了新理念的萌芽，后来它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理性概括层次不断升高。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历时29年，把党关于“开放型经济”的许多反复表述及其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它的逻辑架构和理论命题是“六个一”：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一种中国与世界经济平衡的新方式，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价值观。怎样归纳总结这“六个一”的命题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41]因此，“六个一”命题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总命题：在国际阶级矛盾不采取对抗（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分析和处理两个市场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与矛盾。在两个市场中，国内生产力与国外生产力的同一性多，矛盾性少；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也会走向各自的反面。而国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国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多，同一性少。例如，在实行对外开放后，我们就会遇到中国外贸发展与世界市场空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遇到市场准入、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等问题，就会发生中国的生产力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连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还会遇到国际经贸规则、多双边组织规则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性上层建筑的矛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与旧有的世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如何处理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2]

如何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涉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确保安全高效最重要。首先要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实际上世界上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中国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国内生产力与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断互动、不断改革和促进的渐进式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开放型生产力的道路至关重要。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是正确处理了开放的三对关系、六条线索的关系：第一是行业（产品）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第二是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第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这是一种不断推进商品、要素开放向规则、制度、标准和管理开放的渐进式路径。从1980年创办的经济特区，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2013年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都是在演绎这些基本关系并不断升级。由于开放的速度、节奏不同，在开始阶段，每对开放关系中的二者之间的开放程度往往分离，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二者逐渐呈现融合趋势。[43]这个经验也是中国开放型生产力如何开放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适应与互助完善的基本规律。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则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吸收国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外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既有反映其制度属性和价值观的内容，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人类生产文明和科学文明，如适应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度；多边组织、国际组织的条约等，以及世界市场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的国际惯例等。我们要分清这二者的区别，不断适应和吸收后者，使其为我所用。当然这种适应和吸收，也不能是盲人摸象和囫囵吞枣，应当掌握时机和节奏，顺势而为。

一个新优势，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开放环境下，培育和形成中国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44]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经创造了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对外贸易持久发展的奇迹。对此，用西方国际贸易教科书的理论难以解释，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自己的开放型经济学去完成。中国制造业持久不衰的竞争力来自各种优势积累和叠加，是一种综合的竞争合作优势。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积累和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互联网技术与分工创新优势，这种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种举措相互促进的过程。[45]

怎样建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即国内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协调问题。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以单一的、静态的价格、汇率作为世界经济均衡的分析工具，并以这个理论作为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作为干预别国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的观察工具，成为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主张“互利共赢”和“多元平衡”。它既包括货物贸易平衡，也包括服务贸易平衡；它还包括资本流动平衡、国际分工的地理和生产力布局平衡；在此基础上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平衡，以及由此出发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衡。这是中国“统筹兼顾”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对外关系中的运用，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宏观理论的重要观点。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诠释了中国的理论和方案。

探寻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事实上是改革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的呼声。今天我们的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已经建立，世界人民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是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取得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关系和代表“世界政府”的国际组织应当建设能够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利益的全球治理体制，实行政治理念的民主化、组织机制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实行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反对霸权国家“一国优先”的治理模式。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金融治理、能源与粮食治理、网络与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地区安全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价值观，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所必然要求的意识形态，它要求树立一种全人类利益的理念。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互利共赢、包容和谐，反对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主张文明互鉴，民族平等，反对文明歧视、种族偏见；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和道路竞争并存，反对意识形态偏见和打压；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有差别的共同责任，反对无视发展差别，以强凌弱；主张在全人类面临共同威胁面前，如战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时，不冲突、不对抗，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反对诉诸武力，隔岸观火，落井下石。

总之，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要求保护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也要求保护和发展世界的生产力；不仅要求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求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和空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