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手抄本到印刷书

现在我们提到书籍，一般都指的是纸质的书，而且多半是印刷书籍。除了少数古籍爱好者或研究者以外，现在还在阅读手抄本书籍的人几乎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但是受制于印刷技术及成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手抄书籍一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手抄”是一个相对晚近的概念，它意味着有笔这样的书写工具，因为在远古时代，用刀刻才是最主要的书写方式。例如，将动物的形状刻画在岩洞、石壁、竹子、树木等载体上，这类载体相对而言存放的时间更久，但最大的问题是不易携带。公元前3300年，古代埃及人用芦苇笔和墨水把楔形文字记录在莎草纸上，但是他们阅读的一般并不是象形文字，因为雕刻这些文字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相反使用的是草书体（也就是所谓的僧侣体）。这些文字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用来记录与当时埃及人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信件、货物清单等文档。[1]莎草纸的发明为文件的保存以及古代的书写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因此流传最为广泛。正是因为这个，莎草纸（papyrus）成为“英文 paper，法文、德文 papier，西班牙文 papel（纸）字”等与纸相关的单词的词源。[2]

即便莎草纸的出现降低了书写难度，但是无奈造价十分昂贵，所以直到西塞罗的古罗马时代，莎草纸仍然不是随便就能使用的。即便是有身份的古罗马贵族，如果是要寄送长途信件，为了携带方便会使用莎草纸，但是短途信件只能使用蜡板。这种蜡板用黄杨木制成，可以用金属针或骨针在上面写字，针的后端可以用来擦拭，又称“记事簿”或“记事板”。蜡板一般是几块合在一起放进一个小木箱里储存，然后折叠成一本书的样子，这也是手抄册页本（codex或 caudex）的起源。[3]也有人认为这种木框、木板可以用山毛榉制成，并且英文当中的“书（book）”这个词实际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中的“boc”，意思就是山毛榉。[4]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时，埃及的国王托勒密为了自己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而将莎草纸列为国家机密，于是下令限制莎草纸的出口，直接导致柏加玛斯的国王（King of Pergamus）寻找新的书写材料，因此就有了羊皮纸（parchment）和犊皮纸（vellum）。到公元800年，意大利出现了新的纸张制造技术，即中国在东汉由蔡伦改进了当时的纸张制造技术而发明的蔡侯纸。这一技术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从而为之大幅度降低了纸张的使用成本。不过即便如此，纸张在欧洲的普及也要等到12世纪之后，在那之前价格昂贵的羊皮纸一直都备受各阶层人士的欢迎。费希尔在对于这段历史的总结中表示：“早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体验了 ‘莎草纸之舌’，将阅读转化为获取信息的一种大众化口头工具；他们的后人则认识了 ‘羊皮纸之眼’，从而以缄默的方式传播基督教的信仰。”[5]换句话说，他认为莎草纸时代，实现口语与文字的一体化，也就是所谓听读合一的传统是对古老的声音权力的继续，而这一传统在羊皮纸时代则变成单靠眼睛就能实现阅读的时代。虽然这一观点颇为新颖，但是却缺乏历史的证明。毕竟，莎草纸时代的结束与羊皮纸的开始发生在公元2世纪，而朗读到默读的转换还需要等到10世纪以后才慢慢普及开来。

中国古代会将一册书籍称为“一卷”，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书籍无论是竹简还是帛书都以卷轴的形式储存。与中国古代阅读竹简或帛书一样，在莎草纸时代，要进行阅读必须得将卷起的莎草纸展开，因此“evolvo（我读）这一动作还含有 ‘我展开，打开；熟读，研究’之意，衍生于展开莎草纸书卷这一动作”[6]。从词源还可以看到，手抄本的册页（codex）形式就是来自古罗马的蜡板。拉丁人喜欢用书皮来作为书的里衬，因此拉丁文的“liber”（树皮）也就有了书的意思，而西班牙文的“libero”（书）、英文的“library”（图书馆）、法文的“libraire”（书商）均是来自这个词。[7]手抄本一开始都是使用莎草纸，但是随着羊皮纸的流行则开始取代前者。而且，书籍的封面一般用鞣过的犊皮加上烫金的边框来做，而对于高级的书籍，甚至使用昂贵的摩洛哥山羊皮来做。[8]媒介学家雷吉思·德布雷也打趣地说：“倘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都是素食者，那么历史将会变成什么样？”[9]有人计算过：若把一本《圣经》印在羊羔皮上，需要170块整皮。这么一来，100本《圣经》印在羔犊皮上，需要15000块兽皮。如此高昂的成本，让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夫贺感叹：“如果当时没有纸张的催生，只怕印刷术也发明不出来。”[10]因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考虑，印刷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得有能够匹配的纸张，而这一技术在8世纪由中国传入欧洲。

中国在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前的隋唐时期就已经发明了印刷道教符咒的技术，而这一技术又被广泛运用于吸收了道教符咒印刷技术的佛像密宗捺印和印刷技术中去。“早期道教反对偶像崇拜，故汉晋间道教造像很少。……道教法印上没有刻制过神像，只有类似图画的符咒星象存在。佛教则不同，偶像崇拜在佛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接受道教法印形式后，即在印上雕刻佛像，捺印以祈福，有的则刷印成单张的佛像。”[11]一般认为五代的冯道是雕版印刷的开创者，但是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云：“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例如，斯坦因当年从敦煌掳去的世界第一部带年款和插图的《金刚经》就由王玠造于咸通九年（868）。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引用《柳氏家训序》提到他在成都书肆里看到：“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以上这些发现都说明到唐代中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术。[12]但是，中国彼时发明的印刷术只是雕版印刷术，到了北宋洪迈记载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才被认为是中国活字印刷的开端。敦煌发现中国元代时有了维吾尔文的木活字印刷，明、清两代活字印刷风行，尤为重要的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编纂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直到雍正六年（1728）方以内府铸百万枚铜活字刊刻完毕。[13]费夫贺认为这时候的铜活字并非铸造而成而是刻字于铜，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顺带发明了按照部首排列整理各类铜活字的技术，彼时中国尚未发展出较好的、黏着性较高的墨，因此活字印刷技术一直没有长足发展。[14]随后，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之后由于铜活字耗费太大无法刊刻，只好听从金简建议改为刻制一套木活字，并且挑选部分重要但稀少的书籍刊印。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不好听，遂改为“聚珍版”，因此便有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过此后的几百年里，活字印刷术除了主要应用于族谱印刷以外并没有得到大规模普及。直到20世纪初，西欧通过澳门再次将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中国。[15]一般而言，西方学界多半认为西欧古登堡的印刷术发展是独立进行的，并未受到中国雕版或活字印刷术的影响。[16]而中国由于语言文字等的影响，印一本书需要耗费几十万的铜活字，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考虑，完全比不上木雕版印刷术的成本低廉。由于铜的匮乏曾一度出现了锡活字来代替铜活字。但无论如何，一直都未能在活字印刷领域有长足进步，也就是说，一直都是以雕版印刷作为主流。相反，中国的邻国朝鲜由于国家小、人口少，以政府资助为主的印刷业较早进入了金属活字印刷的时代。[17]这也成为朝鲜印刷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事实上，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及之后，欧洲一直都存在着雕版印刷，但是由于成本高昂，一直没有流行开来。据费夫贺研究，这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棉布压印技术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这种技术根本就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升级。而在纸张制造技术传入欧洲后不长的时间里，欧洲人采用了相同的技术将某些原本印于布匹上的图案压印到纸张上。[18]这也从侧面说明在图像印刷方面，雕版印刷一直具有相对的优势，中国早期也是用雕版来印刷佛像和符咒。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印刷商承接了大量来自修道院的订单，主要就是为了印制宗教肖像。即便到了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存在木雕版印刷的以图像为主或包含大量插图的宗教类书籍（图像的盛行主要是因为宗教宣传的需要及穷人识字率太低的限制）,《穷人的圣经》《童贞女的生平》《人类救赎之镜》《耶稣受难》《圣徒生平》《死亡艺术》等。[19]甚至《穷人的圣经》和《人类救赎之镜》在被印刷商大量翻印之后，都成为版画家临摹的典范。[20]

1450—1455年，德国美因茨地区的金匠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受到该地区流行的螺旋式葡萄压榨机技术的启发，在别人的资助下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其实与他同时进行印刷机研发的还有布拉格的华沃高），并且开印各种历书。他在明景泰七年（1456）完成了《圣经》三卷本的印刷，由于每页有42行，所以也被称为《四十二行圣经》[21]，现如今已经成为藏书家的瑰宝。但是大多数已经被图书馆收购而很少流通于市场，所以著名的符号学家兼藏书家艾柯在被问及收藏之梦时都提到想要收藏《四十二行圣经》，但只在美国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见过残卷，而在梵蒂冈见过奢华的珍本。[22]1461年之前，古登堡还相继印成《三十六行圣经》三卷、《美因茨圣咏》、《康斯坦茨弥撒经本》等宗教著作。[23]

书史专家、法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认为，印刷术之所以在欧洲能够得到发展，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金融家对印刷机研发者的资金支持；第二，当时的欧洲社会已经存在强有力的潜在市场等待发掘；第三，欧洲逐渐兴起了资本主义的市场萌芽。[24]所以，欧洲学者普遍将印刷术的发明归于独立发明，而中国学者也确实并未找到确切的证据证明雕版印刷术在变成维吾尔文或西夏文活字之后如何传到了欧洲，尽管欧洲用木雕版印刷纸牌很可能来自中国的技术。无论如何，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扩展阅读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及传播

汪前进（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1月15日第14版）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与其他书写材料相比，纸的表面平滑，洁白受墨，还可染色；幅面宽大，容字较多，又便于裁剪，做成各种形制；柔软耐折，可任意舒卷，便于携带与存放；使用寿命长，易于保存；造纸原料易寻，价格低廉；用途广泛，既可作书写、印刷之用，又可用作包装材料等。这些无可比拟的优点，使得纸一经发明，便经久不衰，且传播世界各地，为世人所钟情。

从考古发掘的文物可知，早期的纸是由植物纤维（麻类）制成，因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纸，絮，一曰苫也”中的“絮”指的就是麻纤维。1933年，北京大学教授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泊汉烽燧遗址首次发现一片麻纸，“同时出土者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之木简，为汉宣帝年号，则此纸亦为西汉故物也”。直至1990年，学者们在新疆、陕西、甘肃等地先后八次发现西汉初年至末年制造的麻纸，时间均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

到了东汉，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制造麻纸技术的经验并进行技术革新，组织生产了一批质量更好的麻纸。不仅如此，他还突破了木本韧皮纤维的造纸技术，主持研制成功楮皮纸，使得造纸原料更为广泛，推动了造纸术与造纸业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除麻纸、楮皮纸外，又制造出桑皮和藤皮纸；中原地区则普遍使用竹帘床模具抄造，使得纸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书写材料。隋唐五代时期是麻纸的全盛时期，而雕版印刷的发明更进一步促进了纸业的兴旺。唐末南方制造出竹纸，这一时期还发明了在色纸面上饰以金银粉的金花纸、水纹纸和砑花纸。宋元时期皮纸与竹纸由于技术的进步而成为主要纸类，麻纸则因原料问题开始衰落。明朝是造纸术的集大成阶段，其技术也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杀青》中记载下来。中国造纸术在发明之后，开始向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造纸术最早是在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朝鲜半岛造纸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生产的主要是麻纸，后来才有楮皮纸和桑皮纸。现存最早的纸写本是韩国湖岩博物馆馆藏754年新罗的楮皮纸写本《华严经》。朝鲜造有皮纸，其特点是纸质较厚重、强韧而又洁白。明屠隆在《考槃馀事》中谈到高丽纸时说：“以绵茧造成，色白如绫，坚韧如帛，用以书写，发墨可爱，此中国所无，亦奇品也。”朝鲜制皮纸时，基本上沿用中国技术，但工具和技法略有不同。

中国纸与书卷早在2世纪便已传到越南。在汉末魏晋时期，越南北部地区已能造纸。据德国汉学家夏德研究，当时大秦不会自行造纸，所献纸为其在越南所采购，“东罗马使臣或亚历山大城商人来中国广东通商，途经越南时，将当地所造沉香、皮纸充作本国物品向中国朝廷作为进贡礼物”。越南南方的纸是由北方输入。宋元以后，南方也可以造纸。陈朝艺宗绍庆元年（1370年），曾派遣使臣将所产纸扇送给明太祖朱元璋。清雍正年间，越南曾回赠清帝金龙黄纸二百张。晚期越南版书籍多以竹纸印刷，而此纸也与中国纸类似。

日本的造纸术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据《日本书纪》记载，中国纸和造纸术是通过朝鲜传入日本的，“（推古天皇十八年，即公元610年）春三月，高丽王贡上僧昙征、法定，昙征知《五经》，且能作彩色及纸墨，兼造碾硙，盖造碾硙始于是时软”。实际上，日本造纸早于此时，传授造纸技术的是450年从百济来日本的汉人五经博士王仁及其随行的汉人工匠。根据对日本法隆寺、东大寺所藏飞鸟与奈良时代的用纸化验结果，当时造纸原料多是破麻布、楮皮和雁皮。其纸制浆技术同中国一样，用植物灰水对原料蒸煮，更在浆液中加淀粉糊。日本典籍《延喜式》（905年成书）、《令义解》（833年成书）和《源氏物语》（1007年）等中均有关于日本官方造纸机构、材料与类型的论述。镰仓时代以后，日本麻纸渐少，皮纸占主要地位。江户时代手漉和纸得到较大发展。和纸文化在今天的日本仍受到高度重视。

陆上丝绸之路促进造纸术的外传。中原地区有两条陆上通道可达西域：一是从西藏经喜马拉雅山口南下，二是从今新疆经克什米尔至印度西北部。两条通道的中国一侧，新疆在十六国时期（304—439年）已于当地造纸，而西藏从唐初（7世纪前半叶）起就有了造纸作坊。印度造纸法及纸的形制与新疆、西藏类似，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年代为1231年或1241年，因此在12—13世纪印度已有自己的造纸业。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之处都有古纸出土。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楼兰发掘出嘉平四年（252年）、泰始二年（266年）、咸熙二年（265年）和永嘉四年（310年）等魏晋纸本文书，大多为麻纸，说明内地的纸早已传到西域地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九封用中亚粟特文写成的书信，这是客居凉州的中亚商人南秦·万达在311—313年写给撒马尔罕友人的信件，可见粟特人早在4世纪已使用中国纸。

中亚造纸始于唐朝时期。据史籍记载，天宝十载（751）唐与大食在中亚的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用兵，在战争中有一部分唐兵被俘，其中就有造纸匠。阿拉伯人一直在寻求造纸的秘密，故将这些匠人送回国内，要求他们传授技术，这就使得中国造纸术传入中亚地区。阿拉伯学者比鲁尼（973—1048年）在《印度志》中记载：“造纸始于中国……中国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从此，许多地方都造起纸来，以满足当时的需要。”自撒马尔罕兴办了纸场以后，纸张便十分畅销，故呼罗珊总督叶海亚便倡议利用来自撒马尔罕的中国人在巴格达再建一个纸场。纸场投产后，阿巴斯哈里发哈伦·拉施德的宰相贾法尔便下令所有公文一律用纸书写，而不再用昂贵的羊皮。后来，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势力的扩张传播至北非地区。

中国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最早接触到纸和造纸术的欧洲国家可能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纸张出现在西班牙不迟于10世纪。在圣多明各城发现的手写本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西班牙纸本文物，由亚麻纤维制成，又经淀粉糊施胶，与阿拉伯纸类似。这应该是逃到西班牙的前倭马亚朝王子拉赫曼等从阿拉伯帝国带来的。后倭马亚王朝建立后，用纸量骤增，西班牙便于12世纪自行造纸。最早的纸场建在萨狄区，该地盛产亚麻且邻近水源。这是欧洲本土造纸的开端，但大多掌控在阿拉伯人手中。1157年，在靠近法国边境的维达隆城才建立了一个由西班牙人经营的纸场，而该国的犹太人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

由于邻近西班牙，法国人很快便引进了造纸技术，于1189年在埃罗建造了第一家法国纸场，随后又在特鲁瓦、埃松、圣皮埃尔、圣克劳德和特瓦勒等地建造了新的纸场，以满足国内的需求，所造纸均为麻纸，与阿拉伯纸基本相似。造纸术通过另一商路传入意大利。12世纪写成的几份意大利纸本文书被保留下来。整个13世纪，大马士革纸源源不断流入意大利。后来意大利人于1276年在蒙地法诺建立了第一家纸场，生产麻纸。随后他们在技术上做了较大改进，用金属制成打浆器，又向纸内施加动物胶以代替淀粉糊，并生产出水纹纸，使得造纸业飞速发展，至14世纪便成为欧洲重要的纸张供应地。德国最早开始生产纸的是纽伦堡的纸场（1391年），随后荷兰于1428年、瑞士于1433年、波兰于1491年、英国于1494年、奥地利于1498年、俄国于1576年、丹麦于1635年、挪威于1690年先后开始自己生产纸张，至17世纪，欧洲主要国家均有了自己的造纸业。

18世纪以后，随着文化、教育与科学事业的发展，欧洲各国的耗纸量与日俱增。由于单一生产麻纸，原料供应出现严重短缺，人们不断寻找替代物。与此同时，他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造纸术的发明地——中国，寻求中国造纸技术发展的新信息，使得中国造纸新术直接传入欧洲。

后来担任过法国财政大臣的经济学家杜尔阁为了使法国的造纸业走出困境，于1765年请在法学习的华人高类思和杨德望趁回国之机帮助解决52项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其中4项与造纸有关。这两位华人回国后购买了杜尔阁希望得到的中国纸帘、各种造纸原料标本及纸样，连同技术说明材料，通过商船从海路寄给杜尔阁，使得法国的造纸技术得到重大改进，极大地促进了法国乃至欧洲造纸业的发展。

18世纪末，清乾隆年间由中国画师手绘的竹纸制造全套工艺流程工笔设色组画，由在京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寄往巴黎。竹纸制造系列图共24幅，具有宫廷画师画风，因其兼具艺术和技术的双重价值，在欧洲不断被人临摹。现知多套彩色摹本分别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及德国莱比锡书籍博物馆等地。181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艺术、技术与文化图说》中公布了其中的13幅，这些图为后世有关造纸技术的专著争相引用。此组画重点向欧洲人展示了抄纸竹帘的形制及用法、湿纸人工干燥技术和植物黏液的使用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于18世纪传到巴黎，184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儒莲将其中“杀青”（造纸）一章译成法文，刊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刊》上，后又在另一刊物上发表了有关“竹纸制造”的论文。

这些都为西方人提供了中国造纸技术的重要信息。据中国造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研究，从上述所传的组画与文字中至少向欧洲传入了十项新的造纸技术思想与工艺，极大地推进了欧洲造纸术与造纸业的近代化。随着造纸原料的改变、可弯曲的竹帘抄纸器抄纸技术的引进与使用，欧洲在18世纪中叶纸的产量大增。中国抄纸竹帘的可弯曲性体现了一种先进的造纸思维方式，因而具有极大的发展前途，成为通向近代造纸机的必要阶梯。美国著名纸史家亨特说：“今天的大（机器）造纸工业，是根据最初的东方（指中国）竹帘纸模建造的。”

总之，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不仅促进了自身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同时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近代化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