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蜀文化的自然背景（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虽然不是影响人类文化的决定性因素，但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因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早就指出，“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一个“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3]。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5]，“人靠自然界生活”[6]，“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暗示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因素。

就四川的自然地理而言，有两个特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地理的闭塞；二是资源的丰富。

先说“地理的闭塞”。四川的中部为盆地，也就是著名的四川盆地，盆地四周为高原和高山所环绕，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和界限。西部是川西高原和邛崃山、龙门山、大相岭，北部是大巴山、米仓山、秦岭，南部是云贵高原和大娄山，东部是巫山，只有长江为其天然通道。可以看出，巴蜀确实是著名的四塞之地。因此，《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巴蜀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李白（701—762年）在《蜀道难》中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盆地之内，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平坦富饶的成都平原。

再说“资源的丰富”。早在秦汉之时，巴蜀就以资源富庶而闻名天下，“蜀”字甚至成为汉代富裕地区的同义语。[8]四川的水利资源很丰富，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岷江、涪江、沱江、乌江穿流其间，给四川以灌溉之利，同时又是古代四川人民经营渔业的好场所。尤其是在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水利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四川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盆地内分布最广的是黄壤和潮土，富含矿物质和有机物，气候、土壤和降雨量都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四川的矿产资源也很丰富，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铅、盐等矿产资源。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毫不掩饰地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其后成书的《汉书·地理志下》中，对四川自然地理环境的叙述更为精辟而贴切，并简单地说明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文环境（文化）的影响，“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和《华阳国志·蜀志》中对四川的评述，都离不开一句“沃野千里”。《宋史·地理志五》中也记载，川峡四路是“地狭而腆”。富饶的物产，为巴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足够的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巴蜀文化。诚如前文所言，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巴蜀文化。四川一向号称“天府之国”，既有富饶的“沃野”之称，又有闭塞的“险塞”之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巴蜀之地的“闭塞”，最终也影响了巴蜀文化，使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闭塞”——有人用“盆地意识”来形容，约略近之（具体表现详见后文）。再比如，四川的东部与湖北、湖南接壤，而这一带在历史上是楚国的领地，并且四川的东部地区本身也曾经属于楚国。或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使巴蜀文化熏染上了楚文化的特色。《华阳国志·巴志》有言“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其说不误。关于这一问题，研究者曾经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等角度做过探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