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全面描述欧盟“南部天然气走廊”（the SouthernGas Corridor）的由来，分析该管道方案的未来发展前景，揭示有关各国之间围绕着该方案所展开的外交博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外交策略，以此为中国的能源外交和国家安全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依据。

“南部天然气走廊”是欧盟委员会在2008年11月13日通过的《欧盟能源安全与合作行动计划》中的大型输气管道网络项目，迄今已十多年了。该方案最初计划包括1条已建成的南高加索管道（the South Caucasus Pipeline）和5条拟建管道即纳布科管道（Nabucco Pipeline）、跨亚得里亚海管道（the Trans-Adriatic Pipeline）、跨安纳托利亚管道（the TransAnatolian Pipeline）、“白溪管道”（White Stream）和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道（ITGI）。后经几番演化之后，正式确定其网络系统中包括：（1）阿塞拜疆的“沙赫—丹尼兹”一期和二期凝析气田（The Shah Deniz gas-condensate field Stage 1 & Stage 2）;（2）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SCP）以及“南高加索天然气管道扩建项目”（SCPx）;（3）从土耳其通往希腊的“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4）“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见下图）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就把天然气列为重点开发的战略能源。按照欧盟的规划，天然气在整个能源消费的比重要从2000年的近40%提高到2030年的60%。然而，欧盟本身却是天然气资源匮乏的地区，其气源长期以来一直高度依赖俄罗斯。在“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出台的2008年，欧盟27国的天然气依存度达到了62.3%。其中，仅从俄罗斯一国进口的天然气就占了其进口总量的31.5%。这种进口依存度过高的危机，终于随着2006年和2009年的两次“俄乌斗气”和“欧洲断气”而爆发出来。由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80%经乌克兰输送，近年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输气管道过境费之争导致输往欧盟的输气管道两次被切断，使欧盟饱受‘断气’之苦”。对于这种局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2008年11月13日《欧盟能源安全和合作行动计划》通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在能源上过分依赖进口，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在这种背景下，另辟蹊径建设新的绕过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就成为欧盟国家的现实需要。

实际上，早在2002年2月，奥地利油气集团就发起了修建一条“纳布科天然气管道”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欧盟的大力支持。“纳布科天然气管道项目由欧盟投资，全长约3300公里，目的是将里海地区的天然气经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输送至奥地利后再输往欧盟。”由于有这个基础，所以，“与相关国家经过多年谈判后，欧盟2008年提出建设一个以纳布科天然气管道为主的‘南部走廊’输气管道网络”。

在当代世界，天然气作为和石油具有同等地位的战略能源，已经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象征。因而，自“南方天然气走廊”提出之后，相关国家之间便围绕着这一项目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又旷日持久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

首先展开博弈的是欧盟和俄罗斯。欧盟出台“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其用意除了要打破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垄断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担心自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有朝一日会发展成政治依赖，从而影响欧盟的地缘政治安全。而通过“南部天然气走廊”的修建，实现与里海—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就不但有了一条不依赖于俄罗斯的输气管道，而且还能够达到与里海—中亚国家进行商品、投资、信息与人员双向交流的目的，由此来扩展西方价值理念，进而扩大欧盟对里海—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最终达到政治改造俄罗斯周边弧形地带，打造“一个欧洲控制下的独联体”的目的。而俄罗斯为了对抗“南部天然气走廊”，也在计划开始修建绕开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为此，先后推出了“南溪天然气管道”（the South Stream Pipeline）和“土耳其流管道”（the Turkish Stream）两个管线方案。俄罗斯的政治用意也非常明显，那就是要保持俄罗斯对欧盟天然气市场的垄断地位，巩固在中亚天然气出口中的主导地位，用这种能源优势来保持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影响，使里海、高加索国家继续成为它的战略缓冲地带，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之展开博弈的是供气国。“南部天然气走廊”最初考虑的天然气供应国是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后来又扩大到伊朗和伊拉克，4国在能源外交中的地位凸显，均以气源为筹码而展开政治博弈。其中，阿塞拜疆运用的是平衡外交策略，既想把“南部天然气走廊”作为新的天然气出口渠道，以此在经济上扩大收入来源，在政治上努力增进与欧盟的关系；同时也不拒绝“南溪管道”项目，以此来保持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土库曼斯坦则希冀借助“南部天然气走廊”项目来摆脱长期以来天然气出口几乎全部经由俄罗斯管道的被动局面，力求实现出口管道的多元化，达到独立掌握天然气运输的目的，但同时也在努力保持同俄罗斯的传统合作关系。伊朗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同时还可以作为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绕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过境国，因而它不但希望谋取更大的出口市场，而且还想附加能源安全问题特别是核能源问题，这就给正在与美国一起以铀浓缩问题为由制裁伊朗的欧盟各国出了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如果以取消核制裁来换取气源地的话，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受到损害则是必然的。

同样卷入这场博弈的还有管道的过境国。其中，土耳其是主要的过境国，因而土耳其对该“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并且还想要在政治上把实施该项目与加入欧盟挂起钩来，以此作为加入欧盟的敲门砖，同时又能与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借地理位置优势周旋于欧俄之间。东欧的保加利亚、匈牙利作为两个重要的过境国，既与“南部天然气走廊”之一的“纳布科计划”签署了政府间协议，也与俄罗斯的“南溪管道”项目签署了政府间协议。他们的用意也非常明显，那就是要在两者之间待价而沽，最大化地争取本国利益（“合理的过境费”），在政治上体现的外交倾向则是既要进一步发展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能保持与独联体国家的传统合作关系。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自然也要在这场能源博弈中施加影响。欧盟与俄罗斯围绕“南部天然气走廊”和“南溪管道”（后期“土耳其流管道”）所展开的能源博弈，其深层次的政治背景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利用能源日益崛起的俄罗斯的扼制。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成为“南部天然气走廊”的积极推动者，欲借此进一步巩固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获得欧盟对其全球战略的进一步支持，在经济上进一步控制整个欧亚能源，同时通过拉拢阿塞拜疆等高加索国家，进一步实现北约东扩，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然而美欧之间在是否以伊朗作为“南部天然气走廊”气源地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的走向也很可能会影响双方的关系。

“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也会影响到中国。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早已通过“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天然气合作。如果“南部天然气走廊”的管道修建成功，则势必会形成中国与欧洲在中亚天然气资源问题上的竞争关系，从而不但在经济上（气源和天然气价格）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在政治上失去中亚这一重要的西部安全屏障。

围绕“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而展开博弈的还有亚美尼亚、乌克兰、埃及、卡塔尔、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众多国家。可以说，该项目几乎就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能源博弈的一个缩影。因而，由考察“南部天然气走廊”的博弈态势入手，进而全景式论述全球天然气管道外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据此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战略对策，就成了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理论意义的课题。

具体来说，现实意义有以下三个：

其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中国不仅进口石油已占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在快速地攀升。我国从2006年开始进口天然气，到2010年对外依存度就达到了15.8%。2013年首次突破30%，达到31.6%。有关方面早在2012年就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由当时的石油进口世界第二（次居美国之后）、天然气进口世界第四（在日本、美国、德国之后），双双跃居到世界第一。这一预测提前在2018年成为现实。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快速攀升”,“继2017年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之后，2018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69.8%”,“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升至45.3”。其中天然气的这种对外依存度还会一直持续下去，例如2019年1月《BP世界能源展望》（BP Energy Outlook 2019）预测，到2040年，尽管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大幅提升，但由于需求增长大于供应增长，因而天然气进口依存度依然高达43%。

伴随着中国油气对外依赖程度的不断升高，中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潜在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在日益激烈的能源竞争中未雨绸缪，纵横捭阖地施展外交博弈手段来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就具有了非常现实的意义。欧盟实施“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可以说既对中国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中亚气源上欧盟与中国会形成竞争关系），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机遇（如果俄气西输受限则会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因此，深入开展对“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的研究，洞悉该项目的来龙去脉及其对中国所产生的利弊影响，进而采取趋利避害的对策和措施，为中国的能源安全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具有了非常迫切的必要性。

其二，“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推动着欧—俄—中亚、俄—中亚—美—中、俄—美—中亚—伊朗等复杂的三边和多边关系的转变和演化，其涉及的国家之多，引起的连锁反应之广，在当代国际生活中是罕见的。特别是各国围绕“南部天然气走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角力，即以政治和外交为手段来追求和保障国家的经济利益，又以国家经济利益的开拓来进一步构建有利于己的地缘政治框架，这实际上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新的博弈特点。因此，对于“南部天然气走廊”的研究就大大超出了经济领域的范畴，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解剖这个麻雀，可以进一步认清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现状及其运行规律，以及各个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有助于准确认知、预判和把握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地营造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

其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为此，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取代煤炭等污染能源。在我国天然气供需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大量进口境外天然气成为必然选择。如何通过国家活动，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理好同天然气进口国以及各个博弈方的关系，推进我国天然气进口渠道多元化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天然气需求，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本书关于全球天然气管道博弈形势以及各国博弈态势的分析，对于我国通过外交活动来提高在全球天然气格局中的博弈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天然气进口风险和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也具有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由“南部天然气走廊”的研究入手来论述全球天然气管道外交博弈，也具有理论意义：

其一，就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其研究领域已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单一政治观而扩展到了自由主义的多样观，研究主题不仅限于政治、军事与安全等政治领域，也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以及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来都是强调从经济领域去寻找国际关系矛盾性的根源，认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南部走廊”各个博弈方之间的竞合关系进行研究，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这一研究，从中归纳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丰富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

其二，在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学明显呈现出了两个趋势，一个是向地缘经济学的拓展，一个是与能源博弈理论的结合，而有关国家围绕“南部天然气走廊”方案的博弈正是这两种趋势的集中反映。常识告诉我们，石油、天然气作为一次能源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地域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与地缘政治的不可分割，如剑桥能源研究协会董事长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所说的：“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任何原材料都无法企及的。”因此，围绕着油气资源所展开的博弈，也就必然表现为以地缘政治为舞台的博弈。伴随着波斯湾为中心的中东地区油气供应地位的相对下降和里海—中亚地区油气供应地位的上升，里海—中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油气地缘政治的焦点。这种能源格局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因此，对天然气地缘政治及其外交博弈的论述，也就有助于推动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和对博弈论的认识。

其三，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海—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不过，尽管目前已经有不少“一带一路”与里海—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天然气管道外交视角的研究还鲜有所见。将“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中国天然气管道”置于全球天然气管道外交的视域中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研究。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天然气及其管道在各国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使天然气及其管道政治新兴成为政治学科里的一个研究领域，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博弈也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而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在近十多年来，国内外与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博弈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有关能源外交的论著中包含着“天然气外交”的内容，但大都与石油混同在一起加以论述，缺少单独研究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的专著或者专题。由于天然气和石油、煤炭并列为世界三大一次能源，因此一般只要一提到“能源”，主要就是指这三大一次能源。在当代世界，随着煤炭作用和地位的逐渐下降，石油和天然气正在承担着最重要的能源使命和扮演着最重要的能源角色，因而学者们在论述“能源外交”时，主要指的就是“油气外交”。如曹英伟著《21世纪能源外交战略研究》一书说：“目前，能源外交主要涉及石油和天然气领域。”郑羽、庞昌伟著《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一书说：“本书的能源外交中‘能源’一词，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专指石油和天然气。这一方面是由于沿用了俄罗斯学术界的习惯用法，另外也还根据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上油气贸易所占的突出比重。”钱学文等著《中东、里海油气与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一书也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政治冲突中，政治冲突则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竞争。在这一互动关系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有极其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能否确保油气供给，意味着能否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王海运在《国际能源关系与中国能源外交》一书中，认为“能源外交”的产生就在于“进入21世纪，随着化石能源日益短缺，石油、天然气价格节节攀升，国际能源竞争趋于激烈，国际能源活动的外交特性日渐凸显”。王海运、许勤华著的《能源外交概论》一书，又具体将“油气管道政治博弈”列入能源外交的范畴之内：“能源外交的范畴包括政府间的能源对话和能源治理、政府主导的能源企业间合作、国家间能源博弈、油气管道政治博弈等。”在近十多年来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论著中，研究者们也都是将“油气外交”作为“能源外交”的首要内涵来理解和使用的，国外的如日兹宁著《国际能源：政治与外交》（强晓云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理查德·扬斯著《能源安全：欧洲外交新挑战》（蔡国田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国内的如薛力著《中国能源外交与国际能源合作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崔守军著《能源大外交：中国崛起的战略支轴》（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赵庆寺著《国际合作与中国能源外交：理论、机制与路径》（法律出版社2012年出版），于春苓著《俄罗斯能源外交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罗英杰著《国际能源安全与能源外交》（时事出版社2013年出版），史春阳著《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能源合作》（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国际政治学术文丛《世界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各卷（总论、亚洲卷、中东卷、欧洲卷、非洲卷、美洲卷、中国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大都是如此。

除了学术著作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具体地区和国家“能源外交”的学术论文，例如杨诗源、杨兴礼《新世纪伊朗能源外交浅析》（《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扈大威《欧盟的能源安全与共同能源外交》（《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李宁《试论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外交》（《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第1期），刘建生、崔洪建《欧盟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外交与中欧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尹晓亮《日本能源外交与能源安全评析》（《外交评论》2012年第6期），张帅、任欣霖《印度能源外交的现状与特点》（《国际石油经济》2018年第3期），范斯聪《2008年以来韩国能源外交的评析与展望》（《当代韩国》2019年第1期），张宇炎《21世纪中非能源外交：进展、路径及挑战》（《中国市场》2019年第6期）等。

上述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虽然都把“油气外交”涵盖在了“能源外交”的范畴之内，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把“油气外交”与“能源外交”当作了同义语来使用，由此，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能源外交”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却并没有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的专著，在有关能源外交的著作和论文中也都没有天然气及其管道外交的专题论述。

其二，在有关国家间天然气合作与竞争的论文中有一些天然气外交的专题，但大都是经济贸易领域里的成果，属于国际关系视角的研究还非常薄弱。由于近十多年来天然气战略地位的上升，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将“天然气外交”作为“能源外交”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分支开展研究。例如成键辛《俄罗斯天然气外交浅析》（《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1期），李东《不断强化的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外交》（《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3期），尚月《俄罗斯：活跃的“天然气外交”背后》（《国际石油经济》2011第10期），石泽《天然气，撬动大国关系新杠杆》（《人民日报》2013年12月9日第23版），陈卫东《俄罗斯“天然气外交”的中国警示》（《能源》2014年第1期），龚猎夫、武魏楠《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外交》（《能源》2014年第9期），关健斌《俄罗斯对欧“天然气外交”要换打法》（《世界知识》2015年第16期），李冉《“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国天然气外交战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张帅《德国天然气外交的现状与前景》（《国际石油经济》2018年第11期）等。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存在着两个不足：一个是数量还少；一个是内容还不够深入。从学科归属上来说，“天然气外交”应属于国际关系领域，然而上述论文却大部分都是能源工业和经济贸易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只有少数几篇属于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天然气外交”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方面也说明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展开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其三，在有关跨国天然气管道建设的论文中有一些管道外交博弈的论述，但却大都是围绕着具体管道而展开的，系统论述全球天然气管道博弈的论著还罕有所见。由于天然气资源具有禀赋的地缘分布不平衡特点，因此国家间的天然气贸易必然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其中跨国管道形式的天然气贸易也就成为政府间外交实践的重要内容，并由此而引发了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管道外交。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Gawdat Bahgat是较早研究天然气管道外交的学者之一，他在2002年发表的《管道外交：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中指出，管道外交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建造一条管道将为过境国提供若干财政和政治利益，……因此，管道线路的选择和建设过程十分复杂，需要与各方进行微妙的谈判”，例如“从里海选择出口路线的过程是复杂的，涉及若干政治和经济考虑”。在国内，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研究天然气管道外交的论文，其中包括：

第一，研究里海—中亚至欧洲输气管道博弈的文章有：徐宁《独特的管道政治——里海能源输出管道之争（上、下）》（《国际展望》1999年第17、18期），庞昌伟《里海油气管道地缘政治经济博弈态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2期），张从容《里海油气资源与输出管道之争》（《当代石油石化》2012年第9期），毕洪业《俄罗斯与美欧在阿塞拜疆油气管线上的争夺及前景》（《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2期），冯玉军《纳布科管道：从构想走向现实》（《国际石油经济》2009年第8期），庞昌伟、张萌《纳布科天然气管道与欧俄能源博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庞昌伟、柏锁柱《“纳布科”项目与美欧俄及里海新兴资源国能源博弈》（《国际展望》2010年第2期），徐晓天、叶天乐《满载恩怨的纳布科管道》（《世界知识》2011年第8期），耶斯尔《纳布科管道——问题与前景》（《新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潘楠《欧盟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及其影响》（《国际石油经济》2016年第9期），郭峰《欧盟南部天然气走廊计划前景难料》（《中国石化报》2016年12月30日第8版）等。

第二，研究俄罗斯至欧洲输气管道博弈的文章有：程春华《俄罗斯与欧洲天然气管道合作概况》（《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3期），罗英杰、李沛怡《“南流”PK“纳布科”：俄欧能源博弈无穷期》（《世界知识》2011年第18期），程春华《俄欧南溪管道项目为何一波三折》（《世界知识》2014年第14期），程春华《俄罗斯为何“弃南投蓝”》（《世界知识》2015年第1期），石泽、龚婷《“南溪”项目停摆：管窥美欧俄能源博弈》（《中国投资》2015年第1期），程春华《土耳其流管道：俄欧能源博弈新阶段》（《国际石油经济》2015年第8期），程春华《“土耳其流”管道撬动几多关系》（《世界知识》2015年第14期），董宣《从土耳其流重启看俄欧天然气博弈》（《中国石油报》2016年8月16日第2版），刘乾《土耳其流：博弈亚欧能源通道》（《中国石油报》2016年10月18日第5版），管克江、张晓东《“北溪”管道开通擦亮俄欧关系》（《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1日第15版），管克江《“北溪”管道折射微妙地缘政治》（《中国石化报》2011年12月2日第5版），刘乾《北溪—2背后的政治博弈》（《能源》2018年第8期），程春华《北流管道2号线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国石油报》2018年6月12日第2版）等。

第三，研究中亚西亚至南亚管道博弈的文章有：胡凤华《政治与经济的双簧戏——大国争斗与合作之下的土—阿—巴天然气管线》（《中国石油石化》2002年第7期），张利军《围绕伊巴印天然气管道的外交博弈》（《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6期），徐晓天《TAPI管道与中亚能源博弈》（《世界知识》2011年第2期），彭念等《伊巴印关于IPI天然气管道的地缘政治战略博弈》（《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时宏远《浅论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问题》（《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杨雷《从天然气管线之争看大国的南亚博弈》（《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年第3期），王海燕、施佳敏《土库曼斯坦推进TAPI管道实施的前景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15年第11期），刘红光《天然气“和平管道”如何撬动政经格局》（《能源》2018年第9期）等。

另外，还有部分研究中亚至中国、俄罗斯至中国、缅甸至中国、非洲至欧洲以及美洲国家之间、东南亚国家之间天然气管道的文章，基本都是从贸易合作视角进行论述的。

以上这些围绕着跨国天然气管道建设而开展的探讨，虽然很多都涉及了地缘政治和国家外交的层面，展现了研究者已经将触角探及天然气管道外交博弈的内容，但是对世界天然气管道进行总体介绍和系统论述的成果还未能见到。

综上可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天然气管道外交博弈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起来，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同时也有很大的不足，其中无论是宏观上关于能源外交的论著，还是中观上国家间天然气合作以及微观上跨国天然气管道建设的论文，属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里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尤其还缺少将全球天然气管道联系起来加以系统考察和研究的成果。这种现状，给国际关系学科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重要的任务。

三 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第一，在选题上，对“南部天然气走廊”这一包括多条管道在内的管网系统进行全面梳理和考察，由此引申出对世界各主要天然气资源国、消费国和过境国以及各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外交博弈倾向的论述，从而全景式地展现全球天然气管道的现状及其各国外交的博弈态势，并由此推演出我国天然气管道外交所应选择的战略对策，这在国内的国际关系学领域尚属首次，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和前沿性。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将当代世界天然气开发的新状况、天然气贸易的新趋向和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新进展，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相联系，对各国在天然气管道博弈中所采取的外交战略动因、内容和趋势进行详细阐释，这在国内学术界也属首次。同时，在论述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具有新意的观点，包括天然气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天然气管道政治，天然气管道政治深刻影响地缘政治变化，天然气管道前景取决于地缘政治博弈，天然气管道博弈是天然气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通过天然气管道博弈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中国天然气外交应采取优化西向、深化北向、强化南向、柔化海路的战略等等，也都具有创新意义。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运用系统论关于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方法，由面到点、由此及彼、由国际而国内地论述了全球天然气管道之间的有机联系；采用量化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引用大量最新数据为论据来说明论点；还贯穿运用了辩证方法与博弈方法、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分析方法和归纳方法的结合，也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