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是中英关系史上比较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发生了很多影响中英关系走向的重大事件。1793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向清政府提出增开通商口岸、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但遭到清政府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出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其目的与马戛尔尼使团基本相同，由于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不愿遵守中国礼仪，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清政府驱逐。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英国商人可以自由来华贸易。英国政府设立驻华商务总监，以国家的名义直接与中国政府接触，中英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世纪30年代末，在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鼓吹下，英国政府放弃了所谓“对华沉默政策”，对华态度日趋强硬，动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全面开放中国市场的呼声高涨。1840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鸦片战争[1]，英国战胜，强迫中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割占了香港岛，获取了大量赔款，并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诸多特权。

从马戛尔尼使团使华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英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英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平走向战争，由中方掌握两国关系走向主动权到英方掌握主动权，由平等交往转向不平等交往的过程。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5.26—1859.8.10）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很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重要参与者。考察斯当东的活动，对于研究这一段时期内中英关系的变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2]，是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4.10—1801.1.14）准男爵（Baronet）[3]之子。通常将乔治·伦纳德·斯当东称为老斯当东，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称为小斯当东。老斯当东曾在法国学医，后来转行从事法律研究工作，获得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老斯当东担任过英国“参事会参事”“西印度群岛各领地国民军上校，并任该地检察长”“与印度斯坦的重要王公蒂波苏丹签订和约的委员”等职务[4]，是英国殖民主义的老手。他还是伦敦皇家学会会员。1785年10月被授予爱尔兰准男爵爵位。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Macartney）为特使的庞大使团出使中国，老斯当东担任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团秘书兼特使缺席时的全权代理。老斯当东回国后著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一书，影响很大。该书同马戛尔尼所著的《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至今仍是研究18世纪末中英关系非常重要的资料。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时年11岁的小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5]随团来华。在来华途中，他随同两位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小斯当东随同马戛尔尼及其父老斯当东一道觐见乾隆帝。由于小斯当东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儿童，因此，深受乾隆帝的喜爱。这一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研究汉学、开展对华活动奠定了基础。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01年，老斯当东去世后，小斯当东承袭了其父的爵位。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6]的组成人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

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正使使华，小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陪同阿美士德再次来到北京。在觐见嘉庆皇帝时，中英双方产生了礼仪之争，小斯当东坚决反对阿美士德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最终导致这次出使以失败而告终，小斯当东也被中国政府驱逐回国。

小斯当东在华期间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回国后，他利用搜集的信息，著书立说，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认识理解。这些著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

1823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7]（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8]，目的是推动对亚洲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工作。

小斯当东还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国王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1818—1852年，小斯当东数次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是当时英国下议院中对中英关系较有影响的议员之一。在对华关系上，他坚决主张维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并支持英国政府发动对华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他的言论对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斯当东去世后，英国政府为纪念他，将香港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士丹顿街（Staunton的香港译名为士丹顿）。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设立兴中会分会，会址坐落在士丹顿街十三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设立斯当东奖金，用于奖励在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杰出贡献的青年学者。

小斯当东的活动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25年出版的马士（H.B.Morse）的巨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中对小斯当东从1810—1816年在广州特选委员会工作期间的一些主要活动做了一些简要介绍。书中对小斯当东的才能给予高度评价，作者称：“他（指斯当东）担任洽谈者和翻译员的职务，对委员会有很大的价值，……他的洽谈者的职务无人可以代替。”[9]该书还附有小斯当东的肖像画多张。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0]发掘整理了大量小斯当东的手稿著作。佩氏在他的名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1993年）一书中依据小斯当东一生的主要活动，将他的一生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佩雷菲特认为，小斯当东是“三个时期的见证人（1793年、1816年、1840年）”[11]，“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见习侍童；35 岁时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岁时当上了议员并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这便是那位有运气亲自参加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见证人”[12]。他对小斯当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言行进行了分析研究。佩雷菲特认为，马戛尔尼来华时，小斯当东是头脑灵活的见习侍童，“比其生身之父更加精明”[13]。1800—1816年，小斯当东长期在中国居住，在此期间，他用了10年时间翻译和研究了《大清律例》。通过这些研究，小斯当东成了“熟知中国人精神的专家”[14]；在阿美士德使团使华时，他作为副手，在正使阿美士德对是否向中国皇帝行叩头礼犹豫不决时，小斯当东向阿美士德提出行叩头礼“只能导致耻辱”[15]，最终说服阿美士德拒绝叩头，致使阿美士德使团使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前，当英国议会在讨论是否对中国开战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时，是“托马斯·斯当东的威信起了作用”[16]，最终英国政府下定决心对华动武。佩雷菲特指出托马斯·斯当东是鸦片的代言人。佩雷菲特对小斯当东的一生历史分期的划分为研究小斯当东提供了线索，笔者赞同这种划分方法。

小斯当东也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台湾学者游博清于1992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19世纪的英国茶商、使者与中国通》是最早的以小斯当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论文。作者认为“在19世纪初期的来华英人中，小斯当东是以往学界研究此一时期中英关系史较为忽略的人物，然其丰富的中国经历，个人集使者、茶商、中国通等角色于一身，是史家考察此段历史不可多得的个案”。“斯当东传奇性的中国经历是19世纪初期英国海外殖民探险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希望以其为例，“透过对其生平重要活动的描绘，进一步触及较重要的层面，如欧人域外探险、历史哲学史观、英国自由贸易思潮与东印度公司、马戛尔尼使团后英人的中国意象、东方主义、人类学研究、中西文化冲击等问题，希能引发学界更多的讨论”。[17]

1999年，王开玺所著的《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谈到了小斯当东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在礼仪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后，有关小斯当东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关注，特别是法律史研究领域，取得成果最多。如王健于2001年出版的《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一书中对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情况及历史地位和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屈文生等全文翻译了1810年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译本的译者序[18]，他还在《中国封建法典的英译与英译动机研究》一文中提出，“英国商人小斯当东1810年首次将《大清律例》系统地译为英文是为中文法律典籍英译之嚆矢。法典英译的早期动机归于在华外国商人考察中国法律、社会、营商环境和保障侨民利益的实际需求，具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取向”，“对法律史研究和汉籍翻译史研究具有拓深意义”。[19]曹文娟、张振明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法律的西传》在挖掘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过程中，使团成员老斯当东、约翰·巴罗（John Barrow）[20]在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司法制度记录基础上，对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的经过、历史影响进行了考察，提出小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是“西方对中国法典第一次比较全面的翻译，使英国中国法律的研究逐渐走在欧洲国家前列”[21]。赵长江的《〈大清律例〉 英译：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次直接对话》提出，《大清律例》是从中文直译为英文的第一个全译本，标志着英国从欧洲大陆文字转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历史结束，中英之间直接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开始。[22]

有关小斯当东的研究另一个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领域是他将英国牛痘接种术介绍到中国，使之推广，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事迹。代表作有张大庆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 考》[23]和侯毅的《英国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的桥梁——斯当东与 〈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24]等。

此外，近年来，游博清撰写了《英人小斯当东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25]《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中英关系（1793—1840）》[26]（与黄一农合著）等文章对小斯当东的活动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小斯当东一生活动的认识。美国马凯特大学Jodi R.Bartley Eastburg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方的接触：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的生平及著作所展示的英国人的中国观》（West Meets East：British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Demonstrated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是西方第一部以小斯当东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文章提出，小斯当东在中国的工作生活经历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小斯当东在华期间，参与处理了很多中英两国重大外交事件，翻译刻印了他生平第一部译著《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1810年，小斯当东翻译出版了《大清律例》，奠定了其欧洲中国学家的地位。小斯当东回国后，依据在这一段时期积累的情报材料和工作经验，著书立说，成为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当选议会议员之后，由于在华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对华问题上拥有重要发言权，影响了英国政府对华问题的决策。因此，研究小斯当东的活动思想和历史影响，必须由研究他在华的工作经历入手。

以上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小斯当东的生平事迹和主要活动进行考察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小斯当东奠定了基础，从现有成果来看，小斯当东的研究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

第一，现有学术成果多集中在对小斯当东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活动的研究，对于其他重要事迹有待深入考察，如小斯当东归国后在英国议会活动情况等。第二，对于小斯当东关于中英贸易问题的思想有待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小斯当东是19世纪早期中英贸易的见证者和实践者，目前学术界对小斯当东有关中英贸易问题的认识，仅仅是对其所撰写的诸多论著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较为宏观的介绍，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第三，对小斯当东在英国对华殖民主义方面的思想表现阐述明显不足。在充分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不能忽略了小斯当东的阶级局限性，忽略了他对于中英关系发展过程的消极影响。总之，对小斯当东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活动、生平事迹、历史影响和时代价值的探讨、定性有待深入研究。

本书是在学习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对小斯当东亲历的对于中英关系发展有重大影响意义的历史事件及其作用进行了考察，试图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小斯当东在中英关系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历史影响。众所周知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活动历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是古今中外历史研究中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由于历史人物活动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具有不可亲历性，主要需要通过历史遗留的文献、遗物、遗迹等来考察还原历史人物的活动，因此，时人要想一时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历史人物的活动影响、思想动机，把握历史人物的活动状态并非易事，尤其是有的历史人物的资料匮乏或者散佚，使得研究更加困难。历史人物的研究还会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多历史人物活动的内容和形象也会被人为地篡改和扭曲，给后人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带来了更多的困难。此外，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有时不能客观科学地判定历史人物，造成了许多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公正。鉴于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是尤为重要的，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唯物地研究和评价小斯当东，在严格的历史性和充分的全面性原则基础上，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具体地研究小斯当东。

本书在写作架构上，第一章至第六章，梳理了小斯当东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历史活动，结语部分主要讨论了研究小斯当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受制于作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本书必然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在此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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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史学界存在1839年说和1840年说两种，本文从后者。

[2]英格兰南部一城市，位于南安普敦西北，建于1220年，是一座古城。

[3]Baronet应译为准男爵或从男爵（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是英国世袭爵位中最低的受勋者，地位在男爵之下爵士之上。目前，国内有些学术著作将Baronet译为爵士，有误。英国的爵位制度比较复杂，爵士的爵位不能世袭，准男爵的爵位是可以世袭的。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去世后，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继承了这一爵位。值得注意的是，准男爵和爵士都不属于英国贵族，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在称谓上一般在名字前加Sir。

[4][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页。

[5]按照欧洲中世纪武士制度，高贵显要人士往往有一个见习侍童伴随身边。见习侍童出身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一般为男性。见习侍童经过七八年教养后，获得扈从骑士（Squire）的称号——一种骑士（Knight）以下、绅士（Gentlemen）以上的称号。

[6]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管理机构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17世纪后，英国来华贸易的商船上设有管理员，负责管理船货事宜，按职位高低称为大班、二班、三班。大班的职位类似于今语的经理，大班除管理商务之外，同时负责同中国官方交涉外交事宜。1699年，英国公司（English Company）设立了“中国事务管理会”（Council），组成人员有主任一人、商人四人、代理人二人、书记五人、牧师一人、医生一人，以及英籍童仆五人。首任主任为卡奇普尔（Catchpoole）。英国政府还授权该委员会主任可兼任英国驻华总领事。1701年年底，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公司达成初步协议，确定合并。1708年，英国国会批准了这一合并案，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1715年，东印度公司为适应对华贸易不断增长的需要，决定在广州设立商馆，商馆由大班组成的管理会领导。管理会设主席一人，下设委员若干名。贸易时，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随船到中国，贸易结束后，整个管理会搭船返回英国，继任下届委员的大班则留住于澳门。1770年，东印度公司对管理会进行了改革，指令大班不再随同与他们有关的船只来华，而是组成一个永久的管理会，负责管理公司在华贸易。1778年年底，东印度公司又组建了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暂时代替管理会管理对华贸易。1781年，特选委员会的工作因故一度中断，管理会恢复。1786年，特选委员会重新组建并正式代替了管理会，此后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管理机构。该委员会由资历较深的大班组成，设有主席一名。特选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管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商业贸易。由于当时英国在中国未设有使领馆，因此，特选委员会同时兼理中英两国外交事务。1792年，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又成立了秘密和监督委员会（The 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权力在特选委员会之上，但不能干预实际贸易，只能负责监督执行政策的情况。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结束，东印度公司承载的对华交涉事务的职能也终结了。

[7]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6.15—1837.1.8）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准男爵。生于伦敦。1782年，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所雇，前往印度，在加尔各答等地任职。在印度居留11年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开始学习梵文，研习印度梵文著作。1805年，受韦尔兹利公爵邀请，在威廉要塞学院任教，教授梵文。著有Remarks on the Husbandry and Commerce of Bengal（1795年出版）和Sanskrit Grammar（1805年出版）等书，其中 Sanskrit Grammar一书影响很大，是英国教授梵文的经典著作，在英国，多年被视为有关梵文最具权威性的语法书。他的译著有Law of Inheritance。他曾担任过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

[8]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英文全称为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创办于1823年并延续至今。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研究亚洲历史文化最大和最具权威的组织机构。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或活动组织，主要有加尔各答分部、孟买分部、马德拉斯分部、香港分部、斯里兰卡分部、日本分部、马来西亚分部、韩国分部等。在上海也曾设有分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办。目前，在北京设有北京分会。

[9][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三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0]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15—1999），法国政治家、学者，曾8次出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政府部长。佩雷菲特生前对华非常友好，先后18次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02年我国政府为佩雷菲特塑立半身铜像，位于武汉大学校内，其代表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在我国影响很大，多次再版，该书以马戛尔尼使团使华为背景，阐述了18世纪末中英两国在交往中外交理念的对撞，反映出了18世纪末东西方文明的矛盾冲突，作者参阅了大量未曾公开的笔记、日记、档案、文献，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使用上不甚规范，很多极具价值的史料没有注明出处，使得这本著作的学术价值大大降低了。

[11][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5页。

[12][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8页。

[13][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29页。

[14][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55页。

[15][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78页。

[16][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92页。

[17]游博清：《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19世纪的英国茶商、使者与中国通》，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

[18]屈文生：《小斯当东论中国与中国法——小斯当东 〈大清律例〉 译者序（1810年）》，《南京大学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

[19]屈文生：《中国封建法典的英译与英译动机研究》，《中国翻译》2019年第1期。

[20]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出生于一个皮匠家庭。他与老斯当东相识，被老斯当东推荐给马戛尔尼，担任马戛尔尼私人财务主管。马戛尔尼使团使华期间，他随团来华，是马戛尔尼使华团重要成员之一，回国后，他将在中国的见闻写成文章发表，成为中国事务专家。1804年，约翰·巴罗开始在海军部任职，先后担任第二大臣（Second Secretary）近40年。其所著《中国行纪》（Travels in China）至今仍在不断再版。

[21]曹文娟、张振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与中国法律的西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2]赵长江：《〈大清律例〉 英译：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首次直接对话》，《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3]张大庆：《〈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 考》，《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3期。

[24]侯毅：《英国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的桥梁——斯当东与 〈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5]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

[2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