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明威之“渔”的接受

第一节 海明威之“渔”在西方

西方学者涉及海明威之“渔”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宗教文化类[1]。（2）技术技巧类。（3）渔猎运动类。（4）生物生态类。

一 宗教文化类

所谓“宗教文化类”指的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解释海明威之“渔”的评论群体。这些评论多从《圣经》文化或希腊神话的角度阐释海明威之“渔”。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小威尔森（G.R.Wilson Jr.）、凯瑟琳·摩根（Kathleen Morgan）、路易斯·罗沙达（Luis Losada）、艾格里·克鲁皮（Agori Kroupi）、杰弗里·赫里希（Jeffrey Herlihy）等。

马尔科姆·考利以《大双心河》为例，认为：海明威作品中的“渔”行为不是简单的“休闲运动”，而是一种具有宗教内涵的仪式。他将这种仪式等同于原始民族祛妖除魔的仪式：“许多所谓的原始民族都有一套极为繁复的信仰体系，这种体系要求几乎接连不断地举行各种仪式，甚至他们祭酒神的狂欢饮宴也受到传统规则的约束。有些在森林栖居的部落相信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或每一只动物都有它自己附身的神灵。他们每杀死一只动物或砍倒一棵树，都必须重复一套赎罪的程式以求它的宽恕，否则它的神灵就会骚扰他们。由于他们是短暂地生存在一个充满敌对势力的世界里，他们相信，只能通过魔法才能保全自己。海明威的作品中也有某种属于同样气氛的东西。”[2]马尔科姆·考利的发现令人钦佩，但他只是抽象地将“渔”行为喻为原始部族祛妖除魔的仪式，并未具体解释“渔”行为成为祛妖除魔之手段的文化成因。这也为本书的写作留下充足的发掘空间。

1977年秋季，英国评论家小威尔森发表了《〈老人与海〉中的道成肉身与救赎》[3]（Incarnation and Redemption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该论文主要从道成肉身与救赎两个角度，讨论了小说的象征问题；其对“渔”行为的涉及依然与老人的身份有关。该文章强调了老渔夫与耶稣基督的相似性，批驳了准则英雄的观点。该文认为：在准则英雄的背后，隐藏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象征性描述。小说中的老人不仅具有个体英雄的意义，还具有宗教神学层面的意义。与前几位学者类似，该文作者意识到小说中的宗教文化，也注意到老人的渔夫身份，却只是谈论老人与耶稣的相似性，对“渔”行为的讨论只是顺便提及。

此后，又有学者从古希腊文化角度谈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凯瑟琳·摩根及路易斯·罗沙达在1992年发表的《〈老人与海〉与圣蒂雅各[4]：一个荷马式的英雄》（Santiago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A Homeric Hero）一文[5]就是一例。该文分析了主人公圣蒂雅各与《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中的英雄的相似之处。具体而言，该文作者将老人圣蒂雅各与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Achilles）以及奥德赛（Odysseus）进行比较，列出他们之间的相似点。在谈及老人圣蒂雅各与阿喀琉斯的相似点时，作者认为：两个都是英雄人物，使命天成——阿喀琉斯注定要在战场上杀掉赫克托尔（Hector），老人也注定要做最优秀的渔夫。而后，文章还比较了老人圣蒂雅各与奥德赛之间的相似：他们都有很大的手劲，身上都留有历尽艰辛的疤痕；他们在战胜对手时都显示了各自的智慧。但该论文只是将“大鱼”抽象化为强大的对手，并没有深入“大鱼”形象的文化记忆进行讨论。因此，在作者的眼中，老人之“渔”只与阿喀琉斯的骁勇善战类似。

2008年，在《海明威评论》（The Hemingway Review）上，艾格里·克鲁皮发表了《海明威作品中捕鱼与斗牛的宗教含义》（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s of Fishing and Bullfighting in Hemingway's Work）[6]。在论文中，克鲁皮反对将海明威的“渔”行为解释为一种运动，提出海明威小说中的“渔”行为与斗牛一样，是宗教救赎的一种隐喻。但他对“渔”行为宗教救赎的解释有些主观。例如：其认为“鱼”象征着宗教层面的灵魂；“渔”也就因此成为一种捕获灵魂的行为。而且，克鲁皮对鱼的解释过于依赖宗教，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方“大鱼”形象。因此，克鲁皮所提出的捕鱼之宗教含义并没有从宗教文化的角度全面考察“渔”行为的特殊内涵，对人物捕鱼行为的讨论也显得不够充分。

2009年，同在《海明威评论》上，杰弗里·赫里希发表了《眼睛与海水同色：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圣蒂雅各从西班牙流亡以及种族他者》（“Eyes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Santiago's Expatriation from Spain and Ethnic Otherness in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一文[7]。赫里希从流亡以及他者文化的角度，讨论了老渔夫的西班牙背景。在这一论文中，“渔”只作为人物的普通行为，融入作者关于人物流亡生活的讨论。换言之，论文作者虽然也从文化层面进行分析，却忽视了老人之“渔”行为的文化记忆。

二 技术技巧类

“技术技巧类”的评论较少，却也因稀缺而显得独树一帜。约瑟夫·比佛（Joseph Beaver）就是这类评论的代表人物。在“海明威的‘技巧’”（“Technique”in Hemingway）一文[8]中，他将海明威对“渔”行为的描写视为海明威对“正确技巧”（correct technique）（326）的偏爱。比佛认为：使用这些“正确技巧”，能让海明威笔下诞生伟大的英雄，海明威的作品也因此而变得伟大。而且，这些技巧的精准能使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获得一种“无法描述的内心的满足感”（indescribable inward sense of satisfaction）（328）。对海明威而言，这种满足感也体现了男人的“荣耀与尊严”（glory and dignity）（328）。为此，他还将海明威的两部作品《跨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及《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提出：《跨河入林》的失败在于海明威缺乏对“技巧”的描述；《老人与海》的成功则在于老人之“渔”技巧。由此可见，约瑟夫·比佛只是将老人之“渔”视为一般的人物动作；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海明威关于动作描述的精准性。

三 渔猎运动类

“渔猎运动类”的评论者多将“渔”行为视为一种竞技运动或者户外休闲，将鱼视为生物意义上的鱼。主要代表有：F.W.杜皮（F.W.Dupee）、罗伯特·维克斯（Robert P.Weeks）、格里高利·索加卡（Gregory Sojka）、马克·勃朗宁（Mark Browning）、尼克·莱恩斯（Nick Lyons）。

1953年，F.W.杜皮在《评论：揭示海明威》（Review：Hemingway Revealed）一文[9]认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延续了梅尔维尔（Melville）及福克纳（Faulkner）以来的美国文学之“狩猎文学”传统。在杜皮眼中，老人之“渔”行为只是一种狩猎运动，鱼只是老人的一般猎物，《老人与海》也自然成为一个普通的渔猎故事。

罗伯特·维克斯在1962年发表的《〈老人与海〉中的伪造》（Fakery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一文[10]中也将“渔”行为视为一般意义上的户外活动。不仅如此，维克斯还十分认真地引用鱼类学专家以及海洋学专家的话，证明海明威对大鱼的水下活动以及生理性别所进行的伪造。罗伯特·维克斯也将大鱼视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物，以至于无法忍受海明威的虚构，而异常认真地与之计较大鱼的生理性别。维克斯的观点有理有据，确实令人相信《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一条虚假的超级大鱼与一个虚假的超级渔夫间的对决”[11]，但维克斯的观点拘泥于大鱼的自然属性，忽略了“渔”行为的特殊文化内涵。

1985年，格里高利·索加卡在《钓鱼者海明威》（Hemingway，the Angler）一书[12]中，专门讨论了海明威之“渔”，但只将“渔”行为视为一种竞技运动，一种体现海明威竞争美学思想的运动。换言之，垂钓活动成就了海明威的竞争美学观：其笔下的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托马斯·哈德森（Thomas Hudson），以及圣蒂雅各等人体现了这种竞争意识。格里高利·索加卡虽专题讨论了海明威之“渔”，却不意味着其对海明威之“渔”进行了终结式的讨论。索加卡的研究只从海明威之“渔”的表面现象出发，将其理解为一种竞技形式，并没有涉及“大鱼”形象的文化记忆以及“斗鱼英雄”的性属表现。因此，索加卡的研究虽开了先河，却忽略了西方“渔”行为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及其性属表征的功能。

1998年，马克·勃朗宁在《北美文学中的假饵钓鱼》（Fly Fishing in North America Literature）[13]一书中，以“假饵钓鱼”作为文本选择标准，罗列了从《圣经》文本到北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假饵钓鱼的相关文字。其中，马克·勃朗宁也谈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他只是将“钓鱼”视为文学中的运动主题。即使谈及《圣经》中的“渔”行为，也只是为该运动主题追根溯源而已。因此，勃朗宁虽提及《圣经》的“渔”情节，却忽略了其真正的文化内涵。

2004年由美国斯克里布纳（Scribner）公司出版的《海明威论渔》（Hemingway on Fishing）一书对海明威作品中的涉“渔”文字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处理。但该书主编尼克·莱恩斯只是将海明威的涉“渔”作品重新编排到一块儿，而且无意对海明威之“渔”做具体分析。他在该书序言部分就告诉读者：“这是一本收录海明威涉渔作品的集子。我想本书能为渔钓爱好者以及普通读者展示海明威对渔钓活动的热情，以及他书写其喜好运动的高超技艺。”[14]由此可见，尼克·莱恩斯也是将海明威之“渔”视为海明威对运动主题的表现。他所编的这本书只看到海明威“渔钓爱好者”的一面，对于“渔”背后的西方“大鱼”形象以及英雄文化显然处于忽略的状态。

四 生物生态类

所谓“生物生态类”指的是：评论者将海明威作品中的“鱼”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也将“渔”行为看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类的主要代表有：列奥·哥科（Leo Gurko）、莱恩·黑吉尔（Ryan Hegiger）、戴伊奇·苏盖（Daichi Sugai）等。

列奥·哥科1955年在《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上发表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一文[15]就将大鱼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认为小说中的“渔”行为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他略去老人与大鱼之间的生死搏斗情节，刻意强调老人将大鱼拉到船舷，一同航行的细节，并以此为据，指出这是人、鱼和谐关系的一种体现。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批评开始大规模影响海明威研究。1996年在美国爱达荷州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海明威研讨会的主题就是“海明威与自然界”。人们开始对海明威作品的研究表现出更多的生态关注。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虽从生态意义上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却有简单化处理海明威之“渔”的嫌疑。

莱恩·黑吉尔在《海明威〈老人与海〉、〈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山下〉中的狩猎、捕鱼以及道德之痛》（Hunting，Fishing，and the Cramp of Ethics in Ernest Hemingway'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Green Hills of Africa，and Under Kilimanjaro）一文[16]中认为：在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中，猎物的大小、数量已不再是其关注的焦点，道德经历倒是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例如，在《老人与海》中，鱼只是一种自然界的生物；“渔”行为则反映了人对这种自然界生物（象征着自然环境）的一种道德意识。

戴伊奇·苏盖2017年在《海明威评论》发表论文，将作家布洛提恩（Brautigan）的作品和海明威小说中的渔情节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海明威笔下的“渔”行为依然是充满田园生态味的一种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