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农牧交错地带的划分

农牧交错带是我国传统农业区域与畜牧业区域相交汇和过渡的地带。河套地区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界的地区，是一条农牧业的过渡带。由于天然水分条件的限制，由旱作不稳产区过渡到气候干旱致使无灌溉不适宜发展作物种植的地带是我国农业生产上一条很重要的界线，也是我国生态环境的一条过渡带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所谓分界，是指为农为牧都不能过分超越这条分界线。过分超越就会促成这条分界线的移动，从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引起不良的后果。史念海研究黄河的溃决泛滥就与这条分界线的移动有关。[62]那么农牧边界是如何划分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较大也。”把当时的经济区划分为山西区、山东区、江南区和龙门、碣石以北地区。其中，龙门、碣石以北地区与其他经济区不同，它是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分界线。

《后汉书·西羌传》征引顺帝时虞诩一段话，虞诩说：“《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陀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虞诩在其中虽然提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其落脚点却是“军粮饶足”，可见当时上郡、西河，兼及朔方，是一个农耕畜牧交界的地带，而且农业似乎更甚畜牧业。虞诩这段话是在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说的，上距汉武帝派军在河套地区移民戍边已经两百多年，可见西汉对河套地区的开发经过两百年之后已有一定规模和成绩。司马迁所言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已经发生北移，农业已经遍及上郡、西河以及朔方、五原各郡。用现在的地理来说，陕西北部全部包括在内，还兼有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各处都在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的正北[63]。

这条农牧边界由于政治的原因在东汉初年又有一次明显的推移。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和汉朝交好，其国力却不及北匈奴强大。为了避免灭亡，在得到东汉王朝的许可后，就向南迁徙到东汉的沿边八郡居住。这八郡为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沿边八郡的汉人原来很多，但是随着匈奴人的迁入，汉人就渐渐返回内地，留下的汉人越来越少。汉人走了，从事农耕的人减少，但同时匈奴人的到来增加了从事畜牧的人。于是，在沿边八郡畜牧业又开始占上风，由农耕较强的地区转向畜牧较强的地区。

由此可见，农牧边界的推移和反复运动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完全是一种生态的需要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而更多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推动农牧边界的变动。

水利是农业的基础，水利开发的历史就是农业发展的历史，农业发展的历史就是农牧边界运动的历史。河套地区经过清末和民国开发后，现代有学者提出不同的农牧分界线的界定标准和实际范围（见表1-1）。

表1-1 现有农牧交错地带界定比较①

① 肖鲁湘、张增祥：《农牧交错带边界判定方法的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

表1-1 现有农牧交错地带界定比较续一

表1-1 现有农牧交错地带界定比较续二

以上依据的标准有很多，以下分别根据统计资料、气候指标和牧草适宜生长的生态因子界定三个标准来看一下它在地图上的分界线（见图1-1、图1-2、图1-3）。

图1-1 根据统计资料界定的农牧交错地带[64]

图1-2 根据气候指标（年降水量250—400毫米）界定的农牧交错地带[65]

图1-3 根据牧草适宜生长的生态因子界定的农牧交错地带[66]

农牧交错带是一条生态脆弱带，目前该问题主流的研究是从气候角度来进行的，辅以其他指标进行确定[67]。但是，以上的划分标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根据农业调查等统计资料方法获得的农牧交错带，其统计是以行政县为单元的。在西部干旱区，有的县内大部分地区为沙漠化地区，但是为了方便起见，统计时会将其整体划分为农牧交错带。另外的两项指标虽然其科学性不容置疑，但是它们均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对该地带所造成的影响。人类的活动不会依据这条分界线而止住脚步，农牧过渡地带迁移与否，除了自然的条件限制之外，还要考虑政治、经济、民族等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全面、综合、系统地认识这个区域，充分认识到农牧交错带具有异质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本书所说的河套地区暂时采用图1-1的根据统计资料界定的农牧交错地带的划分方法。

二 关于移民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移民的定义有很多，根据在迁入地居住目的的不同，移民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一类强调以定居为移民的标准，“移民”是以重新定居为最终目标，这是“移民”区别于人口流动或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标准；[68]另一类则不强调以定居为目的，认为只要在迁入地停留一段时间即可称为移民。[69]目前学界对移民的分类大致有以下四个标准。第一，根据移民迁移的区域可以分为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指在同一国家之内从一个地方（省、地区或市）迁居另一个地方；[70]国际移民主要是指离开原籍国前往其他目的国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口，包括技术移民、低技术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难民以及避难者和非法滞留、偷渡、被拐卖等人口。第二，根据移民在迁入地投入资本的性质可以将移民分为劳动力移民、知识移民和投资移民。劳动力移民指在迁入地主要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移民；知识移民是指通过考学、分配和工作调动等的移民，他们一般掌握着较高的技术；投资移民是指通过在迁入地投资办厂，兴建合资或合作企业等的移民。[71]第三，根据移民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可以分为工程移民、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灾害移民。工程移民即工程建设引起的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具有非自愿性质，涉及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资源、环境、文化、民族、工程技术诸多方面，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72]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73]扶贫移民指国家对一部分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搬迁异地安置的人口迁移。第四，根据移民是否主观上愿意迁移，可以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自愿移民的搬迁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是主动且甘冒风险的。在采取行动前，他们对故土和准备迁入地的生存条件有一个反复思量、权衡利弊得失的心理过程。而非自愿性移民是指在违背自己愿望的情况下被迫从移民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产生的移民。

关于水利与移民的研究，学界关注的多是由水利工程建设引起的移民问题的研究，而本书要研究的移民与水利的关系问题与这类型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同，表现在，其一，水利与移民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即不是由于水利工程建设引起当地人的迁出。二者的关系恰恰是互为因果，水利工程建设推动了外地移民的迁入，外地移民的迁入又推动了水利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和开发。其二，学者们关注的多是由于水利工程建设迁出的非自愿移民，而本书要研究的多是由于水利工程建设而引入的自愿移民，而且这个移民过程是个很漫长的历史迁徙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