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常态下广州经济增长动力——基于要素结构的分析

一 中心城市生产要素构成演化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叶飞文：《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博士论文，厦门大学，2003年。

（一）生产要素的概念及构成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要素概念，是指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可计入生产成本的经济资源，是国民收入的来源，可以分为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生产要素具体包括范围经历了二要素（土地、劳动）、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或信息或技术）、五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六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数据）、七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知识、数据）等演化过程（见图2-1）。

生产要素结构指参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在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构成和组合状况。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要素结构也会随之产生适应性调整，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劳动密集型、资金（或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等不同要素结构特征阶段，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要素，在不同技术和生产力阶段也会有不同的要求特点。例如，对土地而言，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要求已经可以放松到沙漠甚至工厂化；对劳动者而言，一方面要求文化技术水平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少。

（二）土地要素

1.土地要素是生产的基础

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是指包括陆地、水域和各种自然资源（如矿产、水、空气、阳光、动植物等）的统称，其中陆地和水域具有位置不动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是人类几乎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和使用的资源。在原始社会，土地要素主要指未经人类劳动改造过的狩猎场、采摘场、放牧场等。在农业社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耕地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18世纪50—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重农学派把土地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1]。在现代社会，大量土地被用于工厂、交通物流、办公、商业和公共服务等。

2.土地要素的基本属性和作用

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土地要素是难以增加的，其总量受限于国土面积，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土地的稀缺性会日趋增强，当然个别国家可以通过到国外租用土地来增加可用土地面积。自然界中的土地在投入生产使用之前，通常需要进行土地开发，比如：投入工业生产需要进行“三通一平”等，投入农业生产需要先把自然土地开垦成为耕地，当然草原土地可以直接投入牧业。为提高有限土地要素的利用效率，管理者想尽各种办法，城市可以提高建设用地的容积率，农业可以进行套种、间种、立体种养，甚至农业工厂化、楼房封闭自动化养猪等。

（三）劳动要素

1.劳动要素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劳动是财富的重要来源。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则是财富之父[2]，即土地和劳动都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除了土地上生长的物品，一切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3]。庞巴维克（Boehm-Bawerk）认为一切生产要素都是自然和劳动力两种作用的结果[4]。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重点强调劳动力的重要性[5]，与原来重农主义者的土地是价值的主要来源的观点不同，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两个因素，强调自由市场机制下的劳动分工会引起生产的大量增长，终将达至国富民裕。

2.劳动要素的基本属性

劳动要素是生产要素中最具能动性的要素，劳动者有自己的思想，可以自主感知、判断和决策，可以通过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能力，可以自主选择职业、自由流动。但劳动要素总量受限于总人口，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和很高的社会成本，当然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求和发展。单个劳动要素的日常使用也需要生活资料和休息时间进行维持，其成本通常体现在工资薪酬中。从各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中通常会发现[6]，在经济从低谷走向恢复阶段，往往伴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快速增长，在经济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劳动投入通常也保持较快增长；在经济出现波折前后，往往出现劳动力投入增速较大回落甚至负增长。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和非农就业新增量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

3.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有三个途径。

（1）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数量来增加总产出

首先是人口总规模的增加，最典型的是某一时期婴儿潮将带来若干年后总适龄劳动人口较快增长，从而带动经济进入繁荣期，但这也会带来在不同时期抚养比上升或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次是在人口总规模难以增加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要素供给，如出台政策鼓励女性参加工作、延迟退休年龄等，但这也会导致闲暇时间减少影响福利和消费等问题；最后是从外部输入劳动力，很多国家或地区都通过适当的政策从外部输入劳力来增加某方面的劳动力供给，但同时也担心可能引起的社会安全和稳定等问题。

（2）通过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来增加总产出

包括：从人均产出较低的产业（如第一产业）重新配置到人均产出较高的产业（如第二、第三产业）；或者从逐渐衰落的行业（如低端制造业）重新配置到新兴行业（如高端制造业、新兴服务业等）；或者从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如农村或落后地区）重新配置到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如城市或发达地区）等。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的研究发现中国以农业部门就业比例过高为特征的劳动力错配对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着显著的负效应，其效率损失区间为-18%—-2%。并且这种负效应仍在波动中逐渐扩大[7]。

（3）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能力或效率来增加总产出

首先是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个体的能力；其次是通过干中学增加劳动力个体的技能、熟练度和工作经验；最后是通过优化制度和管理、采用新的信息沟通工具等提高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这里所讲的很大程度上是与实物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作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可以带来工资等收益。对人力资本的衡量通常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多数学者采用的受教育年限或者教育投入等反映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的指标，这是衡量人力资本的一个比较自然的内在指标，但也存在着由于教育与市场需求相脱节所带来的问题；另一个是用劳动力效用的市场化指标——劳动报酬或工资总额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朱平芳和徐大丰（2007）提出了基于劳动工资收入的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8]，但这一方法也存在着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导致失真的问题；还有部分学者将前两者相结合，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别设置不同的回报率来综合评价总的人力资本。

（四）资本要素

1.资本要素是生产运行的重要保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资本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到。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从交换价值角度分析得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结论，并建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认为价值是劳动的作用、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作用、资本的作用联合产生的成果，提出劳动、资本、土地是最基本的三种生产要素[9]。马克思把生产要素分为三大类：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10]，劳动者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劳动功能的人；劳动资料指生产工具、能源设施、基础设施等；劳动对象分为未经加工的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土地、矿藏等）和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中间产品），其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对应的主要是资本。狭义的金融会计中的微观资本是投资者所拥有的为获取利润并得到增殖的本钱，我们这里说的资本要素是宏观经济中从全社会层面看的广义的资本，包括的范围很广，总体上可以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包括物业、生产设备、土地、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流动资产包括产成品库存、原材料库存、半成品等，通常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

2.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现代经济社会生产活动离不开资本要素的投入，资本要素通过生产过程得到产品和服务，并通过市场交易得到价值的回收、循环和增殖。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哈罗德和多马（Harrod &Domar）认为资本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驱动力[11]，其Harrod-Domar模型得到的结论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决定全社会投资水平的储蓄率，二是反映生产效率的资本—产出比率。该模型假设劳动力投入与资本同比例增长，这是该模型的一大局限。

3.资本存量的计量

代表资本要素的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但流动资产数据比较缺乏，因此常常用固定资产存量代替资本存量。我国官方对资本存量没有给出相应的统计数据，需要研究者去估算，不同的文献常常采用不同的假设和处理方法，使得对资本存量的估算差异较大，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为了让不同类型的资本品可以进行加总，需要对其进行统一量纲，通常采用购置成本或市场价值。为了让不同年份投资额可比，通常会用价格指数平减当期的投资，但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1991年起才有数据公布。由于技术的进步，新的资本品往往质量更好售价更低，旧的资本品市场价值会随着新资本品的出现而降低，因此对新的投资进行价格平减的做法也存在不合理之处。资本还会因被使用而出现磨损，效率相应减小，这就是固定资产的折旧，技术的进步也会客观上加快老的固定资产市场价值的“折旧”，资本存量估算中最常用的折旧率是5 %，部分学者采用10 %，特别是技术进步很快的高新技术行业。资本存量的增长在经济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发展日趋成熟之后，资本存量的增长将逐步趋于平稳。

（五）技术要素或全要素生产率[12]

1.技术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管理和技术（统称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组织管理或企业家才能对生产发挥重要作用，应列为第四生产要素[13]。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用统计方法对各国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比较后得出结论：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14]。Robert Merton Solow（1956）得到研究结论：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15]。Michael E.Porter （1985）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与高级要素[16]，初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融资等；高级生产要素包括现代化通信基础设施、高素质人力资本、大学研究机构等。

2.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技术要素的作用在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其作用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提高设备的效率、提高劳动力的效率、提高生产组织效率、提高产品或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等。技术要素的获得包括实践经验积累总结、研发投入、引进学习等，新技术要素的产生通常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和经历较长的时间，特别是原创性的新技术要素。不过新技术一旦获得，则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直到下一个更好的新技术出现，而且用得越多越广泛，所产生的总体效益就越大。因此，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知识普及等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企业长期投入和专利制度保护。大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有相应投资的增加（如研发投资、新设备购置、新厂房的建设等）和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如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已有劳动者能力、通过招聘掌握新技能的员工来应用新技术、通过研发或生产实践使劳动者的经验不断积累从而提升其能力），甚至需要调整有关制度规定（如汽车代替马车需要与汽车相适应的交通规则、自动驾驶代替人工驾驶需要出台新的交通管理制度）。

3.技术要素的计量

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代表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得出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的结论。这里的技术进步是广义的技术进步，既包括狭义的生产和产品技术进步，也包括广义的组织管理技术进步，组织管理技术既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也包括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技术（如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指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理论，索洛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假定资本—产出比例是可变的，改进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还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该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也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最终引起资本收益递减，最终减少储蓄并放慢资本积累率；经济增长率受人口增长率和技术变革率的影响；技术进步会增加资本需求，提高实际利率，并引起增加资本存量的储蓄。模型中代表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单位投入带来的产出，即投入产出效率，说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或者地区，可以用更少的投入带来更大的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有技术水平、制度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专业化水平、规模经济水平等。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当技术水平处于落后状态时，技术提升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扩散）和学习以较低成本和较短时间获取，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较快；当技术水平已经处于前沿状态时，技术提升需要通过自主研发以较高成本和较长时间得到，经济发展速度往往较慢。制度创新则通过优化环境、提高分工合作效率、减少内耗、降低交易成本、抑制负溢出、鼓励正溢出等途径提高整体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可以在投入要素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总产出，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如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发达区域产业向落后区域转移、企业的并购重组等，但这往往需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才能顺利实现。专业化分工包括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使生产环节中每个个体都能更加专注自己的分工，从而更容易、更快地提高工作效率，并大幅提高整体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对生产函数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是节约劳动型或节约资本型，也可以是提高整体效率型，还可以是混合型。

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的研究中，韩莹（2008）通过1978—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发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40%左右[17]。郑小勇（2004）发现资本和技术分别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和47%，劳动力的贡献率低于2%[18]。吕宏芬和池仁勇（2008）发现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江苏和浙江经济增长靠资本推动，贡献度分别为57%和52%[19]。类似的研究包括姚战琪（2009）[20]、涂正革和肖耿（2005）[21]、高良谋和李宇（2009）[22]、陈勇和李小平（2006）[23]、金碚（2015）[24]。学术界对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达成共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要素共同驱动。

（六）数据要素

随着信息技术普及推广，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数据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把生产要素分为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要素。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五个领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方向。数据要素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合适的算法获得我们感兴趣的有关产品、客户、环境等方面的信息和规律，从而优化生产运营、改进产品和服务，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各类平台企业不惜重金争夺的“石油资源”。

（七）要素贡献的计量

从理论和实证上对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客观、清晰、准确的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主要原因是经济系统太过复杂，其产出水平不仅受投入的生产要素影响，还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外部经济环境、市场供求关系、产业链基础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即使以上问题不存在，经济增长和生产要素的统计计量也存在很多不同的方案和很大的争议。虽然国际上有大量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索罗、卢卡斯、阿罗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尝试通过生产函数模型模拟经济运行，但也只能得到有一定参考意义的经验估计值，要得到大家公认的可信可用的结果仍面临很大困难。

1.生产函数选择及要素贡献测算

评价生产要素的贡献首先离不开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可以是微观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可以是宏观的（经济增长模型），都是把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组合（自变量）映射到对应的产出（因变量）的函数，是反映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经济模型。

Yt= f（X1t,X2t,…,Xnt）

其中Xit,i= 1,2,…,n，为时间t的i类生产要素投入，Yt是总产出。

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是线性的（如列昂惕夫生产函数），也可以是非线性的（如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最常用的是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其中Lt为时间t的劳动投入，Kt为时间t的资本投入，At为时间t的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为劳动和资本替代弹性参数，满足0＜α,β＜1。

不同的生产函数对应不同的要素替代关系和规模报酬变化特征，CES型生产函数对应要素之间常替代弹性的关系，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如果各生产要素的弹性系数之和等于1 （即α+β=1）则对应规模报酬不变，大（小）于1则对应规模报酬递增（减）。

本书选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果我们得到了参数α和β的估计，就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时间t1和t2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从而可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At的增速的估计，再结合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产出从时间t1到时间t2增速，就可以计算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

2.潜在增长率及预测[25]

另一个体现经济增长与生产要素关系的概念是潜在增长率，这是在考虑了经济增长存在波动性的情况下提出的。“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的概念由 Knowles（1960）[26]、Okun （1962）[27]、Levy（1963）[28]等学者明确提出，认为其是“在合理稳定的价格水平下，使用最佳可用技术和最低成本的投入组合，且资本和劳动利用率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经济所能生产的物品和服务量”。潜在产出的概念主要涉及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实现充分就业，二是非加速通货膨胀。

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低于潜在增长率，也可以高于潜在增长率。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社会的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实经济增长率往往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反之，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条件下，现实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

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文献对潜在产出波动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凯恩斯主义更倾向于从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下来认识潜在产出，认为潜在产出反映了供给端的长期生产能力，但在需求端冲击的作用下，实际产出可能偏离潜在产出，从而产生经济周期。新古典主义则更倾向于从外生技术冲击的角度来认识潜在产出：理性经济主体对外生技术冲击做出反应，从而产生经济周期，潜在产出更多被理解为实际产出的趋势项。

经济下滑可能是潜在产出下降造成的趋势性下滑，也可能是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短期下滑。不同性质的下滑对应不同的产出缺口，不同的产出缺口对应不同的政策选择。错误认定导致错误政策，而错误政策往往代价巨大。如果将潜在产出下降错认为周期性因素而采取扩张政策，其结果可能是通货膨胀失控。如果将周期性因素错认为潜在产出下降，不够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加剧经济恶化，从而损害长期增长。合理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对我们制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很多方法，包括增长核算模型法（生产函数法）、滤波平滑法、国际经验比较法等[29]。基于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理解更契合于增长核算法或生产函数法，基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理解更契合于多种类型的“滤波平滑法”。国际经验比较法主要依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潜在增长率进行类比预测。

3.测算思路

本书将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采用增长核算模型对广州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估计，并对广州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估算和预测。基于用增长核算模型的广州要素贡献率估计及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基本思路是：

①选定增长核算模型的适当函数形式；

②分析2000年以来广州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情况；

③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估计；

④分别估计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⑤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模型构建；

⑥对未来资本和劳动投入进行预测；

⑦对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