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孤独的伦敦人》中的身份迷失

塞缪尔·赛尔凡是20世纪50—60年代英国黑人小说家的杰出代表，和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同为英国黑人小说以至英国文学的发展做出长足而持久的贡献。他的写作生涯开始于记者的工作，随后的编辑工作和诗人身份也使他的创作水平得以锤炼，而丰富的生活经历也为他的写作带来很多启发和灵感。赛尔凡在50年代时突然意识到，黑人移民在英国生活中的问题、窘境和抱负以及他们独特的英语表达都可以成为绝佳的创作素材，于是他以《摩西三部曲》记录下英国黑人在伦敦生活中的困苦和成长，其中《孤独的伦敦人》也被视为五六十年代英国黑人移民的写照。

赛尔凡1923年出生于特立尼达，成长在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种族融合的街道，因此特立尼达城市中杂合的氛围构成他独特的生存环境。这种克里奥尔化的环境意味着，生活在你周围的人不论种族或信仰，都是真正的特立尼达人（Nazareth,2008:423），因此赛尔凡也视自己为特立尼达和加勒比人，而非刻意寻找自己的种族归属，他将特立尼达和加勒比视为自己的起点和终生都会背负的身影（Selvon,1987:24），但是他的根却扎在他处，因为他注定要属于整个世界（Roberts&Thakur,1996:98），属于远离加勒比故土的流散群体。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为赛尔凡提供了有利的文学氛围，他的首部伦敦小说《孤独的伦敦人》主要描写20世纪50年代一群加勒比移民在伦敦都市的经历。故事的开篇，主人公摩西（Moses Aloetta）受朋友所托，在一个浓雾弥漫的冬夜到滑铁卢车站去接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这位名为亨利（Henry Oliver）的新到者绰号叫加拉哈特（Galahad）。后来的叙述则是有关加拉哈特和其他加勒比移民在伦敦两年的生活经历，间或穿插摩西在伦敦过往10年的种种境遇。整部作品没有完整的情节和明显的线索，而是由多个片段松散组合而成，涉及多位加勒比移民在伦敦的流散生活。

黑人移民们初到的伦敦就如同沙漠或者荒野，他们无法找到任何熟悉的景致为坐标，以至于迷失自我。人类通常在无法确定归属的时候就会考虑身份认同的问题，此时他们无法在众多的行为风格和模式中进行自我定位，也无法确定周围的群体是否会接受和认可这种定位从而妥善处理双方之间的存在关系。因此，身份构建的缘由是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Bauman,2000:18-19）。在身份认同概念沿革的历史中，有关身份的含义和构成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对抗的观点。在传统观点中，身份是建立在相同和相近的属性基础上的，包括但不局限于种族、语言、宗教、历史、地域、文化和政治（Hall,1994;1996）。对这些属性的关注和研究自然会涉及生存空间、社区、家庭和职业等具体的问题（邹威华，2007:84）。《孤独的伦敦人》中的黑人移民在伦敦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们所处环境中的物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面貌，随即也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空间观念、家庭构成等因素产生影响，最终影响他们的身份认同（Huot&Rudman,2010:68-70）。

一 充满敌意的生存空间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空间的关注促使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提出跨学科的空间转向，他在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思想的启发和影响下认为，未来的空间时代（Foucault,2002:229）将代替19世纪对时间的痴迷。索雅的观点将空间理解为对人类生活产生全面影响的社会和文化构建，“社会、时间、智力和个体都具有无法摆脱的空间属性”（Warf&Arias,2009:7）。当代的流散、后殖民、全球化和虚拟互联性研究都会涉及空间对身份构建的影响，诸多人文研究的观点也能够证明，个体的身份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曾经和现存的空间。因此都市空间是人们通过行动来构建身份认同的场所，同时也会因为此时此地的需要而进行调整（Wright,2000:26）。

《孤独的伦敦人》中的伦敦都市是黑人移民赖以生存的空间，为移民们的行为和生活提供场所。小说的开篇就将伦敦描写为陌生的都市荒野，但是也偶尔闪过移民们的身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伦敦笼罩在一种虚幻的氛围当中，城市上空的迷雾久久不肯睡去，灯光昏暗而摇曳着，仿佛这座城市根本不是伦敦而是异星球上陌生的城市。摩西·艾洛塔在切普斯托（Chepstow Road）和维斯特波恩（Westbourne Grove）的街角跳上46路公交车，要去滑铁卢车站接一个朋友，他乘船从特立尼达远道而来。”（Selvon,2006:23）这段描写中凸显出的伦敦的虚幻氛围似乎在呼应着T.S.艾略特《荒原》中虚幻的城市，诗歌中亦是反复强调伦敦城市的陌生、敌意和遥远。弥漫在城市空中的浓雾带来压抑和倦怠的感觉，进而导致远道而来的黑人移民在迷雾中迷失自我，从而阻碍他们认清自己的身份。根据身份的构建观，人类个体应被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因此身份认同也并非单纯由人类的生物属性所决定；个体对身份认同的把握和掌控会依据时间和空间的转变而发生变化（Gergen,1991:24）。因此个体所处的具体时间和空间对身份构建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中冷漠和敌视的都市显然无法为移民的身份构建提供良好有利的空间，因此会直接和间接导致他们身份的迷失。

摩西在小说开篇时去火车站接的朋友亨利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黑人青年。摩西在日后与他的交往中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加拉哈特”——成功找寻到圣杯的亚瑟王骑士——来凸显他的坚定和自信。加拉哈特在抵达伦敦后尝试独自寻找政府救助办公室的地点，“他离开摩西后便朝着地铁站走去，他站在那里看着所有行人忙忙碌碌，行色匆匆，一种深刻的孤独和恐惧突然占据了他全身”（Selvon,2006:23）。更重要的是，周围的环境也让他觉得不甚舒服，“一种似雾似霾的东西盘旋在冬季清晨的上空。太阳发出耀眼的光芒，但是加拉哈特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的太阳，它就像一个催熟的橙子高高悬挂在空中，没有散发出丝毫的暖意。当他抬起头来，天空的颜色是如此苍凉和暗淡，让他更加恐惧”（24）。异国的陌生空间很快搞得他头晕目眩，而拥挤的街道上的路人都是行色匆匆，噤若寒蝉的他无法向他们求助。最后还是尾随他的摩西将他从伦敦的荒漠中解救出来，并且告诉他这里的人们相互之间经年不相往来（25），这和他们的故乡截然不同。赛尔凡在描述伦敦都市中使用沙漠的隐喻是富有深意的，因为埃德蒙·贾布斯（Edmond Jabes）认为，在沙漠的空间中人类的脚步和印记注定要被掩埋，因此我们来到沙漠中无法构建身份，而是迷失身份（1987:4）。

伦敦都市的大空间对黑人移民充满敌意，导致他们迷失自我；然而他们租住的一隅空间或是千金难求，或是让他们倍感压抑。久居英国的摩西的悲观失望与初来乍到的移民们的意气风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前者非常清楚黑人移民在伦敦即将遭遇的肤色隔离（colour bar）（Selvon,2006:29）。移民们通过求租住房的经历会逐渐意识到，英国的很多地方对他们来说都是禁止入内的，因此黑人青年们经常会遇到“保持白色的沃特”的标语（89）。普罗克特（Jamee Procter）认为，战后伦敦的私人住处和寓所对黑人移民的监管和限制相比公共场所更加严格，英国社会对于黑人移民的民族焦虑和恐慌通常会围绕住房问题而积聚和爆发（2003:22）。因此当一位年轻的黑人移民请求摩西说，“我们有钱，我们只想让你帮忙找个地方住下，告诉我们如何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摩西倍感犯难，嘟囔着说，“这比要钱更难”（Selvon,2006:3）。

列斐伏尔（2008:168）提出，社会和自然空间并非仅仅为人类行为提供场所，空间本身是活跃的，并且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中具有创造和再创造的功用。然而黑人移民们所蜗居的破旧不堪的住处显然会压抑他们的自信和自我意识，从而妨碍他们身份认同的形成。黑人移民居住区的“房子都是饱经风霜的，显得老旧和灰暗。墙上的裂缝让人想起《庞贝古城最后一天》”（Selvon,2006:59）。加拉哈特在伦敦的住处是一处地下室的小屋，当他和约会的女人黛西“走下地下室的楼梯后，加拉哈特笨拙地摸索着钥匙，当他将门打开后一阵过期食品的气味、脏衣服的气味、潮湿发霉的气味和一股灰尘便夺门而出”（81）。摩西在英国十余年的生活中的大部分光阴都是囚禁在昏暗的地下室中的，“你要在一方狭小的空间中做所有的事情——睡觉、吃饭、穿衣、洗衣、做饭和生存，如此难免会产生被囚禁的感觉”（134），其住所堪比监狱。科伊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与死亡对话》（Dialogue with Death,1983）中描述他在塞维利亚中央监狱（Seville Central Prison）的经历，同时谈及空间对身份构建和改变的影响，“在监狱般的空间环境中，他无法躲避性格和身份转变的命运”（1983:373）。科伊斯特勒的观点暗示出，监狱的环境非但会引发而且会加深身份危机。

除此之外，科伊斯特勒在《与死亡对话》中还描述监狱生活的日常和特点，例如鲜有访客和朋友的到来。赛尔凡也在小说中提及黑人移民在伦敦没有朋友和访客，“伦敦没有人能够真正接受我，他们能够容忍你的存在，但是你却不能走进他们的房子去坐下、吃饭或者聊天”（Selvon,2006:129-130）。黑人移民所处的异托邦（heterotopia）空间让他们彼此之间也产生疏离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们隔壁房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其他人如何生活。伦敦就是这样的地方，它被分割成无数个小世界，你待在属于你的世界中而无法知道其他人发生什么，除非你看到报纸上的新闻”（60）。监狱般的生活就是去人格化和去个体化的过程（Fludernik,1999:70），因此逐渐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沦丧和消失。

科伊斯特勒在小说中描写的监狱空间和《孤独的伦敦人》中黑人移民所栖身的私人空间恰好吻合，黑人移民们在伦敦的住处也如监狱一般，其中的异托邦的空间环境会诱发出无根的梦幻世界，致使他们与外界世界和自己的过往产生疏离感。这些空间经历都致使他们丧失自体感觉，同时产生空虚和眩晕的感觉，进而丧失独立自主的思想（Foucault,1995:236）。因此，黑人移民在出租屋中的生活经历就是集体被他者化的过程，禁锢的生活引发强烈的疏离感，导致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进而丧失自我身份。

二 移民共同体（community）的缺失

共同体的概念可以从各种视角来理解，但是总体来说是指有组织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他们通常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区域，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并且深刻意识到自己群体身份的特殊性。《孤独的伦敦人》中年轻移民们在伦敦都市中处在漂泊无依的失重状态，种族排斥的社会环境使得移民共同体的构建对移民的生存不可或缺。赛尔凡在故事中也将西印度群岛移民共同体的构想作为他们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场所，由此为他们提供构思和表达反种族歧视思想的空间；而黑人移民在小说中的行为也能够说明他们对共同体的需要。

每个周日所有黑人青年都从各自的工作场所或者住处聚集到摩西的住处，他们以风雨无阻的聚会来对抗都市生活中的种族隔离和分裂的特性。虽然后来摩西搬到一处仅容单人存身的地下室公寓，但这处简陋的住处仍然是年轻人聚会的地方。“年轻人每周日的早晨都会到摩西的住处来谈天说地，就好像去教堂一样。”（Selvon,2006:138）因为“这里真是一个孤独和悲惨的地方，如果我们无法时常小聚，谈论点家乡的事情，那我们就像生活在地狱中。这里不像家乡那样，到处都有好朋友”（126）。故事中绰号为大城市（Big City）的黑人移民也表达出对社群生活和集会的渴望，他说如果自己赢得足球彩票后会把整条街的房屋全部买下，然后分给那些黑人青年们，“过来，到这里找个地方住吧”（97）。更具深意的是，大城市将该空间想象为黑人专属的，他说自己将会在所有告示牌上粘贴通知说，“请保持黑色的沃特，禁止白人涉足”（97）。黑人移民的所想和所说表达出他们对移民共同体的渴望，这些共同体作为凝聚和团结的机制而存在，能够起到保护其成员的作用，同时也通过连续而深刻地发掘群体身份的特殊性以及周遭环境的他异性方式来塑造和加强身份认同。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1997:28）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归纳出三种形式的身份构建，每种都会引发各自的社会协同形式，其中之一便是抵抗性身份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抵抗性身份认同的构建者们通常会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排斥，因此他们会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方式来对抗压迫，同时也加强主流和新生意识形态机构之间的界限。

然而对黑人移民们来说难能可贵的共同体以及其中的群体意识在移民初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移民共同体的构建和存在需要以稳定的聚集空间为基础，共同体内的成员应该有相同或相近的生活和行为场所。而《孤独的伦敦人》故事发生的背景却是正在酝酿的1962年的《联邦移民法案》（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其目的就是限制有色移民的涌入。作为资历深厚的移民，摩西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英国日益敌视和压抑的气氛以及围绕着移民和住房问题而产生的民族恐慌。因此他肩负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移民们分配到伦敦的各个角落，从而避免他们在特定的区域扎堆聚群而变得分外醒目。摩西将这些小伙子们送到不同的地方，并且告诉他们“现在沃特聚集的太多，你试试克拉珀姆（英格兰伦敦南部地区）……你们三个去英王十字车站”（Selvon,2006:3）。“所以摩西就像政府的福利工作人员那样把所有的小伙子们安置到城市的各个区域，因为他不想让他们都聚集到沃特（贝斯沃特），情形已经非常糟糕了。”（3-4）这些加勒比的流散者就此散落在城市的各处，同时也被一些反复出现的地标性的建筑所限制：西面的诺丁山、东面的马布尔和北面的贝斯沃特（4）。摩西将黑人小伙子们分散到城市各区的行为象征着西印度群岛黑人流散者继加勒比流散后经历的第二次流散，黑人移民抵达伦敦后随即被剥夺应有的权利而流放到都市的各个角落，摩西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努力创建流散者的社区，而是将伦敦变成分散和隔离的场所，因此赛尔凡才会萌生孤独的伦敦人的想法。

这种二次流散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移民共同体构想的幻灭，因此年轻的黑人移民就无法在其提供的想象空间中构建抵抗性身份。同时，共同体具有保存和传承文化的作用。文化身份是一种共享的文化，一个集体的真实自我，隐藏在很多浅薄的和人为的自我后面，将很多拥有相同历史和血统的人联结起来（Hall,1994:394）。身份的迷失与文化传承的断裂息息相关，因此黑人移民必然距他们身份构建的梦想更加遥远。

三 就业市场的歧视

在人类社会中，个体所从事的工作和社区活动、礼节仪式以及宗教信仰等同样负有社会和心理功能，能够将共同的目标和身份认同赋予所有从事该工作的个体。职业作为意义的媒介能够向他者传递有关“我们是谁”的信息，因此也是构建和表达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Jahoda,1982:132）。同样拉利伯特·鲁德曼（Debbie Laliberte-Rudman,2002:14）也认为职业和身份是紧密相关的，同时提出两者的辩证关系，因为个体可以通过职业行为的方式来实现动态的身份构建。赛尔凡小说中另一个黑人移民难以融入的地方就是就业市场，故事中的工作领域也能够证明战后英格兰种族歧视的严重性。道森（Ashley Dawson）就曾经指出，战后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化和隔离的趋势，政府和资本相互配合从而使白人从事专业性和技术性工作，而黑人则从事体力劳动。道森进而说道，这种隔离现象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而逐渐合法化，有色人种无论具有何种资格都被认为无法胜任技术性工作（2007:11）。

《孤独的伦敦人》的加拉哈特带着美好的愿景和一支牙刷作为行李跋涉来到英国，因为他坚信自己随时可以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因此当摩西问他行李在哪里时，他回答说：“什么行李?我没有带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包小包地带过来。当我开始工作挣钱后我再去买。”（Selvon,2006:13）当他来到当地的就业办公室便看到到处张贴的标语，鼓励和动员人们加入邮政系统或者服兵役，他顿感信心倍增，认为凭借自己在特立尼达多年的从业经验可以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因此决定做名电工。加拉哈特在求职同时也试图通过职业的方式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性，证明自己在与纷繁复杂的环境产生互动后还能够保持原有的身份。拉利伯特·鲁德曼（2002:14-15）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职业的手段来向自我和他者传递“我是谁”的信息。也就是说，加拉哈特的故事说明职业如何能够为个体创造机会来构建和表达身份，同时维护身份的连续性。但是当他离开就业办公室后，摩西就奉劝他立刻回去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愿意从事能够找到的任何工作（Selvon,2006:47）。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加拉哈特被职业介绍所告知无法获得相应的工作。他和所有移民一样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做着收入微薄的体力劳动。这种职业生涯的断裂同时也预示着身份认同的危机。

在后来的求职过程中，摩西将加拉哈特带到隔壁劳工部的办公室——社会保障金和失业救济金的发放处，同时也是劳动市场种族隔离政策和私有化的资本利益明显体现的地方。在此加拉哈特的档案材料被标记为J-A,Col.，意味着他是来自牙买加的有色移民。摩西解释说，假设有空缺的职位而他们想要派送工人，他们首先会弄清楚该公司是否想要有色人种的员工，这样会省去很多麻烦和节省很多时间（46）。劳工部之行意在强调前殖民地移民在英国面对的种族障碍，因此加拉哈特在抵达伦敦的第二天就因为肤色隔离的原因而在身体自由和财富获得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这种因为肤色原因而招致的隔离也影响到加拉哈特的职业选择，个体所从事工作是他社会角色的组成部分，而社会角色又是身份构成的基础（Callero,1994:240）。因此失业和无法人尽其才的工作都是对个体身份认同的严重挑战，由此形成的身份过渡（status passage）意味着个体将要面临社会地位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其无法维护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从而对其身份认同构成威胁（Ezzy,1993:44）。

如果职业介绍所之行能够突出西印度群岛移民在战后种族隔离的伦敦在上升空间和就业机会方面遭受的限制，那么赛尔凡对具体就业岗位的描写就更加突出了黑人移民在物质和精神自由方面所受的限制。绰号上尉（Captain）的黑人试图在铁路站场求职的经历也能够说明同样的问题。就业办公室帮助上尉找到一份铁路站场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工资是7镑（Selvon,2006:51）。但是当上尉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情况却发生改变；后来摩西解释说，他们虽然给你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但是真正的目的却是要你在站场搬运沉重的铁块。他们认为这是适合我们的工作，而把那些轻巧的办事管账的工作留给白人员工（52）。上尉在铁路工作的经历在揭露战后伦敦劳动力市场的种族隔离的同时也反映出，铁路作为英国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对黑人移民来说却并非象征着自由和流动，因为上尉无法获得铁路所象征的自由的流动。相反他发现，铁路站场是个禁锢和隔离的空间——“上尉被带到火车站的后院，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生活在伦敦的人们肯定不知道火车站的后院竟然是如此荒无人烟和令人沮丧，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上尉能够看到的就只有满院子的铁轨和铁块以及散落在各处的电缆线，他觉得这里就如同地狱一般。”（35）职业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个体获得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从而维护其自尊和帮助其身份认同的构建。然而上尉工作中闭塞的空间意味着他无法获得与同事和朋友交流的机会（Bolton & Oatley,1987:458），而正常的人际交往和友情又是身份认同构建的基础，因此上尉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环境非但无法帮助他构建身份，反而会对其形成阻碍。这种阻碍的原因是后殖民时期的种族隔离，这种隔离象征着殖民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在去殖民化时期在英国社会内部得以再现。

摩西对自己10年的伦敦生活也是失望透顶，他在工厂值夜班包装金属清洁球的收入非常低微，令他甚至难以应付房租和食物这种基本的生活开销。故国其他移民经受的重重磨难也让他痛心疾首，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几乎所有黑人移民都失去了工作，加拉哈特的处境尤其糟糕，他甚至偷吃广场的鸽子来解决温饱问题。发现他偷窃行为的老年妇女惊声尖叫，“你这个残酷的魔鬼，你这个杀人犯”（Selvon,2006:124）。这个遭遇让加拉哈特意识到，他在英国的处境和待遇都不如动物，人们宁愿看到他饿死也不愿意猫和狗被他吃掉（123）。摩西和加拉哈特等黑人移民在英国从事的繁重低贱的体力劳动以及经常面临的失业危机会使他们深陷一种饱受指责和误解的社会地位，进而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身份，因此黑人移民在失业的同时也必须面对着被毁掉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Goffman,1963:23）。

四 家庭生活的无望

如果身份构建是对所有不确定因素的规避，那么身份就是个体自我定位的方式，也就是个体将自我安置在有关历史和过去的叙述当中（Bauman,2000:19）。家庭能够为所有成员提供探究历史的渠道，因此德格罗特（Jerome De Groot）提出，家庭历史能够为所有个体成员提供安全感和身份感，以及一种对自我的感悟和洞见（2009:79）。个体在研究家庭谱系时会将自己沉浸在历史当中，而这种历史随即也成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任何人都需要在通晓过去的前提下展望未来，个体所进行的历史调查和研究为他们提供关键的身份意识，从而帮助他们将对现在的理解历史化。另外，家庭对所有个体来说还是文化的载体。个体在家庭的环境中通过在代际之间承袭和传递家庭传统和文化观念的方式来维护身份的连续性，同时可以在家庭的语境中探讨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互动以促进身份认同的构建（Foner,1997:965）。

然而赛尔凡在故事中刻意背离传统的男女关系和家庭观念，安排加拉哈特和其他黑人移民约会女性或者妓女，带她们回住处发生一夜情，由此表现出黑人男性移民散漫放荡的形象。对他们来说，女性仅仅是可供观赏的景致或者可供诱惑的对象。故事中的上尉认识“一位衣着时尚的奥地利女人，冬天穿各式的裘皮，夏天穿裙装引得男人们频频回头，吹口哨调戏。只要上尉有个地方待着、有张床，他们俩就觉得万事无忧。当上尉流离失所的时候，他就带着她各处寄宿”（Selvon,2006:34）。加拉哈特也是如此，他在闲散放荡的约会中将更多的关注和渴望投入伦敦的空间和景观中，而非他的女性伴侣，“他约会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他要去那里（Charing Cross）赴约的事实让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84）。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千篇一律，她们都没有具体化和个性化的描写，而是被客体化为“穿白衣的女人、一只小猫、一个物件”等。故事中的女性无从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由此沦为男性借以炫耀自我的工具。故事中的男性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而其中的女性则是停滞不前，这在海德公园这个幸福的猎场（107）中就清晰可见。男性在这里自由地追逐女性，而女性们则成为被动的猎物，她们的数量会因为每年新鲜血液的输入而增多（107）。男性同时也被描述为漫游在伦敦公共空间的狩猎者，搜寻着自己中意的目标；而女性也再次沦为被动的客体。《孤独的伦敦人》中的黑人男性漫游在城市各处搜寻异性目标看似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利和选择，但是同时也再次凸显出故事中性别差异和种族等级制度。然而黑人男性在追求女性方面的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享受更多的性自由，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系统的权力结构中上升自如。相反，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故事中的男性对正常男女关系的背离使他们无法树立家庭观念。

哈罗德·巴勒特（Harold Barratt）认为，赛尔凡笔下的西印度群岛男性倾向于将女性客体化，就像他们自己被英国社会客体化那样（1988:18）。这也许是书中男性对女性的殖民控制和压迫，但是同时更能说明故事中的黑人移民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维持生计当中，从而无法与女性保持稳定的关系。因此当摩西听说上尉产生结婚生子的想法时竟然大为震惊，但是这段婚姻并没有改变上尉的生活。婚后的他“仍然过着单身时候的生活，他在晚上的时候会和他的法国老婆待在一起，当她睡着时他会立刻披上衣服起身离开，就和他婚前并无二异。婚姻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改变”（Selvon,2006:44）。婚后的他依然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没有归属。故事中的路易斯（Lewis）是另一位已婚男性，夫妻结伴从加勒比移民英国，但是最后也分道扬镳。英国的流散生活已经完全摧毁路易斯的自信以及对妻子的信任，因此他总是在怀疑，当他在值夜班的时候，独自在家的妻子会吸引成群的男人到他们住处的周围。路易斯“非常焦虑，想象着他在工厂忙碌的时候他的妻子会做出的种种事情。最后他将艾格尼丝痛打一顿，以至于她永远离开”（55）。后来路易斯去拜访摩西时还向他请教如何做一名快乐的单身汉（57），而其他移民男性都是单身。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进行空间研究时提出“幸福空间”（felicitous spaces）（1994:xxxv）的概念，他认为家庭就当属幸福空间的范畴，它能够承载个体的记忆，加强他的个体性和自我意识。然而英国社会的性质和移民们被殖民的背景导致他们无法获得物质成功，进而阻碍他们建立家庭。赛尔凡笔下的黑人移民无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也无法在正常家庭环境的支撑下认识自我和构建身份。因此，传统家庭生活的缺失也构成他们身份迷失的原因。

小结

在伦敦10年的生活经历让摩西意识到，英国社会决不允许黑人移民离开他们昏暗的地下室和收入低微的工作岗位。赛尔凡曾经在各种语境中对加勒比流散者在英国的经历的特殊性做出评价，他将黑人移民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流散生活与英国对比，强调后者社会严苛的等级制度以及英国社会偏狭的特性是影响移民们得以接受和包容的主要因素（Roberts&Thakur,1996:91-92）。伦敦上空弥漫的疏离和冷漠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英国的民族焦虑感，英格兰并非情愿接受英联邦的黑人或者其他有色移民，害怕前殖民地移民会对英国的民族认同产生威胁。赛尔凡同时也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去殖民地化和现代国家构成时期同时也是种族主义的形成时期，英帝国时期殖民地统治中的种族主义排斥和种族主义等级制度正在逐渐渗透到战后的英国社会内部。因此，赛尔凡也是在以《孤独的伦敦人》的方式探究殖民地时期的种族主义等级制度和种族隔离现象在现代民族国家机构中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