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鲁迅购藏的古钱
张积
从《鲁迅日记》所见的购藏古钱、古钱谱以及近些年刊布的鲁迅《泉志》遗稿[1]来看，鲁迅先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深度的古钱爱好者。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鲁迅随供职的教育部从南京北迁，来到新的首都北京工作、生活，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离京南下方告结束，时间长达十五年。先生来到北京的第二天（五月六日），开始住进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后改称绍兴会馆），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搬出，住进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自购的住宅，时间是七年半。先生购藏古钱就是在这段时间进行的。
山会邑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南半截胡同北口，距著名的菜市口很近，离名闻遐迩的琉璃厂也不远。民国初年的琉璃厂，虽说其繁盛景象已经远逊于清朝乾嘉时期，不过还是麇集着不少书籍铺、书画铺、碑帖铺、古董铺、南纸店、裱褙店和铜墨盒店、笔砚店等店铺，对于京城的文化人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距离琉璃厂不远的宣武门城门瓮城两侧的空地上，还分布着专卖各种旧货与古董的“小市”[2]，也很能吸引各色人士的游踪。当时，先生只身住在会馆，教育部里的事务也并不算繁忙，宣武门一带的小市，是上下班常要经过的地方，而琉璃厂则是休息日打发寂寞时光的场所，皆频频光顾。
就日记看，鲁迅购藏古钱始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六日，止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对于长达五年零十个月的购藏经历与购买品种，先生基本上都记入了当日的日记。虽说往往是戋戋数字或寥寥数语，但这些记载的价值是值得珍视的。它们是先生记述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真实文字，可以看出先生当时的心境、兴趣和交游。它们也是记述民初厂甸商业活动极为珍贵的史料，对考察、研究当时北京商业历史大有裨益。只是在鲁迅研究的众多论著中，关注先生购藏古钱和详解先生所购古钱品目的文字尚不多见。本文谨依《鲁迅日记》购藏古钱的记载，着重疏释先生所购古钱的时代、品目、形制等信息，以追寻先生当年购藏古钱的踪迹，解索先生购藏古钱的价值取向。钱学深渊，所知浅陋，作此尝试，谨表对于先生的高山仰止之情。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六日：“午后往璃琉 [琉璃] 厂，在广文斋买古泉十八品，银一圆。”——《鲁迅全集》15《日记（一九一二—一九二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以下只标页码）。
这是鲁迅先生在琉璃厂购买古钱的首度尝试。广文斋，是琉璃厂一家专卖古钱的店铺。邓云乡先生曾介绍过此店，说：“琉璃厂那时有专门卖古钱的店家，有名的 ‘广文斋古钱铺’，创始于清代咸丰五年，一直到30年代中叶才歇业。它的创始人刘三戒，绰号就叫 ‘古钱刘’。”[3]“古泉”，即古钱，先生用字习惯以“泉”代“钱”。“十八品”，品，类也；表明这十八枚古钱品类不一，而非同时同式。“银一圆”，指用银元一元买下。日记未记下这十八枚古钱究竟属于何朝何品，不过从先生日后的购钱活动来看，这首度尝试是愉快的。它开启了先生长达六年的购藏古钱的历程，把先生带入了迷人的古钱世界。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八日：“往琉璃厂广文斋买古泉二十一品，银二元六角。又赴直隶官书局买《古今泉略》一部十六册，十二元；《古金待访 [问] 录》一部一册，四角。”——第76页
在广文斋买过古钱“十八品”之后的第三天，先生再次登堂，又在广文斋买下“古泉二十一品”。先生初收古钱，兴致盎然，只是又未记下“二十一品”具体的名目。
我国使用货币的历史极为悠久。迟至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金属铸币。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主要以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统一了全国的货币。从此，我国的货币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历朝历代铸行了众多的币种，而收藏古钱与研究古钱也蔚然成风。早在南朝萧梁时，顾烜就推出著录钱币的专书《钱谱》。宋代以降，钱币谱录益多。自来市场上的钱币是真伪相混，精粗不一。既然打算购藏古钱，就应当了解、掌握专门的钱币知识。或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先生此日又到琉璃厂的直隶官书局[4]买下两部著名的钱谱：
《古今泉略》三十四卷，清代安徽望江人倪模撰。倪氏生活于乾嘉时代，喜收藏，多著述，尤以此编最著声誉。全书分钱图与文字两部分，著录古钱币四千多品，考校精详，镌刻工美，昔人誉其为“实图谱中最精美之本”[5]。先生以十二银元的大价得之，可见书好，价亦高。《古金待访 [问] 录》四卷，《补遗》一卷，《续录》二卷，清代浙江钱塘人朱枫撰。“访”应作“问”，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加以校正。朱氏生活于康雍时期，酷嗜钱币收藏。此书汇集他自己与其他人所藏的先秦刀布类钱币，既著以图录，又加以考释。由于朱氏对刀布钱币的产生时代仍然停留在太昊、葛天氏、神农、黄帝、少昊的错误认识上，昔人对其书的看法是：“其图可取，其文不可取。”[6]显然评价不高。此书仅一册，以银元四角得之[7]，价钱还是合适的。可以想见，先生买到这两部钱谱以后，自会翻检阅读，钻研领会，从而指导自己日后的购钱实践。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往青云阁理发，次游琉璃厂，复至宣武门外，由大街步归，见地摊有 ‘崇宁折五’钱一枚，乃以铜元五枚易之。”——第76页
青云阁，是位于前门观音寺街的一个三层楼大商场（从杨梅竹斜街可进入其后门），先生常来此购物、理发、品茗。此日下午，先生“游琉璃厂”无所得，在“复至宣武门外，由大街步归”时，于一个地摊购得“崇宁折五”钱一枚。这是宋徽宗时期的一种年号钱。“折五”，指此钱可当五枚崇宁小平钱（一文钱）使用。宋徽宗赵佶是中国艺术史上不世出的宗师，也是中国钱币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在位时期发行的年号钱，最受后世钱币爱好者称赞的是“崇宁”钱与“大观”钱。据说“崇宁通宝”、“崇宁元宝”与“大观通宝”、“大观元宝”的钱文，俱为宋徽宗瘦金体御书，加之铸造精美，自来极受收藏者的宝爱。先生以“铜元五枚易”[8]得一枚“崇宁折五”钱，可称幸遇。不过“崇宁”的通宝、元宝与重宝三种钱，都有折五钱，不知先生这枚究竟是哪一种。
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午后步小市，买古泉三枚。”——第78页
惜不详其品目。
一九一三年九月七日：“下午至青云阁，又赴留黎厂买古泉六种，共银二元。”——第78页
留黎厂，即琉璃厂（下同，不再说明）。花银元二元，得古钱六种，价钱已不便宜了，惜未记细目，不得其详。
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往留黎厂李竹齐观古泉，买得‘齐小刀’二十枚，价一元；‘平阳币’二枚，‘安阳币’一枚，‘
’一枚，共一元；又史思明 ‘得壹元宝’一枚，价二元。”——第82页
李竹齐，是琉璃厂另一家专营古钱及其他古董的店铺。[9]此日先生在此店收获甚丰，买到的古钱有刀币、布币和圜钱三个类别。
齐小刀，指战国时期齐国刀币的一个类型。齐国刀币品类各别，以刀身文字来说，就有“齐法化”“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齐返邦长法化”，以及刀身异于前列各刀的“明”字刀等。以刀币的形状来说，“齐法化”数种大而长，刀背曲折处明显；而“明”字刀小而短，刀背曲折处不明显。先生所购的这二十枚齐刀，既称为“小刀”，应该是“明”字刀。一次购买二十枚齐刀，足见先生对之是多么喜受。而“价一元”，指银元一元，实不算太贵。
平阳币，是战国时期的平首布。平首布又叫实首布，是继空首布之后而出现的一种货币，它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和圆足布三类：尖足布以其足部呈尖角状而得名，体型较大；方足布以其足部呈方整形得名，其形制比尖足布小得多；圆足布以其足部呈圆状得名，形制有大小二式，钱文多是“离石”“蔺”等。“平阳”，是铸于钱币正面的文字，以纪铸钱地点。据王毓铨先生考证，战国时期韩、赵、魏、卫诸国都有名叫平阳的地方[10]，赵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多铸方足布及圆足布。先生未记所买“平阳”布究系方足布还是圆足布，不过以后世方足布远多于圆足布及圆足布价格颇高的情形来推断，先生此枚极有可能是方足布。
安阳币，也是战国时期的平首布币，有方足布，也有圆足布。王毓铨先生说当时齐国、赵国与秦国都有名叫“安阳”的地方。[11]齐国铸过“安阳”刀币，赵国是流行布币的地方，秦国是流行圜钱的地方。先生既言“安阳小币”，则知所买必为赵国安阳所铸的平首布。至于究为方足布或圆足布，从民国时期圆足布绝少于方足布的市场情形来推断，应当是一枚方足布。
，此钱与“平阳币”“安阳币”一起以一银元买下，显然也是布币。丁福宝《古钱大辞典》著录此钱凡六品，看钱拓皆为平首布；钱文二字，清人多以为从左读，释为“贝丘”，其地在齐国西北。[12]今人或释为“齐贝”。[13]
得壹元宝，据《新唐书·食货志》“史思明据东都，亦铸得壹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的记载，知此钱是安史之乱时期叛臣史思明所铸的铜钱。其钱外廓宽大，制作精美，而存世量则远少于史思明时期所铸的另一种钱——“顺天元宝”。因此，过去钱币界曾有“顺天易得，得壹难求”的说法。此枚铜钱，先生以银元二元的大价才能得到，也表明它的稀缺与珍贵。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七日：“午后寄二弟书二包，……又小包一，内摩菰一斤，古泉二十四枚：‘齐小刀’十二，‘明月泉’一，‘小泉直一’一，‘常平五铢’二，‘五行大布’一，‘周元厌胜泉’一，‘顺天’、‘得壹’各一，‘建炎’、‘咸淳’各一，‘绍兴’二也。”——第90页
先生是孝子，也是慈兄，总以高堂母亲和兄弟为重。只身在北京的头几年，先生有一个习惯，总会隔一段时间把在北京买下的书籍、拓片、古玩及南方少见的食物等寄回家里，由当时在绍兴工作的二弟周作人收下，与家人一同分享。此日先生即给周作人寄回三个包裹：“两包”书籍与一个“小包”。这“小包”中是“摩菰（即蘑菇）一斤”和前几次买到的部分古钱。小包中的古钱，有的在日记中有记载，有的则是首次披露。这说明先生所购藏的古钱，其实并未全部记入当日的日记之中。此日日记的文字与前此颇为简略的记法不同，较详细地列出了所寄二十四枚古钱各自的名称与数目：
“齐小刀”与“得壹元宝”前已述及，而下列各品则是首次提到：
明月泉，是战国中晚期燕国套钱（共三枚）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是“一化”钱和“明四”钱。这套钱俱为圆形方孔。“明月”，现在有人释为“明化（货）”[14]，也有人释为“召刀”[15]。其正面无内外廓，素背，直径约为二点五厘米。其样式表明，圆形方孔型并非秦国“半两”钱所独有，燕国也有过这样的钱型。
小泉直一，是王莽新朝改制时期第三次进行货币改革所推出的“货泉六品”中的第一品。其他五品是：“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和“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为圆形方孔，直径仅六分，是“六泉”中最小的一枚，钱文表示它只当汉五铢钱一枚。王莽的币制改制完全失败了，不过当时推出的各种钱币因其造型古秀，制作精美，而王莽竟荣获后人赐给的“第一造钱手”的美谥。“六泉”中除“大泉五十”数量较多外，其他五种都不容易遇见。先生能入手“小泉直一”，还是很幸运的。
常平五铢，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颁行，为北齐唯一一种钱币[16]。它圆形方孔，钱文为篆体，对读（即按上下右左的顺序来读），造型隽秀，制作精工，版别多样，属于中古时期钱币的精品。
五行大布，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颁行，以一当五。钱文篆体，对读，造型古朴典雅。北周除“五行大布”钱外，另外铸行“布泉”与“永通万国”两种钱，皆造型秀丽，铸工精致，为后世钱币收藏者所宝重。
周元厌胜，周元，全称应是“周元通宝”，是五代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颁行的铜钱。据《新五代史·周本纪》记载，铸造此钱时，因铜料不足，周世宗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有人以毁掉佛像不祥加以劝阻，世宗回答说：“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存，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在周世宗坚决支持下，“周元通宝”大量问世。此钱的钱文为端庄的隶体，对读，体式古雅，也成为后来两宋钱式的重要典型。后世称此钱为“佛钱”，渲染它有“助产”“治病”的神功，人们也将它作为日常佩戴之物，于是身价大增，觅求不易。厌胜，厌，音压，制伏妖邪、以求吉祥之意。“厌胜钱”，大约在王莽时期开始出现，以后成为一种祛除妖邪、安康吉祥的民俗，日益流行。此种钱是在铜钱背面铸上特别的花纹图案，以显“厌胜”之功，品种繁多。因“周元通宝”有“佛钱”之目，故以它做成的厌胜钱也比较流行。
顺天，此指“顺天元宝”，是唐代叛臣史思明继“得壹元宝”之后推出的另一种铜钱。其形制、大小几同于“得壹元宝”，存世量较多，比“得壹元宝”易得。
建炎，此指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颁行的年号钱。宋高宗朝颁行过“建炎” “绍兴”两种年号钱。“建炎”钱有“通宝”“元宝”和“重宝”三种，版别甚多，存世量多寡不同。先生这枚“建炎”钱究属哪种宝货与哪种版式，不详。[17]
咸淳，此指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颁行的“元宝”年号钱。宋度宗只以“咸淳”年号铸钱，而“咸淳”之后的“德祐”“景炎”“祥兴”三个年号皆未铸新钱，故“咸淳元宝”是南宋最后一种铜钱，比较珍贵。它分为小平钱与折二钱两种，不知先生所藏是哪一种。
绍兴，此指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颁行的年号钱，有“元宝”与“通宝”两种，样式同于“建炎”钱。“绍兴元宝”只见铜钱，有小平、折二、折三之分。“绍兴通宝”，铜钱与铁钱皆有，也有小平、折二、折三之分。不知先生所收二枚究为何品何式。[18]
一九一四年正月一日：“午后……遂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后有 ‘宣’字。”——第99页
货布，是王莽第四次货币改革与“泉货”一同推出的钱币。此钱采用先秦平首平肩方足布式样而加以改进，基本长度为五点五至五点八厘米，“货布”二字篆体，笔画纤细修长，气度稳健，钱型与钱文浑然一体，古朴隽雅，是古钱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开元，此指“开元通宝”钱。此钱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它的问世，结束了五铢钱的使用历史，开启了我国货币史的新时代。“开元通宝”四字相传是唐初书法名家欧阳询的手笔，加之此钱成色足，制作精，有唐一代，鼓铸不断，版别很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重新颁行新钱，钱文仍取“开元通宝”，只是钱背面一律铸一个字以纪铸钱地点。先生所收的背有“宣”字的一品，“宣”应作“宜”，指四川宜州，二字形近易误。会昌“开元”钱共有二十三品，昔人视为“套子钱”，许多收藏者终生以之，期望成龙配套，然而收齐不易，“宜”字钱尤为少见。
一九一四年正月十日：“过石驸马大街骨董店，选得宋、元泉十三枚，以银一元购之。”——第100页
石驸马大街，在宣武门内大街以西，今名新文化街。先生在此街的一个古董店以一银元购得宋、元铜钱十三枚，价钱也算合适，惜名目不详。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下午出骡马市闲步，次至留黎厂，买小币四枚，曰 ‘梁邑’、‘戈邑’、‘长子’、‘襄垣’，又 ‘万国永通’一枚，共二元。”——第108页
骡马市，指菜市口东的骡马市大街。先生从山会邑馆到琉璃厂，须经过此街。此日花二银元所购的五枚古钱，前四枚是战国布币，后一枚是北周的圆形方孔钱：
梁邑，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平首方足小布。“梁邑”二字纪地，有的自右读，有的自左读。梁，指魏国首都大梁，即今河南开封。
戈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或宋国[19]的平首方足布。分大小两种，实为二等制布币。“戈邑”二字，有的自右读，有的自左读。背文铸有“一八化”或“一八”，即“一半货”或“一半”之意，只当半个布币使用。先生此枚钱背文如何，不详。
长子，是战国时期赵国方足小布，“长”字在右，“子”字在左，“长”的右边有“邑（阝）”旁。“长子”，地望在今山西省长子。
襄垣，是战国时期赵国或魏国的平首方足小布。“襄垣”二字自右读。相传襄垣城由赵国的赵襄子所筑，故名，其地望在今山西省襄垣北。
万国永通，是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铸行的货币，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钱文是篆体，上下两字是“永通”，右左两字是“万国”，对读，应当读作“永通万国”。此钱形态雅丽，篆法秀美，铸造工致，为钱币史上的名品。
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往留黎厂李竹泉家买圆足布一枚，文曰 ‘安邑化金’；平足布三枚，文曰 ‘戈邑’，背有 ‘
’字，曰 ‘兹氏’，曰 ‘
'，又 ‘
’字圆币二枚，共三元五角。”——第120页
李竹泉，即鲁迅前一年已经逛过的“李竹齐”（见前引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日记），据前揭材料可能应作“李竹庵”。先生这次以三银元五角买到的六枚古钱也很有价值：
安邑化金，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平首布，有方足布与圆足布之别。先生买到的是圆足布，其存世量远少于方足布。据当今钱币学家的看法，此种“安邑”布，其实是三枚一套的三等套钱，其钱文分别是：“安邑二釿”“安邑一釿”和“安邑半釿”。[20]安邑，地望在今山西省夏县，是当时一个著名的铸币地。安邑化金，今人释作“安邑半釿”，意思是此钱只当“安邑一釿”的一半。
戈邑，上文提及，先生已买过一枚，只是未记背文，此枚则记其背文为“
”。旧钱谱多释其背文作“一八”。王毓铨先生则认为，“八”应释作“半”[21],“一八”，即一半。
兹氏，是战国晚期魏国铸行的平首方足布。兹氏，地望在今山西省汾阳。
，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平首布，有方足布，也有圆足布。先生买到的是方足布。
，即“蔺”，地望在今山西省离石县。
，战国晚期赵国货币，有“
”字布币，又有“
”字圜钱。先生记其为“‘
’字圆币”，显是圜钱，即圆形圆孔钱。
，地望在今河北省长垣西北。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午后同齐寿山、常毅箴、黄芷涧游小市，买 ‘大泉五十’两枚、‘直百五铢’、‘半两’各一枚，直一百五十文。”——第139页
齐寿山、常毅箴、黄芷涧三人都是先生在教育部的同事。先生此次以制钱一百五十文（即十五枚铜元）买到四枚古钱，算得上是价廉物美了。
大泉五十，王莽“六泉”之一，直径一寸二分，是“六泉”中最大的一枚，可当五铢钱五十枚，存世量较大。
直百五铢，三国蜀汉政权颁行，一枚可当五铢钱一百枚，实为一种虚价钱。圆形方孔，钱文篆体，对读，版式不一。有些钱背面铸有阳文“為”字，是铸钱地点“犍为”的简称。先生未记此钱背文，或许是光背钱。
半两，战国时期秦国始铸，直至西汉文帝时仍继续铸行的圆形方孔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全国发行半两钱，从而废除了战国时期流行于各国的形色不一的钱币，实现了货币的统一。汉武帝时鉴于汉半两盗铸严重，成色不足，甚至有的薄小如榆荚，引致物价腾贵，市场混乱，遂以强有力的手段颁行五铢钱，打击私铸，最终以五铢钱终结了半两钱的历史。先生这枚半两钱究竟属秦还是属汉，不详。[22]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后之小市买古泉七枚，直铜元三十，有端平折三一枚佳。”——第140页
以三十铜元（即制钱三百文）买到的这七枚古钱，先生未记其他六枚的名目，只记其中一枚为“端平折三”钱，并给予“佳”字好评。
端平，此指铸于南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的年号钱。此钱有元宝、通宝、重宝三类，币材亦分铜、铁两种，版别甚多。因铁钱往往锈饰严重，市场上极稀见，先生这枚“端平折三”钱应该是铜钱，只是究属何类，不详。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五日：“午后同常毅箴之小市，买古泉二枚，正书 ‘唐国通宝’一枚，‘洪化通宝’一枚，共五铜元。”——第142页
以五铜元（即制钱五十文）从“小市”购得的这二枚古钱，前此未见先生记载，应是首次入手：
唐国通宝，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国号钱，始铸于李璟交泰年间（958—960）。钱文对读，有篆、隶、真（正）三体，版式较多，皆形制美观，工艺颇精，属于五代十国钱中的上品。先生这枚钱，钱文正书，应是小平钱。
洪化通宝，旧钱谱列为僭伪钱。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揭旗反清，建立割据政权。他死后，其孙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1678—1681），并铸行洪化通宝。此钱只有小平钱，或光背，或背面铸“工”“户”“一厘”等字。先生未记这枚钱的背文，可能是光背。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六日：“下午往留黎厂买南宋泉五枚（庆元折三，背 ‘五’‘六’各一枚，绍定折二背 ‘元’字一枚，咸淳平泉背 ‘三’字一枚，又一）价五角。”——第143页
这五枚钱都是南宋钱，价钱是银元五角，表明当时市场上南宋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庆元折三，此指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颁行的折三年号钱。它分通宝与元宝两种。通宝的币材有铜、铁之分，而铁钱也有小平、折二、折三之别；钱文旋读（按上右下左的顺序读），多见正书，字体秀丽；背文纪年，或纪监名。铜钱背文纪年，小平、折二自“元”至“六”，折三自“四”至“六”。元宝未见铜钱，只有折五大铁钱。推断先生这二枚背文为“五”“六”的“庆元”钱，是“庆元通宝”折三钱。
绍定折二，此指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铸行的折二年号钱。有通宝与元宝两种，币材也有铜、铁之分。通宝分为小平、折二、折三等型，钱文正书，多见对读。铜钱背文纪年，自“元”至“六”；铁钱背文多纪年、纪地。元宝未见铜钱，仅见折三铁钱，也非常罕见。先生这枚背铸“元”字的绍定折二钱，应是绍定通宝铜钱。
咸淳，此为南宋度宗年号钱，已见上述。先生明确记载这二枚背文“三”字钱为“平泉”，自然是小平钱。
一九一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午后游小市，买折二嘉熙通宝一枚。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第158页
嘉熙通宝，是南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铸行的年号钱。此钱既有通宝，又有重宝，币材也分铜、铁两种。通宝的钱文为正书，对读，有小平钱与折二两式，背文纪年，自“元”至“四”。先生这枚嘉熙通宝折二钱，背文如何，不详。
杨莘士是先生在教育部的同事，过从较密。一九一三年他到陕西出差时曾为先生购买过古物，后来数次向先生赠送古代石刻拓本。此次又赠送“古泉六枚”与“小铜器一件”。惜先生未记其目，六枚古钱的时代与体式不详。
一九一五年二月六日：“至留黎厂买《吉金所见录》一部四本，二元；……”——第159页
《吉金所见录》十六卷，山东莱阳人初渭园（尚龄）编纂。初氏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钱学家，此书著录古钱始于周初迄于明代，兼收日本、安南、高丽等国钱与厌胜钱，凡一千二百一十种，选择严格，评断精审。《泉说》评价它“能一扫旧谱沿讹之陋，最为善本”[23]，可谓推举备至。可见，先生购买钱谱，择别极为精严。
一九一五二月十五日：“午后往厂甸，……在摊上买……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第160页
此日是春假休息日，逛厂甸的游人甚多，先生匆匆一阅，还是在一个地摊上买了“宋、元泉四枚”，费“泉四百五十”。那么，先生花掉的是银元还是制钱（先生以铜元说制钱）？依《鲁迅日记》记购物价钱的行文习惯，“泉××”，例指银元。如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日记：“上午收二月分俸泉四元，即付工役作夏赏。”这个“泉”字就指银元。然而，若以此文例也把“泉四百五十”看作银元，似不合事理了。颇疑此“泉”字恐涉上文的“宋、元泉四枚”的“泉”字而误。因为地摊上卖四枚宋、元铜钱，再珍稀也绝难卖出银元四百五十元的高价，而先生以往即便在钱铺也从无花过这么大的价钱购藏古钱的先例，就更别说在地摊上了。因此，此文“泉四百五十”的货币单位应该指制钱的“文”，而不应指银元。在地摊上以制钱四百五十文（即铜元四十五枚）买宋、元古钱四枚，这才符合行情和先生购买古钱的接受程度。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后至季自求寓还《墨经正义》及《南通方言疏证》，又同至厂甸，以铜元二十枚买 ‘壮泉四十’一枚，系伪造品。”——第161页
季自求名天复，是周作人的同学，当时住在宣外南通州会馆，曾向先生赠送过碑刻拓片。此日下午先生先至季寓还所借书，之后一同去逛厂甸，买下这枚“壮泉四十”。
壮泉四十，系王莽“泉货六品”中的一种，极稀见。先生花铜元二十枚就能买下，如是真品，似不应如此便宜。先生清楚此钱的情形，所以认定它是“伪造品”。那么，既然知道它是“伪造品”，为何还要买下呢？恐怕还是因为此钱稀见，遇之不易，且价钱也不贵，即便是赝品，买一枚购存也好。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同稻孙、季巿游厂甸，买 ‘大布黄千’二枚，其直半元。”——第161页
稻孙，指钱稻孙，是先生在教育部的同事。“季巿”，指许寿裳，也是先生在教育部的同事与挚友。此日下午他们三人同逛厂甸，先生以银元“半元”之价买到“大布黄千二枚”。
大布黄千，是王莽改制期间第三次改革货币与“泉货六品”同时推出的“布货十品”中的一品。“布货十品”的名目是：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壮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和大布黄千。“十布”取“货布”的式样，钱体从“小布”至“大布”渐次变长变大，造型古朴，钱文秀逸，极富艺术性。黄千，即衡千，也就是当千，意指一枚可当五铢钱一千枚。它是“十布”中最大的一枚，长度有二寸四分；钱文为铁线篆，体势修长，姿态妩媚，充分展现了王莽时期篆体字的曼妙之美。先生显然非常喜欢此钱，竟一次买下二枚。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午后往厂甸……又入骨董肆，买直百小泉一枚，似铁品，又大平百金鹅眼泉一枚，‘百金’二字传形，又汉元通宝平泉一枚，共价一元。”——第162页
先生此次逛琉璃厂真是大有收获。一则买到一面汉代“十二辰”铜镜和一面唐代“端午”铜镜，二则购得三枚稀见的古钱：
直百钱，是三国蜀汉政权后期铸行的货币。钱文“直百”二字，横读，意指一枚可当五铢钱一百枚，显然是一种虚价钱。此钱形体薄小，铸工草率，大者直径一点六至一点九厘米，小者直径一点三至一点五厘米，故先生径称其为“小泉”。先生怀疑此钱是铁钱，未言根据。刘备父子的蜀汉政权，曾铸有直百五铢、直百和蜀五铢三种钱币；先生前已有直百五铢，此则又得直百，三种已有其二了。
太平百金，是东汉末或三国初的一种钱币，具体为哪个政权所铸，迄今未有定论。钱文对读，有篆隶二体。或作“太平百钱”，比太平百金钱更为多见。“鹅眼”，指南朝出现的薄小劣质钱。“传形”，是钱币界的术语，钱文左右移位或钱文反书都叫传形。太平百金（钱）钱，其“百金”二字亦多有传形。传形钱属于钱币的异品，也是钱币爱好者热衷收藏的品类。
汉元通宝，是五代后汉隐帝始铸于乾祐元年（948）的国号钱。式样全仿唐初的开元通宝，只是把“开”字改为“汉”字。“汉”字也有两体：一体的“氵”为正书，一体的“氵”为行书。不知先生此枚钱的“汉”字，是什么字体。[24]
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一日：“午后同常毅箴游小市，买三古泉共铜元八枚。”——第163—164页
虽不详在小市所买这三枚古钱是何朝何品，不过仅花铜元八枚（即制钱八十文），倒为上文推测“泉四百五十”是制钱而非银元提供了一个旁证。
一九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往留黎厂买 ‘三字齐刀’三枚，直二元。”——第181页
此日是休息天，先生上午办别的事情，下午则逛琉璃厂，收获是买到一枚“三字齐刀”：
所谓“三字齐刀”，就是指刀身有“齐法化”[25]三字的战国齐刀币。先生对齐刀币素有兴趣，之前已买过“齐小刀”二十枚，现在又用二个银元买下“三字齐刀”三枚。
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往留黎厂买 ‘至正泉’二枚，箭簇三枚，唐造像拓本一枚，共一元。”——第186页
此次逛琉璃厂，先生以一银元之价买到三样（古钱、箭簇和唐造像拓本）六件小古董，而“至正”钱，则系头一次记载。
至正，即指“至正通宝”，是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铸行的年号钱。钱文对读，正书，字体法度严谨，端庄清秀，铸工精致。常见者为背面分纪五个蒙古八思巴文字，即对应汉字表示地支的寅、卯、辰、巳、午，以表示至正十年庚寅至十四年甲午五年间所铸铜钱。种类繁杂，版式至多；先生此枚究属哪种版别，不详。[26]
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寄二弟信（六十五）并小包二，内……宋、元泉三枚，……”——第186页
此日先生给身在绍兴的二弟周作人寄了两小包物品，其中有宋、元钱币三枚。先生以前曾买过几枚宋、元钱，昨天又新入手一枚“至正通宝”。当然，此次所寄究为哪三枚宋、元钱，不详。
一九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寄二弟信，……又寄小包一，内…… ‘大泉五十’一枚，‘至元通宝’二枚。”——第189页
先生此日寄给二弟周作人的包裹中有王莽“货布六泉”中的“大泉五十”一枚和“至元通宝”二枚：
大泉五十，系购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当时购下二枚，见当天日记；而二枚至元通宝何时购入未见记载，或许就包含在前此提到的“宋、元泉”中。至元通宝为蒙元铜钱。元世祖与元顺帝两朝都有过至元年号，都曾铸过至元通宝。元世祖时铸造的至元通宝面文分汉文与八思巴文二体，版别较多，大小不一，存世无多，颇为稀见。元顺帝时铸造的至元通宝，大小分为小平、折二、折三、当十四几等，而小平钱背文有纪“玉”字者，有饰星月文者，而当十四钱背文则铸有八思巴、察合台和西夏三种文字；皆文字工整，铸造精美。先生这二枚至元通宝究属何朝何式，不详。[27]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午后往留黎厂买 ‘白人’、‘甘丹’刀等五枚，二元，……”——第194页
白人、甘丹刀，是先生前此未曾记载过的品种，都属于战国时期赵国的刀币。白人与甘丹皆是地名，在赵刀上尤为多见。白人的地望，在今河北省隆尧县境内；甘丹，即邯郸，是赵国的首都。本来刀币主要流行于齐国及燕国，不过后来赵国也仿照齐刀与燕刀而铸造刀币。赵国以白人、甘丹为代表的刀币，刀背无明显的弧势，属于直刀，加之刀身轻小，刀首圆钝，富有艺术气习，颇宜于把玩。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厂买货布四枚，布泉一枚，又方足小币五枚，‘大中折十’泉一枚，共三元。”——第195页
此日先生逛琉璃厂以银元三元买下十一枚古钱：
货布，是王莽改制时期颁行的新式货币，先生前已买过，此次遇见又入手四枚，看得出先生对此钱的喜爱已经到了遇见必买的程度。
布泉，是圆形方孔钱，钱文“布泉”二字为篆体，笔画娟秀，横读。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曾铸行过此钱。王莽首铸此钱，型制美观，属于古钱币中的珍品。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再铸此钱，以一当五，外形则与王莽“布泉”难以区别。钱币学家认为，区别两种布钱的奥秘在于观察篆体“泉”字的竖画：王莽钱“泉”字竖画有断隙，而北周“泉”字竖画贯通，没有间隙。
方足小币，自然是先秦布币，惜未记钱文，不得其详。
大中折十，是指“大中通宝”中以一当十的大钱。它是朱元璋称吴国公时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始铸的铜钱，大小分为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等。折二以上钱背，有的是光背，有的则纪铸钱的局名与钱的价值。钱文结构严谨，体势庄严，铸工精致，自来受到收藏者的喜爱。先生未记此枚钱的背文，应是光背。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日：“午后往留黎厂……买 ‘宅阳’及 ‘匋昜’方足小币共五枚，一元。”——第217页
这两种小币前此未见先生记载，可能是初次入藏之品：
宅阳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平首方足布，钱体不大。钱文“宅阳”二字，是地名。宅字在右，阳字在左，其地春秋时期属郑国，战国时期属魏国，在今河南省郑州东。
匋昜币也是战国晚期的平首方足小布。钱文的“匋昜”，匋字在右，昜字在左。是地名，即陶阳，其地本属齐国，后属秦国，秦昭王时魏冉被封为穰侯，后来以陶邑益封，可能就是此地，在今山东境内。
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得西泠印社函并《古泉丛话》一册，……”——第235页
据本月十四日日记，先生此日曾向杭州西泠印社去函并汇款八元及邮券三角邮购书籍，二十一日先生收到寄件，其中就有《古泉丛话》一册。此书四卷，晚清时期钱塘人戴熙著。前三卷自周迄明，兼及外国，后一卷补论刀布。全书以介绍古来钱币家的交游逸事为主，不专在考证钱制。在众多的钱谱类书籍中，此书风格独特，颇得好评。这是先生继《古今钱略》《古金待问录》和《吉金所见录》之后购买的第四部钱谱名著。[28]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午后往留黎厂……又买古币四枚，一元。”——第331页
此日以银元一元之价买古币四枚，惜未记其品目。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午后往留黎厂买 ‘小泉直一’一枚，‘布泉’二枚，小铜造象二坐，无字，共券六元。”——第336页
小泉直一，王莽“六泉”之一，前文已作解释。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七日先生寄给周作人的古钱当中，已有此钱，此次遇见又买下一枚。“布泉”，既是王莽钱，也是北周钱，前文也作过解释。先生于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已经买过此钱一枚，这次遇见又买下二枚；不过，所买到底是王莽钱还是北周钱，无法判断。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四日：“寄徐以孙先生信并专拓片一束，‘龟鹤齐寿’泉、吕超墓竟拓各一枚。”——第337页
徐以孙名维则，浙江绍兴人，时在北京大学工作，喜金石之学，富收藏，与先生多有交往。一九一七年在浙江山阴出土《吕超墓志》，陈古遗曾赠先生拓本1张，漫漶难读。一九一八年六月二日“午后得徐以孙信并《吕超墓志》拓片一枚”。此拓本较清晰，先生据此完成《吕超墓志》校写本并发表。后来又撰成《吕超墓志铭跋》一文，今收入《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龟鹤齐寿泉，据清代金石学家刘喜海考证，是宋代的厌胜钱。版别多样，大小有殊，常见的一种，直径一寸七分，面文为楷书“龟鹤齐寿”四字。先生日记中未见收藏过此钱的记载，不知先生赠予徐氏此钱的钱拓，系自己藏品所拓，还是得自他人。
吕超墓竟拓，是指民国六年与吕超墓志一同出土的“吴郡郑蔓竟”铭文拓片。竟字同“镜”。先生亦曾撰有《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竟考》一文，今亦收入《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后往留黎厂买 ‘安邑’币二枚，券三元。”——第348页
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先生曾买过一枚“安邑化金”，是平首圆足布，而这次所购二枚安邑币，依钱文“安邑”二字来推断，应当是平首方足布，即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宅阳币和匋昜币。[29]
一九一九年六月廿一日：“午后往留黎厂买尖足小币五枚，券五元。”——第371页
尖足小币，是春秋战国时期由空首尖足布演变而来的平首尖足小币，正面文字多为“离石”“晋阳”“兹氏”“蔺”等数十种，多纪今太行山西麓地区的地名，当为战国赵国所铸。惜先生未记下所买五枚布币的具体文字。
这是《鲁迅日记》中记载先生购藏古钱的最后一则文字。由于搬离会馆，住到了西直门内八道湾，先生再逛琉璃厂与宣武门一带的小市就不再便当了。尽管先生后来还是一再到琉璃厂买东西，但毕竟次数大减了。这恐怕是先生此后结束购藏古钱的一层原因。
再一层原因恐与家庭支出大、收入紧张有关系。住到八道湾十一号以后，先生就彻底结束了单身生涯，和母亲、妻子朱安及二弟周作人一家六口（周氏夫妇与一儿二女及妻弟）、三弟周建人一家四口（周氏夫妇与一儿一女）住到一起。虽说那时表面看先生的收入不算低，但是当时北洋政府经常欠薪，每月并不能实额发放薪俸，加上购买八道湾房子的大笔费用（多向朋友举债）及家人看病的大笔支出，先生的经济压力就大起来了。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在肩上，先生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悠然而轻松地逛厂甸花钱，而需要多兼课，多译书、编书，多撰文来换钱，以贴补家用。了解先生生活的人都知道，先生每年购买图书的花费是很大的，购藏古钱与之不能相比。尽管如此，对于花钱极其节俭的先生来说，不急之需还是能省则省。
第三层原因恐与先生加入《新青年》团体以后，逐渐从以前情绪的低沉状态转向为改造国民性而呐喊、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振奋状态有关系。住在会馆抄录碑文、考校旧籍、购藏古钱，无不表现出先生当时在袁世凯专制政府统治下心情的苦闷、寂寞、徬徨，对政治感到失望，便以古物为逃避之所。迨先生接受钱玄同邀请，答应为《新青年》撰文，慷慨精神复又展现出来。一九一八年《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以后，先生的创作热情便一发而不可收，小说创作与杂感创作进入了一个勃发期，旧的金石苑也就再难让先生沉迷其中了。
于是，代替购藏古钱旧生涯而来的是先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也许中国后来少了一个杰出的钱币学家，但是中国最终诞生了鲁迅这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是先生之幸，更是中华民族之幸。
（张积，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师）
[1]鲁迅先生的《泉志》稿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以前知之者甚少。原无标题，整理者拟名《泉志》，以《鲁迅泉志稿手迹》之名，用影印方式收入由南宋钱币博物馆编、屠燕治校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刊行的《鲁迅泉志稿图释》一书中。该手稿用雕版印叶式样的稿纸抄写，共13大叶，每半页9行。内容起于唐代“开元通宝”，迄于南明“永历通宝”，历记唐、五代、宋、辽、金、元、明各朝铜钱的名称、版别、珍稀等信息，共有文字1963字，著录古钱名目达1312种。这是鲁迅先生整理、研究祖国古钱的一次重要尝试。
[2]小市，原称晓市、鬼市，意思是天刚破晓时就开市。清初即已出现，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地点在宣武门城门瓮城两侧的空地上，分东小市与西小市。鲁迅先生所逛的应是西小市。邓云乡所著《鲁迅与北京风土·五 生活杂摭》中，专列《小市》一节，对民国北京小市情况言之最详，见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210页。
[3]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4]直隶官书局即直隶书局，孙殿起在《琉璃厂书肆三记》中曾介绍说：“宋魁文，字星五，南宫县人，边囗囗，字义元，交河人，刘春霖，字慰琴，满城人，于宣统元年开设，并在天津、保定各有分号。民国囗年三人分手，……北京为宋星五所有。”见孙殿起编《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5]见丁福宝《古钱大辞典》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0页。
[6]见丁福宝《古钱大辞典》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6页。
[7]关于《鲁迅日记》所记购物用钱的货币单位，邓云乡先生曾解释说：“在先生的日记中，记有 ‘泉、券、银、元、角、分、枚、文’八种货币单位名称：泉是钱，银是银元，元、角、分指银元及其辅币单位。枚、文都是铜元的叫法。券是指钞票，而且是指不能十足兑现的钞票。”见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五、生活杂摭》，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11页。
[8]对鲁迅先生所用的铜元（即清末民初的铜元），邓云乡先生介绍说：“清代末年，各省设铜元局铸铜元，所谓 ‘当十铜元’，即一个铜元等于十个制钱的价值，……北京叫铜元，单叫曰 ‘枚’，一个当十铜元叫一枚铜元，一个当二十铜元叫一大枚。五大枚，即五个当二十铜元，等于十小枚，又等于一百文制钱。”见前揭邓氏书，第213页。据此，先生此处所记的“铜元五枚”，应是5枚当10铜元，即制钱50文。
[9]关于李竹齐，据吴凤岗1976年12月10日给鲁迅研究室的函件称：“一九七六年十月访问原琉璃厂 ‘云松阁’主人李尧臣之子李庆裕老先生（现年七十九岁），他是鲁迅先生当年所熟识的人，《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曾提到他。《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六年十期《鲁迅先生对历史文物的研究》一文中也介绍了李和鲁迅的事迹。据李说鲁迅常去他家开的文物店购物，他家门上的横匾是 ‘李竹庵’三字，是他祖父的名字。两横匾是何人题字，已记不清。窗上的横匾是 ‘云松阁’三字，是店名。据告云松阁古玩店在西琉璃厂路南一百四十九号，一间门面，门靠西，窗靠东。门东西两边各悬一长匾，文字相同：‘云松阁收买古钱’。此外，琉璃厂当时并无李竹齐或李竹庵其人其店。”见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32页。按：鲁迅笔下也记过“李竹庵”。《鲁迅日记》1924年9月18日日记云：“在李竹庵家买玉屯大小二枚，二元。”然据邓云乡先生考证，鲁迅先生当年去琉璃厂买古董的铺子是“松云阁”，而非“云松阁”。先生日记提到的“云松阁”其店与李庆裕其人，皆与购买花木树苗有关。“松云阁”与“云松阁”似是两家字号，一为古玩铺，一为花厂。详见前引邓氏书，第19页注文。
[10]见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四章《钱布下》中所列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11]见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五章《刀货》，第101页、第四章《布钱下》中所列表，第68页。
[12]详见前揭丁福宝《古钱大辞典》上册之“图录”，第353页，下册之“释文”，第1196页。
[13]按：《鲁迅泉志稿图释·四 鲁迅钱币日记》释为“夕（齐）贝”，第250页。
[14]见高英民、张金乾《中国古代钱币略说》，地质出版社1996年版，第84页。
[15]见《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第267页。
[16]按：前揭《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将此钱注为“五代十国”，显误，第267页。
[17]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所配钱图为“建炎通宝”，不知何据，第267页。
[18]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所配钱图为“绍兴元宝”，亦不知何据，第267页。
[19]不过，高英民、张金乾在《中国古代钱币略说》中论及方足布的铸造时说：“平首方足布由春秋时期的平肩弧足空首布演变而来，因其面文所标明的城邑多在三晋及周王室辖地，因此这类布钱属于三晋及周王室铸币。”第20页。
[20]据高英民、张金乾的看法，此种“安邑”圆足布实为釿布，见上揭氏著书，第29页。
[21]王毓铨先生说：“李佐贤把它分为二字读作 ‘八匕’自然是错了，但刘心源把它读作 ‘分’也不对。这个字乍看起来很象金文的分（
）字，其实这是个 ‘半’字。”见前揭王书，第9页。
[22]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所配“半两”钱图，注为“汉代”，不知何据，第272页。
[23]见前揭丁福宝《古钱大辞典》上册，第292页。
[24]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为“汉元通宝”所配钱图为行书“氵”，不知何据。第279页。
[25]王毓铨先生说：“所说三字齐刀当是 ‘齐法化’刀，四字者当是 ‘齐之法化’刀。”见前揭王书，第102页。
[26]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为“至正通宝”所配钱图为八思巴文“寅”字，亦不知何据，第279页。
[27]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为“至元通宝”所配钱图为面文八思巴文“至元通宝”，即元世祖朝所铸钱，不知何据，第297页。
[28]鲁迅先生所购古钱类书籍，除文中所述四种钱谱外，尚有《四朝钞币图录》和《古泉精选拓本》，分别见于1915年9月21日日记与1918年6月22日日记。《四朝钞币图录》，是罗振玉编辑刊行的金、元、明、清四朝纸钞与钞版图录的汇辑；《古泉精选拓本》二册，则由神州国光社石印刊行。先生为购藏、研究古钱所做的文献储备，于此尽见。
[29]按：《鲁迅泉志稿图释·五 鲁迅钱币日记图注》为安邑币所配钱图为平首圆肩圆裆平足、面文为“安邑二釿”布币。安邑釿布，有安邑半釿、安邑一釿与安邑二釿三等币，何以知先生此钱为“安邑二釿”币？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