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篇——英国黑人的身份构建
引言
英国黑人移民自从抵达伦敦初始，在面对工作和住房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面对身份的问题。流散的旅程和英国的歧视会共同引发他们身份的危机，而旧身份的危机和丧失同时也意味着身份构建过程的开始。由此，身份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特自我的宣言也成为当代英国黑人小说中经久不衰的话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到新世纪时期。其中的部分小说更是以作者的自传和半自传的形式写成，通过追溯个体、家庭和种族历史的方式来讨论身份问题。
身份的概念当然并非单纯因为黑人移民的流散经历而产生，其概念最早是通过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研究而进入公众的视线（Erikson,1968）。埃里克森把作为人格定义的身份与自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同性或连续性联系起来，然而也有其他研究者更加强调独特性，因为正是独特性才将个体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区别开来（Baumeister,1986; Brewer,1993:150-164; Rouse,1995:351-380）。埃里克森继而将个体失去同一性和连续性的现象称为“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也将身份危机视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正常和必经的时期，但是他认为成年人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就是具有病理属性的。他认为健康的身份发展状态意味着一种对相同性和连续性的活跃的主观意识。
虽然埃里克森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研究身份问题，但是他仍然强调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在身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使用“心理社会身份”（psychosocial identity）的概念强调两者的重要关系。心理社会身份指的是个体需要意识到“我是谁”的问题，既作为单独的个体，又作为家庭、群体和社会的成员。社会群体在身份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也在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y Tajfel）的研究中得以强调。泰弗尔认为，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被内化为自我观念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个体身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Tajfel,1981）。布鲁尔（M.B.Brewer）也认为，社会身份认同是解决两种矛盾需求之间内在冲突的妥协。一方面，个体需要保持独特性从而与他人区分；另一方面，个体也有安全和同化的需求（Brewer,1991:475- 482; Brewer,1993:150-164）。社会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通过强调自身群体的独特性以及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来满足分化的需要。同时，同化的需要可以由特定群体成员之间的团结感来满足。
社会科学研究强调群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过程，而文化研究则关注群体和共同体的起源、历史和文化，而“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也有两层含义（Hall,1996a:110-121）。首先文化身份与共享文化相联系，意味着一种被拥有共同历史和血缘的人所共享的群体真实自我。由此文化身份所蕴含的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准则能够起到统一和团结的作用，并且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提供稳定、连续和不变的意义参照系。这种身份的概念化就是要揭示特定身份的本质，例如作为英国人或者非洲人意味着什么。文化身份也关注历史的探究，从而揭示特定身份隐含的根源和连续性。文化身份的第二重含义非但关注相似性，还要认识到“我们是谁”和“我们已经成为谁”的历史进程中的差异点。由此文化身份是一种涉及“化成”（becoming）和“存在”（being）的互动过程，既属于历史又指向未来。文化身份的概念虽然根植于历史，但是也在经历过连续不断的变化后扎根当下，从而指导人们按照当下的现实和历史的叙事进行自我定位（Hall,1996a:110-121）。
弗里德里克·巴思（Fredrik Barth）在研究中发现身份，尤其是文化身份不断变化的特征，他也借助边界的概念来界定身份。边界可以是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在将一些人包含为群体成员的同时也将其他人排斥在外。由此，固定的范畴、特征或者文化行为都无法解释社会或者文化身份，而巴思也将身份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群体的特征、文化行为、象征和传统都会在与物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互动中发生变化（Barth,1969）。因此，一个特定身份的内涵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群体之间存在的界限。
然而身份的话语并非仅局限于学术界，身份研究已经从学术研究扩展到社会和政治事件，并且越来越与各种受支配和受压迫的群体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例如有色群体、种族或宗教的少数群体以及女权主义群体（Rouse,1995）。这些斗争会被归为“身份政治”的研究，通常会是集体和公共的，而非个体和私人的。这些斗争的结果通常会被权力所决定，但是权力关系也会因为这些斗争而改变。斗争涉及的非但是对话语权和认可的追求，同时还有合法性和权力；斗争的目的也是寻求其他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的呼应（Calhoun,1994）。
身份的话语已经成为解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主要媒介，同时它也是解释个体和群体以及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文化政治关系的手段（Rouse,1995）。英国黑人移民所面对的身份问题既属于文化身份的范畴，也涉及身份政治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英国黑人的政治意识日益提升，而弗兰克·里维斯（Frank Reeves）和梅尔·切凡尼斯（Mel Chevannes）所总结的五种黑人思想也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和实践指导，这五种黑人精神传统分别为黑人权力（Black Power）、泛非社会主义（Pan-African Socialism）、拉斯塔法里主义（Rastafarianism）、黑人民族主义（Garveyism）和“今日种族式的马克思主义”（Race Today-style Marxism）（Reeves&Chevannes,1984:175-185）。而这些本质主义的黑人精神都体现出或隐含着回归非洲的思想。黑人移民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英国人和无法在英国获得归属感的现实，并且由此强调自己的非洲身份，“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并非英国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在英国的非洲移民必须打破自己在英国所囿于的孤立境地，与全世界其他非洲人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联系”（Black Liberation Front,1987:15）。而建立这种联系的方式便是追溯非洲的根源和历史，但是“如果缺乏非洲遗产的观念形态，如果缺乏对非洲先知应有的尊重，我们就无法召唤祖先的力量”（Molefi,1988:1）。由此可见，本质主义的非裔身份观念处处流露出回归非洲的渴望，以自我身份中的非洲遗产抵御英国社会的同化过程。
然而并非所有英国黑人移民都是如此想法，以斯图亚特·霍尔和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当代英国黑人移民无法再次回归到想象中的神秘非洲，而他们在离开非洲之后所构建的文化和政治身份也无法与非洲紧密相连，“黑人文化的综合和复杂性以及移民生活的全新经历使得未有被沾染的原初的非洲性无法永远驻扎在我们的心中，并且由此生成他异性的魔法来对抗绝对的身份观念”（Gilroy,1993:101）。由此对英国黑人移民来说，物质空间中的非洲回归是乌托邦般的梦想，而英国的生活和经历也是无法抹杀的真实存在。因此埃默切塔也在她所构想的《新部落》中表达出愿意成为英国黑人、愿意成为英国社会组成部分的想法。而安德里娅·利维也在她的作品中表示，“如果英国无法定义我，那我就重新定义英国”（转引自King,2000:6）。这些表述都反映出作家和批评家对英国生活的珍视以及对杂合文化和身份的认同。
英国黑人移民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来寻求和构建真实有效的身份，从而来涵盖和包容自我存在的复杂性。这种全新的身份构建一方面使得非洲的文化遗产能够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也使英国的生活经历得以承认，而两者的融合才能塑造出真实而自由的黑人移民自我。他们的文化和身份自然会区别于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却未必会与之冲突或抵触，而英国黑人移民也希望由此摆脱他者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