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生命”期的哲学思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生命过程却是跌宕起伏、坎坎坷坷的。在这个生命的起伏之中，想从事一些事情，并不总是随心所欲，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空有一番心志。然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象传》），生命过程的波谲云诡并不妨碍生命主体的自觉主动性和能动创造性的发挥。在生命的延续中，在生命的现实存在和理想追求的夹缝中，有心人总会自觉地、小心翼翼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命主体总会尽力实现求生欲望与理想信念的通和。生命的光阴无时无刻不在消耗，而完善生命的信念也无时无刻不在增强。这样的生存智慧在张先生身上得以深切体现。
张先生从初中毕业参加工作以来，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对人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之极限的挑战。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能够在每一次的运动中修养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运动磨炼生存意志，体悟了生命真谛，反思了学术精神。“祸福相依”的理论一直鼓舞着张先生求生、求学，“君子诚之为贵”的原则一直激励着张先生做人、做事。“文化大革命”前的张先生在各类批斗中坚持哲学研究，反思学术，体现了“学术的生命”精神。所谓“学术的生命”，就是“以生命投入学术，以求生和求学为宗旨，在求生存中求学术”。[1]求生是生命存在的自然欲望和本能，求学是生命存在的理想和信念。在特殊的背景下，求生的欲望大于求学的理想，甚至求生成为唯一的追求。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不仅实现了求生，还达到了求学，以充实的学术研究完善了自然生命的困顿。只是，这样的求学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于学者而言，唯有创新才能够凸显自身的学术研究的价值，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存在。所以，学术观点的不能说和说不得，的确让学者们郁郁寡欢。值得赞佩的是，张先生在那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依然默默地思考着学术，在耕耘之后、运动之间、批斗之暇，捧书沉潜、自我切磋，读书“给人以知识的海洋、智慧的启迪、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培育、思维的锻炼、观念的构成，并给人以烦恼的缓解、孤独的消除、痛苦的减少、精神的安抚”，读书求学成了张先生生活的主要内容，“学术生命”是他交往活动的主旨。[2]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以读书写文章寄托精神，撰著了《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
一 《周易》入手奠根基
《周易》研究开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乃至学术创新之端绪。张先生1960年6月提前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宋明理学研究。是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为石峻先生，党支部书记为尹明先生，两位先生要求张先生搞通中国哲学史，能讲中国哲学通史，同时根据教研室人员研究方向，要求张先生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1949年后，中国哲学史界一直在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宋元明清理学几乎是中国哲学史的禁区，几乎无年轻人敢于研究，而张先生欣然接受，并开拓出一片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天地。[3]须知，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儒、释、道三家理论思维融合的集中体现。其本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逆向运动，是“疑经改经”形式下的新儒学复兴运动。有学者指出，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理学，为应对佛道二家的笼罩性影响，以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能够在哲学形态上更凸显出思辨性。[4]故而，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家，几乎都是从宋明理学研究起步的。因此，张先生明确指出：“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展望未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宋明理学是一把钥匙。”[5]但是，宋明理学家又多从研究《周易》入手，阐述《周易》思想是宋明理学家普遍的治学选择，如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易通》），气学派代表人物张载有《横渠易说》，理学家程颐著有《程氏易传》、朱熹作有《周易本义》，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无专门易学著作，但因读《周易》而龙场悟道，宋明理学殿军刘宗周也著有《周易古文钞》《读易图说》等。
张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创新有“三个分析维度”，即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核心话题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人文语境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历史变迁的集中体现；诠释文本是学术思想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6]宋明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思想长期融突和合的智慧结晶，理学家们普遍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为诠释文本，从而实现哲学体系的创新。尽管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晚于对宋明理学家哲学思想的全面展开研究，但对理学家治学路向的把握确实精准和独到。故而，张先生边熟读宋明理学家文献资料，边研究《周易》，并在1962年至1963年，注释《周易》且从哲学的角度对《周易》的思想进行研究，撰著了《周易思想研究》。该著作在辛冠洁教授的推荐和联系下，最终作为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史丛书”的第一本于1980年8月出版。
就整体而言，《周易思想研究》完成三个学术目的：其一，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古代思想，恢复了《易经》的原貌；其二，明晰了《易传》与《易经》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与思想体系的著作，并把他们放在各自的历史范围内，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阶级的、理论的分析，做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研究结论；其三，通过《易经》思想的研究，弄清了我国科学思维萌芽的开端，以及科学思想的萌芽与宗教相联系的内在逻辑必然性。[7]该书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本研究《周易》的学术专著。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学者发表书评给予较高评价，如金隆德教授指出，“这部书的问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领域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把成书年代、思想体系迥然不同的《易经》和《易传》严格区分，理清了长期以来‘援传于经’‘以传解经’的混乱现象”，“作者对于文字古奥的《周易》不仅逐字逐句地推敲……同时还钻研了甲骨文和金文”。[8]该著作不仅仅是张先生以坚韧的学术毅力一心一意从事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的体现，还是后来展开宋明理学研究的思想基石，诚如张先生所言：“《周易思想研究》也是为掌握宋明理学家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观念体系提供参照。”[9]同时，《周易》研究对张先生后来的和合哲学体系的创构有直接影响，张先生明确指出，和合学提出的很多概念，如作为和合学体系结构进路的地（生存世界）、人（意义世界）和天（可能世界）“三界”理念就是从《周易》直接推理出来的，即把《周易》中天、人、地三才的空间次序（六十四卦每卦都蕴含天、人、地三才）转化为地、人、天的逻辑次序，即《泰》卦乾下坤上的次序，期求“天地交合而万物通，上下交合而志同”的三界圆融。[10]
《周易》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是民族生命智慧的活水。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之后，又据发表于1984年《文物》第3期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参考原先对《周易》的注译，先后出版《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帛书周易注译》《白话帛书周易》等。[11]尤其《帛书周易注译》，张先生不仅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帛书文字做注释和考证，还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和爻辞均校勘原文以辨别正误，并对每一字词细加串通句意，最终从整体阐释以疏通卦旨。该书摆脱了各家各派以自己的偏见而进行说教的底色，着力于字词本义的考证，尽可能地还原卦辞与爻辞的本来面目，避免恣意附会、虚妄不实之词，朴实无华，但具有概括力，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 朱熹研究立中哲
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后即遵哲学史教研室分配任务而转入宋元明清具体人物的研究，即朱熹研究。统观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遵循了“由点到面、以面提点”的研究逻辑。即是说，张先生先是研究了一个宋明理学至为关键的人物——朱熹，然后是展开宋明理学系统研究并出版《宋明理学研究》，同时又以此专著为基础，分别就宋明理学大家展开“个案”研究，体现出全面、立体的宋明理学研究架构。张先生自身亦明确指出：“我的研究思路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即通过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于整个中国哲学。”同时，张先生还告诫自己，不能深陷于点和微观的研究，应该有面和宏观的眼光，做到“以面和宏观来观照点和微观，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切地诠释点与面、微观与宏观”[12]。所以，朱熹思想研究成为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当然也是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最早实践。
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在张先生看来，朱熹继承融合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深究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所当然之理与所以然之则，遵循“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道德修养理念，创造性地建构了“融合理气、统摄心性、圆融道器、贯通格致”的理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化解了时代所面临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的、民族的种种危机，以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哲学理论思维，将中国哲学推向新的高潮，使两宋学术呈现出“造极”之势。[13]而且，宋明理学后期，理学家们谈话问题无不涉及朱熹哲学思想。应该说，朱熹是宋明理学史“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张先生据此指出，“在宋明理学当中，朱熹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我把朱熹思想搞清楚了，顺下来我就可以搞王阳明这一派。横向的我就可以通陆九渊、张栻和吕祖谦。所以我就抓了朱熹，朱熹一抓，宋明理学上下左右基本上就通了”[14]。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国人民大学解散，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张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熟读朱熹的著作和研究朱熹的学术论著，系统地掌握了朱熹的思想。张先生完成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于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15]以求道为目标，以“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具体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逻辑，客观地研究了朱熹的哲学、史学、经学、佛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任继愈先生为《朱熹思想研究》所做的“序”，对张立文先生的好学和治学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朱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研究著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张岱年先生在写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推荐信中指出：“《朱熹思想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朱熹思想学说的最详细的论述……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张岱年先生还总结了书中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如朱氏关于理与事物的关系的思想，朱氏关于太极动静问题的思想，张立文先生都提出了新见解。[16]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都发表了评论。如赵宗正、黄德志发表于《光明日报》（1982年6月19日）的《于平实中见新意——评〈朱熹思想研究〉》指出：“解放30多年来，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而且，该书评还指出了该著作的四方面研究特色：其一，“寓独见于平实”；其二，没有采用传统哲学史研究中按照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大块”方法，而是从朱熹思想中固有的范畴和逻辑结构立体地解剖朱熹思想，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新尝试”；其三，“重视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其四，“批判继承上的具体性”。[17]张先生能够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悉心钻研朱熹，在改革开放大门初开之时即隆重推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也代表着当时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志向和中国学术的光明方向。
外国学者亦给予《朱熹思想研究》高度评价。如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指出：“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工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该书的内容及评价；《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给予很好的评价。[18]因《朱熹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张先生与冯友兰教授、任继愈教授、邱汉生教授、邓艾民教授等受陈荣捷教授邀请，参加于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学术论文。作为该论文评议人的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指出，他的老师曾告诉他，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连魔鬼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但“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邱汉生教授作诗记“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情况云：“任君超卓世无双，张邓文章动异邦。一席高谈惊四座，掌声如雨击寒江”，并有注曰：“邓艾民、张立文谈太极，异邦学人诧为难得。任继愈君最后发言，论朱熹消极影响，掌声雷动。”[19]
张先生“十年磨一剑”而成的《朱熹思想研究》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至今还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更是张先生展开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和成功实践。而且，开展朱熹思想研究，当看作张先生后来所倡导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实践。“自己讲”“讲自己”是张先生于2000年明确提出的。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必须像王阳明那样‘自己讲’。这虽然很难，要从‘百死千难’的体悟中得来，但百年中国哲学经炼狱般的煎熬和中国学人深受其难的体悟，具备了‘自己讲’的内外因缘。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的附庸或‘小伙计’。”[20]所谓“讲自己”，就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朱熹自身到底有怎样的思想，不能凭借后人的哲学体系来分疏，而是“回到朱熹”，由“我注六经”式的依附他哲学范式，转变为“六经注我”的“讲自己”范式。张先生从中西“哲学”的特征出发，曾给中国“哲学”做这样的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所谓“道的道”，主要包括：（1）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贴、体认导向某一方向的道路；（2）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3）不可言说的、无名无为的、万物之奥的形上之道，即万物的根据；（4）宇宙、社会、人生的必然性和趋势；（5）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的过程；（6）知与行及其关系的方法；（7）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规范及价值理想。简言之，“道的道”是指一种道理、原理的所当然的所以然之故。[21]从张先生关于“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既重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探索，又重宇宙之道的道的探索。这一定义既有对哲学研究问题普遍性的把握，又体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22]“讲自己”意味着回到被讲对象、回到中国本身。而“自己讲”，则是实现“讲自己”的方式方法。所谓“自己讲”，归根结底就是坚持“以中解中”，“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只有这样的解释，中国哲学才不会走样，才能真正讲述中国哲学‘话题本身’”。[23]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便是《朱熹思想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即从整体上分析、确定中国哲学诸概念、范畴在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或某哲学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功能、性质与作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不仅是张先生开展朱熹思想研究所运用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更是张先生开展整个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说，《朱熹思想研究》是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哲学范式的最早实践，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中先有学术实践后有研究范式创新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