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拟态消费环境与社会空间的生产

“环境”（Environment）一词，是指“主体生活于其间的、影响主体生活与工作的所有情境、事件或人”，[12]“是与生活主体发生联系的外部世界”，[13]是“生活主体生活于其中并给生活主体以影响的境况和条件”，[14]诸多定义都表征着空间的意象，然而，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成一种实在，在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传统当中，它仅仅被视为一种容器和平台，其间，社会关系的运行才是这些学科考量的对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列菲弗尔“社会空间”概念的提出。

一 拟态消费环境：拟态环境的次级环境

拟态环境即信息环境，而信息可以细分为多种类型，有政治信息，文化信息，科技或军事相关的信息，等等。因此，拟态环境概念框架之下，分出若干次级的环境。当然，这种次级环境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比如，《住建部重申楼市调控不放松 六大措施含新意》这条经济新闻，因中国的住房问题关涉国计民生，且由国家部委下文推动，亦可被视为政治新闻，因而，在拟态环境框架内，次级环境之间其实是相对独立并交错重迭的关系。拟态消费环境即是拟态环境的次级环境之一，由与消费有关的信息或信息产品构成，即消费的信息环境，作为二级环境，它具有上述拟态环境的所有特征。比如，消费信息传播的不仅仅关涉商品本身，特定的观念和价值总是附着于上，消费信息中的“商品”既包括物质形态的商品，也包括文化形态的商品，拟态消费环境是具有显性的社会控制功能的，等，同时，拟态消费环境处于与其他次级环境交错缠绕、相互影响的结构形态当中。此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它又具备如下的一些特质。

第一，拟态消费环境中的消费信息，内容更具有接近性，诉诸感官和直觉的说服力，理解门槛低，与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交融。消费与人们的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直达受众的情感和认知层面，较之传统上偏“硬”的军事、政治信息，更容易获得选择性的接触和理解，激发情感共振，促进态度改变，并最终引发改变现实环境的实际行动。同时，媒介新技术的开发和投入应用周期越来越短，提供了更多的消费信息的型构和传播的可能和方式。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消费信息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消费信息传播中，诉诸感性的图片和影像无孔不入地迅速抓取受众的眼球，挤占着他们有限的时间资源，受众日日浸润于其中，习焉不察，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精准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

第二，相较于其他次级环境而言，消费信息以及由之构成的拟态消费环境，当中所包含的一些价值观念，会更容易发生变化。人们进行消费行为时，总是带有着某种审美愉悦的期待，消费活动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强烈的审美倾向，而审美观念又是一个随时空变迁的过程，与消费相关的理念轨迹也随之发生改变。以时尚为例，于14世纪的欧洲宫廷萌生，“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是当时的标杆，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蔓延勃兴至今，现代社会，时尚变迁的晴雨表由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呈现给受众。在欧洲贵族体系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成长的过程当中，时尚，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竞争手段，或新的身份认同体系发展起来，是新兴社会阶层用来挑战传统的贵族权威的重要工具，不断变迁是时尚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携带的基因。独特和创意是时尚恒久的追求目标，现代媒介传播体系下的立体化传播使时尚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却也推动着时尚走向衰亡，新的时尚得以迅速取代前者，这种此消彼长的新旧更替正是时尚的生命力得以保持的内生动力，时尚的生命周期在现代媒介体系的推波助澜下，更迭周期越来越短。

第三，拟态消费环境中的消费客体随着时代的变迁，是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的，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内的概念。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往的频繁，社会文化总体心态日益走向开放与多元，消费客体的范围总体呈现扩张趋势。现代社会，技术上不断的创新和迅速投放市场，生产成本不断降低，消费空间扩展，加之中产阶层队伍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很多早前被定位为奢侈的商品逐步从社会阶层上向下扩散；伴随着社会文化和审美心态的开放变化，中性的男性形象被接受，男性保养化妆品广告投放量显著增长。此外，偶像剧集、古典音乐、旅行度假的风潮，也显示出在物质消费得到满足后，人们对于高度精神化的文化消费的追求。还有一种扩展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当中消费客体范畴的情形，那就是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结果，曾经任意享用的自然资源变成了今天的稀缺资源和消费对象，比如说清新的空气，有机的食品，灿烂的阳光，成为新的广告噱头。

二 空间成为分析维度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传统对于空间的认知。欧几里得的空间是一种稳定的三维存在，在这个自然空间中，各种参数和坐标体系精确定位着物体的位置。这种空间观下，空间是静止的，这种静止被视为永恒的客观真理，否认空间变化的可能性和不同人空间感知的差异性。“欧几里得的空间是理想的感知空间，空间感是人对物体进行定位、测量尺寸和距离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他们依赖于感知者的状况。”[15]而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却被青睐有加，这个维度被视为丰富多产、富有生命力的，它有长度厚度，对时间的感知是辩证的，时间一直超越并消解着空间意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领导下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的社会问题，他们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城市空间的扩张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空间研究开始进入理论视野。1974年，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菲弗尔《空间与政治》（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一书出版，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这部著作是空间理论的奠基之作，空间开始逐步具备文化、政治、经济、心理等多方面的意涵。近年来，复旦大学的一批新闻传播学者致力于“城市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中汲取了大量的理论滋养。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都市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消费单位，空间被历史化并具体化，空间的生产是社会关系交织运作的结果，总是与历史的某些特定时刻相关联，是一个动态过程，隐藏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冲动，同时，空间本身亦是一种社会关系因素，持续再生产着各种社会关系。空间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展开，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分别对应着空间的实在、建构与认知三个层面。

此后，空间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发展：社会理论路径，以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社会理论家的研究为支撑；后现代理论家从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索加（Edward Soja）等后现代理论家的研究中汲取资源。社会理论的分析架构是现代性的，以此为框架检视空间和社会的交互关系，探讨他们对于社会的影响，后现代理论家们的分析框架是后现代性的，运用地理学的概念和隐喻，探讨日益复杂的社会。[16]“区域化”“场所”“共同在场”“时空分延”等表述，是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两部著作中发展的一系列概念，用以表述具有意义的空间，及空间维度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对个体生命轨迹的影响。吉登斯指出，伴随着时间的商品化启动的工业生产机制，空间的商品化也被开启，呈现出现代社会新的制度关联方式，变更了社会整合的条件。布尔迪厄从他的“区分”理论出发展开对于社会空间的研究。他将社会空间视为习性与生活风格空间，空间风格提供了区分特征，这些区分特征的功能是彻底表达最基本社会差别的差距系统。[17]在其理论阐述中，布尔迪厄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场域”与社会空间概念，互换着使用。[18]福柯的研究在后现代理论对于社会空间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福柯空间分析的关键词在于非均衡的、液态流动的“权力”，管制和规训的实现，依赖于特定的空间关系的形成，空间将人们容纳进特定的情境当中，为权力运作提供了场所和机制，而权力又是通过知识进行运作，他提出了知识—空间—权力这样一个分析架构，探求三者的互动和结合，阐述知识改变空间并实施权力的过程。[19]

三 空间生产视域下的拟态消费环境

拟态消费环境由消费信息构成，是一种符号—感知空间，我们生存于其中。围绕着消费，通过场景展示和意义的诠释，拟态消费环境建构了一个另类的社会空间：它将物理空间与传统消费场景剥离开来，打破消费场景与物理空间看似天然的结合关系，让消费场景与媒介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流动的空间，这种流动的空间在与现实消费空间的交错互动中，衍生出全新的社会环境，而我们，生存于其中。

拟态消费环境的社会空间生产，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不同消费场景的融合，和消费的新隔离并置出现，二是由第一个特点促发的新社会图景的出现。

拟态消费环境瓦解了我们对旧有消费场景的感知和想象，它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具有差异性文化意涵的消费场景，同时呈现在受众面前，创造出今日社会全新的消费场景；曾经分类隔绝的消费空间被贯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消费空间，原本具有相对独立的物理空间，在媒介拟态消费环境中，以并置的拼图式方式被传播，颠覆了传统的消费信息的获取方式。时尚杂志上，大气北京、优雅伦敦、古朴京都，风格迥异的空间意象纷呈，打开电视，男士西装广告、女士美容护肤资讯，老年人健康医疗内容，婴儿用品广告，在同一块屏幕上迅速切换，物理意义上分属不同实体空间的人，以媒介为连接，获得一种“共同在场”，被整合进入了同样的消费空间，并与分散个体之间千差万别的日常生活空间勾连起来。这种连接呈现出一种非持续性的不稳定状态：点击或关闭网页链接，翻开或合上杂志，随意摁下遥控器键盘回放或切换频道，各种消费场景即可轻而易举地出现、再现或消失。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本身作为重要的社会关系要素，拟态消费环境的空间是存在偏向的。拟态消费环境在将各类风格空间的融合并置的过程中新的排斥和隔离被生产出来：西方现代性生活空间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种绝对优势地位，并被定义为“好”的同时，挤压并收编着多元的传统生活空间，并压缩了现代性生活空间其他“好”的可能方式；拟态消费环境对于消费场景的建构，在很多方面是符合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的观察的，媒介在大步迈向“中产”美好生活的同时，却将贫困隔离于视野之外。

拟态消费环境融合并置的立体渗透式传播方式，使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都被暴露在同质化程度很高的消费信息场景当中，新的群体身份在新的媒介场景下得以形成，青少年和儿童的社会化路径被改变，消费由个体的直接经验转向媒介的中介体验。相似的品味爱好、相同的品牌偏好、彼此认可的生活理念，取代了传统上的身份认同方式，即根据民族、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经济能力进行的群体分类方法。新的社会群体基于共享的消费经历而形成。比如，互联网上汇聚的“车友会”“驴友”组织，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集结而成，有着接近的消费偏好，阅读爱好相似的OL（Office Lady，办公室女郎）人群。媒介具有社会化的功能，拟态消费环境对于各种生活方式的价值推崇，使得人们绕过很多传统上的空间隔离的限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社会阶层物理空间上的隔绝，以共享的消费场景被连缀起来。例如，为了使青少年和儿童拥有与其年龄相匹配的信息空间，他们曾经被置于与成人世界不同的场景，成年人的越轨消费行为、未成年人进入酒吧、低龄儿童使用化妆品的场景，传统上被隔绝于正规的教育体系之外，然而，在各种信息走马灯似的迅速流转的媒介拟态消费环境当中，实体空间的限制被打破，各类成人世界的消费品信息、影像，成为青少年和儿童的日常，他们甚至已经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角色，帮助对新的媒体技术欠熟练的成年人了解消费信息，一种更加充满平等磋商意味的信息交流模式，取代了父母等长辈在消费决策中曾经的权威地位。工业化大生产带来了消费经济的超前繁荣，拟态消费环境信息量巨大，提供了众多的信息选择，个体不可能亲身试用所有的商品，曾经依靠代际传承和人际传播获取的消费经验，如今由媒介来中介。异域的、前代人未曾知晓或亲历的生活方式，在各类媒介上，由消费英雄、名流大V背书，生产和目的性的消费空间，让受众随时可身处体验消费的情境模式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