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区划中实践、在圈层中思辨
“S形曲线”的城市化率发展规律显示，全球城市化进程将陆续经历城市化率30%的初期阶段、30%—70%的中期加速阶段以及70%以上的后期成熟阶段。[1]从全世界来看，世界城市化率已由1950年的30%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55%左右，全球正处于城市人口加速增长期。与此同时，全球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的态势日臻明显。1950年全球前20位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值仅约为500万，而2018年则激增至2142.5万。在我国，由国家发改委及住建部先后确定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均值也由2000年的1242万增至2018年的1755万，九市的全国人口占比也相应地由8%升至11%。由此可见，我国人口也加速向国家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汇集，大有“依城而群聚”之势。
值此期间，众多城市既享受着因人口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也面临着城市盲目扩张、基础设施不足、“城市环岛效应”以及交通拥堵等诸多困境，遭遇了“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特别强调，“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站在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路口”，如何围绕“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回答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诠释好人口高效聚集的核心要义，业已成为我国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发展转型的根本遵循。
人口聚集是城市群和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支撑之一。已有研究多以现有行政区划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人口经济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区域几何重心等方法，大体勾勒出全国、区域、市域层面人口集聚格局及其综合影响，并提炼出“人口聚集滞后于经济聚集”的空间分异等特征。[2]基于此类结论，关于“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人口突破口在哪？”的思想大讨论，却频繁将辩论焦点置于人口调控的“规模之争”，而忽略了人口聚集的“空间之力”和“结构之异”，忽略了按圈层思维描绘人口聚集特征的理论视角，忽视了城市“内核圈—中层圈—外围圈”圈层能级的全面提升对资源匹配效率的助推作用。
从学术史看，圈层结构理论总结了大城市地区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都市圈理论的基础：“圈”体现了向心性，“层”揭示了层次的分异性，即由城市核心至郊外，人口分布、经济活动以及用地方式等均从内向外呈现“圈层状”的规律性变化。从该理论奠基者冯·杜能（1826）提出的“城市腹地农作区围绕城市中心呈向心环带状分布”的圈层空间结构模式，到伯吉斯（1925）提出的以中心商业区为内核的“向心圈状”土地利用结构模式，再到克里斯泰勒（1933）、勒施（1940）、普里戈金（1969）等提出的“中心地理论”，即类似于地理等高线的城市圈层状结构，均涉及包含人口与经济在内的重要资源由城市中心区向外缘区的有序配置。
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圈”概念的提出。有学者借鉴西方空间单元体系，探索提出“市中心—旧城区—建成区—近市区—市区—城市经济统计区—大都市连绵区”的一整套中国城市地域概念体系[3]；在讨论中国世界级大城市崛起的条件和路径时，一些学者认为，“都市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最切合实际的模式”[4]；经济中心城市的空间规划模式选择将逐步由“轴向”扩展为主转向“圈层”扩展为主[5]；在界定都市圈域半径和圈层结构时，部分学者强调了空间、时间、流量和引力四要素的重要性，并提出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6]。由此可见，已有文献为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研究引入新视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从现实应用看，圈层结构理论已广泛根植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城市空间规划实践，对优化区域人口布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1898年，霍德华提出的具有向心性空间层次分化特征的“田园城市设想”对西欧、北美卫星城镇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口、产业高效聚集和高度城市化的日本，圈层结构理论浸染该国历次首都圈规划的区域空间结构布局，成为日本国土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我国，同样重视吸收该理论精髓，北京、上海、南京等市曾经或正使用多层向心性的圈层结构模式规划城市建设。例如，2017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就强化了圈层规划的价值，在城市空间布局中明确绘制出距离城市中心15千米、30千米、50千米的圈层规划线。
受此理念影响，研究者随之开始初探世界级城市群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的圈层结构特征及其效能。有学者分别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海市政府、东京银座、纽约帝国大厦为城市中心，测算半径0—50千米范围之内城市各圈层的人口密度，结果发现：京沪内核圈（半径0—10千米）人口密度高于东京、纽约；京沪中间圈（半径10—30千米）人口密度降幅快于东京、纽约；东京外围圈（半径30—50千米）人口密度显著高于京沪和纽约，并揭示了京沪存在中心城区人口过度密集与中间及外围区域聚集度不足并存、城市公共资源空间错配与功能失衡、土地利用效率待提升等现实问题。[7]还有学者初步划分并概括了东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城市的圈层结构及其特征[8]，其中，针对东京的研究表明，单个城市的极限发展半径约50千米，而中间层（30—50千米）人口和经济聚集效应明显，产业竞争优势突出[9]；针对上海的研究发现，各圈层人口密度落差大以及人口集中于内核圈层而工业制造业集中于外围圈的矛盾，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和资源浪费。[10]这些研究均表明：城市人口圈层聚集特征对经济、社会、生态、交通等领域产生显著的综合影响，关系到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已有文献建构了圈层结构理论，描述出城市群及其大城市人口聚集总体特点和部分影响，但两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探讨：一是人口圈层分布的内在规律研究有待强化。已有文献重点从现有行政区划开展空间相关性研究，但对人口聚集的圈层特征认识不足，影响城市人口分布形势的精准研判。二是人口空间研究和城市规划实践的互动性有待加强。中心城市圈层结构的规划思路已形成多年并付之实践，但学界按圈层统计人口、经济、生态等要素的基础研究并不多，导致人口分布理论与城市实践的衔接不足。本书试图把以上两点作为逻辑起点开展研究。
本书选择我国发展潜力巨大、域内差异显著的京津冀城市群为空间研究范围，以区域中心城市人口空间优化为先导，辅以世界级城市群及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的国际比较，力争形成“由点及面”“以点带面”“一圈一策”“圈际协作”的区域人口发展新格局，以期把人口圈层聚集问题纳入国家战略大局之中加以综合考量。本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四性”上。
一是探寻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圈层聚集的规律性，即如何客观提炼区域人口圈层分布的阶段特征。
二是把脉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特征的特殊性，即如何准确揭示区域首位城市的特殊定位。
三是嵌入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高效聚集的复杂性，即如何在优化人口圈层分布的过程中，将人口与生产、生活、生态、生机进行统合研究，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四是突出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布局建议的实操性，即如何突破已有制度框架，盘活城市存量，做优圈层增量。
围绕上述重点内容，本书将致力于深入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有理有据、分级分类的规律性研究。基于全球化、城镇化、市场化推动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客观规律，在圈层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探寻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圈层聚集的阶段性特征，明确不同地理层级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这是一种学术创新。在此研究中，对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变量按圈层进行地理切割、对不同人群进行空间相关度分析，均是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人口领域的融合应用，属于研究方法的一种新拓展。
第二，打破常规、激活能级的层次性研究。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的影响因素之间并非平面的、彼此独立的关系。因此，优化人口圈层布局需要把准城市规划的主要矛盾，紧紧抓住“城市能级蝶变期”这一“牛鼻子”，全面提升人口圈层能级。为了按时序、分人群地实现人口高效聚集，本书拟构建的生产、生活、生态、生机“四位一体”的层次关系，属于理论思维上的一种创新。
第三，立足国情、实证支撑的决策性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中心城市为原点、以圈层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拓展。因此，本书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拟提出助推外围圈“微中心”强势崛起，打通城市轨道公共交通动脉，建立“圈层增进型”生态韧性城市的规划建议，这属于实操层面的一种创新。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本书利用历次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数据，着重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聚集的圈层结构特征；基于国际大都市历史数据的对比，探求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分布圈层演进的异同。本书主要强调几类指标的国内外比较：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按空间地理半径各圈层（每隔5千米或10千米为一圈层）人口分布结构、人口密度洛伦兹曲线、人口经济重心空间重叠性等。
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基于世界级城市群人口——经济联动性圈层数据，明确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合理分布目标，促进内核圈“减量发展”、中间圈“承接增效”、外围圈“生态友好”，激活“圈层空间分布能级”。
二是运用不同类型人口（如常住人口、就业人口等）与城市中心距离的空间相关度、不同行业人口（如制造业、金融业、教育、医疗、批发零售业人口等）与城市中心距离的空间相关度，探讨中心城市在各自功能定位下的劳动力刚性需求，明确城市整体及各圈层的人口适宜结构目标，以盘活“圈层内部结构能级”。
最终，本书期望在控制城市开发强度、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及有效治理“大城市病”的目标导向下，探索以圈层结构为基础的大城市人口聚集演进规律及其经济协调关系，努力把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建设成为城市发展水平、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品质以及城市竞争力同步提升的典范。从学术价值上看，本书在圈层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打破不规则行政区的不可比性，按相同口径，比较京津冀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分布的人口空间统计框架，有利于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和把握区域人口聚集特征和圈层能级。从现实意义上看，人口圈层分布的实证研究能为业已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提供数据支撑，推动城市“内核圈减量、中间圈增效、外围圈环保”的良性循环，助力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人口聚集能级的再提升。
本书各篇章的执笔人如下：
前 言 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第一篇 第一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第二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营立成、 陈志光、 廖闻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冉 北京大学 高明柔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史毅
第三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陈志光、 尹德挺
第四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于倩、 尹德挺
第二篇 第五章执笔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史毅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袁尚、 廖闻文
第六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于倩、 尹德挺
第三篇 第七章执笔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史毅
第八章执笔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史毅
第九章执笔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张锋、尹德挺
第四篇 第十章执笔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
第十一章执笔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尹德挺、史毅、闫萍
[1]Northam R.M.，Urban Geography，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9.
[2]陆铭、陈钊：《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世界经济》2008年第8期；张车伟等：《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均衡发展》,《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倪鹏飞等：《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时空演变——来自省会城市的证据》,《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1期；李国平等：《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1期。
[3]周一星：《关于明确我国城镇概念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建议》,《城市规划》1986年第3期。
[4]杨建荣：《论中国崛起世界级大城市的条件与构想》,《财经研究》1995年第6期。
[5]徐海贤：《都市圈空间规划模式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6期。
[6]王建伟等：《都市圈圈层界定方法》,《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7年第2期。
[7]卓贤等：《特大城市人口的国际比较》,《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10期。
[8]陈世栋等：《都市生态圈层结构及韧性演进：理论框架与广州实证》,《规划师》2017年第8期；程大林等：《都市圈内部联系与圈层地域界定——南京都市圈的实证研究》,《城市规划》2003年第11期；王建伟等：《都市圈圈层界定方法》,《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2007年第2期。
[9]朱丽娜：《日本东京都市圈对我国都市圈发展的启示》,《上海房地》2018年第2期。
[10]刘磊：《上海城市圈层结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