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说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国家工作的重点和百姓关注的热点。新世纪以来，国家连续发布了十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来聚焦“三农”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作为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依然很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民人数多、基数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口5.4亿，近90%的人属于农民；改革开放之初，人口超过9.6亿，超过80%的人属于农民；201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超过13.9亿，城镇化水平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然而接近60%的人口仍然属于农村户籍，农村人口总量仍然很高[1]，即使若干年后，经济水平大大提升，农村人口大幅减少，其总量也不会少于2亿—3亿人，因而，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必须重点对待。另外，“三农”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必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使是当前的发达国家也是在较好地解决了相关问题后才得以顺利发展的。其实，诸多研究也都证实，“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收入问题，这也正是新世纪以来十多个“中央一号”文件直接以“农民增收”为主题的达到3个，而其他“中央一号”文件都包含着“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初衷的原因所在。

我国农业用世界1/20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尤其是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并加大对农“反哺”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更得到明显改善，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2]。同年，吉林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略低于全国，达到12950元，比上年增长6.8%[3]，但农业内部也出现了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有效利用不足，农业水资源减少，和社会对农产品需求在增加、质量在提升，农业为社会提供安全高质产品的压力在增加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温饱问题，更关系到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发展问题。除此之外，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推动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在提高，加上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许多农村出现了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生存结构，农业生产领域也出现了人才短缺问题。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44亿人，而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比2016年增长了1.7%，其中，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增长1.5%；本地农民工1.15亿人，增长2.0%。吉林省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目标也确立为到2020年，实现70%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4]。转移就业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好地发挥了劳动价值，也给当前农业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与挑战需要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予以化解。

吉林省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尤其是随着有些省份从粮食外销省、自给省降为短缺省，使其在国家粮食安全上的地位更突出，这是吉林省自然条件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农民选择的结果，这也正是吉林省农民长期以农业经营性收入为主的重要原因所在。但当前农业内部的增收挖潜难度较大，影响了粮农的种粮积极性，粮食有效供给不稳定，不利于粮食安全，这势必将对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发展大局造成影响。

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认为，农民收入问题仍然是了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反映“三农”问题解决程度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步入加速期，农民在进行职业分化，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不会很快，然而，农民的就业结构在变化已经成为了事实，他们也呈现了不同的生产热情，其收入来源也正在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再从一般角度来讨论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利于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将以职业分化为研究视角，对分化后的主要农民群体的收入与收入结构进行分类研究。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来看，本书是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细化研究，有利于对问题的剖析，所提出的问题和对策更具针对性和实践价值，也为农民增收政策的优化调整与完善进行探索。同时，本研究对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也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