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术语的革命：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构建
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包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各种活动，在现行教育系统的学科目录中是应用经济学下的国际贸易学。国际贸易学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渊源很深，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V.Robinson） 曾说过：“政治经济学籍以发展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国际贸易。……重商学派是随着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的。”[1]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对贸易理论有不少论述。[2]进入20世纪，国际贸易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家进行了综合，吸收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国际治理等理论，形成了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现在我们的高校教科书主要讲的都是这些东西。[3]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解释中国的事情，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质疑它。我曾经长期担任商务部的经贸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从2008年至2020年，先后有三任部长在不同时间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中国开放成就巨大，我们有什么理论？可见他们也不信服西方教科书理论。遗憾的是，我们自己也确实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来完整、准确地解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这在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百年的今天，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人员难以回避的责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百年来“十个坚持”的历史经验中，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理论创新”，“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4]因此只能探索创新之路。1886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意义作过如此评价，“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5]。那么，总结和阐释中国对外开放的巨大成就也需要“术语的革命”，需要提出这个学科的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理论源于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巨大实践成就也需要理论总结，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形成中国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对外开放成就的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构建这套话语体系的新说法、新见解、新理论。中国人需要有中国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称之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这就是“术语的革命”在这个学科的内涵。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它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
一 “术语的革命”的起源
“开放型经济”是中国自己的术语，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开始，[6]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党的领袖论述都一直沿用“开放型经济”的提法来概括经济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以及各种商务活动，并且不断重复，内涵不断丰富，从而发展成熟了特有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7]党的十八大报告改为“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9]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0]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都反复强调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涵盖了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11]
我把这些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提法和论述，梳理归纳为“六个一”：一个新体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新体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种新优势（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一种新平衡观（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多元平衡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一个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新的国际公共品供给模式）、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体系是从生产力角度讲的；新体制则更多是从生产关系规则角度讲的；新优势则回答贸易发生的原动力变化问题；新平衡观则探讨大国开放型经济内外结构平衡问题；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则是探索全球经济规则变化趋势；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则是探索建立在开放型世界经济基础上的人类意识形态，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对应问题。
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最前沿性的概念和理念演绎成为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按照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科学回答和总结中国经验、揭示中国规律，那就将形成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正统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补充和修改；它是一个完全立足于中国自身实践基础上的演绎“中国故事”的理论认识和逻辑，而不是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验的验证。
二 “术语的革命”的创新之路：基本方法论和基本遵循
首先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路径的基本遵循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12]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13]这个道理我们未必懂得很深刻。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推荐领导干部读三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本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带了几个“秀才”一起学习后，1959年是怎么评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呢？总结出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是一切从概念和定义出发，本末倒置，理论不联系实际；第二个缺点是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他在南行讲话中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邓小平没有读过西方经济学，他为什么能讲出这种话来？因为小平同志懂辩证法、懂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完全讲得通的，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外国人搞不明白，你们搞社会主义怎么还有市场经济，你们搞公有制怎么还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因为他们不懂辩证法，他们认为经济学可以离开哲学。所以，毛泽东说不懂哲学写不好经济学的著作。[14]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实际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从近代哲学里衍生出来的。欧洲的近代哲学讲天赋人权，讲人的权利，人谋取幸福和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那么由谁来管理公共事务和国家呢？亚当·斯密是哲学家，西方到现在，都不单独设立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就是因为哲学是经济学的母系学科。亚当·斯密认为从事商业交易是人的天性，人人都倾向于商业交易，这是人的普遍行为，既然商业交易是一个人人都参与的事情，那它属于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也必然要管理国家，这个使命自然就要由资本所有者来承担。这是亚当·斯密为英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提供的理论依据，同时他也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从近代哲学中的分离，从那时候起才有了政治经济学这一独立学科，他也成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实际上，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都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维，如劳动价值论，他们都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这就是关于本质与现象的哲学思维。1848年，李嘉图的学生约翰·穆勒（John S.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国际均衡价格论，[15]用相互需求学说引导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价格现象，不研究价值实体的本质，逐渐走向片面化。到了18世纪晚期（1890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供给曲线、提出了均衡价格，[16]西方经济学沿着供给与需求这样一个方法论发展成了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紧紧地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最终在19世纪中叶，大约1840年前后就分道扬镳了。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后来当代的西方经济学不讲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它越来越碎片化，实务化、数理化，和辩证哲学思维渐行渐远，这是经济思想史的大的逻辑脉络。因此，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行，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这是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分水岭。
此外，“术语的革命”的创新之路要从国情出发，要从实践出发。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实践性，实践性包含两个道理：一是要从实践中来；二是要对实践有用。它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它是要能够指导实践行动的理论，这是现在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区别，一个是要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另一个是要跟实践结合，这是我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另外，要创建中国的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要学习它的中国化理论，这是必修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就包括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当然还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大量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它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中间品，这里借用了贸易理论的说法——中间品。中国的理论来源于实践。能够拥有最广泛、最深厚的实践依据、并具有最权威和最高层次理性认识的表达必定是党和国家或党的领袖的重大提法、重要观点和论述。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对实践的认识抽象性。对于经济理论研究来说，这是最珍贵的理论研究的“中间品”。这要比经济学研究者个人盲目地在浩如烟海的实践案例中抽象和提取最本质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最高的效率和最准确的命中率。很多同志不太重视这个，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理论，这种认识是肤浅的，它是你发展理论必要的原料甚至是中间品，是获得成本最低、可信成分最高的加工对象。有的人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学问，这个看法更是偏颇了。能够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文献起草工作的专家学者，哪个不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哪个不是著名经济学家？你说他们没学问？他们都是中国顶尖的人才，都是顶尖的学问家，如果他们写的东西不是学问，那什么是学问呢？还有的同志认为看不懂的才叫学问，这是更大的误解。我认为越是高明的理论越要让人明白，大道至简，真理是朴素的，不需要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只有游戏是为了让人不明白，往往要摆迷魂阵，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很浅薄。所以看不懂的不是理论，是游戏（game）。大家不要认为外国人写的东西看不懂就觉得它学问大。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把自己的学问看作是小圈子里的游戏，没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义务和责任，联系实际是政治家的事情，是政府官员的事情，教授们只要把经济模型摆弄的挺好看，能够自圆其说就行了，至于对你管不管用那不是我的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来是以人民为中心，充满着人文关怀、家国情怀、江山社稷情怀，这是我们需要深刻体会的一个重要认识。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17]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按照哪本西方教科书来干的，相同的意思林毅夫教授也表达过很多次，他熟悉西方经济学的水平大概没有人怀疑，他讲按西方教科书干的国家往往结果都不好。要形成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最终还是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去说中国的故事，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8]
三 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第一要回答什么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9]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0]这句话我理解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我们党要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定。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但是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都说不清楚，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没了根基。第二层含义，指出中国制度特色、理论特色和文化特色，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三位一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原因。当然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不是要我们搞成教条主义，它需要中国化。首先，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中国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指导完成了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的不断胜利；其次，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原来讲的东西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了，理论观点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了，话语表达也创新了。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基本原理，实际上连美国政治家现在明白了，中国没有变成他们原来希望的那样，美国政客对中国的认识是，你现在没有变成我当初希望的那样，你搞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最后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东西。当然，他们也知道你有变化，但至于你有哪些变化他当然也说不清楚。
第二要回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运用。
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对外关系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和理论，这种看法虽然没有明说，但好像心照不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其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讲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它对于发展世界生产力的作用，讲了世界市场对于资源配置和生产文明建立的作用，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惯例好多都属于生产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生产文明，比如说海关规则这套体系，国际交易规则体系，世界交易中心和支付中心趋向于统一化、规则化，像这些东西都是现代世界性生产文明，它和什么制度有关系，但是它有它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和双重性原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就大力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1921年列宁说：“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21]那时候利用外资的形式叫“租赁制”“租让制”。有人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封闭、半封闭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党在那时候就没有开放思想。这也是一个误解，其实在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要求山东解放区要利用条件吸收外国人来投资，在不违反政府法令，促进经济情况下、促进民生情况下，吸收外国资本，让他们来办工厂、办交通，[22]这是最早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外资的说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也说了同样的话，[23]当然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都重申了这些观点。关于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早就有这些论述，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要总结新中国前30年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
新中国72年历史，前30年和后42年是不能割裂的，习近平总书记讲，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是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本质规定性，“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24]。前30年我们为什么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不是我们党的思想不开放，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禁令。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25]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跟苏联、东欧发展经贸关系。20世纪50年代，我们迎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过程，特别是“一五”时期，我们对苏联、东欧的开放有很大的进展，156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是苏联给了援助的。对这段历史我做过认真考察，很多的开放方针是那时候定的，比如说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一五”时期就定了。一些人不了解情况把苏联对156个项目援助的意义过于夸大，事实并非如此。我查了文献，1952年到1957年，苏联给了我国11笔贷款，大概折合46亿人民币，占我们财政收入的3.4%。第二笔账是156个项目的直接投资，现在叫融资租赁方式，给你设备和机器，然后他按照贸易方式来收回投资成本，一共是96亿旧卢布，当时人民币与卢布的官方汇率牌价是1元人民币兑换2卢布，但是按照1954年和1955年的贸易汇率计算，人民币与卢布兑换率大约是1∶1.05与1∶1。也就是说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大概不到100亿人民币。按照“一五”时期中国整个基本建设规模是588亿，苏联这笔投资占我们整个中国“一五”时期的基本建设投资17%。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但17%的比重也算很高了，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我们整个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没有超过17%。70年代初期到中期，我们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资金和技术，一共有26个大型成套项目，总投资大约210多亿人民币，主要涉及化肥、化学纤维、钢铁等重化工业，这为我们80年代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地改变农业面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前30年这一段我们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经验教训是要认真总结的。
第四要阐释党提出开放型经济早期理论观点的重要贡献。
首先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1974年2月提出的，从政治经济学上该如何解释这个理论呢？政治经济学阐释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在全世界的对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把世界抽象为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现实世界没有那么简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后，列宁就看到世界的矛盾很多，不单有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因此矛盾是多元的。所以，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在资本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首先胜利的观点。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发现世界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每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都不一样，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形态多元，就像旧中国那样。他的哲学思想要抓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矛盾，本国资本主义和普通民众的矛盾，还有美国、苏联争霸想控制世界的矛盾，等等，在各种阶级关系中抓住主要的阶级矛盾，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他判断，国际垄断资本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这时候不是最突出的，不是最主要，而美苏争霸控制世界，成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提出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实践指导意义在于，中国可以利用世界的各种矛盾关系来发展中国与西方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这也间接促进了1978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阶段的到来。其次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特征的判断，以及关于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的理论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讲的是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最尖锐的形式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判断会不会发生战争就成了政治家、政治经济学经常要深刻考问的问题。列宁说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到了七八十年代，邓小平讲世界情况变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正是有了这样的理论支撑，我们才能腾出手来调整生产关系，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方式，大力发展经济，为今天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其根本就是对我们党能一次又一次抓住发展机遇。党在初期关于开放型经济的理论观点的总结和认识需要深化，这是今天我们的理论发展所必需的。再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点的理论含义和历史贡献。过去斯大林讲的“两个市场”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造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这是斯大林的观点，是不对的。现在我们讲“两个市场”，讲的不是按照意识形态阵营划分的市场，我们是按照国家主权和经济制度来划分的两个市场，是中国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统一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是世界经济体系里的对立统一，我们讲“两个市场”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认为和美国是冷战呢？冷战是什么？冷战就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与经济完全分离的两个对立体。现在的情况是，孙悟空已经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中国国内市场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美国脱不了钩。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相互竞争又难以脱离。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不认为是冷战，理论依据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两个市场”，是和资本主义市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同时相互矛盾、相互竞争。这套理论不阐释清晰，后面就很难解释很多现象。如果不是有这套理论支撑，我们在与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的斗争过程中，就会乱了方寸，这就是战略定力的理论源头。
第五要阐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
“六个一”的理论命题和逻辑架构贯穿起来分析，它的基本经济学理论是什么，什么是这六个理论命题的总纲？这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概括分析这六个理论命题，才能形成一个有逻辑的理论架构。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即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就是这六个理论命题的总纲。与此相配套的是要总结和梳理开放型经济的治理体系，它的形成过程，基本经验和规律，以及完善的方向。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
特别是要研究阐释习近平关于坚持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以及开放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关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论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观点；等等，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阐发。
第六要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
我们的贸易自由化是很有特点的，是渐进式贸易自由化。首先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统一，这个道理看似很简单，但世界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做到，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经验，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坚持对外开放？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做到，要不就成为人家的经济附庸，像中南美、拉美以及世界上一些国家，实际上是美欧大国经济的附庸，印度的制药工业基本是“山寨版”的，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其实也是美欧的附庸；要么就封闭，不开放，有的国家至今还很封闭。所以真正做到二者并不容易。还有就是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本身不复杂，马上把关税降下来，把非关税壁垒取消不就贸易自由化了！但如果我们真这样做，结果会怎样，连外商投资也不来了，很简单，我为什么要在你这儿建工厂？我卖东西给你就行了，你不是都没关税了吗？所以，这需要寻找一条积极、安全、高效的途径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这条道路与西方理论推崇的模式不同，必然是中国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它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需要总结和揭示。渐进式贸易自由化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们独创的道路，我们对自己的经验总结还不够。
第七要总结“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的理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经创造了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对外贸易持久发展的奇迹。对此，用西方国际贸易教科书的理论难以解释，西方的洋教师爷不能、也不愿意解释，这就给美国政客挑起贸易战留下了恶意歪曲借口。显然，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自己的开放型经济学去完成。总结这个理论也是论证中国走向贸易强国必然趋势的需要。2020年，我们货物贸易整体、进口、出口都是世界第一。机电设备出口也超过德国了，成为世界第一。2021年，三大需求表现最突出的是外需，保守估计全年货物贸易顺差超过5000亿美元，与美国贸易战打了这么久，却打成了现在这样，为什么？怎么解释？西方最新的贸易理论叫“新新贸易理论”，[27]“新新贸易理论”是在“新贸易理论”前又加了一个“新”字。“新贸易理论”是克鲁格曼讲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那一套。[28]“新新贸易理论”讲什么呢？原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那么这个行业以及这个行业内所有企业都具有出口竞争力。“新新贸易理论”认为这个假设不对，并不是说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整个行业都具有出口竞争力，只有其中一部分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有出口竞争力，这就是所谓“异质性企业”。这个理论2003年美国人提出以后，风靡世界，受到热烈追捧，国内的莘莘学子都去学，学完以后想方设法用中国的数据验证理论。其实这个理论与中国实际完全不符，中国有几百万家中小企业在搞出口，按照“新新贸易理论”的标准，咱们没有一家是“异质性企业”，没有一家能达到设备技术先进和高大上、生产效率高的要求。那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出口呢？所以，美国人认为你肯定有鬼，肯定你政府有补贴，肯定你采取不公平贸易措施，贸易战就是这么被美国政客挑起来了。美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我们呢？没有自己的理论来反击人家，有理说不出，这就是我们在理论上落后的后果。
第八要构建中国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关系的宏观理论。
西方国际经济学以单一的、静态的价格、汇率作为世界经济均衡的分析工具，并以这个理论作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依据，作为干预别国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的工具，成为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主张“互利共赢”和“多元平衡”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这些理论观点需要学理化阐释。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讲宏观均衡价格，实际上就是以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马歇尔1890年发表的均衡价格论的国际经济延伸，“汇率操纵国”这样的帽子，它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此。我们要维护中国自身的权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就不能认同这个理论。我们现在说要讲多元平衡，要讲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要讲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讲的东西是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理论，这些是需要加以学理化阐释的内容。
第九要阐释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的理论含义。
全球经济治理在国际经济学中也有一套现成理论，基本的模式就是美国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讲的“霸权稳定论”。[29]就是世界的公共品是由一两个霸权国家提供的，别的国家没有能力提供，也不需要你们提供，这就是他的理论。这个理论过去不能说完全不对，他说的很霸道，但事实就是这样。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世界经济多极化，所以才由G7、G8向G20的演进。G20开展国际经济政治协调，提出各种全球经济治理宏观方案，霸权国家不能再“一言堂”，你得搞民主化，而且世界宏观协调的范围和内容也在拓展，不单贸易治理，还有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地区安全治理，全球竞争范围也很广，传统安全到现在的安全反映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深入阐释的理论内容。要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要把政治理念的民主化、组织机制的多边主义；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金融治理、能源与粮食治理、网络与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地区安全治理的诉求理论化、学术化。
第十要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
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有价值观问题，我们讲的中国的经济学是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价值观要讲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是以资本为中心，但是他们故意不说出来，好像是“纯理论”，它越来越商务化，越来越数理化，掩盖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根本目的。当然我也不是说它毫无价值，它在不少实用层面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还是有用的，但说它是纯理论这就不对了，并不是纯理论，看你为谁而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说，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社会科学，它们都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的问题。这个话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的，毛泽东也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30]所以，我们要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也不是忽然提出来的，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历史传承。我查了一下最早讲这个话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抗战时候讲过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提出怎么判断世界上的正义与非正义，价值观标准是什么？就是看你符合不符合人类利益，而当时最根本的人类利益就是打败法西斯，争取世界和平。[31]这是毛泽东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现在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不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我们还有一个责任义务是支持世界上一切的进步事业。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还要促进全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十个坚持”中的一个理念，[32]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的人类利益，就是现在和平发展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当今人类利益追求的目标，它也是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也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现实内涵。
“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33]这句话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座右铭，我们也应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写在中国经济学的旗帜上，独立自主地走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发展道路，继续促进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作者
2022年1月1日
[1] [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2] [英]斯密：《国富论》，谢宗林、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 例如[美]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5] 引自1886年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资本论（纪念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
[6]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引自《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自《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0]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2]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13]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5] [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桑炳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6]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8版），廖运杰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17]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版，第52页。
[1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21]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152页。
[23]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24]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26]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7] Melitz，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Vol.71，No.6，2003，pp.695-725.
[28]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9] [美]罗伯特·杰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30]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3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