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篇

科学与人文：一种变动不居的区分

原文《Shifting Demarcation: An Introduction》by Fabian Krämer，刊于《History of Humanities》2018年第1期，版权归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所有。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作者Fabian Krämer和《History of Humanities》杂志，以及该杂志的出版方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和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德] 法比安·克雷默 著 张翮翔 译 杨红玉 校

在此文章中，我想重新反思最近学术界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有两个概念对我们关于科学和人文交织历史的思考影响重大：“科学革命”为科学和人文的分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起点，而斯诺的“两种文化”学说则终结了这一发展态势，然而，后来这两个概念都失去了说服力。与其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预设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分界线，不如对划分科学和人文的不同尝试本身进行研究，并着眼于挖掘其背后所蕴涵的对知识的本性、学科的划分以及更宏观的文化背景的反思。——法比安·克雷默

人们往往会纠结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忽略了对学术知识本质的信念。但是，就像许多其他的关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一样，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存在着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问题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尽管科学与人文的区分可以溯源到现代性发轫的早期，但最近的研究却表明，直到十九世纪学者们才分别对人文或者科学产生了归属感，但即便是那个时候，科学和人文的区分也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清晰，有些人甚至认为实际上存在三种“文化”。

随着人文史的研究最终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审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再次探究打着C.P.斯诺“两种文化”标签的分歧历史的契机业已成熟。尽管在著名的“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演讲中，斯诺推广了他的“两种文化”的概念，并在接踵而来的与英国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的持续辩论中引起广泛的学术关注，但我们仍然对科学和人文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的具体关系知之甚少。我们仅仅只是开始对想要划分科学与人文的大量常识进行厘定，并试图将这些尝试与它们所涉及的学科和更大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本研究试图立足于历史的视角并从科学史与人文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就这一点而言，这无疑是对早前由西奥多·波特编辑的《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特刊的主题调查进行了有益的补充——该特刊几乎只专注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至20世纪中期这一时间段。这一研究也与《跨学科科学评论》（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杂志的另一个特刊不同，本研究拓展了空间上的视野，超越了言必称英国的案例局限。

有两个概念对我们关于科学与人文相互交织的历史及其关系史的思考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为它们的划界提供了一个历史起点，另一个则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终点，这就是“科学革命”的总叙事和斯诺的“两种文化”论。长久以来，这两个概念完全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对它们的阐释有待于进一步反思。

从历史的视角看科学与人文的分裂

从二十世纪中叶学科的全面发展至今，科学史的研究为现代科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解释模型，同时它也间接地为把学术知识区分为科学与人文的现代划分进行了辩护，而这一区分源自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在二十世纪中叶，诸如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等学者以其最具影响力的形式阐明了这一观点，这也被认为是对自然的研究从书本知识到实际知识的转变。“不随他人之言”，这句诞生于一六六零年伦敦皇家学会的格言似乎很好地证明了这一转变。在此之前的自然研究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研究范式被抛弃，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基于文本的研究也逐步让位于观察和实验的实践操作规程。“不随他人之言”，就这样，现代科学诞生了。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这种论断遭到的质疑与日俱增。很多科学史家如今一致认为，并没有所谓的“科学革命”这样的事件，至少不存在所谓的单一历史事件影响后来整个的科学领域。这一点，正如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和雷恩·达斯顿（Raine Daston）所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三个响亮的词语（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所组成的短语（科学革命）持续打着怀疑的问号，甚至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定冠词（the）。现在人们已不确定在现代性的早期是否真的有一种融贯的伟业可以直接用“现代科学”这一术语加以确认，也不确定这种所谓的转变是否如政治革命所彰显的那样，具有爆炸性和划时代性，更不确定这种转变究竟在知识范畴和文化界碑上怎么才能堪称独树一帜。

如果所有这些都不确定，那么现代知识分叉的出现就无法通过这个阐释模式予以说明。尽管没有几个科学史家会对“科学革命”的重要意义持怀疑态度，但最近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表明，漫长的十九世纪对于现代科学的出现举足轻重，其重要性不亚于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

这里有几个显而易见的理由。首先，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学科都是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创建的，“科学”这一术语的内涵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直至该世纪中叶这一术语才有了如今广为人知的涵义，那就是专门用来表示“物理的”或“自然的”科学。并且，自然学家们也大概是在十九世纪才自视为“科学家”。“科学家”这个称谓最初是由英国博学家威廉·惠威尔（1794—1866）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并公开推广的，它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渐取代“自然哲学家”这一更古老、更宽泛的词汇。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科学家”这一术语同时被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所采用。可以说，仅仅只是在十九世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大自然研究者的科学家群体身份才逐渐得以确立。

我们再看看人文学科的情形。在主流的科学革命的叙事那里，只要它还是一个关于科学从极具传统的学术形式中解放出来的故事，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科学是从人文学科那里获得了自我的解放。进一步而言，词源证据指向了另一种不同于科学革命的另一个方向。例如，“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一术语作为自立门户的一系列学科的代名词在德语中出现，是十九世纪才有的事情。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它仍被认为是新近出现的新术语。一八九七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德语词典》中的“人文科学”词条就是有力的佐证，它是这样解释“人文学科”这一术语的：“人文学科，复数，是近来出现的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术语，其主要包括哲学、史学和语文学等学科。”

去斯诺中心化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斯诺在剑桥评议会大厦发表了瑞德演讲（并于同年首次发行出版），甚至是更早些的一九五六年，斯诺就以英国物理化学家兼作家查理斯·珀西的身份发表在一个不太知名的左翼《新政治家》周刊里撰写文章里，斯诺一再强调，所谓的气质的、展望和实践的“文学（或 ‘传统的’）的文化”与“科学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实际上是由“相互不能理解的鸿沟”所造成的。此后，一旦有人批判人文与科学从业者缺乏相互的沟通，总是会把斯诺引为同道。斯诺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话语锚，但这也让斯诺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的作品“经常被引用，但很少被阅读”，斯诺也由此经常被贬为陈词滥调的先驱。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怀疑斯诺的“两种文化”理论是否真的为研究科学与人文学科分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理论的独创性就饱受质疑，有学者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T.H.赫胥黎（1825—1895）和诗人马修·阿诺德（1822—1888）关于“达尔文的斗牛犬”的辩论其实已经开创了斯诺-李维斯辩论的先驱。此外，尽管在英国，斯诺对于该讨论颇为重要，但他的声音在西方其他国家则很少被听到，至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比较符合于英国的当时的状况。从这个及多个角度来讲，斯诺在这一论述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所依托的“两种文化”这一理论，需要慎重地作出解读。

有关斯诺的大部分研究都指出了斯诺提出这些话语的战略性，因而这一话语带有很深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斯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冷战期间英国的福祉，他在一九五六年写给《新政治家》的文章中，将英国表述为“一个处在经济滑坡中的国家”，他并不是在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描绘一张精确的学术知识谱系。在一九七一年，斯诺表示他自己对“两种文化”的纯学术表述方式并不满意，他曾多次尝试完善这一种单一的论述方式。

此外，斯诺的“两种文化”理论首先就不容易映射到科学和人文的学科区分。在斯诺的论述中，他所谓的“科学的”文化是与“传统的”或者“文学的”文化对应的。后者的人格化对象是“文学知识分子”，而不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或学生们。举例来说，小说家们和其他所谓的大写的文化（Culture）的支持者们，以及沉浸其中的传统精英们，它们更倾向于用这个术语来分享它所蕴含的保守的政治情绪。并且，斯诺也并不是关心所有的自然科学，他只是特别关注“最具代表性”的物理科学。

结语

对科学与人文的其他划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一点，正如杰罗恩·布特斯和巴特·卡斯滕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不同建构建立在他们关于科学与人文的不同观念之上，并且他们会选择不同的学科作为科学或人文学科的范式。”因此，在研究人们关于科学或人文学科的不同分类时，也应结合其被提出的更广泛的知识背景和作者的具体议题，关注其中所包含的细节。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历史研究也许并不如“两种文化”论的那样整齐划一和令人注目，但它却能更好地解释不同当事人在不同地点或不同的时期所绘制的学术知识的整体图景。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更多元文化，而不仅仅只是两种文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充分尊重学科的内在动态性。

（法比安·克雷默为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译者张翮翔和杨红玉为河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