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绵阳六中艰苦岁月，西南联大投身史学

（一）绵阳六中（1942年2月—1944年7月）

绵阳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东北群山，南临涪江，山清水秀。绵阳六中即国立六中，又称山东省联立六中，专门招收抗日战争时期流亡来绵阳的山东省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三千余名学子历经千辛万苦，流亡七千余里，跨越数省，终于1939年年初来到四川北部重镇绵阳。该校先命名国立山东中学，后奉教育部之命，编入战时沦陷区内迁中等学校之序列，正式命名为“国立第六中学”。该校阵容庞大，学类繁杂，初中、高中、师范、高职、农高俱全，全部师生要在校食宿学习。彼时四川省内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地方来集中容纳这所学校，因此只有化整为零，国立第六中学被分成本部及四所分校，在绵阳附近的几个县镇利用庙宇、祠堂、军营、废弃厂房和草棚安顿下来。

漆侠入读的高中部位于本部。校本部地址位于原绵阳城北门外西北郊川西北民生工厂[14]。该厂系民国十一年（1922）邓锡侯倡建，民国十五年（1926）孙震续建而成，后停办。抗战时期山东中学师生流亡至绵阳时，当地政府将该工厂旧址拨给师生用作国立六中校址。以厂址内原有的旧砖瓦房作为校本部办公室，又新盖部分茅屋做高中部教室及宿舍，用茅草搭起大棚，充当饭厅兼礼堂，厂内空地用作操场。从1939—1950年，国立六中校本部一直以此地为校址。总校校长葛为棻，字兰笙，山东日照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原山东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六中校舍和设备简陋，但聚集了不少优秀教师，而且还有自山东运去的一批包括《四部备要》在内的古籍图书。

六中以山东人为主，尤以鲁西各县的为多，各县有同乡会的组织，主要功能在于送旧迎新。漆侠先生到校后，因为他是刚刚从山东战区出来的新生，在巨野同乡会的迎新会上被要求谈谈战区的情况，他就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讲述了在秦启荣和王尚志部的基本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所遇的一些惊险，如第一次去鲁东途中遇见日寇、几次同日伪的战斗状况等。当然也讲了一些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如山东八路军人数虽不多，但其行动统一；国民党游击队则互相火并，行动不一致，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等等。

入学之后，生活极为艰苦。同学们也大多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每天总是饥肠辘辘。有部分学生因饥寒交迫而患病，甚至英年早逝。但对多数同学来说，从前方到后方，从敌占区到祖国和平区，能得片刻的安宁放下一张书桌已属不易，因此每天凌晨和黄昏，在小河和田埂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同学们无力甚至沙哑的读书声。漆侠先生同大多数流亡学生一样，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抗战建家”之类，给这些学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漆侠先生自己对于所谓的仕途政治甚无兴趣，从没有想过搞政治、到官场混个一官半职。特别是因为在抗战初失学达三四年之久，总觉得自己学业上损失不小，因而进入高中后倍加勤奋，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因从小就爱好历史，到六中后，对理工全无兴趣，多把时间耗在文史类书籍上，阅读了大量历史学方面的书籍，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前四史”，当然作为一个高中生，读这些史书时主要是涉猎其中的本纪、列传和一部分志书。高中二年级时，更是矢志学习史学，立定了要做史学家的理想和抱负。

当时在六中教授语文的是年逾花甲、满头白发的赵新儒老师。赵新儒（1876—1952），原名正印，泰城人（今山东省泰安市城区）。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1903年参加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解元，不久留学日本，受到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1908年归国后，供职开封。“七七”事变后入川，以教书为业。在赵新儒老先生的一次作文课上，为了解学生的志趣，由他发给学生纸张，命学生当场作文，“各言尔志”，写篇自传，谈谈高中毕业后的志向。漆侠先生在《自传》中表明自己的志向在于“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追踪于司马子长（司马迁）。这种志向虽饱含了少年意气，却成为漆侠先生思想上的主导和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精神目标。赵新儒老师对漆侠的这一志向激赏不已，他把全班同学的《自传》订为一册，以示鼓励，漆侠先生的文章则放在篇首。此后，漆侠不断到老师住处，赵老师让他选择一些大部头的书来读，以充实基础和涵养学问。漆侠先生考取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后，老先生还亲自到邮局，邮寄了一部老同文版的《文献通考》给他，以方便他学习古代典章制度，同时还寄来两千元钱。由于战时物价腾贵，两千元仅仅够一个穷学生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所需，书籍也因战乱丢失，未曾收到，但师恩难忘，漆侠先生对赵新儒老先生感佩终生。1944年夏高中毕业，赵新儒老先生在漆侠的毕业纪念册上题写了《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他执着、坚持自己选择的事业和方向，不见异思迁、节外生枝，以至于一事无成。[15]（见图1-2）。

绵阳六中里，国民党三青团的势力相当大。漆侠先生入学之前，就已有大批要求进步的同学遭到逮捕；入学之后，此类事情还时有发生。新入学的学生，往往是国民党三青团极力争取的对象。刚入学时，这一组织对漆侠先生也极力争取，但漆先生因为饱受失学之苦，终日用功读书，对此类党派团体没有丝毫兴趣，这才减少了此类扰乱。六中等内迁学校，自然也受到国民党教育部的舆论影响。1942年暑假间，当时漆侠先生结束了高中一年级课程，二年级还未开学，国民党教育部向各学校征求三民主义的相关论文，题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学生们可自由参加。漆侠先生也应征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经济建设的论文，约略从《建国大纲》抄了一些，记得最清楚的是曾经称颂过1936年国家经济出超，认为这代表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为历史上未有的现象。《建国大纲》全称《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中山先生拟定的建设中国的一部计划书。这篇练笔之作本校排名第五。

六中学生还有办壁报的风气，算是学生的写作园地。高中二年级下学期，漆侠和殷作彬[16]、张洪锋出版“莽沙”壁报。漆侠则与同班同学田楷、张元纲和十级一班的金万林等办了一份名为“群意”的壁报。学生办壁报，当然主要是为了练习写作。漆侠写关于历史和游记一类的文章，其余几人写文艺类的短文，在壁报上发表。当时曾经为新、旧诗歌形式、内容的问题发生争论。漆侠因着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偏爱，对当时新体诗歌不太感兴趣，因而支持了旧体诗人和旧体诗词。壁报办了不过一个学期，就停办了。

尽管遭逢国难，绵阳六中的学子们仍时时心系家乡。1942年、1943年抗战胶着之际，中华大地又遭受一场天灾。特大旱灾，夹杂着蝗、风、雹、水等各种灾害，席卷了包括晋、冀、鲁、豫、皖在内的黄河中下游两岸的中原大地。绵阳六中在暑假前后举办了筹赈会，通过演出话剧、京剧类曲目，为故乡山东筹款赈灾。学校还特意刊出专题壁报，让漆侠写了一篇有关山东历史文化的文章，以表达对家乡灾情的关注和抗灾活动的支持。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迁都问题也受到了学子们关注。国民政府自1927年定都南京，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惨案，国民政府最终定都重庆。战时定都何处，成为当时政治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报纸上有多篇文章论及定都问题。1944年春，绵阳六中举办了一场关于定都问题的辩论会，就定都西安还是南京等展开辩论，组织各系参加比赛。比赛中，十级为一组，漆侠和十级四的刘禹轩[17]、徐洪谋（徐伟）代表本年级参加了学校的辩论会，主张定都西安，辩论决赛时失利。

在重庆国统区内，许多学生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状况，对之非常不满。国民党的政权组织与功能已迅速退化，许多国民党党员徒具虚名，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已成为没有实质的空壳，甚至说国民党的形式虽在，但国民党的精神已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起许多爱国团体。蒋介石为把全国的青年组织“统一”控制在自己手中，“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想给已经衰老腐败的国民党增添“复兴力量”,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三青团。1943年春，在同乡兼同班董际云的极力劝说下，漆侠亦勉强答应加入了三青团。由于受学术上成家立言的思想支配，漆侠当时是不愿加入的，曾加以推辞，称在山东已加入过了。但董劝其说三青团为抗日的青年组织，再加入一次也无妨。漆侠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三年级学期末寒假时填表，并于1943年暑假参加了入团仪式。因当时正拼力准备西南联大的入学考试，漆侠不断开夜车备考，身体很坏，在仪式主持人念蒋介石的“训示”时，晕倒在地，由同学送往当地卫生院，因此对训示内容一无所知。暑假后升入三年级，大部分同学都以考取大学为目标，忙于功课，三青团变得徒有虚名。

毕业之前，由六中谢元璐老师帮忙，漆侠与同学张允纲、张溥搬到绵阳县城里住，方便准备功课。谢元璐老师为考古学家，山东章丘人，193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彼时在六中教书。1944年7—8月放暑假后，漆侠与同学又搬到重庆市磁器口的教育学院，为考大学做准备。当然时事政治也是备考的内容之一。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出版之后，许多大学都从其中挑出部分内容做考题，因此同学们差不多都要买一本，漆侠也买了。看过之后，觉得即使从一个爱国抗日的普通学生的角度，对其优劣也应自有判断。他曾对同学董际云和张允纲等说：“这里头也没啥。”董说：“这是 ‘领袖’著作，怎么能这么说？”漆侠先生当时默然。

总体上来说，绵阳六中的生活中受到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影响和渗透，但学生们仍以学业为主，抗日报国是其时思想的主流。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苦岁月中，经历数年失学的苦痛、三年埋首苦读的艰辛，能够考取大学，再回到一个能够安静读书的环境实在是很不容易。在立志求学思想支配之下，漆侠先生对所谓的三青团就更不感兴趣了，甚至对于考取国民党政校的，心里也非常瞧不起。去往云南之前，在重庆海棠溪车站，漆侠和同行同学黄安一起，把三青团团证烧掉了，臂章垫了鞋底。自离开六中之后，就与三青团断了联系。

1944年9月，漆侠先生和好友殷作彬先生一起顺利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史学系。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这年史学系共录取了68人。[18]由于漆侠先生自高中起便抱定献身史学研究事业的人生目标，考取联大历史系离他的人生理想更近了一步，因而更坚定了他追求学术的理想（见图1-3）。

（二）西南联大（1944年9月—1946年7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4年9月至1946年7月，漆侠先生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史学系读书。其间于1945年暑假，曾在澄江村中为国民党教育部清点中山大学书籍。[19]其后在补习学校教过英文。1945年年底，参加“一二·一学生运动”[20]。

西南联大发榜之后，漆侠先生与同期考取的黄安一起，要赶在开学前由重庆赶往昆明。他们先找到六中同乡同学高素真，又找到警校毕业、在警察局任职的司学浩联系寻找车辆。因为时间仓促，加之怕耽误入学日期，于是先乘坐西南公路局的车，经贵州贵阳到云南曲靖，然后换乘火车到达昆明。在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漆侠先生又偶遇在西南公路局任事、后考入复旦大学的同学张洪锋（马骏）。

1.与同学师友的交往

到达西南联大后，漆侠先生与孙鸿冰、黄安、殷作彬（后改名殷新程）四人同住。大约一学期后，孙鸿冰、黄安搬至别处，郝清涛、李群又加入进来。同学之间虽然住在一起，但因政见志向不同，关系或平淡或紧张。1945年冬“一二·一血案”发生后，殷作彬先生思想进步，同住的郝清涛则听信国民党宣传，二人形同陌路。漆侠先生与殷作彬一直同住，且关系最好。

在校期间交往较多的女同学袁敏，系山东曹县国民党的三杰之一袁春霆之妹，思想进步，在马街子工厂小学教书，丈夫是个工程师。

在西南联大，漆侠先生与傅乐成先生学业、生活上的来往较多。傅乐成（1922—1984）字力更，号秀实，幼读私塾，傅斯年先生之侄，聊城市（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著名史学家。1930年，随家迁至济南，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1933年在该校毕业。漆侠先生于1933年暑假后至第一师范附小，至1935年2月读完初小，二人曾先后同在一家小学读书，互相之间亦称同学。傅乐成先生先后在北京辅仁中学、贵州铜仁国立三中高中部就读。1940年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5年毕业。漆侠先生于1944年入学读书，与傅乐成先生有一年的交往时间。两人为山东老乡，常在茶馆里闲聊，傅乐成先生对时局颇有意见，常痛骂当政者，不过对西南联大思想进步的教授也稍有微词。抗战胜利后，傅乐成先生到南京珠江路教会中学任语文、历史教员。1948年夏应聘到国立河南大学任教。后去台湾。

西南联大读书期间，通过黄安介绍，漆侠先生认识了耿象谦。耿先生是云南本地人，开了间小商铺，对黄安、漆侠、殷作彬经济上都有所资助。1945年春到暑假，漆侠先生和殷作彬先生于课暇轮番为行商在外的耿先生看铺子。大概在1945—1946年之际，在汉中的漆侠父亲想回家乡山东谋个差事，却苦于无路费，也曾向耿先生借款约合人民币二百元。漆侠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亦受朋友资助，房仲选就曾寄生活费给他。

校外交往者，多为漆侠先生绵阳六中的同学。高秋田与漆侠先生系绵阳六中同班，后考取安顺军医学校，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时来到昆明。其舅父韩笑燕在云南省公路局任职，住黑林铺，他住在舅父处。高秋田有时来找漆侠先生和殷新程先生，漆、程也有时到黑林铺找高。1953年高秋田在云南党校时曾与漆侠先生通信，后在云南武定中学工作。

与漆侠先生交往的六中同学还有王兆榛（得中）。1944年，王兆榛从国民党山东教育厅搞了一个证件，易名王栗周，由漆侠先生找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并托冯友兰先生，使其取得清华的学籍，凭这个证件被第二批保送入西南联大先修班。

2.在昆明的社会活动

1945年暑假，国民党教育部专员金有巽到昆明，他委托绵阳六中谢元璐老师找到漆侠先生，让他帮忙到澄江清点中山大学书籍。抗战时期的中山大学曾三次搬迁，1939年2月底，搬至距离昆明56千米的山城澄江；1940年8月，又受命从云南澄江迁回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日本投降后，才迁回广州原址。中山大学在云南澄江县办学两年，即1938年10月到1940年10月。留下了一大批书籍，复校后要整理运回。漆侠先生、殷新程先生整理了一个多月的书籍报刊，十分辛苦，酬劳却无几。

暑假后，漆侠先生又与殷作彬先生一起，到抗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帮助整理报纸。主持其事者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助教的杨翼骧先生亦在彼处工作，他们和漆侠先生都是山东老乡，当时却互不认识，也未曾交往。直到1945年北京大学复校后，杨翼骧先生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漆侠先生在北京大学继续学业，学业上多有请益探讨才熟识。

其后为赚取生活费用，漆侠先生又在一个补习学校兼职教授英文，为时一个多月。

当时的各所大学都设有校友会，负责迎新送往、维系乡谊。西南联大也设有绵阳六中校友会，于每年暑假前向母校绵阳六中通信，介绍西南联大的院系状况，欢迎同学们报考。1945年暑假后，漆侠先生曾被推为西南联大山东同乡会副会长，经济系赵镶基任会长。傅斯年先生到西南联大，山东同乡会组织召开欢迎会，赵镶基起草，漆侠先生书写了通知布告。但漆侠先生没有参加此次欢迎会。

3.西南联大期间的思想状况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有“民主堡垒”的称号，漆侠先生进西南联大后曾听到过捣孔（孔祥熙）的呼声，亦听到不少进步的言论。这些进步言论对年轻的漆先生来说，虽有所触动，但影响不大。当时他把精力集中到对书本知识的追求上，两年中埋首读书，矢志成为专家学者。1946年迁校后，六中同学李群因为担忧母亲身体不好，为着将来生计考虑，要从工学院转到法学院政治系。漆侠先生劝他不要转到政治系，认为做国民党官僚无用，还不如转入外文系能学点真本事。总的来看，漆侠先生青年时期在思想上存在着不问政治的总体倾向，虽然对国民党腐朽政治有一定认识并加以反对，但自认为谈不上有多么进步。[21]

这一时期，由于自身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较深，并在国民党游击队中待过两年多，漆侠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明晰。对于一切政党，都持一种排斥的态度，思想上倾向于政治改良。加之立言立德的传统思想主导之下，更促进了他对单纯学术的喜好。1945年10月，国民党杜聿明在昆明将龙云的力量消灭，加强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漆侠先生觉得龙云作为地方武装割据力量，给当地百姓带来灾害，国民党将其消灭，有利于国家统一。而没有意识到尽管龙云在当时还不是进步力量，但由于他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就可以使进步力量在这个矛盾中顺利发展。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之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血案发生，就是国民党在昆明加强白色恐怖的具体表现。

4.在“一二·一学生运动”中

1945年8月起，国共双方在重庆会谈，并于当年10月10日签订了停止内战的“双十协定”。但国民党不久就撕毁协定，发动内战。当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等四校师生5000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的阻挠、捣乱和诬蔑。当晚联大学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闻一多、吴晗、钱端升诸先生讲话，关麟徵部在城墙上放枪。当天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漆侠先生与好友殷作彬先生闲谈，都讲到明天该罢课了。果然次日，昆明3万多名学生罢课抗议，联大也实行罢课。对于罢课抗议，漆侠先生思想上是同意的。国民党舆论喉舌中央社（又被戏称为造谣社）谎称城外有匪徒，借机镇压学生的罢课运动，更激起同学们的愤怒。在罢课初，进步力量与反动分子斗争尖锐。在联大，漆侠先生因埋头读书，报纸都不大看，对学校内的墙报亦仅走马观花而已，因之对整个罢课事件的经过记忆模糊。

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冲进学校，鸣枪、投掷手榴弹，造成师生4人死亡，20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学生立即提出了严惩凶犯、抚恤死者、赔偿损失等4项要求。昆明大中学校教师也纷纷发表声明、罢教，抗议国民党当局残杀师生。12月1日上午，听到别的学校被国民党匪徒捣坏，联大同学加强了防备。当国民党匪徒试图捣毁联大时，很多同学都到学校门口防御，漆侠先生亦从宿舍赶往校门口，走到校内距校门十几步的桥上时，发现校门已被破坏。同学魏立中头脸被砸破，殷作彬先生头上被打起一个疙瘩。国民党匪徒借口误会，想不了了之。当天下午，被杀害的四烈士潘瑾、李鲁连、于再、张华昌遗体抬回西南联大，大多数同学无不悲痛，对血案制造者关麟徵、李宗黄无不痛恨。由正义感的驱使，漆侠先生不仅拥护罢课，而且在当天晚上，对殷新程、黄安说自己会写钢板，要求参加工作，他们亦都同意。漆侠先生写了约有两晚上的钢板。后来学生组织起来的罢课委员会为防备反动分子破坏，和宣传部门一起转移，秘密活动，人也即未再参加工作。

联大师生在图书馆安置了四烈士灵堂。灵堂内陈列有烈士的血衣和各界群众的挽联，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深刻地教育了参加公祭的群众。昆明学生在12月27日“停灵复课”后，又于次年3月17日举行了四烈士出殡游行，扩大了宣传，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许多大城市学生纷纷提出抗议和进行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凶手。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其后潘瑾、李鲁连、于再、张华昌四烈士出殡，漆侠先生亦参加。

罢课罢得久了，关于复课的问题渐渐产生。漆侠先生当然不愿意罢课一直持续下去影响学业，但对于少数分子不顾大多数同学的情绪，急于复课，亦不同意。其中中国哲学史班上王某一人先去上课了，包括漆侠先生在内的同学们都瞧不起他。

1946年1月16日，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中国地矿专家张莘夫等人在东北同苏军洽谈煤矿接收时，被不明身份的人杀害，再加上这时苏、美、英三国正式披露了于一年前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护权运动，最终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迫使苏军撤出东北。在“张莘夫事件”时，漆侠先生曾听过查良钊等五位教授的讲演，但未听完而去。以后举行了所谓的“反苏大游行”。这是联大三青团搞的，参与游行者不少，观众颇多，漆侠先生其时在宿舍中，并未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