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中国文化外交有关的国家/政党结构

文化外交的重点是政府和政党组织，包括中宣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外交部、国务院新闻部办公室等。既定数量的行为体不是遵循公共外交或文化外交的具体国家战略，而是受制于具体的纲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定位上有发言权，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等”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公共外交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立场和行动常常为最高领导人和具体方案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

其他国家行为体有省市级机关、民间社会团体、对外友协、知识精英、学术机构、侨办机构。在这方面，提及中国政府推动的智库战略也是有效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鼓励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智库。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的智库进一步巩固。为了是到 2020年底，中国将建成国际上有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意味着科研、政策和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一带一路”（BRI）智库联盟即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在2015年发起。同样，丝绸之路智库协会于2016年启动，目的是“加深人们对发展主动权的理解，避免国家之间的误解”。

虽然中国对私营部门的理解可能与西方不同，但中国企业在积极连接外交政策客体和商业利益团体的过程中，也涉及公共和文化外交当中。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的存在，正在文化上实施中国文化导向的项目。

通过传播语言和文化意识，了解中国，也对中国的形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并影响不同语境下的舆论建设。通过各种交流活动，促进双方的理解。

文化、学术和交流活动：海外中国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孔子学院，它由中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办公室（汉办）管理，隶属于中国教育部，并由各部委的其他代表组成政府机构和其他研究机构或机构的临时合作。截至2017年，孔子学院在 142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516所孔子学院和 1076所孔子课堂，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发布的消息。孔子学院创立于 1974年，并于 2004年在韩国开设了第一所孔子学院。哈蒂格（Hartig）在对德国孔子学院的研究中强调，由于文化外交是行使“软实力”的手段，因此，孔子学院可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工具，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施加中国“软实力”。此外，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欧洲设有七个中心（巴黎、马耳他、柏林、莫斯科、马德里、哥本哈根和布鲁塞尔）；非洲（毛里求斯、贝宁、开罗、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亚洲（首尔、东京、乌兰巴托、曼谷、老挝、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新加坡）；墨西哥，悉尼，新西兰和斐济。研究和举办不同的项目和活动，主要关注传统文化。根据同一研究者，中国文化研究所与孔子学院的区别在于利用官方和非正式的国内资源，与国有组织和私营企业合作，包括表演团体和艺术从业者，并与海外侨胞有联系。

媒体、出版和信息活动：国家大力开展媒体信息活动，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各驻外使、领馆、新华社、中国全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社会媒体等传播信息。许多中国媒体频道都有多语言电视频道和网站，他们的声音在全球各地与全球办公室进行传播。双边和多边媒体合作、培训和专业交流协议是扩大中国在全球通信中占据更大份额的基础。因此，建立与外国公众的关系也可以在更直接的层面上进行。例如，由《今日中国》付费的插播“ChinaWatch”在《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全球主要报纸上都有报道。

从这个意义上说，“借船出海”也说明了影响海外市场的努力。

同时，中国出版业加大力度“造船出海”，以进一步创新方式，不断开拓世界之路。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发达国家，“走出去”的出版不仅限于实物图书、专用基金和专业人才“走出去”的出口，而且利用“软实力”来影响“硬实力”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此外，世界各地的展览和非贸易出版物也可以通过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只有不断构建新的平台，开辟新的渠道，才能拓展中国优秀图书的国际覆盖，使中国出版真正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此外，到世界各地办会展、以非贸易方式赠予出版物，同样能把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只有不断建设新的平台、开通新的渠道，才能扩大中国优秀图书的国际覆盖面，让中国出版真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1]

强调对中国文学和出版业进行框架化的要求表明：积极寻求对媒体内容产生影响的举措日益增多，并影响到政治讨论和议程设置的基调，以及参照建立话语体系支持政府在海外的成功定位。

体育、艺术和大型活动：这里列举一些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中国形象塑造和提升文化外交对话活动机会的中国文化外交事件：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2016年G20杭州峰会，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在北京举行的首脑会议和 2017年金砖国家厦门峰会[2]。