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汉美学对身体的规定

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因为人治病被诬告，将押赴长安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去了长安，向汉文帝上书求情道：“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1]缇萦的上书让汉文帝很受触动，于是颁《除肉刑诏》云：

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2]

西汉文景二帝，是黄老作为官方哲学的时期。这一学说之所以成为治国理念，既是秦汉之际的战乱导致民生凋敝的背景使然，也与汉初官方和知识界对秦朝暴政的普遍反省有关。这种反省的直接结果，就是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刑治上主张“以德化民”，“政简刑清”。《除肉刑诏》应是这一精神的体现。此后，同样信奉黄老的景帝，也对断人肢体、刻人肌肤的残酷刑罚持反对态度。他在追怀其父的一篇文章中，曾特意将“除诽谤，去肉刑”列为文帝治世功德的重要表现。[3]西汉初年，除肉刑之外，对人的身体造成重创、甚至夺人性命的刑罚还有笞刑。公元156年，汉景帝下《减笞诏》云：“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基于这种看法，他下令将鞭刑中原来的五百减为三百，三百减为二百。五年后，他又一次颁《减笞法诏》，其中讲道：“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必，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4]

封建帝王废除肉刑或减少笞刑的动机，到底是出于政治权谋还是人道精神，不是本书考虑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古至今的刑罚（包括死刑、肉刑、笞刑，甚至包括上古时期的象刑）[5]为什么大都最终指向了人的身体。显然，法律的正义原则是通过对犯罪者进行有效惩戒来实现的，而惩戒的效用则依托于对人最珍视的东西的摧毁和剥夺。以此为背景可以看到，如果法律的惩戒最终都以人的身体为目标，这就从相反方面证明了身体对于人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任何刑法的变革都以法哲学、法理学的变革为基础，都有对人的价值和哲学信念的重新定位在背后起促动作用。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联看，秦朝的严刑峻法与法家提供的理论基础密不可分，而汉初文、景二帝的除肉刑、减笞刑，也必然并非出自帝王的一念之善，而是可以从当时的哲学和美学中找到理论根源。可以认为，这种理论根源就是汉代哲学和美学对身体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