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精英史观与人民史观的分歧

一 精英史观下的西方国家

一些西方国家以潜在的方式与行动彰显精英史观，认为求得自由与解放只能是精英传承或者天生奇才靠自身“奋斗”才可能实现，普通百姓既无资格也无能力追求这种人的本性，始终把阶层固化看作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数百年间，普通群众从具有自身创造性思维的个体被逐渐降格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生物性存在。从这一现实出发，也发展出一整套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的经济学、一整套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舆论宣传体系，愚民成为其政策的必然导向，疫情中百姓的表现，只是这些政策的必然结果。

西方古典精英主义思想可以追溯的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时期，雅典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城邦，柏拉图撰写《理想国》时正值雅典民主的衰落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三个由自由民组成的阶层，从上至下分别是执政者阶层即哲学家，保卫者阶层即武士，还有社会中提供营养和物质生产的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某种才能，一个人在社会中身处什么行业、在社会分工中有怎样的地位都应该由其天性决定，社会被天然地划分为统治者阶层和被统治者阶层，在这种社会中，城邦公民应该主动接受贤能之人的统治。执政者阶层需要具有正义、审慎、节制等美德，同时还需要受到政治实践的锻炼，要经历重重考验后成为管理城邦的最高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表达过自身对城邦政治的看法。对于公民权利的划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的种类不同公民的种类也不同，比如贵族政体功勋和品德是分配职位的唯一标准，寡头政体以家产为条件，根据政体的统治人数和利益集团分成了常规政体和变态政体。共和政体是以群众为统治者，并能够照顾到全邦人民的公共利益，最高统治权掌握在保卫国家的战士手中。与其对应的变态政体是一种平民政体，以穷人的利益为意旨。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始终需要符合一个善的目标，而他则更加推崇贵族的贤能政体，这一政体中人们都是贤能有善德的，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始终能够把城邦及其人民的利益作为旨归。因此，柏拉图对比于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加强调精英立场，但两人都没有将人民摆在统治者的地位，而是秉持着阶层固化的思想，这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逐渐与民主政治紧密结合，并以更加潜在的方式呈现出来，变换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意识形态并不断传输出去。米歇尔斯曾经提出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在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或组织之中，总是会产生被选举人统治选举人、被授权人统治授权人等，而这种分割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利益全体为了采取共同行动和保护集体安全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最初代表人受大众的意识支配，随着对其统治的更高要求以及对政治体制的深入参与，大众与其选举的代表人就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最终受到良好训练的职业领导群体诞生，由此产生了寡头的统治。熊彼特也对大众有着不信任的态度，在熊彼特看来，现实中的精英统治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要对精英进行有效的控制。精英主义始终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决定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了精英的民主理论体系。

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西方民主的分类和层次。（1）价值层面：民主是抽象的价值观念，代表政治共同体甚至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道德的评价标准，往往与西式的自由、人权紧密相连。这一层面往往贯穿于其他层面和现代社会中。（2）产生和缘起：某种政体的产生可能根源于人们的人性，比如相互怀疑或天生的互助倾向，民主的产生也带有这种契约论的色彩，是公民所默许的某种契约。（3）过程与程序：熊彼特民主程序观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一种达到政治决策的制度设计，通过相互竞争人民选票的方式获取决策权力”[5]。民主就是一种决策机制，是达到特定目标的手段。（4）制度安排：这一层次与民主程序有相似之处，但制度更强调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代议制、审议制民主等，或者从人数和社会制度加以分类。

人们对民主定义性特征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程序和制度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宣传的影响。即使有所突破，也往往是民主概念领域的拓展，或在民主之中渗透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的本质因此变得贫乏，在这种定义之下，民主体制中的程序性与制度、机构设计成为其本质，从而让民主往往等同于选主。

精英主义视角下的西方各国，从多个角度各种层面影响着民众的潜意识，使国民深陷精英主义史观与视角而不自知。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说普遍传授，“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深入人心，让人们将自己普遍降格为追求生物本能的动物精神；主流影视中以人们津津乐道的个人英雄形象瓦解底层民众团结以求解放的理念，将个人理想的实现普遍寄托于或者是家族传承的庞大财富或者是血统传承的智商与体能，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弱化直至不见踪影……

多种民主观念与精英主义融合，也为精英主义提供了合法性的外衣，形成精英民主主义。但民主形式上的竞争性以及权力的分散和制衡并没有真正改变精英主义的本质。在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至2021年，几个发达国家已经研制出了多种疫苗，而全世界占人口比例不到30%的国家却占有着全世界70%的疫苗，并有着大量的囤积以防止疫情的反复。这种疫苗分配的状况不仅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差异，而且体现了西方国家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思想。而此时期的中国却在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送疫苗，以保障其国家人民的安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不少西方国家都爆出了“年龄歧视”的现象，在一些国家，本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医疗投入，而一些医生和护士也会选择性地采用消极治疗的方式对待年迈的病人。在群体免疫背后，同样是一些精英主义的想法，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底层人民是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这与其内部的政治经济地位是紧密联系的，作为精英阶层并不会沦为疫情的受害者，其本身以精英文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执政理念和方式就决定了疫情最终的受害人群。同时，由于西方精英长期坚持的精英理念，使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与由精英组成的政府有着深刻的不信任，即便灾难来临时政府发布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很多民众均持怀疑态度而选择不信任，政府发布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措施也被众多民众抵抗，连是否需要佩戴口罩这一纯粹科学问题都成为一个政治话题被加以讨论，最终产生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美防疫中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

二 群众史观下的中国

中国领导阶层坚持群众史观，相信群众，认为只要条件允许，所有人都有追求解放的内心需求。同时主张，随着对自然规律把握越来越丰富，知识体系越来越庞大复杂，只有依靠有组织的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基于前人成就推动生产力继续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只会将自己定位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队伍，为人民服务成为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取得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成就的内在动因，也是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的原因。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曾经这样阐述过群众路线的思想：“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6]

解放战争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发起一场重大战役时，解放区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奋勇支前。一天，华东野战军某部要经过一条河增援，河边村庄的男性都已支前去了，留在村里的女人扛着门板跳到河里，用肩膀架起了一座人桥。华东野战军骑兵部队发起冲锋前要把战马喂饱。没有马草，就找到一位村长，但村里能够支前的东西都已送上前线了。村长环顾四周，只有几间新盖的草房上的草可以喂马，就号召村民拆草房，喂战马，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一位基层干部在冲锋时受了重伤，人民群众组织的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抬了下来。此时，他已近昏迷，隐约听到旁边一个人说：“这个小青年快不行了，要赶快抢救。”又有人说：“赶快喂小米稀饭。”于是，一位担架队员取出一罐小米稀饭，但风刮日晒，小米稀饭已变成饭团。这位受重伤的干部嘴也张不开，一个女担架队员掀起上衣把乳汁挤到饭罐里，又用树枝把饭团搅了搅，稀释一下，一点一点喂给伤员，然后把他送到医院。这名伤员伤愈后逐步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他多次来到沂蒙山区，寻找这位“红嫂”。但当年的解放区到处都有这样的“红嫂”。[7]

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不仅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同样如此。如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紧紧依靠人民。在接受俄罗斯索契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曾指出：“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牢记责任重于泰山，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兢兢业业、夙夜在公，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8]

坚持群众路线的中国，在2020年防疫抗疫期间，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人民群众都在用实际行动书写“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大批党员、积极分子投入到抗疫一线当中。无数奋勇抢先的党员干部与群众团结一心坚定落实中央防疫措施，使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为我们穿越苦难战胜灾难而默默奉献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群众史观的深入人心，它代表了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令人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