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学科建设笔谈
“西部儒学”的研究何以可能？
刘学智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摘要：“西部儒学”是从地域文化的相对性出发而提出的与儒学学术地域特殊性相关的一个概念。历史上儒家经学就有“南学”“北学”的概念，其主要是从地域学风的差异而言的。而“西部儒学”或“东部儒学”则是从文化发生的多源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多元性出发的。从历史来看，儒家的思想渊源最早在西部，而儒学的创立则在东部，由孔子在鲁地完成；在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中，儒学的重心则逐渐移向了西部；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化进程发生在西部，并是从西部逐渐推向全国的；“西部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起着特殊的历史作用；“西部儒学”是最早与佛、道二教发生密切交往关系的地域性儒学。加强“西部儒学”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儒学 西部儒学 儒学经学化
“西部儒学”这个概念涉及诸多问题。中国历史上常有南方、北方的划分，南北划分是以秦岭、淮河为界，这是历史形成的，南方、北方既有自然气候的差异，亦有文化、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差异。但是，东西部，准确地说是东、中、西部的划分，按照国家民委的解释，主要是政策上的划分，不是行政区域的划分，也不是地理概念上的划分。东部是指最早实行沿海开放政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中部是指经济次发达地区，而西部则是指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我们今天讨论的“西部儒学”所说的“西部”，则是在文化的层面进行的划分。问题是，我们在文化的层面划分东、西部的做法是否成立？有没有学理上的依据？如果有，“西部儒学”立论的依据在哪里？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儒学在历史上就有地域性的不同特征
地域性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以有南北之分，也可以有东西之分。以什么标准划分也是可以变化的。讨论“西部儒学”应该将其放在中华文化的大概念中进行。其中，中华文化与西部文化、儒学与“西部儒学”应该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所以从地域性出发思考某种学说体系的特殊性，无可厚非。中国地域广大，故文化发生的多源性和文化存在的多元性，就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性。既然文化发生有多源性，文化存在有多元性，中国文化就会有一个文化分区的问题，于是也就有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对地域文化进行差异性、比较性研究就有其可能性。谭其骧说：“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因有时代差异，所以才有历史学；因有地区差异，所以才有文化地理学。如果忽视这一点，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极为不利”。[1]从文化角度说，南方与北方在传统习俗、人文环境上都不尽相同，古人早就有“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的说法，这就是说不同地域在习俗、人文性格、学风上是有差异的。就儒学来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内容，它有与中华文化相一致的共性；同时因其地域文化的不同，儒学也有着与各地域文化相联系的一些自身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路向、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特征和学风，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历史上常有北学与南学之分，即注意到北方儒学与南方儒学，北方经学与南方经学的不同，并且常将二者的思维方式、学风加以比较。如晁公武《读书志》说：“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序》）。北方重章句训诂传统，但失于支离烦琐；南方重义理思辨，虽简约但易陷于浮华。这是儒家经学在南北朝时分立的情况，到隋唐则出现了经学的统一。总之，南学、北学的区分是有学理根据的。
二 关于“西部儒学”的概念内涵
“西部儒学”首先是一个地域文化、地域学术的概念，它应该是相对于“东部儒学”来讲的。“西部儒学”，不是指“儒学在西部”，而应该说其无论从根源上，还是从发展演变的进程来说，儒学与西部地域文化都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弄清“西部儒学”的概念内涵。厘清“西部儒学”这一概念，要探讨其区别于“东部儒学”的特点在哪里，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厘清了，有关“西部儒学”的所有研究才可能确立起来，“西部儒学”概念的提出才有意义。认识“西部儒学”的特点，只有与地域文化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才可能说得清楚。
第一，西部是中华文化之源，也是儒家文化的古老源头。虽然中华文明是多源的，其存在发展也是多元化的，但人们常将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追溯到三皇五帝，而三皇之一的伏羲氏，据说出生于甘肃的成纪。神农氏也称炎帝，炎帝和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姬水距离姜水亦不远，都在宝鸡附近，说明炎、黄二帝都发祥于西北黄土高原一带。基于此，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炎帝葬于宝鸡，黄帝葬于陕西中部的桥山，早在秦汉时期，就有帝王致祭，唐代已有了国家祭祀，明洪武四年（1371）已有皇室的祭文传世。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以黄帝为“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起源，“乃是自古有之的说法”[2]。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中华文化是从西部逐渐走向东部的说法也应该可以成立。这为儒学有东西之分奠定了文化渊源的基础。当然这不是要绝对地说，“西部儒学”先于“东部儒学”，这里面有较为复杂的情况。笔者以为，儒学之早期渊源在西部，而儒学真正形成是在东部。但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西部的儒学又起过重要的作用。仔细分析，作为儒家文化之源的六经，许多都是产生于西部的。《易经》起源于八卦，八卦为伏羲氏仰观俯察所作。六十四卦为文王所演，文王乃本天道以推人事而作《易》。据学者研究，《易》中有一些方位、卦爻辞与陕西关中的地貌人文有关。先周文化发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豳，后迁至岐，再迁至丰、镐。文王建都丰，武王建都镐，都在关中沣河的两岸。周公为摄政王，辅佐成王。周公制礼作乐，大概就在镐京。周公的采邑在周，即今陕西岐山。其创立的礼乐文化和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后来成为儒家德治民本思想的重要来源。作为儒家源头之一的《诗经》，其中的“风”虽然大多是东周时的作品，但豳风、秦风当为西周时的作品，其内容也多是反映关中的风土民情。《诗·文王有声》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功绩，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所说的丰水就是沣河，“东注”，即由沣河注入渭河。说明沣、渭至少是禹治水之地。《诗》中多次提到的一些事件也多在关中，如“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有三百零五篇，其中有关周、秦之地的诗、颂就占了一百五十三篇。孔子后来在鲁地创立了儒学，这也不是偶然的，鲁地曾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这里保存了浓郁的礼乐文化传统，如鲁昭公二年（前540）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说“周礼尽在鲁矣”，就能说明问题。此时孔子十二岁左右，正是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时期，这对早年孔子思想的形成无疑发生过影响。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形成在东部，而其渊源则在西部，要弄清楚儒家思想文化之源，需要深入研究西部的文化，这应该是“西部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西部是儒家经学的重镇，也是儒学实现官方化之地。先秦儒家诸子学的中心在东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官方化进程则发生在西部，并从西部推向全国。秦汉时期，儒学的中心有一个从东部西移的过程。战国前期儒学虽已受到极大的冲击，“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汉书·儒林列传》）。到齐威、宣王之时，儒学以孟、荀等诸子之学为主。就经学而言，秦时已有经学，时称为“秦博士”者，多是秦时就有的。“秦火以前之经学，大都七十子之遗绪”，按《庄子·天下》篇所言，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说明此时治儒家经学者，多在齐鲁。秦火所灭，乃是古文经，“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解字》卷15）。汉初传经者仍在东部，“汉代传经之儒，不出于齐，则出于鲁”[3]。如田何传《易》，济南伏生传《尚书》，辕固生传《齐诗》，景帝时立辕固生为诗学博士。这时有官学与私学之分，当时列于官学的有《诗》和《春秋》二经。官学都列于学官，设博士。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动儒学革命，儒家遂被定于一尊。可见，儒学经学化的推动主要是在长安进行的，儒学的中心已经西移至长安。汉朝廷召开的“讲论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在长安。后来古文经学兴起，其中心也主要在长安。汉代著名的经学家杜林（今陕西兴平人）、贾逵（今陕西咸阳人）、马融（今陕西兴平人）、赵岐（今陕西咸阳人）等都在西部（陕西）。晋大儒傅玄是陕西耀县人。西晋的杜预是治《春秋》学的大家，亦是西安人。此外，巴蜀之地也是儒学的一个重镇，西汉景帝时的文翁虽然不是四川人，但其主要的活动在蜀地。他褒奖儒生，倡导儒学，在他的努力下，“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汉书·循吏传》）。此时在四川也涌现出许多大儒，如司马相如、王褒、落下闳、扬雄、何武等人，特别是扬雄，他是蜀地汉代的大儒。
南北朝时，学分南北，南学受玄学经学影响较大，“其学多华”；而北学受汉学章句训诂之风影响较大，颇有笃守淳厚之俗，“其学多朴”。北学重“三礼”，其传经之儒多于南朝，而能开立宗派者是陕西华阴人徐遵明。遵明弟子众多，当时许多经学大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可见，此时的北学实际上多集中在西部。南北经学的统一是在唐初，贞观年间，太宗命颜师古撰《五经定本》，又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遂完成了经学的统一，这一进程都是在长安进行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宋代以前儒家经学的重心基本在西部。迄宋代，张载创立的关学，成为宋代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对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蜀地的“苏学”，对宋代儒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之，从经学的发展视角来看，“西部儒学”这一概念也是可以成立的。同时，对儒家经学的研究，是“西部儒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第三，“西部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统治时期，起着特殊的历史作用。“东部儒学”主要是在汉族地区传播，而“西部儒学”是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地区传播，其对民族大融合的作用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了三百六十余年，许多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政权更替频繁，但是，为什么中华民族的“魂”没有散？国家分裂了而中华民族没有走向分崩离析，以后又能够统一起来？这与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努力学习儒学，尽可能地接受儒家先进文化有一定关系。蜀汉在三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割据政权，这里除了汉族之外，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其儒学也有着丰富的内容，在此不必赘述。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凉、后秦、西魏、北周等都是在西部建都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为了站稳脚跟，以加强对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的控制，往往借助儒学，以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同时，也为缩小民族间的文化差距，加强其汉化进程，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儒学。比较典型的如前赵刘渊、刘聪都是汉化了的匈奴人，他们尽力推崇儒学并加强儒学教育，儒学在当时仍保持着独尊的地位。前秦苻坚大兴学校，常亲临太学，考核诸生经义优劣。他在王猛当政时期，恢复魏晋士籍，规定凡“正道”（儒学）、“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律禁止。他虽然主张儒、佛并用，不过尤重视儒学。史载苻坚“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晋书·苻坚载记》）。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史称“学者咸劝，儒风盛焉”（《晋书·姚兴载记》）。此外，前凉儒学亦盛，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两千多人。西凉、北凉儒风亦很兴盛，当时敦煌是凉州的文化中心。北朝儒学本来就有汉代以来的深厚基础，加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面笼络汉人，一面要改变游牧民族的习俗和提升文化素质，并加快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这保障了儒学在西部仍不失宗主地位，并确保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仍有强大的凝聚力。
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儒学的研究，不仅对深化儒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研究西部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如在长期战乱中，汉民族建立在儒家思想观念基础上的正统观，在民族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十六国之间相互战争和与东晋的对峙中，儒家的正统观念往往会影响战争的结果。如苻坚发动的淝水之战之所以会大败，除了战略上的原因以外，与汉族人以晋为正统，而不愿随少数民族首领参战反晋有关。桓温多次北伐不战而胜，也与北方汉族人把晋当作正统而不积极参战有关。所以研究“西部儒学”，对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四，“西部儒学”是最早与佛教、道教发生密切交往关系的地域性儒学，这也是“西部儒学”的突出特征之一。从三教关系的视角研究儒学，“西部儒学”颇有其典型性。研究儒学与佛教、道教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关系，是“西部儒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西部儒学”研究有别于其他地域性儒学研究的突出特点。佛教是两汉之际从西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其最初传播也主要是从西部逐渐东移或南移的。虽然最早来中原传译小乘教的安世高是先到东汉的首都洛阳，传译大乘教的支娄迦谶也是先到洛阳传经。但大规模的佛教传译是在鸠摩罗什到长安之后。鸠摩罗什先在后凉传译大乘般若学，后秦姚兴将他迎到长安，在长安形成了较早的佛教传译中心。他的大弟子僧肇是长安人，他是“解空第一”。赴印度求法的高僧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等，都是从长安出发西行的。陈、隋之际，佛教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就是在与儒学的相互交往中，佛、儒相互吸收和融合，佛教宗派逐渐形成了。到唐代出现的佛教八大宗派，其中有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长安。这些宗派的形成，多是与融合传统儒学、道家思想有关的。
道教天师道前身五斗米道形成于西部的巴蜀和陕南一带，楼观道的产生和发展也集中在陕西关中。金元时全真道产生于西安户县，其倡导三教合一，说明此时儒学与佛教、道教已深度融合。此外，儒学也传入西藏，和藏传佛教发生了思想上的碰撞交融，从儒学与藏传佛教的交往中，可以发现“西部儒学”与佛教互动的一个特殊的视角，从而深化对“西部儒学”的研究。此外，历史上涉及三教关系的事件，多发生在西部。所以，从三教关系的视角研究“西部儒学”，有可能把儒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其实，不只三教关系，基督教聂斯托尔派在唐贞观九年（635）已传入中国，且最初主要在西部活动，此可以存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伊斯兰教也在唐永徽年间传入中原，它们也与儒学发生过交涉，研究它们的关系，也是“西部儒学”应关注的方面。
综上所述，提出“西部儒学”这一概念是可行的，加强“西部儒学”的研究是必要的。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的，加强地域性的学术研究，可以“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4]。
三 以西部学者进行的儒学传承和研究为对象是“西部儒学”的另一层含义
这也是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近年来所做的努力，包括为奖励“西部儒学”研究者设立了纳通儒学奖等一系列措施。这一意义上的“西部儒学”，包括西北五省、西南各省的儒学研究者进行的儒学研究工作，即西部地区的学者以儒学为对象所进行的传承和研究即“西部儒学”。这方面要做的工作非常多，例如四川的学者进行的蜀学研究，陕西的学者进行的关学研究，宁夏的学者所进行的“朔方文化”研究，贵州的学者开展的阳明学、黔学的研究等，以及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地的学者开展的民族地区的儒学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为了推动这一意义上的“西部儒学”研究，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它们经过多年努力编纂的《儒藏》《巴蜀全书》等，就是“西部儒学”研究的重大成就。陕西学者编纂的“关学文库”，也可视为“西部儒学”的重要成果。
如何进一步深化“西部儒学”的研究？笔者以为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第一个意义上对“西部儒学”的研究，即研究儒学在西部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如开展西部儒家经学史研究；“西部儒学”的特征研究；“西部儒学”的发展演变研究；儒学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特征、作用的研究；儒学与佛道关系在西部的表现研究；儒学与西藏佛教的关系研究等。重要的还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字儒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西部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对西夏文、维吾尔文、回鹘文、藏文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应是目前“西部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可以通过设立项目来展开。二是在第二个意义上对“西部儒学”的研究，即推动我们地处西部的学者加强儒学的传承和研究。如舒大刚先生拟组织的《西部儒藏》、“西部儒学”教材及已经开展的儒学评奖等工作。可以说，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为中心的“西部儒学”研究阵地，我们大家也要积极配合，支持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三是加强“西部儒学”研究者与其他地域研究者的交流与互动，以扩大视野，相互学习，共同推动“西部儒学”研究的深化。
[1]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2页。
[3]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7页。
[4] 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