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菲律宾民主化浪潮与科·阿基诺步入政坛
科拉松·许寰哥·阿基诺1933年出生于菲律宾中吕宋打拉省一个富有且政治地位显赫的家族，她的祖父、父亲和哥哥都担任过国会议员。科·阿基诺受过良好教育，早年在马尼拉女子学校受教，13岁随父母前往美国。1953年毕业于纽约的圣·文森特山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54年，科·阿基诺与《马尼拉时报》记者贝尼尼奥·阿基诺结婚，两人的婚姻被视为当年菲律宾最有权势家族的结合，连时任总统拉蒙·马格赛赛（Ramon Magsaysay）也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之一。[1]婚后阿基诺专心于政治，是很有前途的政治新星，而阿基诺夫人专心于家庭，教养5个子女，当好贤妻良母，她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政治家的妻子，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不是他的政治伴侣”[2]。随着贝尼尼奥·阿基诺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阿基诺夫人不得不出席一些集会，在贝尼尼奥·阿基诺发表演讲时，她要么站在后台，要么坐在观众席的后排，她总是避开聚光灯和照相机，避免成为焦点，谢绝主办方为她安排在主席台上的或前排座位，因此，当贝尼尼奥·阿基诺活跃在政坛的时候，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科拉松·阿基诺的名字。在丈夫未被囚禁之前，她也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演讲。1972年阿基诺被捕入狱，阿基诺夫人不得不承担沟通阿基诺与其政党的桥梁；1978年仍在狱中的阿基诺决定参加众议院选举，科拉松开始代表丈夫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1983年丈夫的遇刺身亡打破了科·阿基诺平静而幸福的家庭主妇生活，她不得不正式步入政治，参与并领导菲律宾的民主运动。
一 阿基诺之死与菲律宾民主化浪潮
（一）马科斯的威权政治
1965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通过选举成为菲律宾总统，并在1969年成功连任，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对权力的欲望。根据菲律宾宪法，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他的任期将在1973年结束。为了继续担任总统，他要打破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马科斯宣称国家正处于“被暴力推翻、叛乱和颠覆的威胁之中”[3]，于1972年9月23日颁布军管法，中止宪法，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在军管期间，马科斯实行威权统治，消除异己，控制舆论，操纵制宪会议，通过1973年宪法，这部被称为“马科斯宪法”的新宪法使得马科斯能够再次担任总统。1981年马科斯取消军管，但其威权统治继续。
马科斯的威权统治对菲律宾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在威权统治期间，菲律宾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家族政治是菲律宾由来已久的传统，一些代代相传的“名门望族”构成了菲律宾的上层社会，并通过家族关系和主从网络轮流掌握国家权力。但马科斯执政时期，尤其是颁布军管法和开始“新社会运动”以后，政治和经济权力被马科斯一家及其密友垄断，“旧贵族”非但失去权力，还受到打压，这其中甚至包括帮助马科斯赢得总统职位的洛佩斯家族等大家族。[4]虽然在威权政治下，大多数传统家族都保持沉默，但不满已经悄悄蔓延，[5]本凯特矿业公司总裁海梅·王彬（其祖父是反西班牙统治英雄罗曼·王彬，菲律宾的“王彬街”就是为了纪念他）甚至公开指责马科斯实行“亲信资本主义”。[6]马科斯的军管法“破坏了精英们默认的游戏规则——轮流坐庄瓜分公共资源，改由马科斯及其密友长期垄断公共资源，这必然遭到被剥夺了分赃机会的精英们的强烈反对”[7]。
中产阶级的不满在增长。马科斯执政初期，经济的发展和旧贵族的失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发展，许多出身较低微的菲律宾人在这一时期得以开创事业并逐渐向社会上层流动，向来弱小的菲律宾中产阶级有扩大的趋势。[8]然而马科斯的亲信迅速把握了经济和政治大权，新兴中产阶级如果不能与马科斯家族或其密友搭上关系，根本无法继续发展。1981年以后，菲律宾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中产阶级只能苦苦维持，一些商人甚至难以保持以往的生活水准，商人和中产阶级此时虽然没有公开与马科斯政府决裂，但也已经对政府感到幻灭。[9]中产阶级的发展与其与日俱增的不满，为将来“人民力量”运动推翻马科斯政权埋下了伏笔。
马科斯威权统治也引起菲律宾学生、知识分子和社会下层人士的不满。贫富分化、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使占菲律宾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和平民生活困难，希望通过发起社会运动改变现状。军事管制法取消以后，罢工运动连年发生，规模和时间也逐渐增长，马尼拉的穷人开始走上街头表示对政府的不满。[10]另外，这一时期政府不仅禁止一切政党和社团活动，而且严厉控制报刊、电视和广播，非法拘禁、逮捕、失踪等侵犯人权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在取消军管法以后，这些行为依然有增无减。[11]菲律宾人恶劣的生存状况、政府控制言论自由和侵犯人权的做法激起了人们愤怒。80年代初的菲律宾，各阶层和各行业民众对于独裁的愤怒逐渐积累，“已形成马科斯身旁的火药桶，随时有着爆炸的可能”[12]。
其次，威权政治使得菲律宾的两方势力——反政府势力和军队——在相互对抗中得到了发展，并开始对菲律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972年马科斯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法令时，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要应对日益严重的菲律宾共产党的威胁，以及打击南部菲律宾穆斯林分离组织。事实上，当时的菲律宾共产党老党已经式微，几乎没什么活动。[13]而共产党新党则羽翼未丰，其领导的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NPA）麾下不过300余人，还不能对国家产生实质威胁。另外，穆斯林分离分子的主要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形成于1969年，直到1972年才正式宣布成立，其在军管法实施前的活动较为分散，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分离主义运动。[14]恰恰在军事管制法实施以后，菲律宾共产党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迅速发展。菲共新党在军管法后发布宣言称“当前情况对革命运动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利得多”[15]，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对政府的批评和反对被严厉禁止，越来越多威权统治下的贫困者、失去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菲律宾人转向菲共新党，菲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让其在菲律宾各省得到发展。新人民军在短短几年内由300人发展到26000人。到1985年，菲律宾60%的省份和20%的巴朗圭（村社组织）都有菲共的活动。[16]另外，一些反对派精英如议员何赛·迪奥诺（Jose Diokno）和洛伦佐·塔纳达（Lorenzo Tanada）也与同情共产党的组织来往密切。[17]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虽由来已久，但达到高潮并真正成为分离主义运动是在70年代之后，到70年代中期，菲律宾发生的军事冲突中超过60%与“摩解”相关，不少学者认为“摩解”反叛的加剧是马科斯军事管制的结果而非其原因。[18]菲共和“摩解”在70年代规模持续扩张，活动日益频繁，甚至曾出现过彼此联合的迹象，形成了对政府强大的威胁。此后，这两股反政府势力构成菲律宾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成为该国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题。
军管法的实施也使军队变得更强大。在实行美国式政治制度的二十余年里，菲律宾一直采取文官治国原则，军队并没有过多干预政治和社会经济，但军管法实施以后，权力越来越集中在马科斯和军方手中。为了换取军方的忠诚，马科斯不断扩大军队规模：1972—1981年，国防预算增加了6.3倍，国军总兵力扩大了2.9倍。[19]军队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开始分享政治权力，并将势力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军人被高度政治化。从马科斯第一个四年经济计划开始，军人被鼓励参与到媒体、行政、公共事业、投资公司以至于司法等各个领域，军队和军校的培训中也增加了经济学、经济管理、政治管理和政治学等内容。1978年总统地域开发室12名工作人员中就有6名是军人，1983年至少有2000名军人进入文职机关，国家警察也由军队领导。[20]此时军队的主要职能已经由对外防御转变为对内维护秩序和保护总统，其势力之强大足以左右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甚至撼动国家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军人都能从军队势力扩张中受益。在马科斯的默许下，上层军官肆意贪污腐败，大多数军费都被用于私人，下层军人薪酬与待遇并未得到改善，而且因为军队长官的任期被无限延长，许多年轻的中层军官长期无法升职，这都使得军队内部开始滋生不满。这些不满的军官组成叫RAM Boy的集团，并秘密跟当时的反对派联系，寻找政变机会。[21]
马科斯时期军队势力的扩大、军人的政治化和军队内部分歧的显现，使军方在菲律宾民主创制和民主巩固过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并成为菲律宾民主化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最后，菲律宾深陷经济困境与腐败。军管法实施初期，菲律宾经济在马科斯“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增速明显，连续六年保持6.6%以上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2年的556亿比索增加到1978年的1310亿比索[22]。经济的发展以及新政策对出口加工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鼓励也使得以知识精英、企业家和商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开始成长和壮大，菲律宾银行家商业协会和菲律宾雇主联合会等商业团体纷纷成立，要求政府进行变革，赋予它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1980年，因为石油危机影响以及政府无法处理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菲律宾的经济开始恶化，仅1981年一年内财政赤字就扩大了3倍，通货膨胀率则上升为1975年的3倍。到1985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由5年前的5.15%下降到了-7.31%，[23]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妇女则成为贫困的直接和最终承受者：为了支撑家庭，菲律宾妇女不得不进入国营或跨国工厂，每日超时工作，所得工资与劳动强度极不匹配，而且工作安全得不到保障；[24]另一些妇女要么出国当佣人，要么进入性产业，其尊严、权利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护。[25]
政府的腐败也令菲律宾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据马来西亚《诗华日报》和马尼拉《世界日报》报道，马科斯一家在总统府的财产达20亿美元，并在执政期间非法占有近100亿美元的财产。[26]虽然具体的贪污数字并不精确，但马科斯家族的奢侈生活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马科斯的妻子伊梅尔达（Imelda Marcos）更是因其挥霍无度闻名国内外。根据菲律宾前外交部部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的遗孀贝丝·罗慕洛（Beth Romulo）在《菲律宾政坛回忆》一书中的描述，总统府马拉卡楠宫竭尽奢华之能事，总举办没完没了的宴会，马科斯夫妇出手大方，一掷千金。1983年为了修复一个古老教堂以为女儿艾琳举办婚礼，马科斯就花费了130万美元，并动用24架飞机和50辆大客车接送客人。[27]政商勾结和任人唯亲的做法也十分普遍，有利可图的行业如马尼拉电力公司、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制糖工业、椰子工业等被马科斯的亲友掌控，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掌权者都是同马科斯夫妇亲近的人，一位官员甚至公开表示：“在像菲律宾这样的半集权主义发展中国家，总统有必要控制重要部门，或者让他所信赖的密友来控制。”[28]1978年以后，腐败和贿赂已公开化甚至制度化，同马科斯和伊梅尔达建立朋友关系几乎已经成为菲律宾唯一的生财之道，普通民众则视贪污为不可避免之事，官员腐败在马尼拉甚至“已经引不起菲律宾人的激愤”。[29]
马科斯政府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基础之上，一旦经济情况恶化且无法改善而社会改革又毫无进展，统治者和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开始瓦解。迫于逐渐恶化的政治和社会局势，马科斯于1981年宣布停止实施军事管制法令，此后抗议活动骤增，当年就有包括自由党、国民党、战斗党、民族解放联盟在内的8个团体公开表示对政府的不满，[30]罢工事件超过160次，9月更是爆发了自军管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上万菲律宾人打出了“打倒马科斯”的口号。[31]
（二）阿基诺之死
“由于威权政权的压制性质，政权的丧失通常是隐蔽发生的……许多人对政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威权国家，必须有触发事件来具体反映这种不满。”[32]在菲律宾，1983年8月21日贝尼尼奥·阿基诺在菲律宾国际机场被枪杀事件就成为一个绝佳的触发事件。
贝尼尼奥·阿基诺出生于菲律宾打拉省一个名门望族，28岁当选省长，35岁成为菲律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议员，被称为“政治神童”，他也是自由党领袖。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菲律宾人都认为他有希望在马科斯任满之后当选总统。然而1972年军事管制的实行阻断了阿基诺的计划，1972年他被马科斯政府逮捕，几经审讯，于1977年被军事法庭以从事颠覆、谋杀和非法拥有武器等罪名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33]然而，阿基诺在菲律宾的影响力并不曾减退，其“反腐”“改革”“追求社会正义”的口号、“非暴力民主人士”的形象以及非凡的个人魅力为他争取了许多国内外信众与同情者。1980年阿基诺获假释出狱，赴美国做心脏手术，之后在美国继续从事反马科斯专制独裁的政治活动。1983年，阿基诺认为夺权时机已到，不顾劝阻返回菲律宾，在菲律宾国际机场下飞机时被枪杀。绝大多数民众、官员和媒体都相信，这起事件是由马科斯指使的。
阿基诺之死震惊了菲律宾朝野并最终点燃了马科斯身边的火药桶。阿基诺夫人和民众指控谋杀阿基诺的凶手就是马科斯，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行抗议，8月31日阿基诺下葬，送葬人数达百万人以上，他们高呼“民主自由”“反对独裁，反对暴政”等口号。阿基诺死后一个月内，菲律宾发生了165次游行和抗议，最大一次游行动员了50万民众参加，[34]与以往的游行不同，1983年后菲律宾的游行队伍中不仅有学生、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工人和农民，还有为数众多的中上阶级、下层军官和天主教人士，他们要求马科斯辞职，严惩凶手。
马科斯总统否认与阿基诺遇刺案有任何牵连，还成立了一个调查该案件的委员会，委员会历经一年调查，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但一致之处是认为所谓的共产党嫌犯加尔曼不可能是凶手，谋杀阿基诺是有预谋的。1985年1月菲律宾国家检察院向法院正式控告贝尔将军等25名军人和1名商人与谋杀案有关，马科斯让贝尔将军“离职休假”。审判历时一年，12月最终判决，枪杀阿基诺的凶手是加尔曼，贝尔将军等26名嫌犯无罪释放。宣判当天，马科斯总统就下令恢复贝尔将军的职务。
对阿基诺遇刺案的审判就像闹剧，污辱民众的智商，因此反马科斯的声浪并没有随着阿基诺遇刺案的终审而停息，反而招致民众对马科斯专制统治愈加愤怒。阿基诺夫人和反对派呼吁所有菲律宾民众挺身而出，“为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35]。
二 科·阿基诺与菲律宾民主运动
阿基诺的遇刺使他成了“一个不死的英雄”[36]，也将他的妻子科拉松·阿基诺推上政治舞台。科拉松在丈夫的葬礼上，向他发誓：“尼诺，我答应你，我会继续你的奋斗。”[37]
阿基诺夫人参与政治集会和游行，在抗议集会上演讲，揭露丈夫遇刺真相，批判马科斯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提倡民主和自由，她的虔诚、道德、非暴力、民主、孀妇、慈母形象赢得民众极大的同情和爱戴，民众将对阿基诺的敬仰、怀念转移到科·阿基诺身上，她在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反对马科斯力量的象征和核心。
以阿基诺被害为契机，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公开表示不满。一些上流社会的妇女“过去通常只在循规蹈矩的俱乐部集会上或餐厅里露面”，现在她们举着“明年被谋杀的将是我的丈夫”的标语率先走上街头抗议，还有一些标语上书“弹劾马科斯”，这些妇女包括工业界巨子海梅·佐贝尔的妻子比·佐贝尔、海梅·王彬的妻子小玛丽贝尔·王彬，等等。妇女们每天参加游行，以保持反马科斯政权的气氛，她们还经常拿着标语站在议会大厦门外，抨击马科斯的专制。她们甚至出现在议会辩论的旁听席上，一天，听到信号后，她们一齐扬起手中的小旗，上书“控告马科斯”。[38]1986年反马科斯运动汇集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运动（People's Power），百万菲律宾人涌上街头，带着食品、热水瓶、收音机甚至小便袋，以和平示威的方式要求马科斯下台，街头抗议成为一景。之后，总参谋部副部长菲德尔·拉莫斯（Fidel V.Ramos）和国防部长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发动兵变，要求马科斯下台。当马科斯派兵镇压叛军时，菲律宾民众响应红衣大主教海梅·辛的号召，上街阻挡政府军的军车。修女们迎面跪在军车前组成第一道防线，妇女、男人和儿童排成第二道防线，军车陷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完全动弹不得。修女和妇女向军车上的士兵送上食物、香烟和鲜花，让他们不要开枪，最后政府军只好掉转车头退回军营。[39]
1986年马科斯被迫宣布提前进行总统选举，为了对抗马科斯，许多人认为阿基诺夫人是反对派最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在红衣大主教海梅·辛的撮合下，菲律宾反对派联合起来，推举科·阿基诺为总统候选人，统一民族民主组织领导人劳雷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参加1986年总统选举，这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性竞争总统之位。阿基诺夫人在竞选中指责“马科斯政权错误地管理国民经济，通过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的手段修补政治结构，侵犯人权，把财富藏匿国外，使自己陷入行贿腐败的罗网中，不能对国家提供精神指导”[40]。她承诺“重建我们亲爱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创造一个新菲律宾——在那里，人人有工作、正义、自由和福利”[41]。
科·阿基诺顺应了菲律宾人对民主的向往和对专制的不满，在她所到之处，大批民众簇拥着她，高呼“科丽！科丽！”她提出竞选口号“已经太久——我们受够了——换掉他！”每一次讲演她都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语，每到此时，听众都发出赞同的欢呼声。[42]当马科斯总统根据选举委员会提供的虚假数字，宣布自己是胜利者时，科·阿基诺马上提出质疑，并号召全国民众不服从政府。她提出七条非暴力不服从计划，包括：在马科斯宣告就职后的第一周罢工和罢课；抵制“亲朋好友银行”，要求民众提取他们在这些银行的存款或不在这些银行开户头；抵制马科斯所控制的媒体；民众推迟付水电费；抵制马科斯“亲朋好友”的商店，不到这些商店购物。[43]她还宣布自己是真正的获胜者，于1986年2月25日宣誓就职总统。
在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面前，1986年2月25日马科斯带着家人和亲朋登上去往美国的飞机，逃离菲律宾，结束了他长达20年的统治。马科斯的倒台是多重力量合力的结果：人民力量、反对党派、军方和美国，菲律宾妇女在前两种力量中发挥主导作用，各阶层妇女都充分动员起来，从反对派领导人阿基诺夫人到家庭妇女，从上流社会妇女到女工和农妇，从教授到修女，她们全都参与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民主运动。而阿基诺夫人是领导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位一直以“家庭主妇”自居的女性看起来与乱哄哄的政治如此不协调，但最后“居然成为这个派系林立、骚乱不断的国家的领袖”[44]，并成为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
三 为什么是科·阿基诺？
科·阿基诺在当总统前只是家庭主妇，并无从政经历，而当时反对派阵营里不乏政治经验丰富的男性精英，包括“统一民族民主组织”领袖萨尔瓦多·劳雷尔（Salvador Laurel）、手握军权的拉莫斯和恩里莱。“即使阿基诺很快变成了斗争的象征，但是在这些日子的早期，没有人把她看作一位潜在的领导人，她自己也没有为自己设定过这样的角色。而且，她缺乏一些成为领导人的品质，如经历、野心与自信，而那些反对派男性领导人反而拥有这些特质。”[45]那么，为什么科·阿基诺能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并最终获胜？
（一）“政治替代者”与家族政治的光环
阿基诺的死让他成为一个偶像，一种道德象征。在这之前，他只是众多反对派领袖中较会玩弄政治把戏的一员。然而，在成为威权统治的受害者和为民主牺牲的“殉难者”后，阿基诺的种种弱点被完全洗刷，成为“英雄”。一位记者在看到阿基诺的尸体后写道：“（因为他）是政客，可能在他心中并没有菲律宾的利益，他可能不热爱他的国家和人民。我看到他苍白的脸、被子弹打中的伤口，衬衫上满是血迹，我对自己说，不，尼诺，我不再怀疑，你热爱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上帝保佑你，永远，不论你在哪里。”[46]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殉难”让一名政客超越了生前的重重争议，让他成为民主运动的精神偶像和道德源泉。
而科拉松·阿基诺“英雄的遗孀”这一身份让她从踏入政坛开始就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她在演讲中总是先播放阿基诺生前的讲话，然后回忆自己的家庭在马科斯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每一次演讲都“引起了许多人掉下眼泪……他们因她的丧偶而为她悲伤”[47]。科拉松凄苦的形象正好迎合了菲律宾传统政治文化中强调个人魅力和感情用事的一面，激起了听众的同情心。阿基诺的民主光环也照耀到他夫人的身上，使她也成为民主象征，为她吸引了大量忠诚选民并使其顺利地成为“政治替代者”。
传统大家族的背景更是让科拉松·阿基诺拥有了优势明显的政治资源。科拉松出生于打拉省富甲一方的地主家庭，父亲何赛·许寰哥（Jose Cojuangco）和母亲德梅特里亚·苏穆隆（Demetria Sumulong）都来自传统大家族，这些大家族对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进程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而贝尼尼奥·阿基诺则来自打拉省一个政治望族，这个家族在菲律宾独立之前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强强联姻，婚后的科拉松·阿基诺等同于“住在菲律宾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中心”[48]，这一庞大的家族不仅自身能力雄厚，而且在菲律宾有分布广阔的主从关系网。虽然科拉松为了保持“民主”形象而很少提及这一事实，但现实是，许寰哥和阿基诺家族在这次竞选中几乎全家出动，她的兄弟何赛·佩平（Jose Peping Cojuangco）是首席战略师，她的大伯子保罗·阿基诺（Paul Aquino）担任秘书长，她的小叔子布兹·阿基诺（Butz Aquino）是一个积极的活动家，与一些热衷于政治的团体有联系，而她的小姑子鲁帕塔（Lupita Kashiwara） 负责媒体（她自己就在媒体工作）。[49]许寰哥家族的强大声望也是天主教迅速旗帜鲜明地支持科拉松的重要原因。[50]
可见，从科拉松·阿基诺踏入政坛的那一刻起，菲律宾的政治文化就赋予了她在政治上的“先天优势”。
（二）女性特质的影响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被认为具有“感情的”“柔顺的”“合作的”等社会性别特质，而且因为女性活动被局限于私人领域，她们往往也被认为因为远离了“肮脏”政治而更为纯洁。[51]另外，在天主教的影响下，菲律宾社会还格外强调妇女为家庭和丈夫的牺牲和奉献精神。科拉松·阿基诺就明显表现出了“女性特质”和对父权制社会下女性角色的迎合。
科拉松·阿基诺一直强调她的家庭主妇身份，即便在决定参选以后，她依然对记者说：“我不是政治家，当尼诺活着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妻子和母亲。现在我是遗孀和母亲。”[52]这种不断被强调的“家庭主妇”身份和以家庭生活为重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将她与活跃于政坛的马科斯夫妇及其独裁政治鲜明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当她为了给死去的丈夫主持正义而“被迫”站上演讲台，为了“受苦的菲律宾人”决心竞选总统时，一种忠诚的、牺牲奉献的圣母形象便自然被加诸其身上，增加了她的个人魅力，从而俘虏了大量民众。事实上，阿基诺夫人“体现了一个被社会所接受的妇女的传统角色——一个虔诚的女儿（天主教徒）、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非常有教养的母亲”[53]。当她出现在人群中时，菲律宾人甚至称她为“菲律宾的玛利亚”。[54]
科拉松·阿基诺表现出的“纯洁”“非暴力”形象，对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更是极具吸引力。阿基诺夫人屡次表明自己不是一个政客，不懂政治技巧，甚至没有办法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只能追随丈夫的观点。[55]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不知道如何去说谎，不会愚弄别人”，“也不是一个独裁者”，她将用家庭主妇节俭和高效的家务技巧把这个国家“打扫干净”。[56]科拉松的“非暴力”形象也同样深入人心。在性别刻板印象中，女性被认为是柔顺而且反暴力的，阿基诺夫人的形象恰好符合这种印象，她在各个场合宣扬实行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要在“充满耻辱，以政府暴力和欺诈行为为标志的选举”中，“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获得民主”。[57]对于看惯了暗杀、专制和暴力的菲律宾人而言，这种女性化的“温柔”和“非暴力”似乎预示着一种光明美好的未来，科拉松也因此被她的人民“视为母亲，视为和平、民主和安宁的象征”。[58]
纷争不断的菲律宾反对派似乎也更愿意团结在温顺而较少权力欲的科拉松身边。在1986年总统选举之前，反对派组成了一个“召集人小组”（Convenors）以选出代表参加竞选，但各个候选人及其支持者一直互相争持。一开始，科拉松只是通过自己身为阿基诺遗孀的道德号召力让陷入僵局的会议继续下去，但渐渐地，许多反对派领袖发现“只有科拉松站出来，才能终止反对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59]，最终一致同意提名科拉松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反对派似乎只是将科拉松视作过渡时期的一个团结的象征和吸引民众的招牌而已，并没有真正把她放在眼里。他们认为，屡次拒绝参选总统的科拉松较为温顺，易于操纵，即便当选后也只是一个傀儡，不会威胁到他们施行权力。当时，科拉松最有力的对手劳雷尔一直不愿意放弃竞逐，但就在选举前夕，他突然宣布与科拉松达成协议，将作为她的副总统搭档参加竞选。事后，劳雷尔承认自己当时认为，科拉松在当选后会回到“合适的”象征性角色上，让他掌握实权。[60]
在父权制观念的影响下，科拉松·阿基诺以母亲和遗孀的身份，以其传统的女性特质赢得了民众和反对派的拥护。在这里，女性身份成为一种优势，但强调女性身份赢得竞选却为科拉松将来的执政种下了祸端，也为其后接连不断的叛乱埋下伏笔。
（三）民主的象征
如前所述，马科斯政权的专制腐败以及菲律宾的经济社会乱象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要求民主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但在威权统治下，菲律宾的权力实际上集中在马科斯一人之手，政府不可能有民主改革的动力，民主化只能起于体制之外，即通过“人民力量”推翻威权政府。正是这场来自体制之外的运动，让从未踏足政坛的家庭主妇科拉松·阿基诺得以走上前台。
贝尼尼奥·阿基诺遇刺后，科拉松·阿基诺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批判马科斯的专制和腐败，提倡民主和自由。阿基诺夫人所提出的清除垄断和腐败、发展经济、维护人权和贯彻土地改革方案等口号与马科斯治下的菲律宾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当她屡次表示“我是（马科斯）政权的受害者”，并“决心为我们可爱的全体人民创造一个公正和福利一体的菲律宾而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61]时，完全对应了菲律宾人对专制的不满和对民主人权的向往。“人们意识到，科拉松是菲律宾社会改革的一个象征，虽然这一点也许未必仅指阿基诺夫人个人……只要任何一种新事物或新人物出现，清除现实社会弊端，人们都是乐于接受的。”[62]于是科拉松所到之处，“科丽万岁！”与“民主自由万岁！”的呼声总是同时响起。阿基诺夫人反对马科斯独裁的立场，让她在民众心目中自然具有了“拥护民主”的形象，被视为民主的象征，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民主自由”的形象也让阿基诺得到了关键力量的支持。在置换式民主转型中，“军方的不满是使政权垮台的最基本的力量”[63]，而阿基诺对民主的提倡让军方有了堂而皇之的叛变理由。如前所述，实施军管法以后，一些年轻军官因长期得不到晋升、薪金待遇差而感到不满，阿基诺在竞选时提出“我们将使一些年迈的将军们退离他们现在的岗位，让更多的年轻上校走到重要的岗位上”[64]，这一许诺无疑进一步拉拢了中下层军官；至于在人民力量运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国防部长恩里莱和副总参谋长拉莫斯，很早便对马科斯任命的总参谋长法比安·维（Fabian Ver）心怀不满，认为其垄断军队大权，对他们的地位和政治前途造成威胁。RAM Boys 的领袖恩里莱与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积怨尤深，一直寻找夺权机会，[65]而科拉松的反独裁民主运动便是最好的理由和机会。在发动兵变的讲话中，恩里莱和拉莫斯都将兵变理由归结为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让他们相信马科斯当局并没有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此举是要“创造一个正常、美好的菲律宾，使我们的人民能像以前那样沐浴在自由之中，追求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66]。此话一出，恩里莱和拉莫斯立即得到人民和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另外，随着民众运动的发展，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翻威权政权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一形势的变化也促使美国改变原先两边下注的立场，决定不再支持马科斯，导致马科斯最终放弃了权力。[67]
（四）精英女性的能力
科拉松·阿基诺虽以“家庭妇女”形象示人，但从其家境和成长经历来看，她更像是传统的菲律宾“精英”。
出身大家族的科拉松从孩提时候起就一直习惯于见大人物，家庭中的男性都热衷于政治，更有一位全力支持丈夫和儿子参政的母亲。[68]她13岁便到美国读书，曾在费城拉文山学院和纽约市修女会办的圣母学院学习，1949年到纽约圣文森特山学院专攻法语和数学，1953年毕业后回国就读于菲律宾远东大学法律系。[69]良好的教育无疑让阿基诺具备了参与政治的基本素质。与充满政治野心的贝尼尼奥·阿基诺结婚后，科拉松有了更多接触各类政治人物和参加各种政治聚会的机会，贝尼尼奥的被捕入狱更使阿基诺经受了一次全方位的政治训练，“每周六24小时只有他和我在一起，关在监禁他的监狱里。我们有天下所有的时间彼此倾吐肺腑之言。这就是我政治教育的起点。”[70]她成了联系丈夫与菲律宾政坛的纽带，代表丈夫在反对派中间讲话。丈夫遇刺后，她走上政治舞台，发表大量讲演，斡旋让反对派团结一致。可以说，科拉松在往后风波迭起的政治生涯中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并不是出于幸运，而是大大得益于从小的教育和婚后的政治训练，得益于她个人的政治能力。
1986年选举期间，罗慕洛夫人曾与科拉松会面，她敏锐地看到这位女候选人“头脑冷静。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操纵她。她看上去是那种清醒、镇定、不易冲动的人，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然后自己拿主意”，并认为报道阿基诺夫人毫无政治经验的新闻大错特错。[71]实际上，宣传阿基诺夫人缺乏政治经验的媒体很可能正是受到科拉松本人的误导，科拉松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定义为传统的菲律宾“政客”。[72]至于“缺乏政治经验”，对她而言不仅不成问题，反而还是一个优势。她曾在竞选中针对“没有经验”的批评这样说道：“我知道我在经验上无法与马科斯先生比肩。我承认，我缺乏欺骗、偷窃、说谎以及暗杀政治反对者的经验。”[73]她对自己的缺乏经验表示心怀感激：“感谢上帝，我确实与他（马科斯）有差别。因为如果我们真要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非常不同于马科斯的领袖。”接受记者访问时，她也常常强调“我与马科斯是完全不同的”。[74]显然，科拉松已经准确地预见到，对威权政权极度不满的菲律宾民众需要一个与马科斯夫妇形象完全相反的人，而她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塑造成民众需要的人。作为家庭妇女，她理所当然会被认为远离粗鲁和肮脏的政治，远离贪污和腐败，她的“没有政治经验”恰恰可以作为其纯洁、清廉、非暴力的证据。
可见，科拉松·阿基诺的政治经验虽然的确不如她的男性竞争者，但她具有政治能力，也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这种个人能力让她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菲律宾的本土政治特点和民主化诉求，并最终走上菲律宾总统之位。
综上，与马科斯和其他男性领袖相比，科·阿基诺拥有的最大优势是强大的道德资本，她也将道德资本最大化，强调自己是受害者、贤妻良母、家庭主妇、虔诚的天主教徒，因而纯洁、民主、非暴力，能带来菲律宾的“改变”。民众饱受马科斯的专制、腐败、肮脏政治之苦，对拥有强大道德资本的阿基诺夫人怀有期望，天主教会也对阿基诺夫人的道德优势极为赞赏，大力支持，最终成就了菲律宾第一位女总统的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