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贯通远古与上古的中华龙图
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图腾,海内外华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也有人将中华文化称为“龙的文化”,视中国为“龙的国度”。龙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和元素之一,一定程度上代表和象征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品格和精神。
龙自古以来就是神秘之物,孔子用它来形容老子的深不可测,许慎《说文解字》做过解说,历代帝王视龙为皇家标志性图像。从远古至夏商周—秦汉,再到汉代以后至明清,龙图也不断发生变化。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其来源和真相如何?
从古代纹饰的角度看,龙有极其古老的渊源。即使在远古时代,龙图在中华大地上的分布也较为普遍。探索和理解龙的来源及真相,需要考察远古至夏商周—秦汉时期的龙图。根据古代龙图的造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分别给予研究。
一 中华龙图的早期类型
中华龙图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三期:起源期(新石器时代,或称远古时期)、发展期(夏商周—秦汉)、定型期(秦汉以后)。前两期存在多种类型、形式或造型的龙图,秦汉以后龙图逐渐定型成为“三停九似”[1]之类(见图1.1)。中华龙图的早期指秦汉及以前的龙图。
根据外形,可以把早期中华龙图分为五个类型进行研究或考察:龙图的一般形式、蜷体的龙图、S形(或反S形)龙图、“并封”[2]式龙图、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
(一)龙图的一般形式
古代龙图有两种常见的形象:蛇形与动物形。
图1.1 明清时期龙图的构成
常言道:“龙蛇一体。”古代龙图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蛇形。考古发现的龙纹图像,大多数也属于蛇形或以蛇形为基础。
目前发现,辽宁、内蒙古一带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等出土有龙纹陶片或遗迹,龙身多为蛇形,有些还布满鳞片。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出土一件矮腹罐,其主题纹饰为猪首蛇体龙纹,遍体有鳞,呈星光点点之状,被考古学家陆思贤称为我国最早的龙纹。
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鸟首龙、猪首龙、鹿首龙,其龙身均为蜿蜒屈曲的蛇形(图1.2)。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钵,龙图为鸟首蛇身[3]。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人头形器盖,人头正面为虎面,脑后背塑蛇形。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图1.3;彩图1)、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青铜钺中部的蟠龙,其龙身也都是蛇形。
图1.2 赵宝沟文化陶尊鸟龙、猪龙、鹿龙
图1.3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
这些龙图从距今6000多年、5000多年、4000多年到夏商周时期,龙身基本一致,为蛇形、无足。
商周—秦汉时期有一些人首龙(蛇)身的器物及纹饰,尤其突出的是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像,但是一般不把它们视为纯粹的龙图。
古代龙图的另一基本形式是以二十八宿中东宫星象结构成的动物形苍龙图像。其龙身也是长条形的,但是它有足包括前肢、后肢,与蛇形的龙有显著区别(图1.4)。最著名的是汉代四神瓦当中的青龙图像(图1.5),各种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述中常见,而且常用为图书封面及与中国古代文化密切相关的场所或作装饰图案。
图1.4 传统的东宫苍龙星象
图1.5 汉代四神瓦当青龙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漆箱盖二十八宿图(图1.6)和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西周晚期四象[4]铜镜中的龙纹(图1.7),都是有前、后肢且为学界所熟知的。
图1.6 战国二十八宿(曾侯乙墓漆箱盖)
图1.7 西周四象铜镜
这种龙图在远古时代也存在,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三组蚌塑龙虎图,其中的龙图都有前、后肢,与蛇形龙明显不一样(图1.8、图1.9)。这种龙图显然具有更多的虚幻和虚构性质,是参考了现实和自然界中的动物形象,结合东宫七宿的分布而构造出来的。
西水坡出土的龙图与虎相对相应(三组都是如此),专家研究也确认它们都是表现二十八宿中的东西二宫星象(东苍龙、西白虎),其年代距今6500年前后。其中西水坡45号墓(M45)的龙虎图位于死者的左右两侧,显然死者被安葬他的人神化为天神,或者希望其成为天神;西水坡第三组龙虎图中,龙背上骑了一个人,令人想起中国古代“骑龙升天”的神话(图1.9)。
图1.8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M45平面图
图1.9 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蚌图
湖北黄梅县出土的卵石堆塑龙长达4.46米,为牛头,有角有鳍,有前、后肢,也当属于东宫苍龙类,其年代距今6000年前后。据报道,龙背上方有特意设置的三小堆卵石,与龙角指向在一直线上,研究者认为它们可能与星座有关。
二里头文化陶片上有多种形式的龙纹,有的龙纹带龙爪,也有一块陶片上只有龙爪,都说明二里头文化存在有足的龙图。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青铜钺(M199:10),其中部是蟠蜷的蛇形龙,钺身两侧则是有前、后肢且回首后顾的苍龙形象,此是将两种最基本的龙图合铸于一器,较为少见。
长沙楚墓出土帛画“龙凤导引升天图”中的龙为蛇形,但是有前肢(图1.10),与曲阜鲁国故城出土龙形玉器(图1.11)一样,可能应该视为传说中的夔龙。夔龙自龙衍生而来,其地位似乎低于龙。夔龙及其变形纹饰常用作青铜器饕餮纹的组成部分,也经常独立出现于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器物或被作为玉器的造型。
图1.10 长沙楚墓帛画图
图1.11 曲阜鲁国故城夔龙形玉器
(二)蜷体的龙图
蜷体的龙图也就是蟠蜷形式的龙,也可称为蟠(盘)龙。其又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龙身反复蟠绕的,犹如螺旋形;一种是大体上蟠成一圈或者不及一圈,可简称为C形。
螺旋形的蟠龙也可以说是蛇形的,只不过它是蟠蜷起来了。这种龙图的历史也极其久远。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距今8000年前后的辽宁查海文化中已有蟠龙(图1.12)。之后,山西陶寺遗址出土距今4000多年前彩绘陶盘内的蟠龙图也是典型的螺旋形(图1.13),良渚文化陶器则有阴阳二龙互抱成螺旋形的龙图。
图1.12 查海陶片堆塑蟠龙
图1.13 陶寺文化蟠龙
二里头文化陶片上有蟠蜷成螺旋形的龙纹,与良渚文化陶器的螺旋形龙纹相似,很可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商代青铜器蟠龙图常见,以安阳小屯出土商代铜盘内的蟠龙图最为著名(图1.14)。
图1.14 商代铜盘龙鱼纹(安阳小屯)
C形蟠龙是非蛇形的,据已有考古材料看,它出现的年代要晚于螺旋形蟠龙。
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出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巨型夯土堆塑鱼龙,位于“一条深4米、宽8米、直径为245米的围壕遗址中”,为两龙头尾相对,长达数百米。据此判断,这对巨型夯土堆塑鱼龙即为C形蟠龙,也是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C形蟠龙,距今6000年前后。
远古时代出土C形蟠龙最多的是北方地区。辽宁西部、内蒙古中南部一带的红山文化出土数量不菲的蜷体玉龙,均为C形,其年代距今5000年前后(图1.15)。在南方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和湖北肖家屋脊遗址均出土有蜷体玉龙,前者距今5000年前后,后者距今4000多年。
图1.15 红山文化蜷体玉龙(孙机)
商周、春秋战国以及西汉都有一些蜷体玉龙,跟远古时代相比,差异甚微(图1.16、图1.17)。
河南光山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两件人首龙身玉佩,为特殊的C形蟠龙(图1.18)。有学者认为这种造型的玉器与传说中的黄帝形象一致(《山海经》说轩辕黄帝国的人“尾交首上”)。
图1.16 殷墟妇好墓蜷体玉龙(孙机)
图1.17 西周蜷体玉龙
图1.18 春秋玉佩
(三)S形(或反S形)龙图
远古时代S纹(或反S纹)比较普遍,双鸟头构成的S纹也见于6000多年前的大溪文化,但是迄今尚未发现S形龙图。以目前的材料看,S形龙图的年代相对较晚。
S形龙纹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殷墟二期)青铜器(图1.19)。段勇将商周青铜器夔龙纹分为多种形式,其中S形夔龙纹是最多的一类。在S形夔龙纹中,也有两首一身的“并封”式龙图。另外,甲骨文、金文的“龙”字,最典型的写法以及大部分“龙”字也是S形,与S形夔龙纹很接近(图1.20)。
图1.19 商代晚期“并封”式S形夔龙纹
图1.20 商周甲骨文S形龙字(蔡易安)
图1.21 西周玉柄形饰
西周青铜器和玉器见有多种不同造型的S形龙纹器物或纹饰。如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柄形饰(M121:30),上端饰凤鸟、下端饰反S形龙纹,凤鸟似乎站在龙头上(图1.21)。山西曲村北赵晋侯墓地出土西周龙纹玉佩,雕刻三个龙头构成两个S形龙纹,中间一个龙头前后S形共用(图1.22)。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青铜器窃曲纹中有一部分为双龙首共一个身躯的S形纹饰,如西周晚期伯公父盖顶纹饰,即两个龙头共一个身躯构成S形(中段又作鸟首。图1.23)。
图1.22 西周龙纹玉佩(北赵晋侯墓地)
图1.23 西周晚期伯公父盖顶纹饰
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春秋早期S形双龙玉饰,其构型与青铜器窃曲纹(如伯公父盖顶纹饰)近似,应仿自后者。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流行的蟠螭纹、蟠虺纹实际是一些细小的龙纹,而且往往互相交连,其中有部分造型为S形(图1.24)。夔龙纹、窃曲纹、蟠螭纹中的S形龙纹都是倾向于整齐划一、比较抽象的龙纹。
图1.24 春秋时期青铜器蟠螭纹
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富有个性、更具写实性特征的S形玉龙,如燕下都出土双龙玉器(M8:13)龙角龙首的塑造、临淄齐墓出土龙形玉佩的造型都富于个性,龙躯塑造为蛇身的意图也更为明显(图1.25、图1.26)。
图1.25 燕下都双龙玉器
图1.26 临淄齐墓龙形玉佩
山东长岛出土东周刻纹铜鉴残片,其外围一周是8个互相钩连在一起的S形龙纹,也可以视为蛇纹(图1.27)。这种S形龙蛇纹也见于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铜盘(1:0145)内底刻纹、中山国灵寿城王族墓出土战国石质六博棋盘(M3:216)、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出土包金装饰品等,说明它具有一定普遍性,可能反映了S形龙纹自商周夔龙纹至战国时期的衍化方向。
图1.27 东周刻纹铜鉴残片
秦陵龙纹空心砖上的S形龙纹附加了不少其他相关纹饰,都与古代天文历法相关[5]。
(四)“并封”式龙图
“并封”式龙图即两个龙首共用一个龙身且呈对称方式分布的龙图。远古时代已有这种龙图,如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红山文化双龙首璜形玉饰、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良渚文化玉冠形器,后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并封”式龙图其造型和样式丰富多彩[6]。
(五)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
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即龙纹成双成对出现。目前发现远古时代这类龙图较少,夏商周—秦汉时期数量很大。“并封”式龙图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类型,青铜器饕餮纹中互相对称的夔龙纹也属于此类龙图。
远古时代,除了前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并封”式龙图外,良渚文化陶器上还存在一种互抱式双鸟龙图,双鸟龙多是螺旋形,也有C形的。如浙江庙前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陶罐鸟龙纹,即为螺旋形互抱式(图1.28)。
图1.28 良渚文化鸟龙纹
图1.29 商代木雕交龙
殷墟王陵出土商代木雕交龙(M1001),为立式,双龙首面面相向,龙躯中部相交,尾部向上、向内卷,整体造型似两个对称的心形。这种双龙图类似于后来的伏羲女娲图,可能是后者的早期形象(图1.29)。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双龙图形式丰富。如西周中期一件青铜壶盖面龙蛇纹,为4个鸟龙、4个梯形头的龙,前者两两相背,后者两两相交,构成多种对称关系(图1.30)。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玉璧(3M63:61),4个C形龙纹,两两头部相对,各自成一个旋纹,璧面就形成两个互抱的旋纹(图1.31)。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西周玉璧(M27),璧面饰两龙纹首尾相随。
图1.30 西周中期青铜壶龙蛇纹
图1.31 西周玉璧(天马—曲村)
春秋蛇纹卣可能为越人青铜器,其腹部蟠龙纹皆两两对称——越式青铜器常见这种两两对称的龙蛇纹(图1.32)。战国青铜器铺首衔环图,两龙纹从兽面鼻脊的两侧自下而上,到额部左右分开再上卷成为羊角状的铺首双角(角上又叠加了一对巨首龙纹。图1.33)。
图1.32 春秋蛇纹卣腹部纹饰
图1.33 战国青铜器铺首衔环
汉代龙图仍然保持着龙分阴阳的传统,如类似于殷墟木雕交龙的高句丽汉墓出土壁画交龙(图1.34),以及济源市赵庄汉墓出土陶方奁龙纹等。后者造型十分独特:龙纹似有两头两尾即雌雄二龙叠合为一体,下面一龙头部上扬、尾部内蜷,上面一龙似伏卧在其身上,龙身舒展、尾部外扬。两龙尾呈八字分叉式,几乎在一直线上。在下面龙尾内蜷的弯钩内,刻画了一个表示阴阳两仪的S纹,暗示整个龙纹为阴阳双龙(图1.35)。
图1.34 高句丽汉墓交龙
图1.35 汉代龙纹(济源赵庄汉墓)
二 中华龙图的起源与早期文化内涵
根据前面介绍,秦汉以前龙图的基本形式可概括为四种:一般形式的龙图(包括蛇形无足与动物形有足两类)、蜷体的龙图(包括螺旋形与C形两类)、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含“并封”式龙图及部分S形龙图)、非阴阳二龙的S形龙图。
S形龙图不见于远古,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主要存在于夏商周—秦汉时期,远古时代不仅数量少而且年代晚:目前仅发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各一例“并封”式龙图,良渚文化存在一定数量的阴阳二龙互抱式龙图。无论数量还是产生的年代,在远古时代它们远不能与一般形式的龙图和蜷体的龙图相提并论。同时S纹、“并封”图像都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至少距今7000年),S形龙图和“并封”式龙图只是S纹和“并封”图像的一个分支。因此以阴阳二龙为主题的龙图(含S形龙图、“并封”式龙图),都是龙图的次生类型。
中华龙图的原生类型是一般形式的龙图(包括蛇形无足与动物形有足两类)和蜷体的龙图(包括螺旋形与C形两类),即中华龙图原生型分为四个小类:蛇形无足龙、兽形有足龙、螺旋形蟠龙、C形蟠龙。这四个类型不仅年代早、可以把目前发现的远古龙图除两例年代较晚的“并封”式龙图外全部包括,而且各自界线清晰[7]、从远古到夏商周—秦汉延绵不断,是探索龙的起源和文化内涵的可靠资料。以下试对其含义或象征意义做简略勾勒(括号内的年代只是距今的大致年代,商周及以后的龙图属于举例性质)。
(一)中华龙图原生型:蛇形无足龙
目前的排序为:兴隆洼文化猪龙(距今8000年)—赵宝沟陶尊鸟、猪、鹿龙(距今6700年,图1.36-1)—庙底沟文化鸟龙(距今6000年,图1.36-2)—马家窑文化人头型器盖蛇形(距今4500年,图1.36-3)—良渚文化陶器鸟龙(4200年,图1.28)—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距今3800年,图1.36-4)—商代青铜器蟠龙(3200年,图1.14)—张家坡西周青铜钺中部蟠龙(距今2900年,图1.36-5)。
赵宝沟文化多件陶尊绘鸟龙、鹿龙、猪龙图,冯时、陆思贤等研究其寓意与天文、星象有关,其中鸟龙、鹿龙分别象征南北二宫星象,猪龙象征北斗;兴隆洼文化的猪龙应同于赵宝沟文化的猪龙。庙底沟文化彩陶钵鸟龙,作者有专文研究,鸟龙应为东宫苍龙星象[8]。马家窑文化人头型器盖的蛇尾虎面,则象征东西二宫龙虎星象[9]。良渚文化陶器鸟龙为阴阳互抱二龙,类似于太极图阴阳两仪。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由于安置龙头的绿松石片底座造型为斗形,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及图像表意的传统,将其理解为东宫苍龙与北斗的关系是合理的。商周时期的蟠龙与象征太极[10]有关,如安阳小屯出土商代晚期铜盘内的龙图,其外围一周铸12条鱼纹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合,蟠龙图当寓意太极。张家坡墓地出土西周青铜钺中部蟠龙,由于其两侧配苍龙寓意阴阳(参考下文)、头部两侧又配与太极图相关的“火龙纹”[11],故此蟠龙当有太极、阴阳之义。
图1.36 中华龙图原生型1:蛇形无足龙
综上可知,中华龙图原生型“蛇形无足龙”可能有两个义项:一是表示东宫苍龙星象;二是与太极图、阴阳两仪相关。不能证明为东宫苍龙星象者,恰恰与太极图所表达的阴阳相关,如赵宝沟文化陶尊鸟龙、猪龙、鹿龙,其龙身皆一剖为二又分段分节、黑白相间反复寓意阴阳,良渚文化陶器鸟龙结构为阴阳互抱二龙,小屯出土铜盘之龙图以及张家坡西周青铜钺中部蟠龙其位置和造型(螺旋形蟠龙)均可寓意太极[12]。
(二)中华龙图原生型:兽形有足龙
目前的排序为:西水坡蚌塑龙(距今6500年,图1.37-1、2)—黄梅堆塑龙(距今6000年)—二里头陶片龙纹(距今3800年,图1.37-3、4)—西周青铜钺两侧龙纹(距今3000年,图1.37-5)—虢国墓地四象铜镜(距今2800年)—曾侯乙墓漆箱盖龙虎(距今2400年)—西汉瓦当东宫苍龙(距今2000年,图1.37-6、7)。
图1.37 中华龙图原生型2:兽形有足龙
西水坡出土的三组蚌塑龙虎图,龙都是兽形有足的,而且学界已充分证明它们是东宫苍龙星象图。年代略晚的湖北黄梅卵石堆塑龙,龙背上方特意设置三小堆卵石,且与龙角的指向构成一直线。根据西水坡45号墓虎图腹下堆塑火纹(已散乱)和曾侯乙墓漆箱盖虎纹腹下绘火纹暗示西方北虎星象与东方苍龙星象之心宿的相对位置关系判断,黄梅堆塑龙背上的三小堆卵石可能暗示参宿,即黄梅堆塑龙为东宫苍龙星象可得合理解释。远古时期的兽形有足龙为东宫苍龙星象,虢国墓地铜镜、曾侯乙墓漆箱盖、西汉瓦当等东宫苍龙图均为兽形有足龙,因此推断二里头陶片有爪龙纹、西周青铜钺两侧有足龙纹亦当象征东宫苍龙。西周青铜钺两侧有足龙纹同时寓意阴阳,其间的无足蟠龙纹寓意太极。
综上所述,中华龙图原生型“兽形有足龙”象征东宫苍龙星象。
(三)中华龙图原生型:螺旋形蟠龙
目前的排序为:查海陶片堆塑蟠龙(距今8000年,图1.38-1)—陶寺彩陶蟠龙图(距今4200年,图1.38-2)、良渚文化陶器蟠龙(距今4200年,图1.38-3)—二里头文化陶片蟠龙(距今3800年,图1.38-4)—商代青铜器蟠龙(距今3200年,图1.38-5)—西周青铜钺中部蟠龙(距今3000年,图1.37-5)。
图1.38 中华龙图原生型3:螺旋形蟠龙
青铜器上的蟠蜷状纹饰是太极图的一种表现方式,可得多种角度证明[13],当然殷墟小屯出土铜盘之蟠龙图以及张家坡西周青铜钺中部蟠龙也不例外。殷墟小屯出土铜盘之蟠龙图不仅外围十二条鱼纹表示一年有十二个月,说明蟠龙图寓意太极,而且在反复蟠蜷的龙纹之间还填了一个很小的夔龙纹,也应该是通过二者寓意阴阳。
目前发现远古时期的螺旋形蟠龙图,其结构或画法也都能够表达阴阳:查海陶片堆塑蟠龙由两排鳞片构成,即龙身是一剖为二的,可以寓意阴阳。陶寺彩陶蟠龙图的身躯也是一剖为二的,同时龙身表示鳞甲的覆瓦状纹饰又绘成红黑相间的形式,通过它们可以反复表达阴阳观念。良渚文化陶器上的蟠龙图有多幅,迄今发现的都是双龙互抱形式,即典型的阴阳两仪太极图式。
上列螺旋形蟠龙图仅有二里头文化陶片蟠龙,没有明显的表示或表达阴阳观念的成分。由于比它年代早的远古蟠龙图、比它年代晚的商周蟠龙图都与象征或表达太极、阴阳相关,故可推定二里头文化陶片蟠龙纹的象征、寓意也可能与太极、阴阳相关。
螺旋形蟠龙虽然都是蛇形无足龙,但是其特定的形状、结构与画法以及产生的年代之久远,都应该或可以将其独立出来给予特别的关注与研究。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将中华龙图原生型“螺旋形蟠龙”的寓意厘定为太极、阴阳,即文化内涵与太极图相关,也与古代饰纹中旋纹、涡纹的寓意基本一致[14]。
(四)中华龙图原生型:C形蟠龙
目前的排序为:清水河夯土鱼龙(距今6000年)—红山文化玉龙(距今5000年,图1.39-1)、凌家滩玉龙(距今5000年,图1.39-2)—肖家屋脊玉龙(距今4500年,图1.39-2)—商代玉龙(距今3200年,图1.39-3)—西周玉龙(距今3000年,图1.39-4)—汉代玉龙(距今2000年)。
图1.39 中华龙图原生型4:C形蟠龙
C形蟠龙因为形体简洁,从远古到汉代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此要探索和猜测其产生的原因和文化内涵表达比较困难。当然也不是毫无办法,比如根据商周—汉代C形玉龙的纹饰进行分析、根据发掘出土背景和使用情形分析等,可能得到一些线索,也可以进行更简洁的推断。
目前所知最早的C形蟠龙是内蒙古清水河出土的巨型夯土鱼龙,为头尾相对的两条C形鱼龙,与其他大多数龙图一样,其表现阴阳观念的意图很明显。清水河夯土鱼龙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红山文化受到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很明显,因此红山文化C形玉龙的造型很可能受到清水河夯土鱼龙的影响。辽宁查海陶片堆塑蟠龙的螺旋形造型似乎在北方地区都中断了,没有在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得到继承。陶寺和良渚文化的螺旋形蟠龙很可能是新起的;直到商周螺旋形蟠龙都是自内至外顺时针方向盘旋,而查海蟠龙是相反的方向盘旋,迄今没有发现后来的文化继承它。
中华龙图原生型的三种类型——蛇形无足龙、兽形有足龙、螺旋形蟠龙,其象征、寓意均与古天文星象和太极、阴阳观念相关,C形蟠龙当不会例外。最早的C形蟠龙内蒙古清水河夯土鱼龙当然也为这种认识和理解提供了佐证。因此,我们认为中华龙图原生型“C形蟠龙”象征和寓意阴阳(C形其实是太极图阴阳两仪的形象,与旋形、旋纹一样是太极图的化身和简省符号[15])。
上述分析表明,龙的起源和文化内涵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东宫苍龙星象,二是太极图、阴阳观念,它们都与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和观念密切相关。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龙的起源与早期文化内涵之根本所在。至于鸟龙、鹿龙、猪龙、熊龙、鱼龙、牛首龙、鳄鱼龙等的产生,不妨视为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及其信仰或具体天文内容、观念的表达有关。而夏商周以降,关于龙、龙文化的其他因素均在此背景下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